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北京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杂志刊发一篇人物专访，曾担任邓小平翻译、后任某大型央企副总裁等职、现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的高志凯在接受访谈时讲出了国内一些真相。即使只从他讲出的这些真相来看，也足以证明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出在外部而是出在内部。如果还不承认，也没什么，就在我准备要做这篇短文时又看到新华社电稿：“中央纪委研究室指出，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
一
我们知道，在中国，体制就是制度的代名词。中纪委研究室的这句话完全可以理解成：在中国，制度障碍是中国社会最大障碍，由制度障碍导致出现的机制缺陷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缺陷。因此，无论要消除制度障碍，还是弥补机制缺陷，唯一要做的，就是改变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不改变，说一千道一万，也还是白搭。既如此，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呼吁：我们再也不要强调要以某种思想作指导，再也不要高喊永远高举什么人的旗帜，再也不要坚持我们现在实行的这种反民主制度，一句话，再也不要缘木求鱼，自欺欺人了。
中国社会经济弄到今天这个地步，说到底还是政府自身的原因。中国所谓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政府经济、“拼爹”经济，并由此形成“权贵资本”。如谓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高志凯是如何说的吧。
高志凯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干预太多。“现在有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如果是市场化操作没问题，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钱，然后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资金投向由政府决定，最后上不上市还得由政府说了算，这就很容易牵扯裙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赚不赚钱是一回事，负责人自己赚不赚钱是另一回事。
在高志凯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新旧矛盾交织，令人震惊。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比如，“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公司、一级公司、二级公司……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层甚至7层。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没有制衡。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统一采购、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
这种情况下，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次品可以按高价卖。“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关系户修理一下，再卖回油田，质量无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结果两头是铜，里面不是，放到海里，一不小心就断了，导致整个平台断电，损失巨大。”高志凯认为，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监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纪检部往往受控于同一层级的总经理。当我的预算、工资、升迁都掌握在你手里时，我是不可能对你形成制约的。在这种体制下，圣人都会腐败。企业里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团伙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为贵，有钱一起赚。”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要黄金有黄金，要外汇有外汇，要房子有房子，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对此，高志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些高管们也有“苦衷”：“别人都在跑动，他们不跑动也不行，因为领导不是圣人，不往前凑，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说到底，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还有，“负责人可以高价买一个亲戚朋友的资产进来，基金亏了，但亲戚朋友赚了；他也可以声称某个投资项目不好，折扣价卖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正因为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市场运作，才导致融资和投资的双重不公。高志凯在接受采访时说：“国内有几家基金牛气冲天，好的投资机会它都能抢到。不是因为它业绩好，而是因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资争不过它，抢项目抢不过它，等上市的时候，它还能跑到证监会去要通道。”
高志凯认为这种“中国特色”严重妨碍了基金的正常运作。不仅如此，已经发展到“现在连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国内找代理人都走权贵路线，最后变成不是找优秀的管理人和投资项目，而是看谁的爹级别高，这样才能拿到项目。我能说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资银行里，还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员的子女。当然，这些子女的外语能力、海外经历也都不错，但如果因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资金，在市场上抢项目所向披靡，拼来拼去最后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行业链全打政府关系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风险和问题。”
二
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什么要紧的话，都要由政府高官或像高志凯这种有身份的人说出来才行，普通百姓一说，就是罪过。比如上面这些话，由高志凯这种人说出来就没事，他给邓小平做过翻译；可如果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这样讲，就一定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甚至还会说你造谣，说你扰乱社会秩序，弄不好，就让你像许志永一样，还会有牢狱之灾。其实，许博士不过就是宣传新公民运动，要求中国官员公布财产。他所说的那些与高志凯所抖露出的这些简直没法比。然而，政府不会追究高志凯，却不能容忍许博士，真让人难以理解。
回过头来再说，只要你是一个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可以说，当你读完采访高志凯的这篇报道，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下面的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什么民营、国企的问题，而是各级地方直至中央政府的问题；如果再扩大了说，把中国放到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根本不是像我们有些人在那叫喊的什么中国被一圈敌对势力包围了，制造一个又一个“假想敌”。中国的敌人不是菲律宾，不是越南，也不是日本，更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自己，甚至正是一些政府官员，且是一个个高官。
