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百年（1920—2020）中国史是共产主义的兴衰史
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2020年這个党已将走过了百年的历程。这一百年的历史记录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记录了共产主义由兴起到衰落的历史过程。
共产主义的兴衰，是百年史之纲，百年史之中轴。宏大的历史事件，乃至无数家庭、个人之命运在此时期所发生的的悲喜剧，都围绕这一中轴展开，都打上共产主义兴衰的烙印。共产主义兴衰的史学观对于官方的革命史学观是一次根本性的颠覆。
《中国共产党章程》宣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官方史学家所书写的所有党史本本，都阐明这样一个基调：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领导人民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这种史学观无法解释以下的历史现象，即作为社会主义的母国和大国——苏联，生存了七十四年之后，于1991年12月突然解体；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党——苏联共产党，同时悄然解散。无论是多么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多么伟大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俄罗斯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都已成了历史。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中，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节节退潮。共产主义必然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共产主义，无论你是怀抱慈善的动机，还是带有崇高的目的去进行这种实验；无论你是以和平自愿的方式，还是以暴力强制的手段去推行这种实验，其结果都逃不出失败的结局。共产主义确曾是人类的美好的理想，但这个理想，是空想，是神话。它只供给你信仰，欣赏，自我陶醉。如果人们不加以付诸实践，它永远是美好的。但一旦与实践对接，它的空想性与神话面纱立即在一系列的血腥事件中暴露其真像。当然，对于第一个实验者欧文是个例外：在他的实验中，没有血腥、暴戾的记录。但仍留下了一个失败者的遗憾。
欧文（他是一个成功的资本家，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受摩尔《乌托邦》一书的启发，决定到美国去试试（因为美国最宽容）。1824年他从英国远渡大洋来到美国荒凉的中部，花巨资购地三万英亩，试建共产村。1825年，他在印第安纳州建了“新和谐村”，吸引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约一千人加入了这个新村。美国独立五十年之际，欧文宣布了他的“精神独立宣言”。他说，我现在向世界宣布，从这一刻开始，你们将摆脱最邪恶的“私有制或个人财产，荒谬非理性的宗教，以及建立在二者之上的婚姻”，从而建成“道德新世界”。“我们的原则将会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从一个大洲到一个大洲传布开来，直到这些原则和制度覆盖整个地球”。可惜的是，新和谐村坚持不到三年，以及当时美国受欧文感召建立的一批共产村，在1830年以后，也都陆续消失了。这场共产主义实验，前后不过五年左右，就画上了句号。
我们不要误解《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摩尔，似乎他著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去实行乌托邦的原则。恰恰是他，可能是对乌托邦原则提出质疑的第一人（否则为什么要将此书定名为“乌托邦”呢？）。他写道：“在公有制下，人们不可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当人们感觉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却可以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物质当然就不会丰富。……那里不可能如此理想，因为人的本性良莠不齐，要在短时期内改善人性，绝无可能。”这是一个英国人在十六世纪初提出的警言。他是否定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
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了。时间跨越了五个世纪。我们也经历了一场共产主义实验。但我们不再采用欧文的和平自愿的实验方式。因此无论是在广度、深度和时间跨度上都远远超越 欧文那次实验，教训和代价也远比欧文那次实验惨烈和沉重。但结局是同样的 ：失败。失败的基本原因，都没有超出摩尔的天才先见：共产主义得不到人性的支持。
当然，俄式和毛式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还有种种原因。如，它建立了人类史上顶级的专制制度，即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极权制度”，久加诺夫所说的“三垄断制度”：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社会财富，垄断意识形态。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被剥夺了所有的个人权利，所以，称为“共产奴隶制度”也是名副其实的。如，在这个制度下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最早发现这个现象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早在1956年他就著述《新阶级》一书（在美国出版），因此被开除出党，入狱七年。中国人提出这一类似的概念已是二十世纪末了，那就是今天被强烈谴责的权贵资产阶级。
共产主义宣称要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可是这个制度却建立了无数个集中营，劳改农场，天罗地网般的监狱——一位哲人说：“没有自由，祖国就是一座监狱。”
共产主义宣称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可是这个制度却孽生了比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更贪婪、更野蛮、更不择手段的掠夺集团。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
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所持续的时间都超过欧文实验的二十倍以上。这或许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唯一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类实验都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凡是对共产主义持异见者，有不满者，甚至反抗者，都一律当作阶级敌人而遭到国家的惩处：或劳改，或流放，或判刑，或成为极权国家机器下的冤屈鬼。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科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共产主义死亡的人数达一亿人之巨，比两次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出一半。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仅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非正常死亡者就达8300万。凭借暴力，共产主义实验可以一撑再撑，但充其量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其悲怆的插曲——人类文明史上曾在这里发生过一次文明断层的插曲。
