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社会日益两极分化，这似乎成为世界的共识。当然这两极分化不仅表现于外在的物质上的贫富差距，而且表现于精神上的相互仇视，互相否定，彼此对抗。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精神上的仇视、否定与对抗，其实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的裂变、分化与矛盾。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社会不同阶层的物资差距远没有一个社会产生的精神裂痕那样难以治愈，而深远地影响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与生活秩序的是该社会不同阶层存在的精神上的裂痕。
一、形同冰炭的官民对峙！
中国社会今日精神上的裂痕达到了何种程度？从学者们总结中国社会今日“没有共识就是最大的共识”来看，精神之壑可谓深且远。最近，中国两会上屡屡传出一些代表对民众歧视以至仇视性的言辞，及其由此而招致民众在网络上的唾骂，就彰显着中国社会精神裂痕的巨大。
3月2日，有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何香久将向大会递交提案：建议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结果招致“2万多网友跟帖”痛骂，使何香久伤心不已，从而认识到“现在群众和公务员这个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多严重”。其实这种严重并非只是“群众”对公务员，而那些名义上代表“群众”而参加两会的权贵们，对群众的意见绝不亚于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且看《瞭望东方周刊》3月9日报道：“辽宁代表团小组讨论，人大代表冯大中提出，我们还应立一个‘动迁法’。拆迁要天价的，该上行政手段就上手段，老百姓，有的给点脸就上房揭瓦了。毛泽东时代，谁敢说不字？”。更有甚者，2012年1月广东召开两会，广州人大代表刘伟全发出雷语：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认为现在警察权威下降。同年，广东佛山在召开两会时，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人大代表方明也曾出口惊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如此种种雷人之言，竟然出自自诩人民的代表之口，可以想见这些身为权贵而披着代表外衣的人，对“群众”“百姓”歧视以致仇视的程度？！这是典型的“仇民”。
针对两会代表的如此发言与提案，民众当然以铺天盖地的骂声来表示强烈反对，其中许多评论甚至带着“喊打、喊杀”的火药味，从中的确表露着“仇官”的情绪。如对公务员涨薪这种温和提案都发出“昆明的暴徒，应该先把我（何香久）给砍了”的吼声。至于对另外那种将民众称为刁民与要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的评论，更是充满了挑衅与痛恨。还有一些人进而在网络依法发起罢免发出雷人言说的代表的联名。如此一来，进而弄得许多网站不得不关闭跟帖评论，以限制民众愤怒情绪的宣泄。
从两会代表出现对民众歧视乃至仇视性言论与提案，以及民众对此作出的愤怒声讨与抗议，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官民阶层裂痕流淌着的淋淋鲜血！一个如此割裂的社会，已经带来高涨的官民冲突，制造出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因此承受着不尽的伤痛。如果不尽快设法寻找到医治、弥合这种裂痕的良药，中国社会的灾难性冲突及其长期动荡就在所难免。
二、何以造成如此裂痕？
导致如此严重的社会阶层精神裂痕的原因很多。何香久先生因提议给公务员涨工资遭骂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很多网友对公务员的成见很大。这也难怪，现在落马高官，抓出来的腐败分子，都出自公务员队伍。网友骂我，我一点不埋怨。我原来真不知道，老百姓和国家公务员的对立情绪，到了这个程度。可是我觉得，广大的国家公务员群体，不应为少数的腐败分子‘埋单’。打死我也想不到。网民的评论我都看了，他们对公务员群体的成见太大了，甚至有网友把公务员写成‘公恶猿’。这也警醒了我们，公务员要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形象。”
从何香久先生总结来看，他认为导致民众对公务员阶层对立情绪的是“落马高官，抓出来的腐败分子，都出自公务员队伍”，造成民众对公务员队伍整体性成见很大，因此使得公务员队伍给小数贪官“埋单”。而在他看来消除这种对立情绪（成见）的方式就是“公务员要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形象”。
显然，何香久先生所言是今天中国官民对立原因的一方面，但并非是最根本的，也更不是全部的。应该说导致中国今日官民如此强烈对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可以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制度性违宪侵权。习近平先生之所以精辟地指出要“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正是看到了权力没有关在制度笼子里对民众的侵权为祸。应该看到，中国近60余年来，权力制度性侵害公民权利的情况极其普遍，如已经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劳教制度”等，以及现在仍然肆虐的地方政府打着“维稳”旗号超越法律之外的截访、黑监狱、法教班等等，还有支撑地方财政的强拆强征制度与普遍祸害民众的城乡二元制度、城管制度等等。这些在政策、法规支持下的侵犯人权的制度，直接给公民造成人身与财产的侵害，制造出了大量权利被侵害的群体。今天中国每年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主要肇因于这种无视与侵害公民权利的违宪侵权制度。这种制度性违宪侵权直接、广泛且深远地伤害着民众，是造成民众与官僚阶层对立的根本性原因。
