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历史上的甲午战争是指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在中日之间进行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人则把它称之为日清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告终。到了今天，甲午战争对二十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内的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可能已成普遍共识。
如果仔细看看中国历史进程，再看看中国干支纪年，你会发现，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逢午年也就是马年就会大变，也就是说，每隔12年，中国历史道路就会改变方向。比方说1894年之后的1906年，满清政府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开始君主立宪，随后中国开始沿着立宪救国的方向，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宪政运动的黄金时代。而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却仍然被列强宰割，引起全民愤怒，直接导致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爱国为名，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从此后，整个国家也越来越激进，最终导致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在中国产生，并促使有奶便是娘的历史机会主义者孙文引狼入室与苏俄合作，建立党军，发动北伐，颠覆民国，建立党国。
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开启了中国直至今天的一党专制的罪恶历史，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大转折。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张学良在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1930年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关外防备空虚，一年之后的同一天，日本侵略东三省，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事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进程变化无序，且转变周期如此之短，用现在的史家的观点来解释叫救亡压倒一切。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空前加深，人人自危，这也导致我们异常渴望国家强大，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瓜分危言》一文，在文中他如此说道：中国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犹复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尽谋，不他人效死力。于是我二万方里之地，竟将为一大傀儡场矣。（《清议报》第四十一册2664页）也就在那一年，梁启超把自己的文集取名《饮冰室合集》，把自己称为饮冰子，意为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自己内心如同被火烧烤，既使日日饮冰也不能缓解自己这种焦灼的心境，焦灼之心态毕现。不仅梁启超心如火烧，即使如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朝廷大吏也都感觉局势危急，时不我待。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时代弄潮儿们那种急不可耐的态度中感知社会普遍的焦灼心态。戊戌变法之前，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中国首创地方学校的王小航曾劝康有为也象他那样，先办教育培养人才然后再搞变法改革，但康有为却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无独有偶，严复在遇到孙文时，也曾劝他从教育入手改变中国，而孙则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让严复碰了个大钉子。
中国人清末时的那种焦灼心态，到了五四时期不仅没有趋缓反而更显急切。中共早期的活动人士施存统在五四时期曾说：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要想拿社会来改造以前实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不可能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饿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某全体之道。施存统这段话，应该是五四一代人的心声，或者是其中大部分人的想法。而在五四后不久即与俄共合作的孙文更说：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
尽管大多数国人希望国家强盛，不过历史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玩笑，甲午战争六十年之后，中国不仅没有强大起来，在中国土地上，反而出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极权政权。
在1954年至2014年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年里，仍然没有逃出自甲午战争以来逢午年必有大变的历史魔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94年至1954年中国的救亡压倒一切，大体上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1954年至2014年中国的救亡压倒一切，则完全是中共为了挽救自己一党不至于马上灭亡。中共六十年大体上经历了社会主义实验失败（1954—1965）、极权主义统治失败（1966—1977）、改革开放实验失败（1978—1989）、重建话语体系失败（1990—2002）、利益集团整合失败（2002—2014）这五个阶段。
毛泽东的王国是1954年所谓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实施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中共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它因为打着民主的旗号曾与反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党派势力有过一段短暂的共和时期。当毛把国民党残余影响和其他反对势力清除干净后，他才开始了自己的极权之路。毛在自己亲手完成的宪法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毛在照搬苏联模式的实验中很快失败，他面对国衰民穷的现实喊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口号，这句话与孙文回答严复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没有多少区别。毛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他把自己身上潜藏的五四时期改造社会的狂热情绪用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中，于是灾难开始了，从1960年延续到1962年的大饥荒使中国饿死了足足四千万人，这也标志着所谓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实行不到10年就宣告彻底失败。而毛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不得不发动一场疯狂的政治运动。