共产主义的暴力实验，在人类史上不过如白驹过隙的一瞬间，但在此期间，民主化的进程被打断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文明秩序被打乱了，社会各领域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文化和道德的创伤在一个長时期内难以修复，还有几代人遭受无以复加的灾难。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加以记录，加以反省，加以总结，使后人不再误入这条偏离人类文明的弯道与邪路。
恩格斯曾指出：“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它的时代过去了。”（《马恩全集》第1卷，第577页）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它的时代过去了。
2013年12月6日至12月30日
后记
我有一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要把几个月来的《报刊文摘》翻阅一番，其中认为重要的内容还要作一些摘录。这件事最近一次是从2013年11月底开始的。可是几天之后看到李慎之在2003年1月23日给许良英的长信，提出了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想法。恰巧，近一、二年我亦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与李的想法相近，只是李的信中有的观点没有展开，有的观点不够明确。这件事因此刺激了我，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就无心再去整理《报刊文摘》了。于是命笔撰写此文。正好今年是李慎之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就以此文作为纪念吧！原来以为写上五、六千字的文章就可罢休，不料又涂写成了一篇长文，很是抱歉。
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兴衰是中国近代史之纲。这是一个新的史学观。这个观点在相当时间内可能难以为中国理论界所接受。但是，我认为只有依据这个观点才能对中国近代史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按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作为近代史之纲，所编写出来的著作只能称之伪近代史；历史将证明，它们都是一堆堆的废纸。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主政，主导改革开放。对邓小平本人这一时期的评价，以及对中国这一时期改革开放事业的评价，国内占主导的意见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如不加以纠正，历史的真相将被掩盖，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今后中国的正确走向；为此多费笔墨，力加辨清真伪。
我以170年的中国近代史与西方民主史证明，文化观念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从而否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是解释人类历史的唯一工具。认为唯心史观也是解释人类历史的一个工具。
中国不借鉴西方民主也可以实现民主，对这一观点我是否定的。本文一论再论，加以阐述，也多费了笔墨。这样，文章就又写得超长了。
附录： 李慎之2003年1月23日给许良英的信
良英同志：
收到1月8日大函已经多日，稽迟答复为歉！
你对我身体的关怀，使我感动。但是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并没有听你的忠告：第一是我这里离龙潭公园距离大概有一公里，已在我的步行半径之外而且要横过起码两条马路，在没有人陪的情况下，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本来在我自己的院子里转圈子，也可以达到散步锻炼的目的（现在的院子比我原来住的院子要小），但是我自从2000年起就放弃散步了，迄今已有三年，实在是懒得可以，也实在羞于向你启齿。至于早饭，我多年来已习惯于你说的“泡饭式”，只是为通大便起见，自己每天早晨煮一些燕麦片，实在是极不讲究，但已成习惯，想改也难。这是我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向你说明的，而且是愧对你的期望的。
老妻入院已经三月有余，迄今仍然因为开刀的创口有一小段（不过三分）未能愈合而不得出院，心中烦躁，但也没有办法，现在离春节还有十天，还想她能出来。但只怕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
近十年来，生活没有什么波动，平常总因为可以无限期地indefintely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不变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变的因素。只希望中国沉默的政治也隐藏着什么表面看不出的推动力。
前两天王若水的夫人把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作为潘耀明编的“21世纪丛书”之一种）送给我。全书上下两册，约50万字，我看了约10万字，叹为得未曾有，原来若水在1993年就开始搜集材料了，用功之勤，思想之广博深刻，都使我惊叹。虽然实际上还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但大体规模已具，估计至少十年内未必有人超得过。这又使我惭愧，优柔迁延，不肯下决心、下功夫做学问，正如我对你的研究民主问题一样。
（王若水的书因为是在香港出版的，国内不可能买到，你如有门路，我建议你设法搞一套看看。）
由此想到，我早几年就有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纪中国民主框架大体完成之日）必须改写的想法，但总觉得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轻人。最近忽然想，整本的写不出来，万言长文，提示几个主要论点，或者写出一个大纲，总还是应当而且可以的吧。现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见向你请教一下。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发生得并不比任何国家为晚，秦汉时期规模即颇可观，但是只能永远处于“萌芽状态”，就是因为专制的政治压制了这个“芽”永远也长不大。所谓明清之际的“萌芽”说不过是被硬套五阶段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伪理论而已。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一方面确是侵略；一方面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的进步因素，因而开始了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极其艰难的过程。
中国传统，如果要一分为二的话，一方面是外儒内法的王权专制的传统，一方面是以游民打先锋（甚至是领导）的农民造反的传统。后者开头也许有些平均主义或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倾向，一旦成功，立即回到皇权专制的老传统。
