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掀起了社会主义性高潮”，中国官员淫乱洪流一直处于高峰期，洪峰破堤肆虐，形成巨大的社会污染带。在2014年春节来临之际，陕西省委党校奉献了一部“贺年大片”：一名自称陕西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的网友发帖称，她拥有与该校副校长秦国刚的性爱视频，并称秦国刚“欺骗单身女学生，称与之结婚，而后却和妻子上班期间在办公室殴打女学生，使其头部血管断裂，目前已向警方报案。该网友还在微博中公布了其研究生学生证，以及几张秦国刚与一女子的裸体视频截图，截图附有注释，如“上班期间，秦副校长在谈工作”、“工作中的精彩一瞬间”等。该女子的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前述视频拍摄的地点是该女子在西安市区的出租屋，拍视频是为了纪念七夕情人节，非偷拍。之所以近日才将此事发上微博，是因为当事人被打后“求助无门”，最近才刚出院。（南方都市报2014年1月16日）
中国官员包二奶、养小三不是新鲜事，官方说“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包二奶”，剩下5%是女贪官，而女贪官也有“包二爷的”。说“党校艳照门”事件新鲜，它新鲜在发生的地点是一个专门教育领导干部树立“八荣八耻”荣辱观的“黄埔军校”，新鲜在校长把学生培养成小三，新鲜在校长“搂着下一代”（男女相差22岁），新鲜在校长对情人翻脸不认人之后的残暴，更新鲜在校长的妻子坚定地站在背叛自己的丈夫一边。这里不仅没有伦理底线，就连人性底线也没有了。
用“社会伦理底线”来评论中国官员的淫乱，那是抬高了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你不但找不到伦理的存在，也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光辉”，他们的伦理底线早已决堤，已经不配“伦理”这个圣洁的词语。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没有使用“社会伦理底线”，而是使用了“社会人性底线”。
中国官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挂在嘴上，开会“做重要讲话”时、向上级汇报时，年末述职时，开展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都忘不了说这句话，甚至把这句话制作成条幅和牌匾挂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通过这句话来抬高自己的人性，但是，不通过他做的“人事”，别人无法看出他是不是人。他们做人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给别人看的，他们做的是“两面人”，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因为心虚，所以要虚伪地把“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挂在嘴上。我们通过他们做出的淫乱事，就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人性。
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不仅是“兔性”，也是男人的人性。把窝边的草吃没了，很容易暴露自己，同时也暴露自己的活动能力太差，让别人瞧不起自己的能力。但中国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专吃窝边草，认为不吃白不吃，不计被一窝端的后果坚持窝里搞，坚持“日后提拔”，把女干部作为自己的性奴。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多、情妇多。情妇多，多到90多人。许落马后，不少女干部被纪委找去谈话，以致一段时期内，凡是有些姿色的女干部都人人自危。正如一位与许迈永共事过的贪官说：许迈永可谓害了一大批女干部，害了一大批家庭。夫妻同为官场之人，戴绿帽子的可能性就更大。杭州市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对买官者说，“男人就得‘提前（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性交后）提拔’。除了这，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话虽直白雷人，却说得实在。夫妻都在官场混，都想往上爬，都在用尽潜规则，戴顶绿帽子自然成为正常。徐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陆正方任上以善于培养女干部著称。据说，陆正方在徐州提拔女干部的快慢以及级别高低，完全根据女性床上表现。而且这些女贪官还要自己掏腰包订宾馆，要请这位组织部长临幸，甚至让他把自己奶头咬破了还要陪着笑脸。在中国，官员吃窝边草吃得寸草不留，与小姨子上床不是新闻，与儿媳妇上床才是新闻。2009年8月，勉县国土局长秦某的儿媳在网上发帖称，多次遭到局长公爹的性侵犯，局长儿子忍气吞声。
对一个女人的“性占有”和“性独有”，是全世界男人的人性，即使这个女人改嫁了，即使这个女人是一个妓女，你也不愿意看到曾经与自己做爱的人与另一个男人做爱。但在中国，一些贪官把自己的情人作为公关礼物孝敬给上级领导或更有权力的人，于是，在中国产生了大量“公共情人”。继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与委副书记王昭耀共享情妇曝光后，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等十位高官共享情妇李微的消息也震惊了世界政坛。中国官员敢于挑战“绿帽子”，一个“小三”在网上举报中海油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文伟：“在和我相处阶段，同时与好几个女人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且无耻经常向我灌输换妻、3P等淫乱思想，经常不定期带我去广西、四川等地参加换妻、3P等淫乱活动。”
“色而不淫，淫而不乱”，这应该是做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中国官员乱而无度。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其数量与原县级淮安市委书记陈子龙堪称“双雄”。情妇之间包括姐妹、母女，徐其耀在酒后还厚颜无耻地把他所玩弄的母女俩的性技巧做了一番对比。湖北天门市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同107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有情妇，有小蜜，有三陪女，连同夫人，共108人，组成水泊梁山，续写了《水浒传》。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女局长罗亚平的“淫乱度”体现“巾帼不让须眉”，她的情人是小她12岁的身边的下属，还包养了两个社会小青年供自己轮流受用。
“好汉做事好汉当”，“敢做敢当”，“为爱负责”，体现了一个男人的人性品质，而中国官员一旦“二奶”或情人威胁到他的政治生命时却敢断然翻脸、六亲不认。因雇凶当街炸死情妇而已被执行死刑的济南市原人大主任段义和就是此类典型。因雇凶杀情妇而被判死刑的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许志远也属此类，他竟然能对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七年的女机要员痛下杀手，而且还杀人焚尸，真乃丧心病狂!
