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苹果日报》读到彭明辉教授的大作《两岸之间只有一个问题》，大跌眼镜。这位有相当学养和影响力的学者，对两岸问题——尤其是中国现状，了解程度居然如此浅薄和荒谬，其论点与国际主流舆论的立场以及中国普通民众的感受格格不入。彭教授虽然是剑桥毕业的博士，但他的专业是工程技术，远离社会人文，一旦脱离其专业领域，其议论便有可能违背常识、甚至还不如一名普通大学生高明。
作为台湾知识分子，对台湾的现状作出反思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在地」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所在。但是，犯不着在自我批评的同时，一味美化和羡慕中国。正如美国知识分子可以天天挑美国社会的毛病，但他们从来不会认为北韩是美国效仿的对象。如果这在台湾知识界是一种普遍的认知，让我不得不深感忧虑。
不要艳羡那艘老鼠纷纷逃离的沉船
彭教授认为，「廿一世纪的两岸关系只有民生的竞赛是真的」。这个论点可靠吗？如果没有民主自由，没有人权保障，民生就是空中楼阁。
希勒拉当年解决民生问题可谓不遗余力，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工人最早实现家家有汽车，还能享受免费的度假疗养。但是，在纳粹统治之下，今天统治者可以赏赐你一个面包，明天却可以将你关进集中营，你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吗？
彭教授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主自由对他而言，就象是空气一样，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但是，在极权主义的中国，民主自由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有那么多人因为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而被捕下狱。彭教授却以民生为唯一指标，漠视民主和民权，与共产党的观念不谋而合：「人权就是吃饭权」。
在彭教授笔下，中国在全球一枝独秀，中国人似乎生活在天堂里。他认为，中国的文创产业发展比台湾更积极而迅猛，「未来台湾的第一流人才或许将纷纷为大陆所用」。他又认为，「当台湾的电子媒体激情地在操弄统独与省籍情结，并且在新闻报导上无脑化时，有检查制度的大陆媒体却供给民众远比台湾更优质而丰富的国际信息和视野。」这些看法与龙应台此前的言论如出一辙，却完全与事实不符且有悖基本逻辑。
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怎么可能有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被共产党垄断的媒体，从事的是愚民洗脑的工作，即便有大量的国际新闻报导，其目的也是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比如，伊拉克战争时，央视夸耀说，萨达姆政权固若金汤；利比亚内战时，央视再次为独裁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卡扎菲鼓劲。这样的报导既不「优质」，也不「丰富」，正如中国的网民们所嘲讽的那样，中国官媒的新闻报导给受众的印象永远是：「中国一片光明，西方一片漆黑，中国人民幸福快乐，中国领导人忙忙碌碌」。
彭教授担心中国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台湾人纷纷移民中国，这是杞人忧天、无稽之谈。阴霾笼罩、毒奶粉肆虐的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我从未听说全世界人民都争先恐后地移民中国的消息，反倒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逃离的念头。
德国《世界报》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超级富豪成群向外逃》的署名文章，叙述了中国的富豪们纷纷申请移民的情况。报导称，2009年至2011年，共有6万多名来自大陆的超级富豪向加拿大申请移民。2011年，驻香港加拿大领馆收到的投资移民申请，占当年全球申请总数的86%，而99%在香港提交的申请是来自大陆富豪。由于人数过于庞大，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冻结这个吸引全球投资移民的项目。《南德意志报》也报导说，虽然习近平标榜「中国梦」，中国富豪的梦想却是「离开中国」。
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2013年指出，有60%拥有百万美金资产的中国富豪，申请了美国提供给富有投资者的EB-5移民签证或有相关考虑。文章以知名企业家、「俏江南」餐厅创始人张兰为例称，这名连锁餐厅董事长兼朝阳区政协委员被发现在根本未设籍北京，而是入籍国外，引发中国民众的不满。在中国的网络上，人们普遍认为，富人离开中国就如同老鼠逃离正在沉没的船只。