对于毛发动文化革命的动机有各种各样的论述，而笔者认为除了挽救自身的独裁统治外，毛更深层次的动机则是企图结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孔子话语体系，以建立自己的毛氏话语体系，以毛语代替子曰，使自己真正变得不杇。依靠宫廷政变上台的华国锋深知要想维护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权威，只能扛着毛泽东的灵位。问题是毛死之后他的那套话语体系也随之轰然坍塌，在中共党内没有人能代替毛，也没有人能重建毛的那套话语体系。邓小平并非不留恋毛泽东的那套极权主义话语体系，但他面临的时代与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毛泽东文革十年的政治运动中，他是被毛树立的反面典型，在毛的话语体系里他有擦洗不掉的政治硬伤，因此，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氏极权体系崩溃，而且在这中间，他还不得不借助各种力量尽力铲除毛的影响。
1978年，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不得不重建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他自己把它称之为改革开放。而所谓的改革，当然是对体制进行改变，所谓的开放，当然是面对西方的市场和文化。邓小平在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使自己处于如何割裂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与民主宪政政治制度的尴尬境地，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八十年代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的热情，并没有如邓所愿倾注于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是倾注于关心自己精神生活层面。知识分子开始大声呐喊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邓与知识界的蜜月期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紧张的对立。邓或许不明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必然催生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而如果没有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作保障，市场经济也无法建立起来。邓虽然用强力暂时打压住了不同的声音，但权力对市场的控制，让掌握权力的官员轻而易举地捞取到利益。
1989年，一场从北京发起，很快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彻底嶊毁了邓小平的话语体系，学生们用“反官倒”这一口号迅速动员起几乎全社会的力量，1989年11月，邓小平被迫辞去党内一切职务，邓氏话语体系宣告破产。中共体制内文人萧功秦在其一篇名为《习近平代表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的文章中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先后击败了两种对改革的挑战：一种挑战来自于右的激进西化派，八九事件后，激进的西化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此后，第二种挑战又迎面而来，那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左的一套的党内保守派开始活跃起来，1992年以后，邓小平通过南方讲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以后，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秩序就基本形成了。其实，1989年学生运动后，邓小平不得不退出中共的政治舞台，邓的权威已被摧垮，何来新权威主义基本形成？89学生运动之后，八九一代不是萧所说被边缘化，而是彻底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开始走上一条政治反对之路，而且不到10年时间，他们就向世人展示了自身强大的力量。
邓氏话语体系坍塌后，尽管其继任者也试图建立新的话语体系，但一切尝试都归于失败，此后，中共再也没有能力建立起第三套话语系统，其后的继任者只好扛着邓氏的破旗勉力维持。而中共的崩溃也开始于此一时期，从邓小平开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邓不得不拿出相当份额的政治权力与其他人分享，所谓中共八老就是邓分权的结果。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权力带来的是与之相等的经济利益，利益集团开始产生。
1989年学生运动的最大后果是邓氏改革开放话语体系被摧毁后，中共党内彻底放弃了共产党的教义，它开始沦为一个赤裸裸的分赃集团，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分得或榨取与权力相等的利益分额。不过令邓小平与他的继任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掌控，更无力把它重新关上。而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先是分空了国有资产，随后又将黑手伸进国民个人的身上，在榨干民众的血汗之后，大有互相吞噬对方的趋势。到了2002年，中共已名存实亡，掌控中国国家权力的，不过是一个个利益集团而已。2013年中共的政治明星薄熙来被押上审判台，薄熙来不仅是中共元老的后代，也是政治局委员，他的被抓说明中共内斗已公开化，而近半年来一直传说中共原常委周永康被控制，则更进一步说明，中共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已不可调和，他们已不象胡温十年那样，连表面的合作也已不能维持，这也表明自2002年以来中共利益集团10多年的内部整合努力宣告失败。中共六十年来，一直高喊救党，也试图面对新局势作出新变化，但由于极权主义政党的本性使然，它已被时代远远地抛弃，它也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既然不能适应，那就只能灭亡。
中国公民的权利觉醒开始于对利益集团不断侵害自身权利的自发抵抗。而到了2003年，这种自发维权开始上升为自觉维权，这种质变的意义在中国不亚于一场社会变革。从那时开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职业维权人士，这些维权人士有的是从维护自身权利开始走上帮别人维权的职业维权道路，有的从一开始就立志从事维权事业，而且他们维权的起点就是捍卫公民的政治权利。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布，从那时到现在，有超过13000名中国公民参与联署，更具指标意义的是，现在从事维权运动的中坚人士，绝大多数是这一宪章文本的签署者。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为结束专制提供了可能，居住在广州的维权人士唐荆陵先生曾于2009年10月1日发起了5000天告别专制的公民不合作运动，意即到2023年左右，中国将告别专制，走向民主宪政。
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在其《莫让浮云遮望眼 扫除阴霾见蓝天》的文章中提出要想改变今日中国之局势，必须实行宪政革命。他说：今日之中国，政治溃烂、经济畸形、社会断裂、道德沦丧、正义缺失、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灰霾遮天，自上而下的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社会总体性危机日益深化，而极端自私自利的中共权贵统治集团仍顽固地抵制民主潮流和政治改革，炮制出极其不得人心的“五不搞”和“七不讲”，抗拒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一厢情愿地效仿秦始皇做着千代万世一统天下的春秋大梦。要想扫除阴霾见蓝天，从根本上消除总体性危机，使中国融入拥抱普世价值的世界主流文明，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和长治久安，惟有依靠宪政革命，建立宪政民主政制。
