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旗子弟
十七世纪我国东北地区活跃着一支游牧部落，他们以狩猎为业，崇尚马上武功，男女皆然，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能骑马弯弓射击。创业者努尔哈赤于1601年将统领的民众组织化，每300人编为一个“牛录”，5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5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汉译为“旗”），由此将所属民众组织在八面旗帜之下，形成八旗制度。八旗成员平日从事采猎，战时立即披甲战斗，行政命令随时发布实施。以每旗统属7500人计，八旗共统属高度组织化的6万人，后因实际需要扩增至10万人以上，实力显著增强。
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于1635年将原来的族名“女贞”废弃，改称“满洲族”，后简称“满族”。此时，皇太极统属的地域已经北起贝加尔湖，横跨黑龙江两岸，南至长白山，西接蒙古边境，这一广袤地区以满族军民凝结一致的牢固的八旗制度为社会基础，由此形成的军事、政治、经济结构具有不容轻视的威慑力。皇太极于1636年宣布称帝，改国号为清。8年后，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统率12万大军与李自成的大顺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于是率军入关，明亡，清帝顺治进驻北京，入主中原，开启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权时代。
皇权不仅指具有至高威势的皇帝之权，还包括皇族的贵胄姻亲分享的权力。满族皇帝以分封爵位的形式满足皇族系统对权力的要求。爵位的等级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10等，后增至14等，子孙后代在不同程度上世袭福荫。按地位，按军功，分封了最著名的8大王：努尔哈赤次子封为礼亲王、14子封为睿亲王、15子封为豫亲王，努尔哈赤之侄封为郑亲王，皇太极长子封为肃亲王、5子封为庆亲王，礼亲王之子弟封为克勒郡王和顺承郡王。这8大王俗称“铁帽子王”，成为一人之下、亿民之上的绝对权势者。他们岁受俸银数千至上万两、禄米数千至上万石，还有封地若干顷，成为大小不等的庄园，无偿享受奴工的贡物。他们俘虏的汉人成为家奴，供其驱使。当政者花公帑为他们打造金碧辉煌的王府、郡府，供他们养尊处优。皇权的分封使权贵倾心于皇帝，成为帝权的拱卫，以此确保满清政权的稳固。
八旗实施兵民一体制，男丁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不准从事农工商业，只能在旗内坐食俸禄。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48两、米24石，略高于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知县的俸银禄米，对旗丁的优待由此可见。朝廷还大肆圈地，然后计丁授田，一丁30亩，地仍由汉民耕种，而由旗兵坐收地租。这种制度保证旗兵生计富足，期以一心练武，保卫朝廷，以此确保满清政权的社会基础稳固。
但长此以往，矛盾渐露。旗兵有了优厚的俸禄待遇和地租收入，在长期无战事的情况下，逐渐养成生活挥霍、大事铺张的习性，彼此感染，形成奢靡无度的风气，于是，八旗官兵慵懒之态日趋严重，所骑之马雇人牵，所发之枪雇人扛，实弹射击时雇人填充弹药。他们成为纨绔之辈，其信念是：人生娱乐与娱乐人生，提笼架鸟，品茗闷酒，养蛐蛐，喂鸽子，拉三弦，唱京戏，是他们的生活日志。
这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当人口繁衍，家有数男只能靠一男的俸禄为生，多年后就会入不敷出，典田卖粮者日众，吃喝不足则借高利贷，每月还了旧贷借新贷，生计愈加困窘，习武练兵的大事也就无从顾及，连发下的新式武器马克沁机枪也锁在拒内，不事练习，后来发展到将射击场地典当换银弥补亏空，射击演练自是停滞，更把军中利器──火炮砸碎卖铁以供靡费。
人们往往喟叹八旗子弟醉生梦死，为之惋惜。其实，正是由于清朝不惜血本地把自己的子弟圈起来，供吃供喝供娱乐，使他们失去自我奋发的动力，结果是眼睁睁看着“接班人”跟皇权说“拜拜”，走上自我消遣之路，他们已无保卫皇权之心。历史告诫我们：如此养育权力的继承者，得到的只是失败的教训。
清朝末期，帝国主义侵略迫使当政者与之不断签定卖国丧权条约，大量白银作为赔款而被掠夺，光是《辛丑条约》即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共8•5亿两。清朝血脉汹涌向外喷血，皇族贵胄姻亲的俸禄享受已难支付，八旗官兵俸禄一减再减，乃至停付。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宣告帝制灭亡。满族贵胄姻亲失去俸禄享受，只得典卖家产，王府、郡府卖光，又无生存能力，落得冻饿而死，无人收尸。至于八旗下层，断绝俸禄后，识时务者学得一门技艺，成为裱糊匠、缝鞋匠、吹鼓手、送水者，勉强养家糊口，等而下者就沦为乞丐、小偷、妓女、黑社会头子或走卒。八旗体制的如此结局鲜明地显示，用国帑养育特权阶层，期望以此得到政权的稳固是不牢靠的。特权本身就孕育其内部对立和相互削弱的趋势，由此不断产生争权夺利的内耗，一旦有外力压制（如帝国主义侵略），特权的崩塌是必然的。这是八旗体制写在历史上的严重警示。
