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五）——中共藏区“民主改革”的初衷及其惨烈后果

编者按：西藏问题是中国民主转型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张博树先生新近完成《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即将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以系列文章形式将该书核心论点先行公布于此，供读者分享、讨论。           

——《民主中国》编辑部

 

 

共产革命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根据是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逻辑。什么是共产革命逻辑？可以大体罗列如下几个要点：

 

● 共产革命首先植根于对现代私有制的批判。我们知道，对底层民众、弱者、“被剥削者”的同情乃是16世纪以来所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共同道德基础；断定私有制是亵渎腐蚀人类精神、导致人类堕落的“万恶之源”的看法则构成私有制批判的形而上根据。在这方面，共产革命继承了过去500年乌托邦社会主义传统的根本精神。

 

● 但是，共产革命又不同于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仅仅诉诸道德批判，它还有一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观解释，从而把自己上升为“科学”。在这个充满了决定论色彩的线性一元论解释框架中，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被认为体现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

 

● 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其中，“被压迫阶级”尤其将在历史进程中充当革命者的积极角色。同时，“阶级斗争”还是革命者进行社会分析、从事斗争动员的基本方法。

 

● 就现代阶级斗争而言，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主角，其“领导作用”将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施、体现。

 

● 在精神领域，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宗教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用来麻痹被压迫者的斗志，因此是人类的“精神鸦片”。

 

藏区“民主改革”何以势在必行？

 

根据上述共产革命逻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行使对西藏主权后，在藏区推动“民主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把“旧西藏”界定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i] “帝国主义与封建农奴制是西藏社会贫穷落后、发展停滞的根本原因。在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西藏社会不可能发育为成熟的封建社会形态，因而也更不可能自然地实现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中国革命取得夺取政权胜利的历史条件下，人民也更不允许西藏社会继续长期地停滞在封建农奴制的形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最终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ii]

 

这样，藏区“民主改革”的基本含义是：结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解放受压迫的百万农奴，让他们翻身做主人，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

 

而从制度形态上，“民主改革”意味着，西藏将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最终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签署“十七条协议”的1951年，中国还没有宣布进入“社会主义”，而在实行“新民主主义”，但这只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纲领和“两步走”的社会发展战略，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新民主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早一点或晚一点而已。

 

周边藏区率先实行“改革”

 

这里的“周边藏区”指如今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各地的藏民聚居区。虽同为藏区，但这些地区并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可以推行与内地其他地区同样的政策。这是理解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

 

中国内地于1950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目标在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个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举措，因为它建立的是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也就是小农私有制，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整个中国内地，始于1953年，当时的提法叫“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即“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iii]“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式是搞合作化，就是把土改时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以集体化的名义再收回来，变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在内地，这个过程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几个不同阶段。在党的意识形态语言中，这是中国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必由之路。

 

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传统东藏地区（康区）组成的西康省省委于1955年春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区准备实行民主改革的初步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西康将率先在农业区开始土改，同时“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iv]

 

1955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1955年冬至1956年春在甘孜、阿坝、凉山地区开始“社会改造”。在这之前一个月，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地、县、区委三级干部会议，决定1957年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完成土改，并试办合作社。青海也开始在牧区宣传合作化，并着手在黄南州和海南州进行牧业合作化试点。甘肃省甘南州则决定在全州直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v] 请注意上述信息告诉我们的一个要点：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并未像内地其他地区一样在1950年代初、甚至1940年代末就开始土改，1955年底开始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带有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性质，即，既要结束“封建剥削”，进行土地改革，又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合作化。

 

“康巴武装叛乱第一枪”

 

