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模式：一个美丽的陷阱
邓小平还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就是推出了市场经济。
邓的92年南方谈话，可以认为是向全党的告别书。其中有两条值得重视。一是只字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体制照旧，关上政改大门。二是大力呼吁市场经济，努力建设小康社会。这，我称它为邓模式。以后的江泽民、胡锦涛，直至习近平都是沿着这个模式走到了今天。这个模式，官方的话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遗憾的是，邓模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中，邓小平用红线为中共官僚阶层划了两个“圈”。一个“圈”是官僚们必须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但邓小平说过：“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呢？邓回答说：“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而所谓“公有”、“全民所有”，就是“国有”。将“国有”落到实处就是中共的一批官僚对庞大的国有资产享有占有、支配、经营和分配的各种特权。结果，“公有制为主体”就成为官僚们所掌控的所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就是官僚们所运营的经济是主导。也因此，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就是官僚们垄断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领域和重要部门（如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煤炭、钢铁、航空、航运、烟草等）的经营。邓小平在推行市场化改革中为官僚们划出一大块红利滚滚的绿洲，使他们在市场化改革中其特权不但不受到挑战，反而能获得比市场化改革前更多的利益。现在人们常说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权贵资本主义”，都是在邓式改革模式中孕育出来的。
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不仅仅孕育了权贵资本集团；它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市场的功能大致有二：一是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二是商品交换中的平等竞争机制。这两大功能在强大的国有经济面前被架空了，疲软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使它既不受市场（国内）的制约，又不受社会的监督，还得到政府特殊的照顾。当它经营不善、巨额亏损之时，还可以获得政府的输血、供奶。这种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特权经济对国对民、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说有百弊而无一利！
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的另一个问题是，挤压、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尽管民营经济在税收、就业、民生和繁荣市场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直到今天，国企和民企之间在资源和资金的拥有，在市场准入和项目经营等方面一直无公平可言，由此对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隐形破坏是难以估量的。须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其基础是民营经济而非国有经济。
邓小平为中共官僚阶层划的另一个“圈”是，基本保留计划经济时期所组建起来的政府机构与相关职能。邓小平有过这样的指示吗？同样没有。但邓小平说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公有制经济（要）始终占主体地位”。然而，公有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彼此相通的，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上层建筑。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必然就要保留计划经济那套政府机构与职能。这，邓小平可能没有想到。邓小平可能更没有想到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⑴思想观念的变革。计划经济是政府包办的经济，经济发展的动力由社会转移到了政府，政府成了复杂经济生活的大管家、总管家，因此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远比市场经济落后的经济制度，就生产关系而言甚至比自然经济还要落后。⑵所有制关系的革命。昔日适应计划经济需要而建立的认为远比私有制优越的公有制，将纷纷退出市场经济；曾经被改造被消灭的私有制将重返舞台，大显身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⑶政府机构与职能的改革：机构重组，职能转变。它们不再是企业的婆婆，是企业的服务者。⑷由此所发生的利益关系的调整。
可惜这场革命刚拉开序幕，就被邓小平打住了——那就是公有制主体论。根据邓的指令，以后出台的宪法也做了如是的规定。尽管“转变政府职能”喊了多少年，那是一些学者的呼声。现实照旧。有“主体”、“主导”论撑腰，计划经济的各种职能照样运转，依然唤风呼雨，巍然不动。这样，就出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可惜，这两种经济运营方式不是互补的，而是互相抵牾；不是力量均衡的，而是强者对弱者的摆布。计划经济代表政府权力的指向，它不仅率领公有经济，还把触角伸向市场，渗透到万千民企，凌驾于市场与民企之上。政府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转入的行政许可，管理价格等手段，使民企自由发展受困，市场秩序受到冲击，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从中进行权钱黑手交易，谋取无本万利。更糟的是政府本身还从事经商活动，如买卖土地，大搞土地财政，如策划投资，经营城市等。如此，使中国市场经济成为“半”市场经济，“有限”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变异”的市场经济。说权力与市场交媾还不十分到位，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权力对市场的强奸。
如此的经济结构，如此的政府作为，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搁浅，乃为必然；权力腐败泛滥，黑金交易猖獗，贿赂无处不在，也是在所必然！政府官员的普遍腐败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家族的又一重要成员（另一成员是国有企业的管理阶层）。权贵资本主义家族的两大成员本是同根生：公有制为主体+有限、变异的市场经济+非法和合法的腐败。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叫停和市场化改革的变异，除孽生权贵集，还产生种种消极后果，使中国蒙上浓密阴霾：⑴阻碍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⑵导致社会不公，贫富对立。“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成了压在中国民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当然，积压的民生问题远不至此。⑶严重损害党国机体，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动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历史告诉我们