“尊师敬教”，“感恩戴德”，“知恩图报”，这里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权力产生的荷尔蒙顾不得这些。2011年5月17日，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初中英语老师周琴被校长安排陪8位“市领导”喝酒。酒醉后的她被毕节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了，当她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竟然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贵州省三穗县的一位女教师在医院检查中发现艾滋病，随后向警方报案称遭到了副县长杨昌明的强奸，杨随即纳入政法部门的视野。2011年3月8日，杨昌明落马，其供述与下属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30多人发生过性关系。杨昌明在看守所被检查出艾滋病后，在全县引起恐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成克杰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在“一把手”区委书记的举荐下当上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但他忘恩负义，在区委书记离休后，霸占了老书记的儿媳李平，并把李平当成了“性贿赂”礼品，使其成为“公共情妇”。
强奸幼女，禽兽不如，这里体现人的理性及人与兽的区别，但中国官员迷信奸淫幼女可以延寿、升官发财，热衷于“买处”，纷纷做下了令人发指的禽兽勾当。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不仅喜欢玩弄未成年少女，还为中国官员制定了不算强奸的“嫖宿幼女罪”。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长期利用社会闲杂人员及学校未成年人引诱或威吓在校幼女，用自己的轿车把小学生拉到无人之处，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无法停止其兽行。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天喜两年间先后强奸20多名女初中学生，他寻找处女的目标是100个；在习水县10多名中小学女生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中有5名系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在陕西略阳县某初中学生赵某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中有3人系政府官员；在云南富源县少女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中有县人民法院法官杨德会；在安溪县8名女小学生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中有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长许新建、安溪县人大常委会某工作委员会主任郑文山、安溪县某镇工商所所长谢志腾等多名党员干部……
“民以吏为师”，中共官场淫乱洪流直接冲垮社会人性底线。首先是官员对家属的影响。丈夫出轨是对妻子最大的伤害，但在“二奶”和“小三”举报贪官后，原配总是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一致对外，权力和财富战胜了人性。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为达到离婚目的，逐步在精神、肉体上折磨妻子，当他与情妇支某某做爱时，要求妻子必须在旁边观战，即使这样，妻子也不愿意离婚，更不可能去举报。中国官员通过淫乱倡导了“权力和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娼盛”，导致了整个社会人性底线的失守。这种人性底线的失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笑贫不笑娼”。当妻子卖淫丈夫骑自行车接送、女儿卖淫父母站岗放哨成为社会常态时，你怎敢相信在这个国家还有“射精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还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韩寒有一句名言:“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贪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道德是由“德”与“道”组成的，“道”载“德”，而中国社会没有“道”，只有“河”（摸着石头过河），视“道”为“邪路”，“德”已经掉到河里淹死了。脱“道”的权力，不但悖逆了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性底线也被“权力春药”肆无忌惮地突破。如果说，官员贪污只是透支社会的资源和公平正义，加剧民众的被抢劫感，让民众感到失望，那么贪官淫乱仿佛让民众回到了“巴比伦”时代，由失望变恐惧。今日中国之景象，如同《圣经》对“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巴比伦灭亡之前的描写：俨如淫窟，道德败亡，人性泯灭。巴比伦的“共妻”制度，使国民体质渐趋退化，其后代质量严重下降，全国性病流行。巴比伦法典这样记载：“一种丑恶的病症，结着无法诊治的疮疤，医生束手无策，也无法使病势和缓，像被死亡咬定了，无以脱身。”所以，侵略者波斯人不曾遇到任何坚强的抵抗，就粉碎了“巴比伦之梦”。
中国官员包二奶、养小三不是新鲜事，官方说“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包二奶”，剩下5%是女贪官，而女贪官也有“包二爷的”。说“党校艳照门”事件新鲜，它新鲜在发生的地点是一个专门教育领导干部树立“八荣八耻”荣辱观的“黄埔军校”，新鲜在校长把学生培养成小三，新鲜在校长“搂着下一代”（男女相差22岁），新鲜在校长对情人翻脸不认人之后的残暴，更新鲜在校长的妻子坚定地站在背叛自己的丈夫一边。这里不仅没有伦理底线，就连人性底线也没有了。
