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街头被涂鸦的官方宣传画（上面的小字：“你别看你别看，我不看我不看”）
这幅被涂鸦的官方宣传画打了补丁又被人撕掉
继新华社2013年12月23日公布中共《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后，今年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2月12日刊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开始发表系列评论文章，第一篇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 一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又掀起一场运动式宣传。
作为一个自觉的媒介受众，尤其是专制国度的受众，面对官方的任何一种声音，从最基本的媒介素养出发，首先要问一问：“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其目的是什么？”“谁会从中得到好处？”
一、中共借绑架“价值观”挽救自身形象和意识形态
面对愈发严重的社会乱象，社会和环境的双重污染，尤其是中共自身的腐败，习近平深感危机。他上台后，为了安抚民心，借反腐整顿吏治，强化个人威权；同时加大政治高压，迫害异议人士，严控舆论。此时，中共不明确并检讨自己的“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却高调抛出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面为民为国，实则为己救党，借绑架“价值观”，独霸其话语权，挽救中共形象和意识形态，以为宣扬什么别人就把自己当成什么，继续伪装成真理的化身和道德捍卫者，愚弄百姓。犹如盗贼遇险，情急之下，换个马甲，摇身一变，贼喊捉贼，迷惑他人、转移视线、企图化险为夷。
《人民日报》的评论《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实际是说毛泽东统治时期物质贫乏（那时的精神迷狂恰是精神贫瘠的标志），今天的人们精神空虚（至少强于过去的迷信），这等于说中国一直以来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那又是什么主义呢？我想也不是资本主义，只能是专制主义。这篇评论把社会问题都推到民众身上，稍有头脑的人会问：民众几十年来不断通过各种形式，接受党的共产主义宣传教育，怎么还是“失去了理想信仰，内心没有约束，行为没有顾忌”？是民众愚不可教？那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从何而来的？是党的宣传教育不够？人们可从小就开始被灌输党的教导，而且全国的媒体不都是党的喉舌吗？是党的宣传教育不灵？解放军报的文章《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不是说“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吗？
当今，党员不信党的政治信仰，民众缺乏人生信仰，国人道德和理性的整体水平跌至世界文明底线之下，外在原因恰恰是中共长期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中共此次提出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延续专制集权、政教合一的做法，事先没有民意调查，没有让民众参与选择，没有征求意见，而是幕后策划，“顶层设计”，以一党文件号令天下百姓。中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公民三方面的具体内容全部包揽进去，将价值观的提出者、解释者、鼓吹者、领导组织实施者集于一身，就是不作率先垂范的实践者。一个与现代文明为敌、公开批判宪政和普世价值的专制腐败集团，却提倡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几千年来专制皇权的内法外儒毫无二异，好比强盗号召他人遵纪守法，真是荒唐之极！
二、一党专制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与以往党内外历次意识形态运动一样，中共此次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预设了一个共同前提：当权者就是真理的掌握者、诠释者，中共权贵永远是集权力和真理于一身的“伟光正”，民众永远是被教育者。
常识告诉我们，人不是神，人性的缺陷和幽暗决定了执政者拥有政治与教化双重权力的危险性。六十多年来中共党文化的负效应、国民精神一再退化就是力证。在这一点上，中共甚至远不及中国古代皇帝——尽管两千多年政权更迭，但中国社会形态长期稳定，其原因之一就是政治权力与教化权力的分离，庙堂（官僚体制）之外，尚有江湖（民间社会），历代统治者有所敬畏，不敢自封为神，最多称自己是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历代当权者不另搞一套意识形态，而是沿袭传统，将儒家伦理等中华文化当作官与民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起到了整合、维系社会的类宗教作用。如今，毛泽东的偶像阴魂不散，中共仍不耻地自魅。虽然中共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比毛时代有所松动，允许一定的民间参与，但不过是为其所用，不能有碍中共统治或至少对其无害，一党专制的格局丝毫没变。如果靠一党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无异于与虎谋皮，只能是南辕北辙。改用官媒《环球时报》1月27日批判日本首相安倍的评论标题（《不反思历史的安倍，没资格谈价值观》）：不反省并改革自身的中共，没资格谈价值观。