1、文化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从1840年起已经走过了170年了。现代化就是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李慎之甚至说过，现代化就是美国化）。17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都是在西方文化即欧系文化的引导下一步一步艰难前进的。当某种非西方的异质文化，如本土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 或外來的俄系文化——共产极权主义，抵制或取代西方的欧系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就受到挫折：停顿或倒退。
李慎之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有之决定。”邓小平（1980）也曾说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顾准在1973年6月就认为：“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这些观点已经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相抵牾了。
顾准说得比较宽泛，说上层建筑也决定经济基础。而李慎之、邓小平只认为政治制度对于经济、文化具有决定作用。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的答案是经济基础。我的答案是文化观念。
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史证明了文化决定中国的走向。1840年至1920年，一拨又一拨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民国初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不是在欧系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经过这些运动，中国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建，民主化现代化已初步在中国落户。
1920年后，俄系文化入侵中国，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冲击欧系文化的事件：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组建共产党，共产国际不断派遣钦差，在中国掀起共产革命，直至1949年共产政权的建立，终于打断了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不过这三十年间，以欧系文化为底蕴的三民主义仍是此时期中国的文化主导。共产主义虽为许多知识青年热烈追捧，但两种文化（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的是非优劣，是此时期和以后几十年的一个文化悬案。
至于1949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上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俄系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还不可忽视的包括改造每个人的心灵。古老中国，茫茫神州，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场。这是共产主义凯歌行进、现代化民主化逆转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至史无前例的年代！这一段及其黑暗的历史，同样体现文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共产极权制度的建立）起着决定作用。
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覆灭，国家发展开始转轨，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改革开放事件，如冲破对毛泽东的神化，平反数以千万计的冤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放私人经济，推行市场经济，开辟经济特区，废除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法治等，都是在逐一突破旧观念，以新的文化观念为其开辟道路的。
从1976年至今（2013）已有36年 了，中国仍没有实现现代化民主化的转型，其第一阻力仍是领导人的文化信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无法解释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用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来解释这段历史，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西方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方民主史》获得批准。无论是外国和中国，当时都没有一本这样的学术著作。我所遇到的困难，一是要搜集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近代、当代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浩瀚的历史资料；二是构建西方民主史的逻辑体系；这方面无现成的学术成果可供借鉴，只能靠自己苦思。从历史的演进来看，我终于确定，可以将西方民主史划分为古代民主、近代民主和当代民主三大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该书的总体框架。而近代民主是西方民主史的核心部分，我又将之分解为民主理论、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三个阶段。这完全是以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为依据的。确实，近代西方民主的历史，首先发轫于民主思想，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专制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天赋人权思想，由此在各国兴起了不可遏制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最终确立了坚如磐石的民主制度。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文化的决定作用是很明显的。当然，商品经济的兴起对民主制度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但当时没有极权统治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也没有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商品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由、平等的发展空间，它对民主化的发展不过是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今，《西方民主史》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版了三版（1997,2003,2012）。每次再版，内容上有充实，某些观点有修改，但全书的逻辑体系一直保持原状。看来，该书对西方民主发展所揭示的历史轨迹，在学术界已得到承认。这个逻辑体系，同样证明了，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推动了西方各国的近代民主化运动，以致最终确立民主制度。这虽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左，但用以说明西方民主史的发展，看来是无可置疑的。
所以，唯物史观没有包揽解释人类历史的全部真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各有其合理性。全盘否认唯心史观的思维方式，应当予以纠正，恢复唯心史观应有的地位。
文化决定论的真理，深知当今中国思想启蒙何其重要！启蒙的任务，是丢掉两个文化包袱。一个是丢掉几千年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割除俄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共产极权主义的文化毒瘤。它已经毒害了几代人。不能再让它继续贻害青年人了！惟有丢掉这两个包袱，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才有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希望。