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国内的事情真正做好过。我们没有一天是真正依法治国。我们没有一天真正实行“完全市场经济”。中国所谓市场经济后面的政治背景一天都没有消失过。有些红二代红三代或官二代官三代们之所以豪气逼人，赚得盆满钵满，并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能耐，有多少聪明才智，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老子，而这个“好老子”在中国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不仅受不到应有的监督，而且往往还可以无法无天，于是，有这种老子的人也就不费吹灰之力，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富起来之后，并不念及自己那些可怜的同胞，其中大多数反而再也不肯继续做中国人了，而是移民去他们的老子一生都在口头上诅咒的那些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逍遥快活。对于这种现象，真不知应该称作反讽还是黑色幽默。
至于中纪委那句话，本人是这么看的。现在可以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社会制度问题，中国社会出现的绝大多数问题也都是由根本制度问题衍生出来的，但我们一直不肯这么说。一直挨到今天，就连生活在体制中的人也实在忍不下去了，终于以中央纪委研究室的名义告诉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体制问题，也就是社会制度问题；又由这种社会制度问题造成中国社会各种管理机制的缺陷。
在我们这种社会制度下，什么现代企业管理，什么官员廉政，什么社会道德，统统都是自欺欺人。你听说西方民主制度国家，有哪个官员敢于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吗？肯定没有。但我们有。十几年前广西就有一个城市的一把手“出事”前公开这样讲。你听说西方民主制度国家，有哪个管着当地所有执法部门的官员在雇凶杀人后接受法庭审讯时说自己不懂法吗？肯定没有。但我们有。也还是在十几年前，那个现在已经去了阴曹地府报道的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就有勇气无耻地在法庭上这么讲。你听说西方民主制度国家有哪个城市连续几任交通部门一把手都是因腐败落马吗？绝对没有。但我们有。中原大省（而且不止河南）连续几任交通厅长都是腐败分子。更可笑的是，这些腐败分子在上任时一个个都是信誓旦旦：绝不搞腐败，可最终都是因腐败而被“带走”。
到了这种情形，还不从社会根本制度上反思，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能像菜农割韭菜一般，对腐败分子割一茬，然后等着他们长出新的一茬后再割。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反腐败与菜农还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每当韭菜长出一茬后，菜农一定要全部割完，绝不会因为什么有所保留；而我们的反腐败不同：割不割、能不能割，先割谁，后割谁，往往都有很多潜规则，甚至还会因某个腐败分子后面的“保护伞”太大得以寿终正寝。最奇特的是，据说还要考虑，割了某个或某些腐败分子后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影响中国社会根本制度。
诸位看官，一个社会因割掉某个或某些腐败分子竟然会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影响这个社会制度，由此也就不难明白这种社会稳定是一种怎样的稳定，这种社会制度到底还应不应该实行下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所谓“依法治国”下，给中国普通百姓的感觉，中国的反腐败也就只能是没完没了。
既然今天不仅已经认识到了，而且终于敢于说出来了，那何不说得更彻底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委婉地说什么体制障碍是中国的最大障碍，就直说制度障碍是中国社会最大障碍，是制度障碍导致中国社会各种机制缺陷出现。只有中国的顶层真正敢于直面中国问题的根本，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也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走上民主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真正依法治国。而一个真正依法治国的国家，虽然仍然会难免出现腐败现象，但即使总统腐败，也丝毫不会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这一点，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早就向中国人昭示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
2014年2月3日
一
我们知道，在中国，体制就是制度的代名词。中纪委研究室的这句话完全可以理解成：在中国，制度障碍是中国社会最大障碍，由制度障碍导致出现的机制缺陷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缺陷。因此，无论要消除制度障碍，还是弥补机制缺陷，唯一要做的，就是改变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不改变，说一千道一万，也还是白搭。既如此，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呼吁：我们再也不要强调要以某种思想作指导，再也不要高喊永远高举什么人的旗帜，再也不要坚持我们现在实行的这种反民主制度，一句话，再也不要缘木求鱼，自欺欺人了。
中国社会经济弄到今天这个地步，说到底还是政府自身的原因。中国所谓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政府经济、“拼爹”经济，并由此形成“权贵资本”。如谓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高志凯是如何说的吧。
高志凯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干预太多。“现在有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如果是市场化操作没问题，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钱，然后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资金投向由政府决定，最后上不上市还得由政府说了算，这就很容易牵扯裙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赚不赚钱是一回事，负责人自己赚不赚钱是另一回事。
在高志凯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新旧矛盾交织，令人震惊。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比如，“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公司、一级公司、二级公司……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层甚至7层。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没有制衡。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统一采购、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
这种情况下，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次品可以按高价卖。“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关系户修理一下，再卖回油田，质量无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结果两头是铜，里面不是，放到海里，一不小心就断了，导致整个平台断电，损失巨大。”高志凯认为，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监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纪检部往往受控于同一层级的总经理。当我的预算、工资、升迁都掌握在你手里时，我是不可能对你形成制约的。在这种体制下，圣人都会腐败。企业里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团伙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为贵，有钱一起赚。”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要黄金有黄金，要外汇有外汇，要房子有房子，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对此，高志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些高管们也有“苦衷”：“别人都在跑动，他们不跑动也不行，因为领导不是圣人，不往前凑，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说到底，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还有，“负责人可以高价买一个亲戚朋友的资产进来，基金亏了，但亲戚朋友赚了；他也可以声称某个投资项目不好，折扣价卖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正因为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市场运作，才导致融资和投资的双重不公。高志凯在接受采访时说：“国内有几家基金牛气冲天，好的投资机会它都能抢到。不是因为它业绩好，而是因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资争不过它，抢项目抢不过它，等上市的时候，它还能跑到证监会去要通道。”