二、红二代
中共最高权力的传承，从毛泽东开始，实行指定制，由他决定谁是后继者。首先指定刘少奇，继之为林彪，再次为王洪文，后来是邓小平，邓后是华国锋。这些红二代都依毛的权力而上下，忽而蹿红，忽而落黑，实为毛的掌中之物。
毛泽东选择刘少奇为接班人缘于刘本人不热衷高层权争，容易相处，在毛看来就是容易服从自己。毛召刘至延安，立即委以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常委委员）、军委副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成为第二把手。刘自然感恩戴德，极力拥护毛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而且力主在毛、刘、任（弼时）组成的书记处中，刘、任只起“助手”作用，毛可随时召开书记处会议，对议题有最后决定权，毛的独裁体制由此有了党法依据。刘在中共七大吹嘘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这些虚妄的吹捧正是毛所需求的。毛靠刘的吹捧将“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章，成为全党工作指针，刘则靠毛成为掌握全党一线工作的领导者。中共召开八大时，毛放手让刘作政治报告，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仍保持毛刘体制。
毛刘裂痕出现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讨论“大跃进”功过，刘在会上讲“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个别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认为这是贬损了他所高举的“大跃进”这面红旗，甚为不满。刘还敢于把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故向毛直陈：“饿死那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些直率之言更是触犯了毛的禁区。“文革”前关于社会矛盾的认识，毛坚持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则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刘少奇屡发异见，毛感到他的权威有旁落的危胁，因此，借口“文革”初期派工作组问题对刘大事挞伐。刘表示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责任，毛则厉声指斥：你在北京专政么，专的好！当场就宣布：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接着，毛决定将刘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名义开除出党，刘被迫害而残死，毛则达到维护自身一言九鼎之权的目的。
以后的事态发展不过是废刘一事的不断重现。毛将林彪定为接班人，又担心林彪不忠，就向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吹风，林彪得知毛在设法整他，慌忙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又选定王洪文，委以重任。王洪文不堪造就，因而废王，重新起用邓小平。邓在“文革”评价上不肯屈从毛意，于是废邓，推出奉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华对毛忠心耿耿，却不孚众望，毛至此已无精力再找接班者，只能徒唤奈何，一命归西。
三、两朝对比
（1）皇朝是依据血统关系传递权位，尽管其中有众多变通规定，但由亲子系统继位的原则是肯定的。选拔的皇子继位，即使因年幼而无亲政能力，还有选定辅臣监理国政的制度以保证帝权正常运作，直到年幼皇帝达到亲政能力为止。当然，辅臣监政难免有滥用职权而发生越轨之事，由此引起帝权与监权的冲突，但总的看，辅臣监政制度保证皇权安稳，不会出现无序状态。
中共最高权位的传承不具备皇权传承的稳定机制。靠领袖一己意志指定接班者，随意性较大，又无法设立必要的章法予以校正，因而那些投机钻营、野心勃勃者就有了可乘之机，那些碌碌无为、拘谨自守者也有了入选机缘。江泽民一类纂权乱政、出卖国土的恶行流布于世，胡锦涛一类懦弱无为的误国之风漫延不止，均不是偶然现象，这些祸国殃民行为的根源在于，由独裁者指定自己权位的继承人必然出现种种漏洞，为一切谬政、恶政的出现提供方便，指定接班人的弊端于此也就昭然若揭。