1840年以后头十几年的历史，主要是传统的专制主义抵制抗拒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历史。偏偏这时农民造成的传统之大发作（主要是太平天国，还有规模较小、较后的捻军、义和团等）。最后虽被统治者扑灭，然影响残留甚强（与以前历史上的比较而言）。
戊戌、辛亥都应该肯定。辛亥的孙中山更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之集大成者，但是由于传统强烈，他也沾染了不少皇权专制的影响，还有下层黑社会的影响，从历史来看，这都是当然的，必然的，不足怪的，但是在叙述时必须指出，必须批判。
辛亥以后资本主义与民主思想都有不小的发展，但还远远不足以抵抗专制传统。所谓军阀混战，其实与历朝历代改朝换代之际的分裂混乱相差不大，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几乎是应有之义。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但是作为总司令的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一方面并不真懂民主。（也难怪他。）其人一方面把共产党引进中国，一方面在党内实行家长制。其实，即使他真懂民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不可能在建立民主方面有多大的作为，胡适即是如此。
就当时世界论，帝国主义确实存在，而且主宰世界。凡先进国家就无一例外地都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必然要产生自己的对立面，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在欧洲吸引了无数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但是只有在俄国这样的国家经由列宁这样的理论家与政治家的运作才能成功。马列主义一旦在俄国成功，即成为较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更为强劲的思潮而在落后国家取得地盘。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中国成立。资格要老得多的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蒋介石也不得不受其影响。国民党北伐应该肯定，其轨迹也与中国历朝历代皇纲解决以后新王朝首先要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相仿。国民党也不是毫无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政绩，也还过得去，但当时的中国在于列强对比问题实在太多，非古时的明、清可比。加以日本侵略（1840年的英国侵略，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30年代的日本侵略置中国于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与土崩瓦解之危机），致使国民党统治者无法施行其统治；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膺，而且趋左倾；共产党因时崛起（包括西安事变等偶然因素）。
八年抗战完全应该肯定，国民党无能误国之处甚多，但外交上可称因抗战胜利而完全胜利。
政协亦应肯定，但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但有三点必须声明，国民党有久穷（八年抗战）而骤富（劫收）必然特别腐败；共产党以历史上从黄巾、张角、李自成到洪秀全大体相似而远为精妙的方式发动农民夺取政权，并赢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已到出神入化之境；国际形势，苏联影响膨胀与共产党一贯学说一致，其政策更是有利于共产党取得政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这三十年的历史实在很难肯定，不过它既然出现了，存在了，就应当深入地作出合理的说明。只要抓住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内因与马列主义影响这个外因，其实也不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总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之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
但是这三十年虽然可称黑暗之极，史学家仍需发现其有一些后来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因素（如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统一，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普及了初等教育，改善了妇女地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均质性等等）。这些都同时带有片面性，需深入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中国脱出极权主义的艰难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已走到了极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转。目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已进入晚期极权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应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中国的历史看起来很特别，其实放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来看，也不见得就怎么太奇怪。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就都在20世纪走过了与中国大体相似的道路。欧洲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祖国）、德国（宗教改革的祖国）在20世纪还经历了右的极权主义的曲折。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在世界史上看其实是特例，正如希腊在古代是特例一样。回头看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各有特色；朝前看共性将越来越多。奥斯曼帝国中的土耳其是第一个摆脱了伊斯兰专制的国家，其民主到现在也还不怎么样，但比许多阿拉伯国家还是强得多。阿拉伯国家到21世纪末，顶多到22世纪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也会艰难地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
总之以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必须改写。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但是即使这样，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内因。
狂言乱语一口气写了一大篇，当然十分粗疏。今年将花些气力勾划出一个提纲来。改写近代史的工作，自己虽然没有力量完成，但能为后来者省些力气，也就可以引为安慰了。叨在同志，向你请教。请勿吝赐教为幸。
顺颂
年禧！