高志凯认为这种“中国特色”严重妨碍了基金的正常运作。不仅如此，已经发展到“现在连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国内找代理人都走权贵路线，最后变成不是找优秀的管理人和投资项目，而是看谁的爹级别高，这样才能拿到项目。我能说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资银行里，还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员的子女。当然，这些子女的外语能力、海外经历也都不错，但如果因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资金，在市场上抢项目所向披靡，拼来拼去最后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行业链全打政府关系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风险和问题。”
二
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什么要紧的话，都要由政府高官或像高志凯这种有身份的人说出来才行，普通百姓一说，就是罪过。比如上面这些话，由高志凯这种人说出来就没事，他给邓小平做过翻译；可如果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这样讲，就一定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甚至还会说你造谣，说你扰乱社会秩序，弄不好，就让你像许志永一样，还会有牢狱之灾。其实，许博士不过就是宣传新公民运动，要求中国官员公布财产。他所说的那些与高志凯所抖露出的这些简直没法比。然而，政府不会追究高志凯，却不能容忍许博士，真让人难以理解。
回过头来再说，只要你是一个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可以说，当你读完采访高志凯的这篇报道，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下面的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什么民营、国企的问题，而是各级地方直至中央政府的问题；如果再扩大了说，把中国放到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根本不是像我们有些人在那叫喊的什么中国被一圈敌对势力包围了，制造一个又一个“假想敌”。中国的敌人不是菲律宾，不是越南，也不是日本，更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自己，甚至正是一些政府官员，且是一个个高官。
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国内的事情真正做好过。我们没有一天是真正依法治国。我们没有一天真正实行“完全市场经济”。中国所谓市场经济后面的政治背景一天都没有消失过。有些红二代红三代或官二代官三代们之所以豪气逼人，赚得盆满钵满，并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能耐，有多少聪明才智，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老子，而这个“好老子”在中国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不仅受不到应有的监督，而且往往还可以无法无天，于是，有这种老子的人也就不费吹灰之力，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富起来之后，并不念及自己那些可怜的同胞，其中大多数反而再也不肯继续做中国人了，而是移民去他们的老子一生都在口头上诅咒的那些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逍遥快活。对于这种现象，真不知应该称作反讽还是黑色幽默。
至于中纪委那句话，本人是这么看的。现在可以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社会制度问题，中国社会出现的绝大多数问题也都是由根本制度问题衍生出来的，但我们一直不肯这么说。一直挨到今天，就连生活在体制中的人也实在忍不下去了，终于以中央纪委研究室的名义告诉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体制问题，也就是社会制度问题；又由这种社会制度问题造成中国社会各种管理机制的缺陷。
在我们这种社会制度下，什么现代企业管理，什么官员廉政，什么社会道德，统统都是自欺欺人。你听说西方民主制度国家，有哪个官员敢于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吗？肯定没有。但我们有。十几年前广西就有一个城市的一把手“出事”前公开这样讲。你听说西方民主制度国家，有哪个管着当地所有执法部门的官员在雇凶杀人后接受法庭审讯时说自己不懂法吗？肯定没有。但我们有。也还是在十几年前，那个现在已经去了阴曹地府报道的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就有勇气无耻地在法庭上这么讲。你听说西方民主制度国家有哪个城市连续几任交通部门一把手都是因腐败落马吗？绝对没有。但我们有。中原大省（而且不止河南）连续几任交通厅长都是腐败分子。更可笑的是，这些腐败分子在上任时一个个都是信誓旦旦：绝不搞腐败，可最终都是因腐败而被“带走”。
到了这种情形，还不从社会根本制度上反思，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能像菜农割韭菜一般，对腐败分子割一茬，然后等着他们长出新的一茬后再割。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反腐败与菜农还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每当韭菜长出一茬后，菜农一定要全部割完，绝不会因为什么有所保留；而我们的反腐败不同：割不割、能不能割，先割谁，后割谁，往往都有很多潜规则，甚至还会因某个腐败分子后面的“保护伞”太大得以寿终正寝。最奇特的是，据说还要考虑，割了某个或某些腐败分子后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影响中国社会根本制度。
诸位看官，一个社会因割掉某个或某些腐败分子竟然会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影响这个社会制度，由此也就不难明白这种社会稳定是一种怎样的稳定，这种社会制度到底还应不应该实行下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所谓“依法治国”下，给中国普通百姓的感觉，中国的反腐败也就只能是没完没了。
既然今天不仅已经认识到了，而且终于敢于说出来了，那何不说得更彻底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委婉地说什么体制障碍是中国的最大障碍，就直说制度障碍是中国社会最大障碍，是制度障碍导致中国社会各种机制缺陷出现。只有中国的顶层真正敢于直面中国问题的根本，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也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走上民主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真正依法治国。而一个真正依法治国的国家，虽然仍然会难免出现腐败现象，但即使总统腐败，也丝毫不会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这一点，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早就向中国人昭示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
2014年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