那么，中共是如何在藏区推进土改的？西藏问题专家李江琳女士有过专门研究，据她挖掘的资料，基本是内地实行土改的老办法，即定出身，划成份，动员群众，“算细账、挖穷根、吐苦水”，激发“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仇恨。这样，原来的上层分子、高僧喇嘛、各地头人，一夜间从统战对象变成了斗争对象。问题是“正如内地农村农民与乡绅的关系一样，藏区民众与头人的关系远非宣传中所说的那样紧张，公开诋毁宗教、批斗羞辱喇嘛更是不得人心。”更重要的是，“由于土改工作队大多是汉人，民众认为‘改革就是汉人改藏人’，立刻对土改工作队产生了敌意”。土改还伴随着镇反。根据四川九龙县土改工作计划，要“结合民主改革工作，摸清暗藏反革命的底子后，经过报批手续，把该捕的捕起来”。这一系列行动必然造成社会动荡。[vi]

 

1956年2月15日，在四川甘孜北部的色达草原，发生藏人与汉人工作队之间的武装冲突，被认为打响了“康巴武装叛乱第一枪”。在此之前的195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色达县刚刚建制。这个县级机构设立后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大力推进“改革”。但色达县宣传的“改革”，不仅是要没收富人的牲畜，还要收缴藏人的武器，实现草场国有。在当政者看来，这是给色达藏区牧民描绘的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蓝图，但在当地藏民看来，一批汉人跑来宣布要收走他们的牲畜，收走他们的武器，草场也不再允许自由放牧，等于是剥夺了他们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一切。于是，一个叫仁真顿珠的原部落头人（色达建制后已经被“培养”担任县长）带头搞起了“叛乱”：30余骑牧民包围了哨卡，要求工作团退出色达。双方冲突，直至动武，并导致藏民一死一伤。

 

接着，甘孜、阿坝等地连续发生藏民暴动：2月25日，白玉暴动；2月28日，理塘暴动；2月29日，新龙暴动；3月2日，德格暴动；3月5日，甘孜县暴动；3月7日，色达4个部落800多人包围县城，双方交火3天；3月13日，阿坝绰斯甲县土改工作队遭遇伏击，30名队员被杀；3月17日，阿坝马尔康暴动……。截止1956年3月底，仅甘孜州，20个县就有18个发生暴动，参与者达16000人，10余个土改工作队遭到攻击。[vii]

 

现在要问的是：这些暴动是串通好的、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吗？暴动的参加者是谁？哪些因素促成了藏民的暴动？

 

首先，暴动并非全是藏区各地事先串联、预谋的结果。“更接近真实的可能是，这些暴动是各地区藏人对突如其来的土改运动，以及土改工作队暴力行为的直接反应。由于各地土改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藏人的对应自然也在同一时间段内爆发。地区之间难免相互影响，一个部落发生暴动，对附近的其他部落有可能产生影响，使得武装抗争成为那些部落的选项之一。”[viii]

 

其次，暴动的组织者大多为当地头人或有影响的人士不假（因为他们更具号召力），但参加者却多为中下阶层的普通百姓，包括农牧民、僧侣、商贩等等。他们并非被“胁迫”而参加“叛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已选择了暴动。不妨也做一点“阶级分析”：李江琳的书指出，“自清末‘改土归流’后，康区各地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将之笼统地归为‘农奴制’并不准确。根据1954年6月的社会调查，康北大部、康东、康南小部分地区，拥有份地并自行耕种的差民，即‘差巴’占60%；拥有少量份地，以服劳役为主的‘科巴’约占40%。在康南大部，康北、康东小部分地区，差巴占90%以上，科巴不到10%。康东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土地和牧场已经不归土司、头人、寺院所有，民众也不再为土司头人支差，科巴不到该地区农民总数的2%到3%。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绝大多数农民是自耕农。”[ix] 无论是土改划成份（他们中的一部分按比例也将被划成“地主”或“富农”），还是合作化的财产归公（这一条所有人都逃不掉），这些人都会产生被剥夺感。抵制“改革”会成为他们自然而然的共同选择。

 