几十年民主实践经验的积累，几十年维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十多年公民社会力量的积聚，千千万万争取自由民主的公民的成长，使张祖桦先生的愿望日益接近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从2014年开始的另一个12年，将开创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到2026年前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东方。
如果仔细看看中国历史进程，再看看中国干支纪年，你会发现，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逢午年也就是马年就会大变，也就是说，每隔12年，中国历史道路就会改变方向。比方说1894年之后的1906年，满清政府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开始君主立宪，随后中国开始沿着立宪救国的方向，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宪政运动的黄金时代。而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却仍然被列强宰割，引起全民愤怒，直接导致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爱国为名，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从此后，整个国家也越来越激进，最终导致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在中国产生，并促使有奶便是娘的历史机会主义者孙文引狼入室与苏俄合作，建立党军，发动北伐，颠覆民国，建立党国。
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开启了中国直至今天的一党专制的罪恶历史，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大转折。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张学良在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1930年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关外防备空虚，一年之后的同一天，日本侵略东三省，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事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进程变化无序，且转变周期如此之短，用现在的史家的观点来解释叫救亡压倒一切。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空前加深，人人自危，这也导致我们异常渴望国家强大，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瓜分危言》一文，在文中他如此说道：中国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犹复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尽谋，不他人效死力。于是我二万方里之地，竟将为一大傀儡场矣。（《清议报》第四十一册2664页）也就在那一年，梁启超把自己的文集取名《饮冰室合集》，把自己称为饮冰子，意为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自己内心如同被火烧烤，既使日日饮冰也不能缓解自己这种焦灼的心境，焦灼之心态毕现。不仅梁启超心如火烧，即使如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朝廷大吏也都感觉局势危急，时不我待。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时代弄潮儿们那种急不可耐的态度中感知社会普遍的焦灼心态。戊戌变法之前，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中国首创地方学校的王小航曾劝康有为也象他那样，先办教育培养人才然后再搞变法改革，但康有为却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无独有偶，严复在遇到孙文时，也曾劝他从教育入手改变中国，而孙则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让严复碰了个大钉子。
中国人清末时的那种焦灼心态，到了五四时期不仅没有趋缓反而更显急切。中共早期的活动人士施存统在五四时期曾说：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要想拿社会来改造以前实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不可能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饿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某全体之道。施存统这段话，应该是五四一代人的心声，或者是其中大部分人的想法。而在五四后不久即与俄共合作的孙文更说：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
尽管大多数国人希望国家强盛，不过历史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玩笑，甲午战争六十年之后，中国不仅没有强大起来，在中国土地上，反而出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极权政权。
在1954年至2014年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年里，仍然没有逃出自甲午战争以来逢午年必有大变的历史魔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94年至1954年中国的救亡压倒一切，大体上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1954年至2014年中国的救亡压倒一切，则完全是中共为了挽救自己一党不至于马上灭亡。中共六十年大体上经历了社会主义实验失败（1954—1965）、极权主义统治失败（1966—1977）、改革开放实验失败（1978—1989）、重建话语体系失败（1990—2002）、利益集团整合失败（2002—2014）这五个阶段。
毛泽东的王国是1954年所谓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实施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中共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它因为打着民主的旗号曾与反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党派势力有过一段短暂的共和时期。当毛把国民党残余影响和其他反对势力清除干净后，他才开始了自己的极权之路。毛在自己亲手完成的宪法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毛在照搬苏联模式的实验中很快失败，他面对国衰民穷的现实喊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口号，这句话与孙文回答严复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没有多少区别。毛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他把自己身上潜藏的五四时期改造社会的狂热情绪用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中，于是灾难开始了，从1960年延续到1962年的大饥荒使中国饿死了足足四千万人，这也标志着所谓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实行不到10年就宣告彻底失败。而毛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不得不发动一场疯狂的政治运动。
