第一次看到全景式的中正纪念堂的画面，是在香港电影《黑金》中。那个以马英九为原型的法务部长，浑身上下充满凛然正气，誓言“除恶务尽”，当他在晨练中迈着矫健的步伐跑过「大中至正」牌楼时，我还真有点感动。
当我第一次到台湾访问时，来到这个台北市内最大的牌楼前，一抬头才发现“大中至正”四个字已改为“自由广场”，“中正纪念堂”亦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大厅内挂上风筝吊饰的装置艺术，蒋介石铜像前的站岗礼兵也被撤走。
二零一三年春，我再次来台湾，小住一段时间。借住的朋友家，离自由广场不足一箭之遥，我多次到园区内散步。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依循《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条例》，恢复了“中正纪念堂”的牌衔和展场旧观。不过，自由广场的名字作为某种折衷保留下来。
帝国传统：从中山陵到“中正庙”
我第一次到“中正纪念堂”时，宛若到了南京中山陵，进而感觉台北俨然是“小南京”。那种国民党专用的蓝白相间的色彩，那种巨型建筑彰显的威权主义的雰围，那些中国古代皇家建筑专享的象征元素，使这两个地方如同孪生兄弟。也许这就是“民国味道”？
孙文去世后，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从时间、空间、仪式、教育与传媒等多重维度向全社会强势推广“孙中山符号”，表明该党成功地掌控和运用了向社会和民间传输特定政治符号的重要权力技术。本来，在晚清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孙文未必比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人重要，但经过国民党的偶像化，孙文成了独一无二的“国父”。
中山陵是孙文纪念空间的最高形式。中国传统帝王墓穴有一个专有名词——“陵”。《说文解字》曰：“陵，大也。”历代帝王陵墓建设规模宏大，具备一套朝拜祭祀的礼仪，目的在展示至高无上的皇权，维护“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让民众服膺于专制统治。历史上只有皇帝用“陵”表示其死后依然享有凌驾于臣民之上的荣光。即便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其墓葬也只能称之为“林”。
吕彦直设计的警钟形陵墓，最能体现孙文及国民党的政治意图。中山陵是国民党沿用传统帝王葬仪来体现孙文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与孙文生前所标榜的民主和平等理念背道而驰。以面积而论，其陵墓达五万余亩，是汉武帝陵的五倍；以高度而论，其陵墓位于海拔一百五十八米的紫金山第二峰南坡，比独龙岗的明孝陵高出九十多米，也超出南京所有帝陵的高度。
中山陵与历代帝陵之差异，可以用来透视现代威权主义与传统帝制之不同：古代帝王陵墓要保持神秘感，民众不得涉足其间；而中山陵对外开放，具有让人瞻仰、敬拜的公共性和全民性，以此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北伐成功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惜耗费巨资建构此一神圣空间，近代史学者陈筠茜在《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中指出：“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不惜巨资兴建中山陵，所耗费用高达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
蒋介石以“总理信徒”自居，如果他没有丢失大陆，死后一定会在中山陵附近修筑与之规格相近的“中正陵”。然而，蒋介石败退台湾，“反共大陆”直到其死亡亦只能望梅止渴。于是，“总裁”与“总理”在地下为伴，成为一个不可企及之梦想。蒋介石对台湾并无归属感，不愿安葬在台湾，故而其灵柩仍然暂时安放在慈湖。不过，国民党当局为贯彻对蒋介石的偶像崇拜，遂在台北市中心修建“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在设计时，即隐含多种中国帝国传统的象征语汇。其外表以蓝、白二色为主，象征「青天白日」；纪念堂平面为方形格局，象征蒋中正的「中正」；坐东面西，隐喻蒋介石遥望大陆；仿效北京天坛的流璃瓦八角攒尖顶代表八德，隐藏的人形象征天人合一。纪念堂正面共有花岗石八十四阶、大厅阶梯五阶，合计八十九阶，表示蒋中正享寿八十九岁。台阶中间为中华民国国徽图案的丹陛，在中国传统建筑上，只用于宫殿或庙堂。可见，国民党内心承认，蒋是一个没有穿黄袍的当代皇帝。难怪一九九零年野百合学运中，学生们用“图腾与禁忌”的演出颠覆独裁者的神圣性，将“中正纪念堂”戏称为“中正庙”或“蒋庙”。