最后，除上述分析所指外，还有哪些因素直接导致了藏人的不满和反叛？中共自己的一个内部报告显示，他们也意识到，拉萨方面普遍认为“叛乱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4条原因引起的”。[x] 藏人流亡学者达瓦才仁的研究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达瓦才仁在海外流亡藏人中访问当年经历过“民主改革”的幸存者，“几乎所有接受采访者对民主改革的印象或解释就是：寺院要铲除，财产要充公。他们大多使用当时的宣传语言说，‘民主改革就是要革命，就是寺院和僧人不能当寄生虫，不管贫富，财产要充公’。”[xi]

 

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引起推动“改革”的中共各级党委、政府的警醒。面对突如其来的藏人暴乱，当政者的第一反应是调动军队，用强力震慑阻止抗议的蔓延。

 

“铁鸟在天空飞翔”

 

“铁鸟”指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机。在藏区“平叛”中，居然使用了空军作战力量，这大概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但事实的确如此。

 

首次动用空军力量是轰炸理塘寺。1956年1月，中共理塘县工委开始部署土改，宣布为了实现“和平改革”，要求藏人上缴武器。当地土司、理塘寺副堪布等商讨后，决定反抗。2月，理塘各部落召集人马3000余人，把驻在理塘县城的数百名解放军包围，双方激战数日。后两个团的解放军援军赶到，把“叛军”包围在理塘寺内。理塘寺乃康南名寺，数百幢房屋依山而建，外有围墙，十分坚固，易守难攻。解放军数攻不克，损失惨重。派藏人干部进寺做工作“政治争取”，也收效甚微。而理塘寺内粮食充足，“叛军”仍可长期负隅顽抗。解放军方面却需要速战速决，以理塘战绩震慑其他地区的反叛。在这个背景下，四川军区急电中央军委，要求派空军配合作战。

 

当时中国空军唯一的远程重型轰炸机部队是空军独立4团，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3月29日上午，两架图-4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隆隆起飞，向南穿过秦岭，飞过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经康定，越过贡嘎山口，飞向理塘。机上携带12枚一型子母弹，亦称250公斤级一型集束炸弹。日到中天，高原明丽的蓝天下，长青春科尔寺大经堂的金顶闪闪发光。两架轰炸机飞到寺院上空。寺院里的僧俗听到空中传来奇怪的声音，他们抬起头，看到从未见过的骇人景象：“天上飞来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会飞的机器，像鸟一样长着翅膀，猛地冲下来。”弹如雨下，爆炸声震耳欲聋，整个山头烟尘滚滚……[xii]

 

把图-4轰炸机用于“平叛”的另一个场所，是乡城桑披寺，另一座康南名寺。据藏人回忆，土改工作团在乡城提出7项要求：喇嘛和僧人还俗；寺院财产归公；禁止从事宗教活动；消灭有钱人；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所有财产收归国有；全体人民服从并支持军队。[xiii] 藏人拒绝这些要求，并聚众2000多人包围了县政府，切断水源，试图逼迫政府人员撤出乡城。双方对峙10余天，县政府向康定地委求援，而地委的回答是“由于发生叛乱的地方太多，兵力已经派尽”，无奈之下，乡城县委通过四川省委直接向北京求救，四川省委的说明是“乡城百余同志被围半月有余，现在缺弹药、缺水、缺粮，还在坚持，省委无部队可派调，请中央立即想法救援乡城干部”。周恩来当即批示：“派降落伞兵部队解救乡城干部”。乡城工委见到省委转发的批示后立刻电告中央：乡城地形复杂，不适于派伞兵，建议速从云南派地面部队驰援，同时派飞机轰炸“叛军指挥部”，即桑披寺。

 

不过，这次飞机并没有上来就扔炸弹，而是先撒传单，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着：“我们知道你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受了欺骗的好人，所以我们不忍将炸弹扔在你们的头上。如果你们继续听信坏人的话，和政府作对，炸弹马上就会落在你们头上，那时，后悔就迟了！”扔撒传单和在远处山头抛掷炸弹以示震慑均无效果后，图-4轰炸机再次呼啸而来，“数十枚炸弹落进寺院，桑披寺受到毁灭性打击：3座佛殿、约40座僧舍被炸毁，两百多名僧俗死亡。轰炸停止后，幸存的藏人冲出寺院，部分人投降，大部分人逃进山里。”[xiv]

