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逢到过年时，新疆汉人和维吾尔人的互相拜访还很普遍；到了90 年代，平民百姓不再来往，公务员、一般干部之间互相拜访；而到现在，两族过年时只有领导干部互相拜访。这虽然是生活中的小事，却反映了民族关係变化的大势。从时间上看，这种变化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是同步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新疆问题中「预期的自我实现」。
民族压迫更甚於政治压迫
中国当局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群体，并让他们对立起来。因為汉族不会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因此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汉族理所当然地成為北京「保持新疆稳定」的依靠群体，而当地民族则成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
这的确使新疆汉人在民族问题上站在当局一边，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新疆建设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要镇压当地民族时也会摩拳擦掌地请战。而当地民族在被当作防范对象的同时，最终也就真被推到敌对一方。不仅是与政权敌对，还与整个汉民族的敌对。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从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了， 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可以一起建设新的共同体。而若认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在我看，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如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所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分裂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如果你把人家当做敌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麼错？新疆当局多年来对当地民族的镇压政策被其自己概括為——「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继而进一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与北京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一脉相承，却更加穷兇极恶。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还愿意通过互动取得进展，当他们什麼都不再说和做——似乎所有萌芽都被消灭——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却没有领会。 「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的恶霸行径竟毫无羞耻地成為政权指令，充分展示了当权者的蛮横与无知。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在新疆总会被企图从任何事物中发现「萌芽」的维稳爪牙政治化，导致事情愈弄愈大，把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把善良百姓逼成「恐怖分」。这种动輒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慑一时，却不会解决问题，反而日益积累仇恨的能量，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缘由引发，毫无萌芽地窜出恐怖之树——如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又如这次巴楚事件。
只强化经济发展不能解决问题
当局在对新疆强硬镇压的同时，另一手是发展经济，如中共的新疆书记张春贤说「发展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总钥匙」。这种思路的逻辑是，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分裂就会失去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问题自然而然会解决。这些年，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观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经济 的快速发展，然而新疆问题却从来没有因此变小，民族冲突则不可遏制地继续提升。
这种思路的基本错误就在於，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而是政治，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上还在不断加强高压，经济再发展也是南辕北辙。
即使只从经济来说，北京也许真心希望发展能够缩小当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新疆汉人掌控了大部分权力、经济和知识的资源，有足够能力在任何 一次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经济自身的规律也会发挥作用。市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经济必须绑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之上，汉人无疑比当地民族佔有优势。仅使用汉语一条就成為当地民族就业和发展的首要障碍。新疆各个领域的高层位置大部分都由汉人佔据。当地民族被当局描绘的发展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中。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不但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製造更多的冲突。如果说过去的民族矛盾还是主要针对歷史和宏观的议题，与百姓日常生活较远，今天的经济差距却会清楚地摆在每个普通人眼前，充满现实生活的每个细节，民族冲突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与每人的切身利益与经验息息相关，由此激发更為广泛和深入的民族情绪。
肆意妄为的权力伤害民族感情
中共权力集团的权术造诣炉火纯青，却鲜有人文精神。中共执政造成的人文传承断裂，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為单一化专门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他们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輒掛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鴆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深入文化、歷史、信仰、哲学等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处理民族问题需要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从这一点看，中国民族问题走入死胡同是一种宿命。而展望未来，也难指望突破，因為人文精神的復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对新疆的统治最能反映当局的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无需顾忌无权者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当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為是从神圣的天山流 下，同时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洁净，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之物，王震又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刽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上，等於弄脏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无法想像治理新疆这麼多年的当局会顢頇到如此程度，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要大肆宣传，让每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时，他们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会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餘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準确评估新疆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的治理路线走下去，无疑愈走愈近。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正在等待中国自身出现动盪。最可能的时机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那是一个中国没有迈过但是必须要过的坎儿。专制权力愈是抗拒主动转型，未来的转型就愈是可能以突变方式降临。突变会导致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现身，变局迭起，国家控制力大幅下降，也就会成為民族分裂的最好时机。当民族敌意已经在大眾层面普及，最容易失去理性而诉诸暴力，那种情况下爆发的民族冲突，所达到的暴烈程度无法想像，冤冤相报的循环也看不到终点。
新疆这口已被烧到爆炸临界又无任何阀门的锅炉，如何才能安全地减压，逃过那个劫数？对此我丝毫不指望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专制权力，最终还得靠维汉人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