就连牌坊上的“大中至正”四个字，亦出自蒋介石推崇的明代大儒王阳明。蒋介石以王阳明信徒自居，而王阳明血腥屠杀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统统被遮蔽了。在一九三零年代，蒋介石更是提出过“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之口号。自称基督徒的蒋介石，对基督信仰的热情，其实远远赶不上对儒家政治伦理和法西斯主义的喜好。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并非英美意义上的民主政党。
正如共产党洗不去毛泽东的烙印，国民党亦无法洗去蒋介石的烙印。中正纪念堂内凝固的历史叙事与外面自由而清新的空气，形成了“墙里秋千墙外道”的反讽效果。晚年从共产党体系中反戈一击、“剔骨还父”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李慎之，有名言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专制主义。从中山陵到中正堂，活生生地体现了“威权从谎言和暴力中来，也从象征和隐喻中来”的道理。
老蒋是 “次坏”的那个苹果吗？
同样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之地，单就美学水平而言，公允地说，“中正纪念堂”高出“毛主席纪念堂”甚多。后者融入了苏联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僵硬冷酷的特征，连威权主义者身上那种以万民之“父母”和“牧者”自居的温情都没有。
一九五零年代，天安门广场从一个明清时期封闭的宫廷禁地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但在思想空间上，如历史学者洪长泰在《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一书中所言，它仍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地方之一。如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摄像头林立，军警和便衣比游人还多；而台北的自由广场，人们轻松自在，看不到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安全人员。
我在中正纪念堂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是台北市陆客最集中的旅游胜地。两岸刚刚开放旅游时，到台湾的陆客心有禁忌，不敢到中正纪念堂、忠烈祠等国民党色彩太过强烈的地方参观。十多年之后，中正纪念堂内最大多数的参观者，不是台湾本地人，也不是日本人和西方人，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陆客。人们看到蒋介石的塑像的反应是新鲜甚至欣喜，凑上去拍照，他们“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一幅登堂入室、旁若无人的模样。有台湾朋友打趣地说，要是老蒋听到这么多来自中国各省的乡音，没准还会以为光复大陆的事业已经成功了呢。
在海峡两岸，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冰火两重天，这正表明两岸政治格局与民情民意之差异。一九九零年代，台湾实现民主化之后，随着“二二八”惨案及白色恐怖时代的种种黑幕浮出水面，老蒋在台湾的声誉像崩盘的股市一样越来越低。二零一三年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台湾设计蒋”的文创活动，刚刚在网上发布消息，便惹得民间舆论大哗，连文化部长龙应台亦不得不出面灭火。网友纷纷恶搞蒋介石，甚至设计了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厕纸以及夹脚拖鞋等物品去参加评奖。
反之，由于彼岸的共产党政权贪腐无度、暴力维稳、天怒人怨，使得国民党和蒋介石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中国人受共产党之苛政久矣，在漆黑一片中，看不到希望，找不到替代品，便怀念起半个多世纪之前被赶走的国民党来。这是因距离产生的美感。于是，被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嘲弄和羞辱半个多世纪的“蒋光头”，突然如同转世灵童般闪闪发光。中国有一些老百姓认为，跟残民以逞的毛泽东相比，蒋介石至少算一个“次坏”的苹果。近年来，“民国热”遍布中国学界与民间，关于民国的书籍销量都很好，许多大学生穿上民国服装拍摄毕业照。也有一些异议人士，在共产党的打压之下，积极组织“泛蓝联盟”，欢迎国民党回来执政。