 

短暂的安抚

                 

其实，在中共藏区社会改造的总计划中，率先在周边藏区推行土改和“民主改革”，本来是为了给未来的西藏改造提供“样板”。有李维汉的讲话为证。这位老资格的中共革命家在1956年2月28日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设想，在青海、甘肃，在四川，做出一个和平改造的榜样，让西藏地区的群众、西藏地区的上层人物去看一看这个榜样。如果他们觉得很好，回去也愿意改革，这样就加速了西藏的和平改造。”[xv] 统战部也确实正在落实毛泽东关于“搞一个等量的办法”以实现“和平赎买”的要求，并为此发出文件。但已经晚了。继1956年3~4月在四川甘孜、阿坝发生暴乱后（与此同时还有凉山彝族地区的暴乱），6月初，青海、甘肃藏区又接连“出事”。可以说，四省周边藏区发生的暴乱，完全超乎中共决策者的预料。

 

按照中共政治斗争逻辑，藏人的一系列武装抗议行动自然属于“反革命叛乱”。195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一份关于“叛乱”的“情况通报”就是用的这个定性。[xvi] 同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有关情况汇报时，也强调在甘孜发生的冲突，其“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尽管他承认“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xvii] 这当然是个重要的定性。但毛也指示统战部和四川省委要做一些让步，以减少对拉萨方面的影响。

 

为此，周恩来特别召集在北京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会传达中央精神。周一方面坚持说，“党中央认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改革是必要的，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地区都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同时讲“我们也要估计到，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但是发生叛乱的主要原因还是有些人掌握武器，想和政府较量较量”。关于“让步”，周恩来谈了这样一些意见：力争和平改革，要根据群众意愿，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后再进行；对于地主的多余牲畜、多余农具、多余粮食、多余房屋这四项浮财不动；对藏区寺庙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寺院的耕地财产暂不动；对现在还在山上的叛乱武装停战和谈。[xviii] 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史称“中央七月指示”，被广泛传达。中央还派出慰问团走访藏区，发放慰问品，进行文艺演出，放映电影，派出医疗队为民众免费治病，以图挽回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3月5日和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连续主持两次西藏工作会议。前一次会议上，仍决定西藏“暂不改革”，不但“6年不改”，甚至要考虑“11年不改”，“目前西藏工作以大下马为紧急任务，下马越快越好，人员内撤越快越好”。[xix] 而后一次会议则做出“江东（金沙江以东地区）坚决改”的决定。为什么要“坚决改”？用四川省、地、县官员的话说：仗打了，人杀了，寺院炸了，就此停下来就等于承认1956年的土改错了，所以不能“半途而废”。这个意见显然得到中共决策层的认可。邓小平在主持第二次会议强调“江东必须改”时就讲，为了推进民主改革，要准备不惜打大仗：“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这是战争状态，不能说昨天他们未打，我们今天就不能打，应集中力量一块一块地搞，一片一片地平息，始终不要放松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打一些好仗，才能争取”。[xx]

 

这就是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思考、判断问题的逻辑！

 

为了执行这个新的“中央三月指示”，人民解放军康定军分区于3月22日组建康北、康南两个“平叛指挥部”。3月底，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亲赴成都，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在军事上保障金沙江以东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问题”。5月2日至6日，川、滇、青、甘四省军分区负责人及昌都工委书记举行军事联席会议，粟裕转达中央意图：“军事上我们仗越打得好，消灭敌人越多，越能促成谈判，越容易把群众发动起来”。[xxi]

 