这种制度性的侵权是一种直接而深远侵害社会机体，制造社会矛盾，割裂社会阶层，导致执行法规、政策的官府与民间对抗的首要因素。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将其称之为“恶政”。孙教授说：这种恶政的三大表现就是：维稳、强拆、纵容贪腐。由此造成四大灾难：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而从体制要素看，表现为三要素：无所不在的总体性权力，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双重机制，暴力与阴损招数并用的治理手段。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体制的建立。
其二、体制性优劣区隔。所谓体制性优劣区隔就是指在体制的设计中就内含着不平等、不公正，将社会资源与权力聚集到了某阶层，且形成固化模式，使各阶层无法达成互相流动，底层缺失向上通道。这种不公不义形成的封闭内循环系统，使普通民众不仅在起跑线上不平等，而且在过程中也没有竞争的机会，从而形成阶层性优劣区隔的天堑，人为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例如，今天人们普遍抨击的公务员医疗与退休养老机制，以及颇受诟病的公务员福利和隐性收入（注意：这还不是指那种受贿）等等，这就使得公务员队伍在制度性设计中就优越于社会其他阶层。这种体制性设计就将社会阶层区隔开来的机制，造就着社会心理的优劣意识，使社会官民阶层出现心理疏离，进而形成裂痕，导致天然歧视与对抗。前面提及的“刁民”论、“警察要敢于向刁民开枪”论、“老百姓给点脸就上屋揭瓦”论，正是这种体制性区隔下养成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作祟，进而忘乎所以到胡言乱语。
其三、集团性贪腐堕落。今天中国不断查出的腐败案件，多是集团性贪腐，那种单个贪腐犯罪反而显得稀缺。如“石油帮”、“移动帮”、“电信帮”、“秘书帮”、“电力帮”等等，拉出来就是一大串、一大窝。这种贪腐集团化、网络化格局，揭示着中国官僚腐败的严重程度。当然查处的只是冰山一角，民众切身感受的更是官僚队伍的群体性自私谋利。民众身边绝大多数有点权力的公职人员，都无不显露出的骄奢淫逸，使民众确信这些有权者绝非清廉。 同时，从所查出的贪腐案中，很少看到仅仅是金钱上的受贿，常常连带着精神上的腐化堕落。看看那些贪污犯包养情妇的数量，真是一个比一个多，那些丧失人伦底线，挑战人类道德的行径，简直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这种金钱上的贪污、精神上的堕落、生活上的腐化，一再击碎民众对公务员队伍的衡量尺度，挑战民众想象极限，颠覆民众对公务员的固有概念，增进着民众对公务员队伍的对立与反抗。集团性贪腐堕落是造成民众官僚对立最直接而明显的原因。
其四、普遍性弄虚作假。今天官僚队伍中谎言、虚伪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那种千奇百怪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推诿卸责、表功自夸习气已经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这种恶劣的官风，使民众倍受伤害，日益疏离。因为民众从官员的讲话、报告及每日的新闻中感受不到与自己切身生活的联系，民众在官员的政绩中体会不到自身的改善。这样形成了官僚与民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在民众看来，官僚就是会说假话，会办假事，会欺骗愚弄。进而社会形成官僚说什么，哪怕有时是真话，民众都不信的局面。这种官僚队伍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割裂着官民维系纽带，恶化着社会风气，蚕食着社会机体，伤害着民众的感情，形成民众与官僚的抵触、对抗。
以上四方面是造成今日中国社会官民对峙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从制度、体制到风气的由表及里的官民阶层割裂根由。
三、愈合裂痕之路
由中国今日官民对峙根由可见，要想医治中国社会官民裂痕，消解官民之间的对峙，就必须从外在风气到内在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即如孙立平先生所言“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体制的建立”。那种指望“公务员要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形象”来改变今日官民对峙局势，显然是太简单化的，严重忽视了中国今日官民对峙的深层性与复杂性。
从人类历史来看，尤其从当代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历程来看，这种官民裂痕绝非中国独有，曾经的前苏联、东欧、南非以及中国的台湾都一度出现过这种官民严重对峙性裂痕。那么，从那些国家通过成功变革来达成和平转型而愈合官民裂痕，实现官民互信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种途径。
其一、以转型方式来论，简单地可分为“和平转型”与“暴力转型”，以及两者混合转型。和平转型，即圆桌会议的协商模式，也如资中筠先生所言是“谈出来的国家”。这是社会各派力量代表互相协商而达成共识，实现各派共和的转型模式；暴力转型，即依靠暴力工具或群体性大规模运动来驱动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常常带有局部或全局性动荡，会在一定时期甚至较长时期出现流血冲突，这是通过力量角逐变化来促成社会转型。还有就是和平与暴力交互混合的“和平主导下短暂局部冲突型”与“暴力主导下和平谈判型”。