（2）皇位继承涉及皇族最重要的权益，因此，对皇子的培育成了异常重要的任务。康熙规定，晨4时皇子们起床，开始几乎不间断的6小时学习，下午1至7时集体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复习及考试上午所学内容，天天如此，无论寒暑。唯其严格以求，才培养出治国英才，满清治汉才能从顺治到乾隆延续100年保持社会安定，社稷平稳。
中共不具备专心致志培养接班人的机制。毛泽东主张在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和选拔接班者。他在“文革”中指示红二代不要“文质彬彬”，说是“要武嘛”。他教唆青少年彼此撕杀、持续武斗，怂恿红卫兵滥施酷刑，肆意抢掠。根据林彪办公室指示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掲示从1966年6月到10月，全国红卫兵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428亿元，抢劫黄金188•8万两，抢劫古董1000多万件，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杀人无数。这些打砸抢烧杀的红卫兵就是毛泽东心目中可靠的接班者。
（3）满族领袖深知，能够入主中原是不容易的。要保持对人口数亿、地域博大的汉族的统治地位必须殚精竭虑，夙夜匪懈。清帝顺治于1644年亲政，他不懂汉文，看不懂臣下汉文奏折，于是下决心日日苦学，9年不辍，终于过关。康熙说：“日所读书（指汉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数十年“乐此不为疲也”。他们对汉典籍如此刻苦钻研，才通晓汉族两千余年以来流传的诸多哲学理念和历代社会观的变迁，以此种视野治理汉政才得心应手。简言之，就是以汉族文化理顺汉族政治。
中共领袖无视汉族文化的可贵价值，他们遵循的施政之本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学说与本土的汉族文化格格不入，相互冲突。汉族的文化传统，当推以儒家学说的“以仁为本”、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为主体结构，并由这个主体结构演化而成各种公正、理性的民族智慧。这些民族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无法相互链结。马、恩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标示“工人无祖国”，是说工人可以不具祖国的观念，无视祖国的利益，这与汉族文化强调热受故乡、保卫国土的意识无法融合。《共产党宣言》明示：共产革命就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说，传统观念不分好坏一律扫荡，诸如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善待亲朋，挚爱姐弟，尊重历史，追求文明的优秀传统都应扫荡，这是汉族文化所无法理解和接纳的。马恩倡导的“不断革命论”是埋没民主革命、强制实行社会主义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极左谬论，至今仍为害世界民主进程。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异端邪说对中华民族的为害至深、至久，早就应抛到垃圾箱里去了。
（4）八旗子弟之所以成为脱离权贵的社会游荡者，根源在于满族领袖在制度设计上赋予旗人优厚的俸禄待遇。坐食俸禄，享乐无度，必然丧失进取心，致使生活懒散，不务正业。满族领袖以为只要旗人生活所需由官家保证充足供应，必会换得旗人誓死保卫清朝江山的回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俸禄制度抵制了、抹煞了人的生活动力来自个人对物质资源和精神世界的追求，这种追求的生命力是不能替代的。你无偿提供优厚的俸禄，他就失去个人奋斗的意志，最终成为不问正事的社会游荡者。
中共最高权力的争夺比满族皇权传递具有更深刻的背景。在制度设计上，中共有一项专有权：“领导权”。各级党组织，自下而上都拥有这项权力，形成特有的权力，即特权。“领导权”是自封的，不可质疑、不可剥夺。所谓“领导”，是雅称，实质是指挥，控制，“领导权”就是指挥权，控制权。村支部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村事务运行，省委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省事务运行，党的总书记权力最大，可以指挥、控制党内党外、中央地方、内政外交、各军兵种的运行。这样就形成逐层指挥、控制系统，社会各层靣、各角落都在中共指挥、控制之下，无逃脱的丝毫空隙。权力具有的诱惑力吸引众多权力迷孜孜以求之，因为它意味着，如林彪的透底之言，“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则丧失一切”。权力可以寻租，以权换钱，权钱结合，由此形成的贪污腐败之风成了中共不治之症，直到中共权力阶层全身腐烂透顶，最终一推即倒。