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权统治之下扭曲而虚幻的民意。毛泽东是个暴君，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是明君。独裁虽有差别，但独裁的本质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非得选择那个“次坏”的苹果，而不能选择一个真正的“好”苹果呢？
天安门学运与野百合学运结果迥异
我对华盛顿市内的林肯纪念堂的印象，跟林肯无关，却来自于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那里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同样，我对“中正纪念堂”的关注，与蒋介石无关，而是源于一九九零年在自由广场上演的野百合学运。
一般“到此一游”的陆客，对台湾民主化对历史了解不多，他们只知道蒋介石是这里的主人，而不知道野百合学运在此拉开序幕。关于野百合学运，台湾电影《男朋友，女朋友》中有过惊鸿一瞥。这部电影将同性恋、异性恋、三角恋混杂地放置于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背景中，令人想起中国导演娄烨的《颐和园》。虽然我不喜欢几名主人公的畸形的爱与欲，却被那一刻广场上纯真而酣畅的青春所感动。我是天安门学运的迟到者和缺席者，我的青春不曾燃烧过，我就把天安门学运和野百合学运的参与者们当作精神上的兄长。
天安门与野百合虽无血脉相连，前后发生，却非偶然。《八十年代台湾学生运动史》中记载：当时，参与静坐的台湾各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写道：“天安门事件时，举国上下都说：‘他们正在写历史。’为什么我们的子弟、我们的孩子们也在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却要打击他们？”后来研究野百合学运的史家也指出，野百合学运中的“天安门情结”是个很复杂的现象，包含对学运的肯定、对血腥镇压的恐惧以及要求改革的情绪。加之台湾从未发生过类似的场面，人们只好以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理解去掌握野百合学运。
中正纪念堂这个仅次于总统府的威权主义的“皇家禁地”，在那风云突变的一个星期里，居然成了学生们的嘉年华的所在地。学生运动始终是独立的，虽然民进党也在同一地点举行抗议活动，但学生们巧妙利用蜂拥而至的小贩，将两者区清楚地隔开来。巨大的野百合造像被放置在广场中央，让躲藏在“中正纪念堂”内的蒋介石塑像暗淡无光。国民党标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学生们幽默地改为“大盗之行，天下围攻”。沉重的历史与激扬的青春在此撞击。从那一天起，这个广场便被学生更名为“自由广场”，以后有没有换上牌坊上那四个王羲之的集字都不重要了。
幸运的是，与彼岸天安门学运遭到血腥屠杀截然不同，野百合学运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答应召开国是会议，并终结万年国会，“老贼”们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二零一三年春，我在台北问当时的学运领袖罗文嘉，你们有没有害怕国民党政府会像共产党政府那样出兵镇压？罗回答说：“当时的台湾环境，我们并不认为国民党会直接武力镇压。毕竟他高举民主旗帜、必须顾及国际观感。但用镇暴警力驱离或逮捕、再用法律威吓或制裁，倒是我们担忧的。”
无论哪里的青年，总是怀抱着一种信念——自由与爱代表着一个更好的世界。然而，不知是世界终将背叛他们，还是那时的他们误解了自由与爱的含义，迎面而来的明天，并没有他们想要的礼物。自由倒是如约而至，但滥用自由成了青年一代的主流。当年野百合学运的领袖之中，范云和吴叡人在中央研究院的书斋中埋头做学问，罗文嘉在乡间开办水牛书店，顾玉玲投身民间NGO……他们中，没有几个成为政坛上长袖善舞的人物。他们不愿意背叛自由与梦想。
学运结束时，野百合塑像诡异地失踪，给学运划上稍欠圆满的句号。野百合学运打破了蒋介石这一笼罩台湾半个世纪的图腾禁忌，却没有完全颠覆中正纪念堂及其背靠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如今，“自由广场”与“中正纪念堂”并存的怪现状，正表明台湾的转型正义“欲说还休”。
