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历来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用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但陈志武先生却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没有秘密可言，逃不出两个基本主线：一是市场经济主线使老百姓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二是1990年开始尤其是1998年以来的资本化主线，将“死”的财富、土地、资源和不能动的未来收入，通过各种资本化手段调动起来，加大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资源配置成本，由此增加创业资本，创造就业机会，强化财富再创造能力。

　　我个人认为陈志武先生是继杨小凯之后，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华人经济学家。他的这一观点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以及《资本的秘密》作者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观点互相印证。阿马蒂亚·森认为，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应该从效率标准转向自由标准。德·索托也认为，穷国和穷人之所以穷，不是没有财富，而是其大量土地、房屋等财富由于产权模糊，无法成为可以进入市场流通的“资本”，进而严重影响了交易和财富再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有财产而没有“财产性收入”。德·索托领导的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被《经济学家》列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其个人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

　　今天的中国，也必须回到“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基点上，以尊重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创造自由为发展的根本依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成就就来自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来自现代产权和人员流动制度下人和市场的解放。但过去几十年，我们只解放了极小部分的市场和资本，因为占全国土地和房屋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地、农房没有自由产权，不能进入现代金融体系和自由交易体系，一方面导致农业不断碎片化原子化，另一方面导致边远地区农民土地、房屋财富不断贬值，无法变成进城创业的原始资本。而产权不明晰、不自由，导致不仅乡以上政府机构可以肆意侵犯农民土地和房屋权益，连“自治”的村组织也可以以集体的名义无偿占用集体财富，比如北京草桥村几个村干部就可以背着村民向开发商借款以亿元计，且私自以几百户村民的补偿房屋充抵，导致数百户村民强行抢占开发商已售房屋。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这里的自由，就必须从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开始。今天的中国，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民主一样紧迫，这些基础自由和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民主决策的权利一样迫切。否则，就像十多年来的乡村民主自治，没有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奠基，犹似空中楼阁，十多年几乎都在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