（未完待续）
邓小平还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就是推出了市场经济。
邓的92年南方谈话，可以认为是向全党的告别书。其中有两条值得重视。一是只字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体制照旧，关上政改大门。二是大力呼吁市场经济，努力建设小康社会。这，我称它为邓模式。以后的江泽民、胡锦涛，直至习近平都是沿着这个模式走到了今天。这个模式，官方的话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遗憾的是，邓模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中，邓小平用红线为中共官僚阶层划了两个“圈”。一个“圈”是官僚们必须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但邓小平说过：“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呢？邓回答说：“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而所谓“公有”、“全民所有”，就是“国有”。将“国有”落到实处就是中共的一批官僚对庞大的国有资产享有占有、支配、经营和分配的各种特权。结果，“公有制为主体”就成为官僚们所掌控的所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就是官僚们所运营的经济是主导。也因此，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就是官僚们垄断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领域和重要部门（如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煤炭、钢铁、航空、航运、烟草等）的经营。邓小平在推行市场化改革中为官僚们划出一大块红利滚滚的绿洲，使他们在市场化改革中其特权不但不受到挑战，反而能获得比市场化改革前更多的利益。现在人们常说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权贵资本主义”，都是在邓式改革模式中孕育出来的。
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不仅仅孕育了权贵资本集团；它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市场的功能大致有二：一是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二是商品交换中的平等竞争机制。这两大功能在强大的国有经济面前被架空了，疲软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使它既不受市场（国内）的制约，又不受社会的监督，还得到政府特殊的照顾。当它经营不善、巨额亏损之时，还可以获得政府的输血、供奶。这种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特权经济对国对民、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说有百弊而无一利！
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的另一个问题是，挤压、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尽管民营经济在税收、就业、民生和繁荣市场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直到今天，国企和民企之间在资源和资金的拥有，在市场准入和项目经营等方面一直无公平可言，由此对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隐形破坏是难以估量的。须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其基础是民营经济而非国有经济。
邓小平为中共官僚阶层划的另一个“圈”是，基本保留计划经济时期所组建起来的政府机构与相关职能。邓小平有过这样的指示吗？同样没有。但邓小平说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公有制经济（要）始终占主体地位”。然而，公有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彼此相通的，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上层建筑。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必然就要保留计划经济那套政府机构与职能。这，邓小平可能没有想到。邓小平可能更没有想到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⑴思想观念的变革。计划经济是政府包办的经济，经济发展的动力由社会转移到了政府，政府成了复杂经济生活的大管家、总管家，因此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远比市场经济落后的经济制度，就生产关系而言甚至比自然经济还要落后。⑵所有制关系的革命。昔日适应计划经济需要而建立的认为远比私有制优越的公有制，将纷纷退出市场经济；曾经被改造被消灭的私有制将重返舞台，大显身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⑶政府机构与职能的改革：机构重组，职能转变。它们不再是企业的婆婆，是企业的服务者。⑷由此所发生的利益关系的调整。
可惜这场革命刚拉开序幕，就被邓小平打住了——那就是公有制主体论。根据邓的指令，以后出台的宪法也做了如是的规定。尽管“转变政府职能”喊了多少年，那是一些学者的呼声。现实照旧。有“主体”、“主导”论撑腰，计划经济的各种职能照样运转，依然唤风呼雨，巍然不动。这样，就出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可惜，这两种经济运营方式不是互补的，而是互相抵牾；不是力量均衡的，而是强者对弱者的摆布。计划经济代表政府权力的指向，它不仅率领公有经济，还把触角伸向市场，渗透到万千民企，凌驾于市场与民企之上。政府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转入的行政许可，管理价格等手段，使民企自由发展受困，市场秩序受到冲击，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从中进行权钱黑手交易，谋取无本万利。更糟的是政府本身还从事经商活动，如买卖土地，大搞土地财政，如策划投资，经营城市等。如此，使中国市场经济成为“半”市场经济，“有限”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变异”的市场经济。说权力与市场交媾还不十分到位，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权力对市场的强奸。
如此的经济结构，如此的政府作为，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搁浅，乃为必然；权力腐败泛滥，黑金交易猖獗，贿赂无处不在，也是在所必然！政府官员的普遍腐败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家族的又一重要成员（另一成员是国有企业的管理阶层）。权贵资本主义家族的两大成员本是同根生：公有制为主体+有限、变异的市场经济+非法和合法的腐败。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叫停和市场化改革的变异，除孽生权贵集，还产生种种消极后果，使中国蒙上浓密阴霾：⑴阻碍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⑵导致社会不公，贫富对立。“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成了压在中国民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当然，积压的民生问题远不至此。⑶严重损害党国机体，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动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历史告诉我们
1、文化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从1840年起已经走过了170年了。现代化就是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李慎之甚至说过，现代化就是美国化）。17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都是在西方文化即欧系文化的引导下一步一步艰难前进的。当某种非西方的异质文化，如本土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 或外來的俄系文化——共产极权主义，抵制或取代西方的欧系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就受到挫折：停顿或倒退。