自由广场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21号 电话号码：2 2343 1100
当我第一次到台湾访问时，来到这个台北市内最大的牌楼前，一抬头才发现“大中至正”四个字已改为“自由广场”，“中正纪念堂”亦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大厅内挂上风筝吊饰的装置艺术，蒋介石铜像前的站岗礼兵也被撤走。
二零一三年春，我再次来台湾，小住一段时间。借住的朋友家，离自由广场不足一箭之遥，我多次到园区内散步。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依循《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条例》，恢复了“中正纪念堂”的牌衔和展场旧观。不过，自由广场的名字作为某种折衷保留下来。
帝国传统：从中山陵到“中正庙”
我第一次到“中正纪念堂”时，宛若到了南京中山陵，进而感觉台北俨然是“小南京”。那种国民党专用的蓝白相间的色彩，那种巨型建筑彰显的威权主义的雰围，那些中国古代皇家建筑专享的象征元素，使这两个地方如同孪生兄弟。也许这就是“民国味道”？
孙文去世后，国民党利用国家权力，从时间、空间、仪式、教育与传媒等多重维度向全社会强势推广“孙中山符号”，表明该党成功地掌控和运用了向社会和民间传输特定政治符号的重要权力技术。本来，在晚清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孙文未必比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人重要，但经过国民党的偶像化，孙文成了独一无二的“国父”。
中山陵是孙文纪念空间的最高形式。中国传统帝王墓穴有一个专有名词——“陵”。《说文解字》曰：“陵，大也。”历代帝王陵墓建设规模宏大，具备一套朝拜祭祀的礼仪，目的在展示至高无上的皇权，维护“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让民众服膺于专制统治。历史上只有皇帝用“陵”表示其死后依然享有凌驾于臣民之上的荣光。即便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其墓葬也只能称之为“林”。
吕彦直设计的警钟形陵墓，最能体现孙文及国民党的政治意图。中山陵是国民党沿用传统帝王葬仪来体现孙文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与孙文生前所标榜的民主和平等理念背道而驰。以面积而论，其陵墓达五万余亩，是汉武帝陵的五倍；以高度而论，其陵墓位于海拔一百五十八米的紫金山第二峰南坡，比独龙岗的明孝陵高出九十多米，也超出南京所有帝陵的高度。
中山陵与历代帝陵之差异，可以用来透视现代威权主义与传统帝制之不同：古代帝王陵墓要保持神秘感，民众不得涉足其间；而中山陵对外开放，具有让人瞻仰、敬拜的公共性和全民性，以此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北伐成功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惜耗费巨资建构此一神圣空间，近代史学者陈筠茜在《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中指出：“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不惜巨资兴建中山陵，所耗费用高达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
蒋介石以“总理信徒”自居，如果他没有丢失大陆，死后一定会在中山陵附近修筑与之规格相近的“中正陵”。然而，蒋介石败退台湾，“反共大陆”直到其死亡亦只能望梅止渴。于是，“总裁”与“总理”在地下为伴，成为一个不可企及之梦想。蒋介石对台湾并无归属感，不愿安葬在台湾，故而其灵柩仍然暂时安放在慈湖。不过，国民党当局为贯彻对蒋介石的偶像崇拜，遂在台北市中心修建“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在设计时，即隐含多种中国帝国传统的象征语汇。其外表以蓝、白二色为主，象征「青天白日」；纪念堂平面为方形格局，象征蒋中正的「中正」；坐东面西，隐喻蒋介石遥望大陆；仿效北京天坛的流璃瓦八角攒尖顶代表八德，隐藏的人形象征天人合一。纪念堂正面共有花岗石八十四阶、大厅阶梯五阶，合计八十九阶，表示蒋中正享寿八十九岁。台阶中间为中华民国国徽图案的丹陛，在中国传统建筑上，只用于宫殿或庙堂。可见，国民党内心承认，蒋是一个没有穿黄袍的当代皇帝。难怪一九九零年野百合学运中，学生们用“图腾与禁忌”的演出颠覆独裁者的神圣性，将“中正纪念堂”戏称为“中正庙”或“蒋庙”。
