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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6.12.12
朱建陵/北京专访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6121200079,00.html
滕彪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担任讲师，并在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任职，但在博士和律师都已经如过江之鲫的中国大陆，滕彪更重要的头衔，是「维权律师」。而和海外对大陆维权人士塑造出的「义士」形象不同的，滕彪希望能找到与中共政府互动的管道，希望以和平方式达成维权目标。以下为专访摘要：
问：你如何认定自己的角色？律师，还是维权律师？
答：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从作为律师的角度来看，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就是要为当事人利益着想，让当事人得到最大的好处。从山东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案件来看，或基督教传道者蔡卓华的案件来看，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他们的利益，并且根据不同的案件，采取不同的帮助方式。
这两个案件，都是比较敏感的案子，蔡卓华案背后是宗教自由的问题，陈光诚案背后是基本人权的问题，我们的基本判断，就是尽量让事情公开化、让更多的人知道，让舆论能关注这个事情，关注的人、关注的力量越多，对当事人越有好处。
问：二○○三年的孙志刚事件，你和许志永、俞江促成了政府废止收容遣送办法，当时对维权的前景是乐观的，现在呢？
答：孙志刚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实际上看到的是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很快做出反应，最后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因素，一个是非典，导致民间对政府公开信息的呼声非常强烈，当时政府很难能在所有事情上都不向民间让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是法制不小的进步，但不能表明中央和民间的沟通互动是制度化的，政府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出一些善意，但在以后同样的事情上，可能不会让步。去年和今年内，就有很多人被抓，很多网站被关。
促成废止收容遣送 只是偶然
但我的概念，维权运动不仅仅是维权律师和郭飞雄、李健、刘正有这样的民间人权活动家的活动，维权是一个全社会的、全方位的要求，广大民众追求法定权利的一个运动，它没有明确的章程、目的、组织，但它有一些最基本的特点。对维权运动的意义阐释是随着维权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互相交流、碰撞、竞争中逐渐磨合，并逐步扩大共识。
维权运动的主要构成力量，是那些为了失去的土地而抗争的农民、要求罢免村官的村民、反对非法拆迁的市民、要求司法正义平反冤案的访民、在网络上揭露腐败传播真相的网民，是那些要求法定权利、要求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的普通中国公民。每天都会有新的权利受侵害情况发生。所以广义来说，受侵权的情况没有停止，维权的活动就不会停止。
当然，如果有律师、记者加入，他们的声音会更大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律师、法律人介入，这些底层的人一样会维护自己权利，也会出现自己的精英。
问：现在大陆的维权工作，和过去的民主运动是不是有区别？
答：我没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对民运的认识有限。我想，当你喊要新闻自由、要民主的时候，和群众没有一个沟通的桥梁，因为太抽象，很多人不明白新闻自由的涵义、作用，甚至怕会乱，你说要民主，可能很多老百姓也不太能理解，但维权是一种看的见、摸得着，可以操作的桥梁。
维权与民运 的确是殊途同归
我们不谈要民主，但郭飞雄跑到广东太石村去，教村民根据选举法来罢免村官，这实际上就是在要民主。我们不谈要人权，但就个别案件来说，蔡卓华案踏出基督徒有印刷圣经的自由。我们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做，我们就要求在这个案件依法处理、另一个案件依法处理，不说整个制度要怎么样、宪法要怎么样，但宗旨上，和民运是殊途同归的。
问：在你从事维权工作的过程中，是否企图摸索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寻找合作的空间？
答：有一些案件，是有谈判的空间，如赔偿，有律师或其它的人代表民间和地方政府谈判，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是非常好、可供选择的途径。另外一些案件，如涉宗教、言论自由，记者作家因言获罪，和政府谈判的空间就很小，或者说，基本没有这样的管道。
如果能找到一个互动的管道最好，让政府明白维权并不是要推翻政府，不是有政治野心，而是要帮助政府实现一个法治社会，宪法也说依法治国，我们是一样的，那么，当发生激烈冲突，如果有法治的声音、维权的声音介入，就会使冲突在一个法治化的管道下和平解决。如果没有，可能导致暴力、非理性，对双方都不好。但这种沟通的管道现在并不明确，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官民沟通途径。
解决冲突 沟通管道应制度化
维权从来不排斥谈判、妥协，调解，但如果没有这样管道，维权的力量还是应该坚持原则，以和平、法治、渐进的路径，一点点推进。我认为，中国政治的前景，更多取决于民间力量的成长，虽然高层领导决策影响前景，但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要使公民社会走向成熟。
我在任何场合都不否认，中国的言论空间，是在扩大，不但比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有扩展，比十年前、七八年前都有进步。
虽然我们看到一些完全不可理喻、完全违背世界文明基本底限的情况出现，但实际上这个社会的言论、行动空间，是在一点一点的扩展。比如「六四」重新评价的公开信，发起人或签名人，放在七、八年前，都是要进监狱的，但现在可能就没事。不过，这种扩大，是民间一点一滴争取换来的，包括有些人用坐牢的代价换来的，不是政府的逐步开放，而是民间牺牲争取来的。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