李慎之
2003年1月23日
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2020年這个党已将走过了百年的历程。这一百年的历史记录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记录了共产主义由兴起到衰落的历史过程。
共产主义的兴衰，是百年史之纲，百年史之中轴。宏大的历史事件，乃至无数家庭、个人之命运在此时期所发生的的悲喜剧，都围绕这一中轴展开，都打上共产主义兴衰的烙印。共产主义兴衰的史学观对于官方的革命史学观是一次根本性的颠覆。
《中国共产党章程》宣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官方史学家所书写的所有党史本本，都阐明这样一个基调：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领导人民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这种史学观无法解释以下的历史现象，即作为社会主义的母国和大国——苏联，生存了七十四年之后，于1991年12月突然解体；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党——苏联共产党，同时悄然解散。无论是多么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多么伟大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俄罗斯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都已成了历史。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中，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节节退潮。共产主义必然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共产主义，无论你是怀抱慈善的动机，还是带有崇高的目的去进行这种实验；无论你是以和平自愿的方式，还是以暴力强制的手段去推行这种实验，其结果都逃不出失败的结局。共产主义确曾是人类的美好的理想，但这个理想，是空想，是神话。它只供给你信仰，欣赏，自我陶醉。如果人们不加以付诸实践，它永远是美好的。但一旦与实践对接，它的空想性与神话面纱立即在一系列的血腥事件中暴露其真像。当然，对于第一个实验者欧文是个例外：在他的实验中，没有血腥、暴戾的记录。但仍留下了一个失败者的遗憾。
欧文（他是一个成功的资本家，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受摩尔《乌托邦》一书的启发，决定到美国去试试（因为美国最宽容）。1824年他从英国远渡大洋来到美国荒凉的中部，花巨资购地三万英亩，试建共产村。1825年，他在印第安纳州建了“新和谐村”，吸引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约一千人加入了这个新村。美国独立五十年之际，欧文宣布了他的“精神独立宣言”。他说，我现在向世界宣布，从这一刻开始，你们将摆脱最邪恶的“私有制或个人财产，荒谬非理性的宗教，以及建立在二者之上的婚姻”，从而建成“道德新世界”。“我们的原则将会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从一个大洲到一个大洲传布开来，直到这些原则和制度覆盖整个地球”。可惜的是，新和谐村坚持不到三年，以及当时美国受欧文感召建立的一批共产村，在1830年以后，也都陆续消失了。这场共产主义实验，前后不过五年左右，就画上了句号。
我们不要误解《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摩尔，似乎他著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去实行乌托邦的原则。恰恰是他，可能是对乌托邦原则提出质疑的第一人（否则为什么要将此书定名为“乌托邦”呢？）。他写道：“在公有制下，人们不可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当人们感觉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却可以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物质当然就不会丰富。……那里不可能如此理想，因为人的本性良莠不齐，要在短时期内改善人性，绝无可能。”这是一个英国人在十六世纪初提出的警言。他是否定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
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了。时间跨越了五个世纪。我们也经历了一场共产主义实验。但我们不再采用欧文的和平自愿的实验方式。因此无论是在广度、深度和时间跨度上都远远超越 欧文那次实验，教训和代价也远比欧文那次实验惨烈和沉重。但结局是同样的 ：失败。失败的基本原因，都没有超出摩尔的天才先见：共产主义得不到人性的支持。
当然，俄式和毛式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还有种种原因。如，它建立了人类史上顶级的专制制度，即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极权制度”，久加诺夫所说的“三垄断制度”：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社会财富，垄断意识形态。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被剥夺了所有的个人权利，所以，称为“共产奴隶制度”也是名副其实的。如，在这个制度下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最早发现这个现象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早在1956年他就著述《新阶级》一书（在美国出版），因此被开除出党，入狱七年。中国人提出这一类似的概念已是二十世纪末了，那就是今天被强烈谴责的权贵资产阶级。
共产主义宣称要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可是这个制度却建立了无数个集中营，劳改农场，天罗地网般的监狱——一位哲人说：“没有自由，祖国就是一座监狱。”
共产主义宣称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可是这个制度却孽生了比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更贪婪、更野蛮、更不择手段的掠夺集团。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
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所持续的时间都超过欧文实验的二十倍以上。这或许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唯一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类实验都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凡是对共产主义持异见者，有不满者，甚至反抗者，都一律当作阶级敌人而遭到国家的惩处：或劳改，或流放，或判刑，或成为极权国家机器下的冤屈鬼。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科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共产主义死亡的人数达一亿人之巨，比两次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出一半。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仅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非正常死亡者就达8300万。凭借暴力，共产主义实验可以一撑再撑，但充其量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其悲怆的插曲——人类文明史上曾在这里发生过一次文明断层的插曲。