中国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球一流人才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相反，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要么像刘晓波、许志永那样被关在监狱中；要么在无奈之下逃离中国，如被中国社科院开除的政治学者张博树、六四之后曾下狱的宪政学家王天成、被北大解聘的经济学家夏业良⋯⋯这张名单越来越长。这些流亡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若组建成一个智库，其水平必定让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望尘莫及。
从「与狼共舞」到「飞蛾扑火」
中国究竟有什么奇迹呢？中国除了钱以外，什么也没有，钱也只是被少数人垄断，而不是被大众分享。成就「中国模式」的三大因素是：对数亿奴隷劳工的残酷压榨、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对能源的掠夺式开发。正是这些中国学者秦晖定义的「低人权优势」，吸引台商前去彼岸「与狼共舞」，其结果往往是「飞蛾扑火」。
彭明辉教授对中国之「强」五体投地，却没有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而在香港民众那里，「强国」是一种对中国极具厌恶与极端排斥的蔑称。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在南京大学演讲时，引用当过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论的名言，「强而不暴是美」，委婉规劝咄咄逼人的中共当局。但是，这种规劝会有效果吗？
中国确实强大起来了。不仅用2000枚导弹对准台湾，而且还要控制整个太平洋。中国2014公布的军费开支将达到1480亿美元，已经持续10多年的年增长率高于10%。中国目前正在打造一个潜艇舰队，力求超过美国潜艇舰队的规模；同时，还准备建成三个航母编队，发展成亚洲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
中国不是上门来送礼物的天使，而是穷凶极恶的新兴纳粹。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批评中国如同纳粹德国一样威胁邻国，不过，因为菲律宾与香港、台湾之间发生的外交冲突，让华人世界普遍不愿倾听这一呼声。
但是，在曾经孕育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德国，也有类似的看法。
德国前外长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注：台湾译为 费雪）在《南德意志报》撰文，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他把目光投往东方：「回忆1914年夏天，特别引发人们对当今东亚局势的忧虑。几乎与历史书雷同，那里正聚合着当时那场灾难的全部因素：该地区军备升级，拥有核武器。有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有大国之间的敌对，尚无答案的领土与边界问题，朝鲜半岛冲突，遗留的历史问题，虚荣心，缺乏合作解决冲突的机制、更别说一体化的机制，一味争夺权力，彼此充满不信任。」作者特别指出，中国已经大步流星地走在军国主义之路上。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持相似的看法。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指出，共产党媒体长期煽动的仇日情绪已经在网络上充分显现出来。在铁血论坛、四月网等「爱国」青年聚集的网站，「杀光日本狗」、「灭絶日本人」之类的话语随处可见。有人甚至会提议发动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一万个日本人。
慕容雪村举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法西斯化并非空穴来风：2012年，中日在岛屿主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在中国引发了一系列反日骚乱。西安的事件尤其引人注目，21岁的蔡洋用一把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接受采访时，蔡洋的母亲说明了这种狂暴的「爱国」情绪其来何自：「打开电视，大部分电视剧都是关于抗日的。怎么可能不恨日本人？」
发泄仇恨的对象，不仅仅是近代以来屡次侵略中国的日本，也包括施加颇多恩惠给中国的美国，当然少不了不愿意「回归祖国怀抱」的台湾。中国的那些口口声声「铲平台湾」的「爱国」青年，是怎样炼成的呢？不正是彭教授所心仪的「优质」的媒体和教育的产物吗？在中国，千千万万个摩拳擦掌的蔡洋正在茁壮成长，台湾可以高枕无忧吗？
台湾知识分子当警醒，并且充当警告众人「小心火烛」的更夫之角色。反之，倘若知识分子也像见利忘义的商人与政客，如「卖台旺中」的郭、蔡、连、吴诸人那样，甘做共产党暴政的同路人和辩护者，那么，利令智昏必然导致开门揖盗，台湾的民主自由就真的危在旦夕了。
「同文同种」的幻象与奔向自由的愿景