从中共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看，并没什么自己的东西，其核心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正是中共所批判的“普世价值”，这也说明中共实在拿不出“中国特色”（实为“中共特色”）的货色，不得不将“普世价值”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独霸其解释权，以便随意掌控，为我所用。至于其它内容，“富强”只是中性的实用性价值，不属于超越性价值系统。“文明”一词过于宽泛，“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根本不属于价值观范畴。“和谐”、“爱国”、“敬业”多含歧义；“诚信”是一种品格；“友善”是一种态度，远不如其模仿的普世价值之一“博爱”显得深刻宽泛。即使是这样，人们从中共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识破“动物国”核心价值观的真实面目——“富强”就是权贵的自肥，“和谐”就是“维稳”，“爱国”就是“爱党国”，把国家当作一党专制绑架利用的民族主义偶像，“敬业”就是当好党的螺丝钉，“诚信”就是对党忠诚，“友善”就是顺服权贵。
三、个人价值观和信仰岂能被权力绑架
价值观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是信仰所体现的具体理念。一个共同体（单位、团体、政党、社会、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源于个体信仰的自由选择和实践，是通过交流、竞争、融合，逐渐清晰而成的，是各种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是价值观共识的系统化。一个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在自由中产生，得到人们自主自愿地认同，反过来又成为引导和规范共同体和个人自觉遵行的道德标准，而不是本末倒置，仅仅是先写在纸上的文字。
从终极角度讲，“普世价值”是人类凭上帝所赐良知，对上帝公义的理性概括，是人类经过千百年无数成功与失败的探索才认识到的，成为不同民族所共同接受的现代文明标准，它是人类所有共同体和个体应有的核心价值，是衡量所有共同体和个体价值观正确与否的绝对标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可能超越“普世价值”，也不可违背，只能在具体内容和表达形式上添加特色。拒绝“普世价值”就是否认人性的普遍性及人性相通，等于将自己当作异类排除在人类之外。
当一个民族失去选择信仰的自由，被专制权力所压迫和欺骗，被权力统一思想和价值观，就会酿成悲剧（如德国纳粹、斯大林、日本军国主义、毛泽东等时期）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共和党或民主党在“普世价值”之外，另搞一套所谓“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美国梦的概念，强加给美国人并领导他们去实践，结果会怎样？美国还能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一强国吗？
个人的人生信仰不能被政治信仰、文化信仰、科学信仰所替代，更不能被权力所绑架。从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看出，中共绑架个人信仰的目的，是让民众把民族和国家（实质为党国）当作偶像，替代当年的毛泽东，重新激发和利用民众的信仰热情，强化偶像崇拜的现代政治迷信，挽救中共的意识形态破产，把信仰者当作政治偶像的牺牲。这是历史的倒退。
终极性、超越性的人生信仰，是为了荣耀神和个体归正与拯救，不是为了国家。政权意义的“国家”，是为保障人权而存在的，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而不是相反。先有人权的保障，才有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中共的恩赐和功劳，只不过是中共将有限的人权主要是部分经济自由还给人民之后，由人民所创造的结果。而未来中国要取得政治昌明、文化发展、文明进步以及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同样不取决于中共多做什么，而是少管什么、该管什么。
如今，后极权下的中国，只剩下表面的政治大一统，但由于缺乏充分自由的空间，民间社会又尚待发育，碎片化的社会还未形成有机化的土壤，阻碍了信仰的自由传播，以及价值观的充分交流与融合，也就难以形成价值观共识。如果真想解决精神危机，寻求核心价值观，中共不能走统一思想的老路、邪路，人工制造假货，必须把精神和文化市场还给社会和民众。首先要废除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把公权力关进宪政的笼子，退出民间社会和私权领域，还政于民，培育公民自治。政党只负责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寻求全党的核心价值观；而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应由社会自然孕育而成；个人信仰价值观则由个人自主选择。即使是“普世价值”，在后极权社会的转型中，也需要一个认识、接受、扎根、成长的过程，经过民众的自我教育和实践，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核心价值。因此，现在讲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是空谈，它首先是一个实践命题。
其实，中国要融入世界文明，无需另搞一套核心价值观，既然有“普世价值”，无姓社姓资之分，现在就可直接拿来，当作我们价值追求的愿景——国家层面：民主、法治；社会层面：平等、公正；公民个人层面：自由、博爱。
现代常识告诉我们，执政者的职责就是受选举人委托，依法当好公共秩序和利益的守护者，而不是创造财富和提供精神产品。中共作为篡权的“执政党”，当下能为民族和国家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停止作恶、认罪悔改、放弃专制！
2014年2月17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