共产主义的暴力实验，在人类史上不过如白驹过隙的一瞬间，但在此期间，民主化的进程被打断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文明秩序被打乱了，社会各领域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文化和道德的创伤在一个長时期内难以修复，还有几代人遭受无以复加的灾难。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加以记录，加以反省，加以总结，使后人不再误入这条偏离人类文明的弯道与邪路。
恩格斯曾指出：“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它的时代过去了。”（《马恩全集》第1卷，第577页）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它的时代过去了。
2013年12月6日至12月30日
后记
我有一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要把几个月来的《报刊文摘》翻阅一番，其中认为重要的内容还要作一些摘录。这件事最近一次是从2013年11月底开始的。可是几天之后看到李慎之在2003年1月23日给许良英的长信，提出了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想法。恰巧，近一、二年我亦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与李的想法相近，只是李的信中有的观点没有展开，有的观点不够明确。这件事因此刺激了我，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就无心再去整理《报刊文摘》了。于是命笔撰写此文。正好今年是李慎之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就以此文作为纪念吧！原来以为写上五、六千字的文章就可罢休，不料又涂写成了一篇长文，很是抱歉。
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兴衰是中国近代史之纲。这是一个新的史学观。这个观点在相当时间内可能难以为中国理论界所接受。但是，我认为只有依据这个观点才能对中国近代史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按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作为近代史之纲，所编写出来的著作只能称之伪近代史；历史将证明，它们都是一堆堆的废纸。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主政，主导改革开放。对邓小平本人这一时期的评价，以及对中国这一时期改革开放事业的评价，国内占主导的意见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如不加以纠正，历史的真相将被掩盖，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今后中国的正确走向；为此多费笔墨，力加辨清真伪。
我以170年的中国近代史与西方民主史证明，文化观念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从而否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是解释人类历史的唯一工具。认为唯心史观也是解释人类历史的一个工具。
中国不借鉴西方民主也可以实现民主，对这一观点我是否定的。本文一论再论，加以阐述，也多费了笔墨。这样，文章就又写得超长了。
附录： 李慎之2003年1月23日给许良英的信
良英同志：
收到1月8日大函已经多日，稽迟答复为歉！
你对我身体的关怀，使我感动。但是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并没有听你的忠告：第一是我这里离龙潭公园距离大概有一公里，已在我的步行半径之外而且要横过起码两条马路，在没有人陪的情况下，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本来在我自己的院子里转圈子，也可以达到散步锻炼的目的（现在的院子比我原来住的院子要小），但是我自从2000年起就放弃散步了，迄今已有三年，实在是懒得可以，也实在羞于向你启齿。至于早饭，我多年来已习惯于你说的“泡饭式”，只是为通大便起见，自己每天早晨煮一些燕麦片，实在是极不讲究，但已成习惯，想改也难。这是我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向你说明的，而且是愧对你的期望的。
老妻入院已经三月有余，迄今仍然因为开刀的创口有一小段（不过三分）未能愈合而不得出院，心中烦躁，但也没有办法，现在离春节还有十天，还想她能出来。但只怕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
近十年来，生活没有什么波动，平常总因为可以无限期地indefintely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不变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变的因素。只希望中国沉默的政治也隐藏着什么表面看不出的推动力。
前两天王若水的夫人把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作为潘耀明编的“21世纪丛书”之一种）送给我。全书上下两册，约50万字，我看了约10万字，叹为得未曾有，原来若水在1993年就开始搜集材料了，用功之勤，思想之广博深刻，都使我惊叹。虽然实际上还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但大体规模已具，估计至少十年内未必有人超得过。这又使我惭愧，优柔迁延，不肯下决心、下功夫做学问，正如我对你的研究民主问题一样。
（王若水的书因为是在香港出版的，国内不可能买到，你如有门路，我建议你设法搞一套看看。）
由此想到，我早几年就有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纪中国民主框架大体完成之日）必须改写的想法，但总觉得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轻人。最近忽然想，整本的写不出来，万言长文，提示几个主要论点，或者写出一个大纲，总还是应当而且可以的吧。现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见向你请教一下。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发生得并不比任何国家为晚，秦汉时期规模即颇可观，但是只能永远处于“萌芽状态”，就是因为专制的政治压制了这个“芽”永远也长不大。所谓明清之际的“萌芽”说不过是被硬套五阶段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伪理论而已。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一方面确是侵略；一方面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的进步因素，因而开始了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极其艰难的过程。
中国传统，如果要一分为二的话，一方面是外儒内法的王权专制的传统，一方面是以游民打先锋（甚至是领导）的农民造反的传统。后者开头也许有些平均主义或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倾向，一旦成功，立即回到皇权专制的老传统。