李慎之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有之决定。”邓小平（1980）也曾说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顾准在1973年6月就认为：“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这些观点已经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相抵牾了。
顾准说得比较宽泛，说上层建筑也决定经济基础。而李慎之、邓小平只认为政治制度对于经济、文化具有决定作用。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的答案是经济基础。我的答案是文化观念。
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史证明了文化决定中国的走向。1840年至1920年，一拨又一拨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民国初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不是在欧系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经过这些运动，中国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建，民主化现代化已初步在中国落户。
1920年后，俄系文化入侵中国，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冲击欧系文化的事件：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组建共产党，共产国际不断派遣钦差，在中国掀起共产革命，直至1949年共产政权的建立，终于打断了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不过这三十年间，以欧系文化为底蕴的三民主义仍是此时期中国的文化主导。共产主义虽为许多知识青年热烈追捧，但两种文化（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的是非优劣，是此时期和以后几十年的一个文化悬案。
至于1949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上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俄系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还不可忽视的包括改造每个人的心灵。古老中国，茫茫神州，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场。这是共产主义凯歌行进、现代化民主化逆转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至史无前例的年代！这一段及其黑暗的历史，同样体现文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共产极权制度的建立）起着决定作用。
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覆灭，国家发展开始转轨，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改革开放事件，如冲破对毛泽东的神化，平反数以千万计的冤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放私人经济，推行市场经济，开辟经济特区，废除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法治等，都是在逐一突破旧观念，以新的文化观念为其开辟道路的。
从1976年至今（2013）已有36年 了，中国仍没有实现现代化民主化的转型，其第一阻力仍是领导人的文化信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无法解释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用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来解释这段历史，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西方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方民主史》获得批准。无论是外国和中国，当时都没有一本这样的学术著作。我所遇到的困难，一是要搜集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近代、当代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浩瀚的历史资料；二是构建西方民主史的逻辑体系；这方面无现成的学术成果可供借鉴，只能靠自己苦思。从历史的演进来看，我终于确定，可以将西方民主史划分为古代民主、近代民主和当代民主三大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该书的总体框架。而近代民主是西方民主史的核心部分，我又将之分解为民主理论、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三个阶段。这完全是以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为依据的。确实，近代西方民主的历史，首先发轫于民主思想，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专制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天赋人权思想，由此在各国兴起了不可遏制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最终确立了坚如磐石的民主制度。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文化的决定作用是很明显的。当然，商品经济的兴起对民主制度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但当时没有极权统治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也没有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商品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由、平等的发展空间，它对民主化的发展不过是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今，《西方民主史》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版了三版（1997,2003,2012）。每次再版，内容上有充实，某些观点有修改，但全书的逻辑体系一直保持原状。看来，该书对西方民主发展所揭示的历史轨迹，在学术界已得到承认。这个逻辑体系，同样证明了，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推动了西方各国的近代民主化运动，以致最终确立民主制度。这虽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左，但用以说明西方民主史的发展，看来是无可置疑的。
所以，唯物史观没有包揽解释人类历史的全部真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各有其合理性。全盘否认唯心史观的思维方式，应当予以纠正，恢复唯心史观应有的地位。
文化决定论的真理，深知当今中国思想启蒙何其重要！启蒙的任务，是丢掉两个文化包袱。一个是丢掉几千年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割除俄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共产极权主义的文化毒瘤。它已经毒害了几代人。不能再让它继续贻害青年人了！惟有丢掉这两个包袱，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才有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希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