就连牌坊上的“大中至正”四个字，亦出自蒋介石推崇的明代大儒王阳明。蒋介石以王阳明信徒自居，而王阳明血腥屠杀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统统被遮蔽了。在一九三零年代，蒋介石更是提出过“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之口号。自称基督徒的蒋介石，对基督信仰的热情，其实远远赶不上对儒家政治伦理和法西斯主义的喜好。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并非英美意义上的民主政党。
正如共产党洗不去毛泽东的烙印，国民党亦无法洗去蒋介石的烙印。中正纪念堂内凝固的历史叙事与外面自由而清新的空气，形成了“墙里秋千墙外道”的反讽效果。晚年从共产党体系中反戈一击、“剔骨还父”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李慎之，有名言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专制主义。从中山陵到中正堂，活生生地体现了“威权从谎言和暴力中来，也从象征和隐喻中来”的道理。
老蒋是 “次坏”的那个苹果吗？
同样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之地，单就美学水平而言，公允地说，“中正纪念堂”高出“毛主席纪念堂”甚多。后者融入了苏联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僵硬冷酷的特征，连威权主义者身上那种以万民之“父母”和“牧者”自居的温情都没有。
一九五零年代，天安门广场从一个明清时期封闭的宫廷禁地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但在思想空间上，如历史学者洪长泰在《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一书中所言，它仍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地方之一。如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摄像头林立，军警和便衣比游人还多；而台北的自由广场，人们轻松自在，看不到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安全人员。
我在中正纪念堂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是台北市陆客最集中的旅游胜地。两岸刚刚开放旅游时，到台湾的陆客心有禁忌，不敢到中正纪念堂、忠烈祠等国民党色彩太过强烈的地方参观。十多年之后，中正纪念堂内最大多数的参观者，不是台湾本地人，也不是日本人和西方人，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陆客。人们看到蒋介石的塑像的反应是新鲜甚至欣喜，凑上去拍照，他们“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一幅登堂入室、旁若无人的模样。有台湾朋友打趣地说，要是老蒋听到这么多来自中国各省的乡音，没准还会以为光复大陆的事业已经成功了呢。
在海峡两岸，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冰火两重天，这正表明两岸政治格局与民情民意之差异。一九九零年代，台湾实现民主化之后，随着“二二八”惨案及白色恐怖时代的种种黑幕浮出水面，老蒋在台湾的声誉像崩盘的股市一样越来越低。二零一三年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台湾设计蒋”的文创活动，刚刚在网上发布消息，便惹得民间舆论大哗，连文化部长龙应台亦不得不出面灭火。网友纷纷恶搞蒋介石，甚至设计了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厕纸以及夹脚拖鞋等物品去参加评奖。
反之，由于彼岸的共产党政权贪腐无度、暴力维稳、天怒人怨，使得国民党和蒋介石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中国人受共产党之苛政久矣，在漆黑一片中，看不到希望，找不到替代品，便怀念起半个多世纪之前被赶走的国民党来。这是因距离产生的美感。于是，被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嘲弄和羞辱半个多世纪的“蒋光头”，突然如同转世灵童般闪闪发光。中国有一些老百姓认为，跟残民以逞的毛泽东相比，蒋介石至少算一个“次坏”的苹果。近年来，“民国热”遍布中国学界与民间，关于民国的书籍销量都很好，许多大学生穿上民国服装拍摄毕业照。也有一些异议人士，在共产党的打压之下，积极组织“泛蓝联盟”，欢迎国民党回来执政。