“越容易把群众发动起来”——似乎“打”乃至“大打”是为了“发动群众”、“解放群众”！虽然这话从粟裕这样的军人口中说出并非煽情，而是对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共各级领导人的惯性思维；然而，这当中隐含的历史悖谬，却至今令人感叹不已！

 

“大跃进”与藏区“平叛”

 

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段历史悲剧时，会发现藏区局面的恶化，总是和中国内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不断升级有关。1955年夏秋突然升温的内地合作化运动催生了四省藏区“二合一”式的“民主改革”，这是灾难的起始点；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再次对藏区局势产生恶性催发作用，使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形势加速向灾难深处发展。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这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力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急切心情。毛本人在1957年底到1958年3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多次讲话，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主张，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要提倡“革命派的好大喜功”。[xxii] “大跃进”已经呼之欲出。

 

远在拉萨的西藏工委在“大跃进”精神感召下也“革命情绪高涨，干劲倍增”，“认为西藏高原可以，也应该放‘卫星’”。[xxiii] 但有《十七条协议》约束，他们暂时还不能放手大干。青海省委就不同了。在四川藏区发生“叛乱”后，青海省委本来已经决定放慢牧区合作化进度；但“大跃进”促使青海迅速回到乌托邦工程的快速轨道上来。1958年3月11日，《青海日报》大幅报道了青海省委第五届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包括要“苦战5年改变青海落后面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实现全面大跃进”。在这之前，青海省委刚刚“清算”了“右派分子”、前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的“反党罪行”，这个“罪行”之一就是这位省长曾向青海上层人士许诺暂不进行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xxiv]

 

正是在“大跃进”急急风一样登场的背景下，发生了著名的青海“循化事件”。循化是十世班禅喇嘛的家乡。这位“红色班禅”一直积极配合中共推进藏区改革的行动，多次主张把扎什伦布寺所在的日喀则地区作为改革试点。他可能想不到，恰恰是在他的故乡，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

 

4月上旬，循化县政府在全县唯一的藏族牧业乡刚察乡强行推行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预防叛乱，还把曾做过班禅老师的温都寺活佛、副县长加乃化等上层人士集中到县城“学习”。但“改造”还是遭到刚察乡藏人的抗拒。4月18日，藏人以营救加乃化活佛为号召，聚众200余人，“包围工作组驻地，枪杀工作组组长，将乡政府和供销社抢劫一空”，又于4月24日聚众数千人攻打循化县城。军方闻讯，迅速赶来“平叛”——

 

25日拂晓，解放军两个团，渡过黄河，包围了叛乱分子。其实，24日下午，（藏人首领）韩乙奴和奴日洪布见攻城不能得手，又发现解放军在黄河北岸集结，便率领武装叛乱分子，趁混乱之机，悄悄逃跑了，剩下的，全是不明真相，手无寸铁，一心只想救出活佛的僧俗群众。在包抄时，不明情况的解放军击毙500余人，后因发现叛乱分子毫无还击能力，多数人手中连根棍棒都没有，战士便自动停止射击。但是，接着又进行了搜捕，将所有青壮年男子，甚至一些妇女和老人，统统当成俘虏，抓了起来。一个下午就抓了2500余人，而当时全县藏族总人口不过11000余人。同一天，加乃化活佛得知消息后，在“学习班”自杀。[xxv]

 

事情发生后，青海省委将“循化叛乱事件”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并总结了4条“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阶级矛盾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克服右倾麻痹思想，与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中共中央竟然“肯定了青海省委的报告，并批转全国”。[xxvi]

 

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就曾在另一份青海省委关于“叛乱”的报告中做出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时机就到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应准备对付那里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xxvii]

 