十七世纪我国东北地区活跃着一支游牧部落，他们以狩猎为业，崇尚马上武功，男女皆然，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能骑马弯弓射击。创业者努尔哈赤于1601年将统领的民众组织化，每300人编为一个“牛录”，5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5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汉译为“旗”），由此将所属民众组织在八面旗帜之下，形成八旗制度。八旗成员平日从事采猎，战时立即披甲战斗，行政命令随时发布实施。以每旗统属7500人计，八旗共统属高度组织化的6万人，后因实际需要扩增至10万人以上，实力显著增强。
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于1635年将原来的族名“女贞”废弃，改称“满洲族”，后简称“满族”。此时，皇太极统属的地域已经北起贝加尔湖，横跨黑龙江两岸，南至长白山，西接蒙古边境，这一广袤地区以满族军民凝结一致的牢固的八旗制度为社会基础，由此形成的军事、政治、经济结构具有不容轻视的威慑力。皇太极于1636年宣布称帝，改国号为清。8年后，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统率12万大军与李自成的大顺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于是率军入关，明亡，清帝顺治进驻北京，入主中原，开启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权时代。
皇权不仅指具有至高威势的皇帝之权，还包括皇族的贵胄姻亲分享的权力。满族皇帝以分封爵位的形式满足皇族系统对权力的要求。爵位的等级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10等，后增至14等，子孙后代在不同程度上世袭福荫。按地位，按军功，分封了最著名的8大王：努尔哈赤次子封为礼亲王、14子封为睿亲王、15子封为豫亲王，努尔哈赤之侄封为郑亲王，皇太极长子封为肃亲王、5子封为庆亲王，礼亲王之子弟封为克勒郡王和顺承郡王。这8大王俗称“铁帽子王”，成为一人之下、亿民之上的绝对权势者。他们岁受俸银数千至上万两、禄米数千至上万石，还有封地若干顷，成为大小不等的庄园，无偿享受奴工的贡物。他们俘虏的汉人成为家奴，供其驱使。当政者花公帑为他们打造金碧辉煌的王府、郡府，供他们养尊处优。皇权的分封使权贵倾心于皇帝，成为帝权的拱卫，以此确保满清政权的稳固。
八旗实施兵民一体制，男丁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不准从事农工商业，只能在旗内坐食俸禄。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48两、米24石，略高于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知县的俸银禄米，对旗丁的优待由此可见。朝廷还大肆圈地，然后计丁授田，一丁30亩，地仍由汉民耕种，而由旗兵坐收地租。这种制度保证旗兵生计富足，期以一心练武，保卫朝廷，以此确保满清政权的社会基础稳固。
但长此以往，矛盾渐露。旗兵有了优厚的俸禄待遇和地租收入，在长期无战事的情况下，逐渐养成生活挥霍、大事铺张的习性，彼此感染，形成奢靡无度的风气，于是，八旗官兵慵懒之态日趋严重，所骑之马雇人牵，所发之枪雇人扛，实弹射击时雇人填充弹药。他们成为纨绔之辈，其信念是：人生娱乐与娱乐人生，提笼架鸟，品茗闷酒，养蛐蛐，喂鸽子，拉三弦，唱京戏，是他们的生活日志。
这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当人口繁衍，家有数男只能靠一男的俸禄为生，多年后就会入不敷出，典田卖粮者日众，吃喝不足则借高利贷，每月还了旧贷借新贷，生计愈加困窘，习武练兵的大事也就无从顾及，连发下的新式武器马克沁机枪也锁在拒内，不事练习，后来发展到将射击场地典当换银弥补亏空，射击演练自是停滞，更把军中利器──火炮砸碎卖铁以供靡费。
人们往往喟叹八旗子弟醉生梦死，为之惋惜。其实，正是由于清朝不惜血本地把自己的子弟圈起来，供吃供喝供娱乐，使他们失去自我奋发的动力，结果是眼睁睁看着“接班人”跟皇权说“拜拜”，走上自我消遣之路，他们已无保卫皇权之心。历史告诫我们：如此养育权力的继承者，得到的只是失败的教训。
清朝末期，帝国主义侵略迫使当政者与之不断签定卖国丧权条约，大量白银作为赔款而被掠夺，光是《辛丑条约》即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共8•5亿两。清朝血脉汹涌向外喷血，皇族贵胄姻亲的俸禄享受已难支付，八旗官兵俸禄一减再减，乃至停付。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宣告帝制灭亡。满族贵胄姻亲失去俸禄享受，只得典卖家产，王府、郡府卖光，又无生存能力，落得冻饿而死，无人收尸。至于八旗下层，断绝俸禄后，识时务者学得一门技艺，成为裱糊匠、缝鞋匠、吹鼓手、送水者，勉强养家糊口，等而下者就沦为乞丐、小偷、妓女、黑社会头子或走卒。八旗体制的如此结局鲜明地显示，用国帑养育特权阶层，期望以此得到政权的稳固是不牢靠的。特权本身就孕育其内部对立和相互削弱的趋势，由此不断产生争权夺利的内耗，一旦有外力压制（如帝国主义侵略），特权的崩塌是必然的。这是八旗体制写在历史上的严重警示。