在彭教授的大作中，还有一段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话，他说：「看着滞美不归的老一辈读书人，甘愿忍受种族歧视，在异文异种的地方当二等公民，你就知道：发挥个人才华，以及让后代看得到未来，这往往比政治地位的平等更重要。但是，站在今日的台湾，你看得到下一代的未来吗？」
言下之意，美国不是「同文同种」的国度，不是好去处；台湾日渐没落，没有多大的希望；而在中国这个没有民主政治的国家，反倒可以让人尽其才，反倒可以看到下一代激动人心的未来。所以，台湾人赶紧放下「莫须有」的统独争议、对中国趋之若鹜吧。
姑且不论统独之争是不是「伪命题」，单看「滞留」、「忍受」等词汇，就可感受到彭教授字里行间摇曳生姿的「大中华中心主义」迷思。在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背景下，居然还要遵循这种「父母在，不远游」的陈旧观念，让我不得不叹息：这究竟是二十一世纪大学教授的言论，还是两千年前木乃伊的陈腔滥调？
彭教授内心深处的反美和反西方的思维模式，亦在这个段落中暴露无遗。其实，所谓「种族歧视」、「二等公民」，很多时候是自卑者的「自我受虐想象」。他无比迷恋「同文同种」的生活环境，但是，一个人难道只有在「同文同种」的地方才能发挥其才能吗？如果「同文同种」的地方充满极权暴政，它还是一个美好的家园吗？「同文同种」是一个肥皂泡般的幻象。即便在欧美国家，「唐人」骗「唐人」的事情也多半在「唐人街」发生。
彭教授视之为「畏途」的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只要你足够聪明、足够勤奋，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爱因斯坦在并非「同文同种」的美国，生活得比曾经的祖国德国要好得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在祖国苏联被当作「社会寄生虫」，押往劳改营劳动改造。到了美国这个异国他乡，布罗茨基反倒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的热爱，其实也是对自由的热爱：「我个人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我能独自待着，做我能做的事情。我因此无限感激环境，感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中始终让我着迷的，就是个人责任精神和个人首创原则。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比本地人更象是美国人。」他奔向了自由，人生因而大放异彩。
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并非彭教授想象的那么不堪。就华裔杰出人士而言，赵小兰、朱棣文、骆家辉等人在美国经过个人奋斗，成为部长、州长和大使，他们难道是「二等公民」吗？多位华裔的诺贝尔科学方面奖项的得主，他们的学术突破都是在美国自由宽容的学术环境中实现的，难道他们在美国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华吗？
获得美国人文领域最高奖项「克鲁格奖」的余英时教授，曾对我说，他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几乎全部是在美国的大学中完成的，在美国他并未感到有任何的「不适应」。反之，他对沉沦的中国没有丝毫的「乡愁」。一个生命个体，倘若自我的力量足够强大，根本不必依附于国家、民族之类的「宏大叙事」之上，在天地之间，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世界人」。
华裔作家哈金也是如此。哈金是美国国会图书奖得主，是美国最有名的华裔作家。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在中国生存了29年，这是我个人存在的一部分。我不能说因为它过去了而跟现在没有关系。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全背着，会背不动的。对你生活有意义的，就一定要继续。如果很多东西只能带来副作用、只能产生压力、令你的生活艰难、痛苦，那你就宁愿不要。因为你到另一个地方生存，就是一个过程。这个旅程当中你不能带上一切。」
哈金对华人群体中浓得化不开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深切反思：「我在大陆的时候，常说『中国人是最优秀的』，完全是理想化的人格类型，很有宗教色彩。我们把国家当成唯一的信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信仰，国家经常成为我们唯一的、完全的。最后就把国家神话了。」 这段话好像就是对着视「同文同种」为命根子的彭教授说的——比「同文同种」具有更高价值的，是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
毅然选择离开纳粹德国文豪托马斯．曼有言：「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由人与奴隷的差异。愿我们以此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