既然如此，“平叛”还有什么可手软的呢？至1958年夏秋，“青海全省藏人的反抗已经波及5个自治州、24个县、240个部落、307座寺院，公开反抗者达10万多人。中共投入5个师和30个包括各兵种的团队的兵力，加上15个民兵骑兵连和8个民兵步兵连，动用空军、炮兵、步兵、骑兵、装甲兵等军种，在青海展开大规模军事镇压。”[xxviii] 在四川，解放军也至少动用了10个团的兵力，在甘孜地区展开第二波“平叛”。整个1958年是“西南西北秘密战争的高峰”，[xxix] 兰州、成都、昆明三大军区的数万精锐部队在各地藏区作战，围剿“叛乱分子”。

 

在这个背景下，大批藏民为逃避“改革”或躲避战乱，不得已逃离家园。对他们来说，拉萨这个藏人朝圣之地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成群结队的藏人试图西涉金沙江，前往拉萨和卫藏地区避难，而“解放军在康南部署7个团，康北部署3个团，并严密封锁金沙江，迫使大量逃离家园的农民、牧民和僧侣逃向北方牧区。茫茫草原上，四散着一群群难民，有的是几个家庭同行，有的是整个部落出奔。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叛匪’，成为解放军的‘歼灭’目标。逃难者一路被骑兵追杀、步兵围剿、空军轰炸。滥杀成为常态。没有人为‘误伤’或者‘误炸’承担责任，不管打死的是什么人，只要给他们贴上‘叛匪’标签，所有的杀戮都被视为理所当然。逃亡之路也是生死之路，一旦被打死，他们就是‘叛匪’；如果被捕获，他们就是‘被解救的群众’，成批塞进卡车，押解遣返家乡；他们中的成年男子被逐一挑出，或关进监狱，或送去集训，大多数男子从此下落不明。……” [xxx]

 

就这样，仍然有数万藏人历尽艰辛，最终进入西藏。[xxxi]

 

他们的苦难经历构成1959年拉萨“3.10”事件的直接背景，也是这个悲剧性事件何以会发生、甚至何以必然发生的最根本、也最合乎情理的解释。

 

在中共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9年3月拉萨发生的事件被定义为“叛乱”。中国政府2009年3月2日发表的白皮书《西藏民主改革50年》在陈述这一事件的经过时称：本来达赖喇嘛主动要求3月10日去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但在头一天晚上“拉萨墨本（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次日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谣言，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还打死、打伤藏族爱国进步人士。达赖喇嘛本人于一周后的3月17日带部分随从逃离拉萨，出走印度，随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在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xxxii]

 

《白皮书》把1952年、特别是1955年后西藏一些上层人士的“叛乱”策动活动罗列下来，似乎是一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蓄谋已久，他们步步紧逼，唯恐天下不乱，而中央政府的“耐心”和“忍让”竟被视为“软弱可欺”；相应地，似乎北京方面一直在“耐心等待”藏人的自我纠错，而对发生这样的“叛乱”全无责任。

 

本文前边的历史叙述已经证明：这是典型的谎言，一个弥天大谎！事实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59年拉萨发生的事情是前此若干年各地藏区一系列冲突、演变的总结果。而在这些冲突中，矛盾的制造方并非“叛乱分子”，而是推动“民主改革”的一方。这个并不复杂的互动过程和因果关系，在中共官方历史叙述中被彻底歪曲了，真相被完全掩盖了！当然，真相被掩盖，在中共建政后60多年的历史上，并非仅仅这一次，也并非仅仅针对西藏问题。大凡有损党国颜面者，均在被封杀、掩盖、雪埋之列。反右派如此，大饥荒如此，文革如此，六四如此，藏区“叛乱”亦如此。

 

我们应该还原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重演

 

20世纪历史上，达赖喇嘛曾三次被迫出走。前两次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第三次则是1959年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这是可悲的历史重演，尽管背景已经完全不同。

 