二、红二代
中共最高权力的传承，从毛泽东开始，实行指定制，由他决定谁是后继者。首先指定刘少奇，继之为林彪，再次为王洪文，后来是邓小平，邓后是华国锋。这些红二代都依毛的权力而上下，忽而蹿红，忽而落黑，实为毛的掌中之物。
毛泽东选择刘少奇为接班人缘于刘本人不热衷高层权争，容易相处，在毛看来就是容易服从自己。毛召刘至延安，立即委以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常委委员）、军委副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成为第二把手。刘自然感恩戴德，极力拥护毛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而且力主在毛、刘、任（弼时）组成的书记处中，刘、任只起“助手”作用，毛可随时召开书记处会议，对议题有最后决定权，毛的独裁体制由此有了党法依据。刘在中共七大吹嘘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这些虚妄的吹捧正是毛所需求的。毛靠刘的吹捧将“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章，成为全党工作指针，刘则靠毛成为掌握全党一线工作的领导者。中共召开八大时，毛放手让刘作政治报告，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仍保持毛刘体制。
毛刘裂痕出现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讨论“大跃进”功过，刘在会上讲“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个别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认为这是贬损了他所高举的“大跃进”这面红旗，甚为不满。刘还敢于把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故向毛直陈：“饿死那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些直率之言更是触犯了毛的禁区。“文革”前关于社会矛盾的认识，毛坚持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则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刘少奇屡发异见，毛感到他的权威有旁落的危胁，因此，借口“文革”初期派工作组问题对刘大事挞伐。刘表示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责任，毛则厉声指斥：你在北京专政么，专的好！当场就宣布：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接着，毛决定将刘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名义开除出党，刘被迫害而残死，毛则达到维护自身一言九鼎之权的目的。
以后的事态发展不过是废刘一事的不断重现。毛将林彪定为接班人，又担心林彪不忠，就向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吹风，林彪得知毛在设法整他，慌忙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又选定王洪文，委以重任。王洪文不堪造就，因而废王，重新起用邓小平。邓在“文革”评价上不肯屈从毛意，于是废邓，推出奉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华对毛忠心耿耿，却不孚众望，毛至此已无精力再找接班者，只能徒唤奈何，一命归西。
三、两朝对比
（1）皇朝是依据血统关系传递权位，尽管其中有众多变通规定，但由亲子系统继位的原则是肯定的。选拔的皇子继位，即使因年幼而无亲政能力，还有选定辅臣监理国政的制度以保证帝权正常运作，直到年幼皇帝达到亲政能力为止。当然，辅臣监政难免有滥用职权而发生越轨之事，由此引起帝权与监权的冲突，但总的看，辅臣监政制度保证皇权安稳，不会出现无序状态。
中共最高权位的传承不具备皇权传承的稳定机制。靠领袖一己意志指定接班者，随意性较大，又无法设立必要的章法予以校正，因而那些投机钻营、野心勃勃者就有了可乘之机，那些碌碌无为、拘谨自守者也有了入选机缘。江泽民一类纂权乱政、出卖国土的恶行流布于世，胡锦涛一类懦弱无为的误国之风漫延不止，均不是偶然现象，这些祸国殃民行为的根源在于，由独裁者指定自己权位的继承人必然出现种种漏洞，为一切谬政、恶政的出现提供方便，指定接班人的弊端于此也就昭然若揭。