用“社会伦理底线”来评论中国官员的淫乱，那是抬高了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你不但找不到伦理的存在，也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光辉”，他们的伦理底线早已决堤，已经不配“伦理”这个圣洁的词语。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没有使用“社会伦理底线”，而是使用了“社会人性底线”。
中国官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挂在嘴上，开会“做重要讲话”时、向上级汇报时，年末述职时，开展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都忘不了说这句话，甚至把这句话制作成条幅和牌匾挂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通过这句话来抬高自己的人性，但是，不通过他做的“人事”，别人无法看出他是不是人。他们做人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给别人看的，他们做的是“两面人”，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因为心虚，所以要虚伪地把“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挂在嘴上。我们通过他们做出的淫乱事，就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人性。
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不仅是“兔性”，也是男人的人性。把窝边的草吃没了，很容易暴露自己，同时也暴露自己的活动能力太差，让别人瞧不起自己的能力。但中国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专吃窝边草，认为不吃白不吃，不计被一窝端的后果坚持窝里搞，坚持“日后提拔”，把女干部作为自己的性奴。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多、情妇多。情妇多，多到90多人。许落马后，不少女干部被纪委找去谈话，以致一段时期内，凡是有些姿色的女干部都人人自危。正如一位与许迈永共事过的贪官说：许迈永可谓害了一大批女干部，害了一大批家庭。夫妻同为官场之人，戴绿帽子的可能性就更大。杭州市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对买官者说，“男人就得‘提前（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性交后）提拔’。除了这，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话虽直白雷人，却说得实在。夫妻都在官场混，都想往上爬，都在用尽潜规则，戴顶绿帽子自然成为正常。徐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陆正方任上以善于培养女干部著称。据说，陆正方在徐州提拔女干部的快慢以及级别高低，完全根据女性床上表现。而且这些女贪官还要自己掏腰包订宾馆，要请这位组织部长临幸，甚至让他把自己奶头咬破了还要陪着笑脸。在中国，官员吃窝边草吃得寸草不留，与小姨子上床不是新闻，与儿媳妇上床才是新闻。2009年8月，勉县国土局长秦某的儿媳在网上发帖称，多次遭到局长公爹的性侵犯，局长儿子忍气吞声。
对一个女人的“性占有”和“性独有”，是全世界男人的人性，即使这个女人改嫁了，即使这个女人是一个妓女，你也不愿意看到曾经与自己做爱的人与另一个男人做爱。但在中国，一些贪官把自己的情人作为公关礼物孝敬给上级领导或更有权力的人，于是，在中国产生了大量“公共情人”。继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与委副书记王昭耀共享情妇曝光后，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等十位高官共享情妇李微的消息也震惊了世界政坛。中国官员敢于挑战“绿帽子”，一个“小三”在网上举报中海油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文伟：“在和我相处阶段，同时与好几个女人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且无耻经常向我灌输换妻、3P等淫乱思想，经常不定期带我去广西、四川等地参加换妻、3P等淫乱活动。”
“色而不淫，淫而不乱”，这应该是做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中国官员乱而无度。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其数量与原县级淮安市委书记陈子龙堪称“双雄”。情妇之间包括姐妹、母女，徐其耀在酒后还厚颜无耻地把他所玩弄的母女俩的性技巧做了一番对比。湖北天门市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同107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有情妇，有小蜜，有三陪女，连同夫人，共108人，组成水泊梁山，续写了《水浒传》。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女局长罗亚平的“淫乱度”体现“巾帼不让须眉”，她的情人是小她12岁的身边的下属，还包养了两个社会小青年供自己轮流受用。
“好汉做事好汉当”，“敢做敢当”，“为爱负责”，体现了一个男人的人性品质，而中国官员一旦“二奶”或情人威胁到他的政治生命时却敢断然翻脸、六亲不认。因雇凶当街炸死情妇而已被执行死刑的济南市原人大主任段义和就是此类典型。因雇凶杀情妇而被判死刑的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许志远也属此类，他竟然能对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七年的女机要员痛下杀手，而且还杀人焚尸，真乃丧心病狂!