对于毛发动文化革命的动机有各种各样的论述，而笔者认为除了挽救自身的独裁统治外，毛更深层次的动机则是企图结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孔子话语体系，以建立自己的毛氏话语体系，以毛语代替子曰，使自己真正变得不杇。依靠宫廷政变上台的华国锋深知要想维护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权威，只能扛着毛泽东的灵位。问题是毛死之后他的那套话语体系也随之轰然坍塌，在中共党内没有人能代替毛，也没有人能重建毛的那套话语体系。邓小平并非不留恋毛泽东的那套极权主义话语体系，但他面临的时代与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毛泽东文革十年的政治运动中，他是被毛树立的反面典型，在毛的话语体系里他有擦洗不掉的政治硬伤，因此，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氏极权体系崩溃，而且在这中间，他还不得不借助各种力量尽力铲除毛的影响。
1978年，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不得不重建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他自己把它称之为改革开放。而所谓的改革，当然是对体制进行改变，所谓的开放，当然是面对西方的市场和文化。邓小平在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使自己处于如何割裂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与民主宪政政治制度的尴尬境地，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八十年代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的热情，并没有如邓所愿倾注于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是倾注于关心自己精神生活层面。知识分子开始大声呐喊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邓与知识界的蜜月期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紧张的对立。邓或许不明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必然催生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而如果没有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作保障，市场经济也无法建立起来。邓虽然用强力暂时打压住了不同的声音，但权力对市场的控制，让掌握权力的官员轻而易举地捞取到利益。
1989年，一场从北京发起，很快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彻底嶊毁了邓小平的话语体系，学生们用“反官倒”这一口号迅速动员起几乎全社会的力量，1989年11月，邓小平被迫辞去党内一切职务，邓氏话语体系宣告破产。中共体制内文人萧功秦在其一篇名为《习近平代表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的文章中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先后击败了两种对改革的挑战：一种挑战来自于右的激进西化派，八九事件后，激进的西化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此后，第二种挑战又迎面而来，那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左的一套的党内保守派开始活跃起来，1992年以后，邓小平通过南方讲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以后，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秩序就基本形成了。其实，1989年学生运动后，邓小平不得不退出中共的政治舞台，邓的权威已被摧垮，何来新权威主义基本形成？89学生运动之后，八九一代不是萧所说被边缘化，而是彻底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开始走上一条政治反对之路，而且不到10年时间，他们就向世人展示了自身强大的力量。
邓氏话语体系坍塌后，尽管其继任者也试图建立新的话语体系，但一切尝试都归于失败，此后，中共再也没有能力建立起第三套话语系统，其后的继任者只好扛着邓氏的破旗勉力维持。而中共的崩溃也开始于此一时期，从邓小平开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邓不得不拿出相当份额的政治权力与其他人分享，所谓中共八老就是邓分权的结果。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权力带来的是与之相等的经济利益，利益集团开始产生。
1989年学生运动的最大后果是邓氏改革开放话语体系被摧毁后，中共党内彻底放弃了共产党的教义，它开始沦为一个赤裸裸的分赃集团，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分得或榨取与权力相等的利益分额。不过令邓小平与他的继任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掌控，更无力把它重新关上。而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先是分空了国有资产，随后又将黑手伸进国民个人的身上，在榨干民众的血汗之后，大有互相吞噬对方的趋势。到了2002年，中共已名存实亡，掌控中国国家权力的，不过是一个个利益集团而已。2013年中共的政治明星薄熙来被押上审判台，薄熙来不仅是中共元老的后代，也是政治局委员，他的被抓说明中共内斗已公开化，而近半年来一直传说中共原常委周永康被控制，则更进一步说明，中共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已不可调和，他们已不象胡温十年那样，连表面的合作也已不能维持，这也表明自2002年以来中共利益集团10多年的内部整合努力宣告失败。中共六十年来，一直高喊救党，也试图面对新局势作出新变化，但由于极权主义政党的本性使然，它已被时代远远地抛弃，它也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既然不能适应，那就只能灭亡。
中国公民的权利觉醒开始于对利益集团不断侵害自身权利的自发抵抗。而到了2003年，这种自发维权开始上升为自觉维权，这种质变的意义在中国不亚于一场社会变革。从那时开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职业维权人士，这些维权人士有的是从维护自身权利开始走上帮别人维权的职业维权道路，有的从一开始就立志从事维权事业，而且他们维权的起点就是捍卫公民的政治权利。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布，从那时到现在，有超过13000名中国公民参与联署，更具指标意义的是，现在从事维权运动的中坚人士，绝大多数是这一宪章文本的签署者。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为结束专制提供了可能，居住在广州的维权人士唐荆陵先生曾于2009年10月1日发起了5000天告别专制的公民不合作运动，意即到2023年左右，中国将告别专制，走向民主宪政。
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在其《莫让浮云遮望眼 扫除阴霾见蓝天》的文章中提出要想改变今日中国之局势，必须实行宪政革命。他说：今日之中国，政治溃烂、经济畸形、社会断裂、道德沦丧、正义缺失、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灰霾遮天，自上而下的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社会总体性危机日益深化，而极端自私自利的中共权贵统治集团仍顽固地抵制民主潮流和政治改革，炮制出极其不得人心的“五不搞”和“七不讲”，抗拒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一厢情愿地效仿秦始皇做着千代万世一统天下的春秋大梦。要想扫除阴霾见蓝天，从根本上消除总体性危机，使中国融入拥抱普世价值的世界主流文明，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和长治久安，惟有依靠宪政革命，建立宪政民主政制。
几十年民主实践经验的积累，几十年维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十多年公民社会力量的积聚，千千万万争取自由民主的公民的成长，使张祖桦先生的愿望日益接近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从2014年开始的另一个12年，将开创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到2026年前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