（2）皇位继承涉及皇族最重要的权益，因此，对皇子的培育成了异常重要的任务。康熙规定，晨4时皇子们起床，开始几乎不间断的6小时学习，下午1至7时集体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复习及考试上午所学内容，天天如此，无论寒暑。唯其严格以求，才培养出治国英才，满清治汉才能从顺治到乾隆延续100年保持社会安定，社稷平稳。
中共不具备专心致志培养接班人的机制。毛泽东主张在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和选拔接班者。他在“文革”中指示红二代不要“文质彬彬”，说是“要武嘛”。他教唆青少年彼此撕杀、持续武斗，怂恿红卫兵滥施酷刑，肆意抢掠。根据林彪办公室指示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掲示从1966年6月到10月，全国红卫兵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428亿元，抢劫黄金188•8万两，抢劫古董1000多万件，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杀人无数。这些打砸抢烧杀的红卫兵就是毛泽东心目中可靠的接班者。
（3）满族领袖深知，能够入主中原是不容易的。要保持对人口数亿、地域博大的汉族的统治地位必须殚精竭虑，夙夜匪懈。清帝顺治于1644年亲政，他不懂汉文，看不懂臣下汉文奏折，于是下决心日日苦学，9年不辍，终于过关。康熙说：“日所读书（指汉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数十年“乐此不为疲也”。他们对汉典籍如此刻苦钻研，才通晓汉族两千余年以来流传的诸多哲学理念和历代社会观的变迁，以此种视野治理汉政才得心应手。简言之，就是以汉族文化理顺汉族政治。
中共领袖无视汉族文化的可贵价值，他们遵循的施政之本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学说与本土的汉族文化格格不入，相互冲突。汉族的文化传统，当推以儒家学说的“以仁为本”、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为主体结构，并由这个主体结构演化而成各种公正、理性的民族智慧。这些民族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无法相互链结。马、恩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标示“工人无祖国”，是说工人可以不具祖国的观念，无视祖国的利益，这与汉族文化强调热受故乡、保卫国土的意识无法融合。《共产党宣言》明示：共产革命就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说，传统观念不分好坏一律扫荡，诸如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善待亲朋，挚爱姐弟，尊重历史，追求文明的优秀传统都应扫荡，这是汉族文化所无法理解和接纳的。马恩倡导的“不断革命论”是埋没民主革命、强制实行社会主义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极左谬论，至今仍为害世界民主进程。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异端邪说对中华民族的为害至深、至久，早就应抛到垃圾箱里去了。
（4）八旗子弟之所以成为脱离权贵的社会游荡者，根源在于满族领袖在制度设计上赋予旗人优厚的俸禄待遇。坐食俸禄，享乐无度，必然丧失进取心，致使生活懒散，不务正业。满族领袖以为只要旗人生活所需由官家保证充足供应，必会换得旗人誓死保卫清朝江山的回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俸禄制度抵制了、抹煞了人的生活动力来自个人对物质资源和精神世界的追求，这种追求的生命力是不能替代的。你无偿提供优厚的俸禄，他就失去个人奋斗的意志，最终成为不问正事的社会游荡者。
中共最高权力的争夺比满族皇权传递具有更深刻的背景。在制度设计上，中共有一项专有权：“领导权”。各级党组织，自下而上都拥有这项权力，形成特有的权力，即特权。“领导权”是自封的，不可质疑、不可剥夺。所谓“领导”，是雅称，实质是指挥，控制，“领导权”就是指挥权，控制权。村支部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村事务运行，省委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省事务运行，党的总书记权力最大，可以指挥、控制党内党外、中央地方、内政外交、各军兵种的运行。这样就形成逐层指挥、控制系统，社会各层靣、各角落都在中共指挥、控制之下，无逃脱的丝毫空隙。权力具有的诱惑力吸引众多权力迷孜孜以求之，因为它意味着，如林彪的透底之言，“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则丧失一切”。权力可以寻租，以权换钱，权钱结合，由此形成的贪污腐败之风成了中共不治之症，直到中共权力阶层全身腐烂透顶，最终一推即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