“尊师敬教”，“感恩戴德”，“知恩图报”，这里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权力产生的荷尔蒙顾不得这些。2011年5月17日，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初中英语老师周琴被校长安排陪8位“市领导”喝酒。酒醉后的她被毕节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了，当她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竟然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贵州省三穗县的一位女教师在医院检查中发现艾滋病，随后向警方报案称遭到了副县长杨昌明的强奸，杨随即纳入政法部门的视野。2011年3月8日，杨昌明落马，其供述与下属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30多人发生过性关系。杨昌明在看守所被检查出艾滋病后，在全县引起恐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成克杰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在“一把手”区委书记的举荐下当上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但他忘恩负义，在区委书记离休后，霸占了老书记的儿媳李平，并把李平当成了“性贿赂”礼品，使其成为“公共情妇”。
强奸幼女，禽兽不如，这里体现人的理性及人与兽的区别，但中国官员迷信奸淫幼女可以延寿、升官发财，热衷于“买处”，纷纷做下了令人发指的禽兽勾当。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不仅喜欢玩弄未成年少女，还为中国官员制定了不算强奸的“嫖宿幼女罪”。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长期利用社会闲杂人员及学校未成年人引诱或威吓在校幼女，用自己的轿车把小学生拉到无人之处，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无法停止其兽行。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天喜两年间先后强奸20多名女初中学生，他寻找处女的目标是100个；在习水县10多名中小学女生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中有5名系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在陕西略阳县某初中学生赵某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中有3人系政府官员；在云南富源县少女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中有县人民法院法官杨德会；在安溪县8名女小学生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中有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长许新建、安溪县人大常委会某工作委员会主任郑文山、安溪县某镇工商所所长谢志腾等多名党员干部……
“民以吏为师”，中共官场淫乱洪流直接冲垮社会人性底线。首先是官员对家属的影响。丈夫出轨是对妻子最大的伤害，但在“二奶”和“小三”举报贪官后，原配总是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一致对外，权力和财富战胜了人性。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为达到离婚目的，逐步在精神、肉体上折磨妻子，当他与情妇支某某做爱时，要求妻子必须在旁边观战，即使这样，妻子也不愿意离婚，更不可能去举报。中国官员通过淫乱倡导了“权力和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娼盛”，导致了整个社会人性底线的失守。这种人性底线的失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笑贫不笑娼”。当妻子卖淫丈夫骑自行车接送、女儿卖淫父母站岗放哨成为社会常态时，你怎敢相信在这个国家还有“射精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还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韩寒有一句名言:“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贪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道德是由“德”与“道”组成的，“道”载“德”，而中国社会没有“道”，只有“河”（摸着石头过河），视“道”为“邪路”，“德”已经掉到河里淹死了。脱“道”的权力，不但悖逆了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性底线也被“权力春药”肆无忌惮地突破。如果说，官员贪污只是透支社会的资源和公平正义，加剧民众的被抢劫感，让民众感到失望，那么贪官淫乱仿佛让民众回到了“巴比伦”时代，由失望变恐惧。今日中国之景象，如同《圣经》对“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巴比伦灭亡之前的描写：俨如淫窟，道德败亡，人性泯灭。巴比伦的“共妻”制度，使国民体质渐趋退化，其后代质量严重下降，全国性病流行。巴比伦法典这样记载：“一种丑恶的病症，结着无法诊治的疮疤，医生束手无策，也无法使病势和缓，像被死亡咬定了，无以脱身。”所以，侵略者波斯人不曾遇到任何坚强的抵抗，就粉碎了“巴比伦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