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纪念日前夕，我应邀到东华大学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有幸与原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原国史馆馆长张炎宪，诗人孟浪和我敬重的作家，也是白色恐怖受难者之一的陈列老师一起，同台比较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与中国大陆的“六四”事件。会上，我谈了自己的四点感想：
第一，“二二八”与“六四”，都是一道历史的伤口，也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民族发展中重要的历史记忆。现在在两岸都有人说，不管是“二二八”还是“六四”，毕竟已经是那么久远的事情了，应当慢慢地淡忘。但是我认为，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转型正义都还远远没有彻底进行。
历史伤口的愈合需要有效的药物，而真相，道歉，反思和防范这些转型正义的内容就是最有效的药物。在转型正义没有进行的前提下，要求淡忘是不负责任的。更何况，历史记忆是民族主体性的根本，而历史记忆就是历史记忆，不能因为有些记忆带来光荣我们就永远铭记，有些记忆带来伤痛和冲突我们就轻言放弃。
第二，在围绕“二二八”和“六四”问题的讨论中，都有人围绕数字问题做文章。在台湾，有人说，国民党政权杀了那么多人，“二二八”事件只死了四万人是小Case；在中国大陆，最常见的爲“六四”屠杀辩护的理由，就是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而绝口不提在长安街上死伤惨重的事实；或者抓住当时有人说死伤数万的事情，强调没有死那么多人。暴政各有不同，爲暴政辩护的姿态却是如此相似。
我认为，当权者用暴力镇压民众，死十个人，跟死十万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人血不是数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这样的辩护，背后暴露出的是冷血，是对生命的忽视。如果一个社会纵容这样的言论存在，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而说这样的话的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文明人。
第三，从“二二八”到解严，台湾正视过去那一段历史用了四十年的事件；而“六四”到现在，也有二十五年了。这样的比较告诉我们，正义有的时候是姗姗来迟的，追求正义的人，需要坚韧的意志和耐心，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反对派和人民有足够的坚持和信心，正义早晚还是会来到，这一点，对中国大陆的“六四”问题的解决很有借鉴意义，对我们是很大的历史启发和鼓舞。同时也要看到，在1987年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围绕“二二八”问题的讨论与动员化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推动了民主进程。这说明，历史问题不解决，就会仍然是现实政治问题并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我相信，“六四”对于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第四，我和孟浪来自中国大陆，姚嘉文，张炎宪，陈列几位先生是台湾人，我们同台比较“二二八”与“六四”两个历史事件，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两岸要建立公民社会之间的对话与联系，建构一个华人公民社会共同圈。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共同圈，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我想，共同的历史伤口，共同的对于民主自由的向往，共同的对于暴政专制的反抗，或许就是这样的基础之一。两岸人民之间不能只有分歧，也要找出共识，而历史记忆，民主政治，转型正义，就刻意成为这样的共识。因此我认为，从“二二八”到“六四”，希望可以成为连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