1904年那次出逃暂可不论，毕竟那是英人入侵所致。1910年和1959年的两次出逃却都和北京中央政权的行为有关。可以说，是中央政权及其地方执行者的愚蠢、过火乃至某种意义上的罪恶逼走了藏人领袖。关于晚清，前文已经进行过较充分的讨论。那是一个“框架转换”的当口，面对国家衰败的趋势，晚清那些最有作为的官员做出过一系列努力，试图在主权框架内重新厘定北京与西藏的关系，并通过“藏务改革”稳定这种关系。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最终选择了出走和“独立”，既和清廷“藏务改革”的某些过激政策及具体执行官员的愚蠢、暴虐有关，也和清廷自身衰败的大趋势有关，毕竟这个老大帝国由于自身的虚弱已经无法阻挡原来的臣属者走向分离。

 

但1959年却截然不同。“新中国”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国家行动者，其1950年对西藏的进军，在宣示、行使主权意义上本来是成功的；1951年的《十七条协议》亦提供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框架，并由此建立起与藏人的较为信任的关系。1950年代的中国也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负的对象；虽然还不富裕，但却是一个上升中的、富有朝气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本不应再次被迫出走。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中共作为藏区改造者的角色定义和实际行动上，这个“改造者”的概念是和中共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诠释，以及中共对自身“使命”的自我期许紧密相连的。中国共产党相信在全国（包括西藏）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所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

 

这恰恰是悲剧发生的认知根源。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完全没有意识到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项巨大社会工程的乌托邦性质；他们更没有意识到，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构成的特殊性，强力推行这个工程将引发的可怕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重复了晚清那些西藏新政推行者犯过的错误。[xxxiii] 中共的改革是建立在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基础上的。而这个强调“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甚至对“大汉族主义”有明确自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集团，其所推行的“民主改革”却最终给藏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大概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不但如此。“民主改革”的悲剧不但和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认知有关，而且和诉诸“阶级斗争”的具体手段有关。事实上，以“阶级解放”名义发动的“民主改革”具有双重荒谬的性质：

 

首先，“阶级斗争”势必导致阶级偶像化和阶级妖魔化，阶级偶像化塑造“无产阶级”的神话，阶级妖魔化则塑造“阶级敌人”的神话。这在全国都一样，不仅西藏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神话同样俘虏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者。[xxxiv]

 

其次，在少数民族地区，“阶级妖魔化”的结果势必把“阶级斗争”转变为民族冲突，因为被打击的对象均是少数民族的精英和上层，甚至殃及普通民众（当他们被视为“叛匪”时）；更荒谬而又更深刻的是，这一点恰恰不能被信奉“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之类教条的当政者所认识、所承认，而仍然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上思考和处理问题，这就使悲剧的发生更加无法避免。面对血腥“平叛”，完全可以理解藏人为什么要拼死成立“四水六岗护卫军”之类的“叛乱组织”，这是一个弱小民族面对强权压迫做出的本能反应。而这样的悲剧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总的说，历史走向了和当政者所希望的完全相反的方向。中国的共产革命本来凝聚了一代精英既实现民族自强（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又完成社会改造（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的勃勃雄心。但对于这场革命的乌托邦性质及其制度建构层面的极权主义本质，作为行动者的共产党领导者们自己却并无意识。中共确曾在藏区犯下巨大错误甚至“罪过”，但却不是基于统治集团的私利，也不是仅仅基于汉族的利益。这正是问题深刻之所在。他们还真诚地以为自己是在为藏族人民做好事、同时在偿还汉族祖先“欠下的债”呢！解放军进入西藏不能叫“殖民”，这与英帝国之类的殖民历史本来没有可比性。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大英帝国没有犯过中共在西藏的此类罪错是不假，但其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动机是赤裸裸的利益，却毫无疑问。殖民动机中除了利益以外多少还有些“理念”层面东西的，历史上可能只有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xxxv]

 

从根本上说，当今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均植根于现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的路径选择错误及由此造成的整体性制度扭曲，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中国民族问题不过是这个整体性制度扭曲带来的结果的一部分。中共社会改造理念的乌托邦本质和由以推进这种改造的极权主义动员及统治形式二者的结合，应该既是造成这个历史悖谬的基本背景，又是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