1840年以后头十几年的历史，主要是传统的专制主义抵制抗拒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历史。偏偏这时农民造成的传统之大发作（主要是太平天国，还有规模较小、较后的捻军、义和团等）。最后虽被统治者扑灭，然影响残留甚强（与以前历史上的比较而言）。
戊戌、辛亥都应该肯定。辛亥的孙中山更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之集大成者，但是由于传统强烈，他也沾染了不少皇权专制的影响，还有下层黑社会的影响，从历史来看，这都是当然的，必然的，不足怪的，但是在叙述时必须指出，必须批判。
辛亥以后资本主义与民主思想都有不小的发展，但还远远不足以抵抗专制传统。所谓军阀混战，其实与历朝历代改朝换代之际的分裂混乱相差不大，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几乎是应有之义。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但是作为总司令的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一方面并不真懂民主。（也难怪他。）其人一方面把共产党引进中国，一方面在党内实行家长制。其实，即使他真懂民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不可能在建立民主方面有多大的作为，胡适即是如此。
就当时世界论，帝国主义确实存在，而且主宰世界。凡先进国家就无一例外地都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必然要产生自己的对立面，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在欧洲吸引了无数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但是只有在俄国这样的国家经由列宁这样的理论家与政治家的运作才能成功。马列主义一旦在俄国成功，即成为较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更为强劲的思潮而在落后国家取得地盘。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中国成立。资格要老得多的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蒋介石也不得不受其影响。国民党北伐应该肯定，其轨迹也与中国历朝历代皇纲解决以后新王朝首先要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相仿。国民党也不是毫无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政绩，也还过得去，但当时的中国在于列强对比问题实在太多，非古时的明、清可比。加以日本侵略（1840年的英国侵略，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30年代的日本侵略置中国于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与土崩瓦解之危机），致使国民党统治者无法施行其统治；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膺，而且趋左倾；共产党因时崛起（包括西安事变等偶然因素）。
八年抗战完全应该肯定，国民党无能误国之处甚多，但外交上可称因抗战胜利而完全胜利。
政协亦应肯定，但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但有三点必须声明，国民党有久穷（八年抗战）而骤富（劫收）必然特别腐败；共产党以历史上从黄巾、张角、李自成到洪秀全大体相似而远为精妙的方式发动农民夺取政权，并赢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已到出神入化之境；国际形势，苏联影响膨胀与共产党一贯学说一致，其政策更是有利于共产党取得政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这三十年的历史实在很难肯定，不过它既然出现了，存在了，就应当深入地作出合理的说明。只要抓住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内因与马列主义影响这个外因，其实也不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总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之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
但是这三十年虽然可称黑暗之极，史学家仍需发现其有一些后来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因素（如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统一，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普及了初等教育，改善了妇女地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均质性等等）。这些都同时带有片面性，需深入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中国脱出极权主义的艰难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已走到了极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转。目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已进入晚期极权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应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中国的历史看起来很特别，其实放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来看，也不见得就怎么太奇怪。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就都在20世纪走过了与中国大体相似的道路。欧洲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祖国）、德国（宗教改革的祖国）在20世纪还经历了右的极权主义的曲折。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在世界史上看其实是特例，正如希腊在古代是特例一样。回头看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各有特色；朝前看共性将越来越多。奥斯曼帝国中的土耳其是第一个摆脱了伊斯兰专制的国家，其民主到现在也还不怎么样，但比许多阿拉伯国家还是强得多。阿拉伯国家到21世纪末，顶多到22世纪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也会艰难地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
总之以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必须改写。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但是即使这样，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内因。
狂言乱语一口气写了一大篇，当然十分粗疏。今年将花些气力勾划出一个提纲来。改写近代史的工作，自己虽然没有力量完成，但能为后来者省些力气，也就可以引为安慰了。叨在同志，向你请教。请勿吝赐教为幸。
顺颂
年禧！
李慎之
2003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