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权统治之下扭曲而虚幻的民意。毛泽东是个暴君，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是明君。独裁虽有差别，但独裁的本质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非得选择那个“次坏”的苹果，而不能选择一个真正的“好”苹果呢？
天安门学运与野百合学运结果迥异
我对华盛顿市内的林肯纪念堂的印象，跟林肯无关，却来自于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那里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同样，我对“中正纪念堂”的关注，与蒋介石无关，而是源于一九九零年在自由广场上演的野百合学运。
一般“到此一游”的陆客，对台湾民主化对历史了解不多，他们只知道蒋介石是这里的主人，而不知道野百合学运在此拉开序幕。关于野百合学运，台湾电影《男朋友，女朋友》中有过惊鸿一瞥。这部电影将同性恋、异性恋、三角恋混杂地放置于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背景中，令人想起中国导演娄烨的《颐和园》。虽然我不喜欢几名主人公的畸形的爱与欲，却被那一刻广场上纯真而酣畅的青春所感动。我是天安门学运的迟到者和缺席者，我的青春不曾燃烧过，我就把天安门学运和野百合学运的参与者们当作精神上的兄长。
天安门与野百合虽无血脉相连，前后发生，却非偶然。《八十年代台湾学生运动史》中记载：当时，参与静坐的台湾各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写道：“天安门事件时，举国上下都说：‘他们正在写历史。’为什么我们的子弟、我们的孩子们也在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却要打击他们？”后来研究野百合学运的史家也指出，野百合学运中的“天安门情结”是个很复杂的现象，包含对学运的肯定、对血腥镇压的恐惧以及要求改革的情绪。加之台湾从未发生过类似的场面，人们只好以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理解去掌握野百合学运。
中正纪念堂这个仅次于总统府的威权主义的“皇家禁地”，在那风云突变的一个星期里，居然成了学生们的嘉年华的所在地。学生运动始终是独立的，虽然民进党也在同一地点举行抗议活动，但学生们巧妙利用蜂拥而至的小贩，将两者区清楚地隔开来。巨大的野百合造像被放置在广场中央，让躲藏在“中正纪念堂”内的蒋介石塑像暗淡无光。国民党标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学生们幽默地改为“大盗之行，天下围攻”。沉重的历史与激扬的青春在此撞击。从那一天起，这个广场便被学生更名为“自由广场”，以后有没有换上牌坊上那四个王羲之的集字都不重要了。
幸运的是，与彼岸天安门学运遭到血腥屠杀截然不同，野百合学运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答应召开国是会议，并终结万年国会，“老贼”们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二零一三年春，我在台北问当时的学运领袖罗文嘉，你们有没有害怕国民党政府会像共产党政府那样出兵镇压？罗回答说：“当时的台湾环境，我们并不认为国民党会直接武力镇压。毕竟他高举民主旗帜、必须顾及国际观感。但用镇暴警力驱离或逮捕、再用法律威吓或制裁，倒是我们担忧的。”
无论哪里的青年，总是怀抱着一种信念——自由与爱代表着一个更好的世界。然而，不知是世界终将背叛他们，还是那时的他们误解了自由与爱的含义，迎面而来的明天，并没有他们想要的礼物。自由倒是如约而至，但滥用自由成了青年一代的主流。当年野百合学运的领袖之中，范云和吴叡人在中央研究院的书斋中埋头做学问，罗文嘉在乡间开办水牛书店，顾玉玲投身民间NGO……他们中，没有几个成为政坛上长袖善舞的人物。他们不愿意背叛自由与梦想。
学运结束时，野百合塑像诡异地失踪，给学运划上稍欠圆满的句号。野百合学运打破了蒋介石这一笼罩台湾半个世纪的图腾禁忌，却没有完全颠覆中正纪念堂及其背靠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如今，“自由广场”与“中正纪念堂”并存的怪现状，正表明台湾的转型正义“欲说还休”。
自由广场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21号 电话号码：2 2343 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