其二、以转型主导力量来论，可简单分为权力集团（上）主导型与民间力量（下）主导型，以及上下相互交错型。权力集团主导型就是掌握权力者自身主导的改革，即为通常所说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比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就是属于从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台湾的转型，越南的转型，缅甸的转型等都属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民间力量主导型，也就是民间力量达到相当强大，由下而上形成足够大的压力，促使掌权者被动接受转型，如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国就属于这类转型；还有民间力量与权力集团互动，形成上下互推促成社会变革。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非的德克勒克改革。当时南非在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下，德克勒克主动开始大规模从上而下的改革，1994年举行南非大选，使德克勒克的改革与民间力量实现融合，从而选出了曼德拉为南非共和国总统，德克勒克为总理，完成了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南非各阶层“和解”下的转型。
纵观这些当代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在转型前无不面临官民互相对峙，互不信赖，裂痕加深，冲突日炽的状态。从主导力量与转型选择的方式来看，那种由权力集团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商转型模式是社会付出代价最小的，如苏联、台湾、越南、缅甸等。但是，一个国家要走成这种模式，首先要有消除官员对峙裂痕的历史担当的掌权者，其二国家权力仍然处于可控状态，其三权力集团中仍然可以凝聚起一批敢于改革的良性力量，其四民间能够认同且尚有一定容忍、等待改革的耐心。如果没有这几方面条件的配合，权力集团主导下的和平变革就难以成行。
通过这些医治官民对峙下的社会转型模式，可以看到中国目前要想愈合官民裂痕，最好的模式当然是权力集团主导下的与民间互动式的和平协商转型。应该说今天中国选择的路从整治官僚作风的“习八条”与反“四风”，到反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昭示着权力集团主导下的革新路径。在这条由作风及制度，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由标及本的渐进变革之路上，目前中国应该处于医治前面所言的造成官民裂痕根由的第三、第四方面，即处于改变官僚弄虚作假与贪腐堕落之风，整顿官僚队伍阶段。这个阶段意在搬开顽固贪腐势力阻止革新的障碍，扭转官僚队伍腐化堕落的习气，集结官僚队伍中良性健康力量，部分修复民众对社会变革与官僚队伍的信心，从而进入对体制性改革与制度性革新，逐步清除那些造成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体制与侵害公民权利的制度，最终达成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保障人权、消除不公、清除腐化、求真务实的新体制，从根本上弥合官民裂痕，消除官民对峙。当然这是条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路（或者是民间一厢情愿的路），而这条路能否最终走成，中间取决于许多因素，如贪腐势力的抗拒、捣乱不是足够的大，革新势力的意志与力量有足够的强，民间力量成长有足够的好，民众的容忍与配合有适当的度等等。
面对横亘于官民间天堑般的裂痕，如何弥合、平复，消解对峙，这是中国社会当下绕不开的难题。如何拆解这个难题，需要集结全民的智慧与力量！让我们群策群力，共同为攻克这个历史性的难题而努力吧！
2014年3月
一、形同冰炭的官民对峙！
中国社会今日精神上的裂痕达到了何种程度？从学者们总结中国社会今日“没有共识就是最大的共识”来看，精神之壑可谓深且远。最近，中国两会上屡屡传出一些代表对民众歧视以至仇视性的言辞，及其由此而招致民众在网络上的唾骂，就彰显着中国社会精神裂痕的巨大。
3月2日，有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何香久将向大会递交提案：建议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结果招致“2万多网友跟帖”痛骂，使何香久伤心不已，从而认识到“现在群众和公务员这个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多严重”。其实这种严重并非只是“群众”对公务员，而那些名义上代表“群众”而参加两会的权贵们，对群众的意见绝不亚于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且看《瞭望东方周刊》3月9日报道：“辽宁代表团小组讨论，人大代表冯大中提出，我们还应立一个‘动迁法’。拆迁要天价的，该上行政手段就上手段，老百姓，有的给点脸就上房揭瓦了。毛泽东时代，谁敢说不字？”。更有甚者，2012年1月广东召开两会，广州人大代表刘伟全发出雷语：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认为现在警察权威下降。同年，广东佛山在召开两会时，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人大代表方明也曾出口惊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如此种种雷人之言，竟然出自自诩人民的代表之口，可以想见这些身为权贵而披着代表外衣的人，对“群众”“百姓”歧视以致仇视的程度？！这是典型的“仇民”。
针对两会代表的如此发言与提案，民众当然以铺天盖地的骂声来表示强烈反对，其中许多评论甚至带着“喊打、喊杀”的火药味，从中的确表露着“仇官”的情绪。如对公务员涨薪这种温和提案都发出“昆明的暴徒，应该先把我（何香久）给砍了”的吼声。至于对另外那种将民众称为刁民与要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的评论，更是充满了挑衅与痛恨。还有一些人进而在网络依法发起罢免发出雷人言说的代表的联名。如此一来，进而弄得许多网站不得不关闭跟帖评论，以限制民众愤怒情绪的宣泄。
从两会代表出现对民众歧视乃至仇视性言论与提案，以及民众对此作出的愤怒声讨与抗议，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官民阶层裂痕流淌着的淋淋鲜血！一个如此割裂的社会，已经带来高涨的官民冲突，制造出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因此承受着不尽的伤痛。如果不尽快设法寻找到医治、弥合这种裂痕的良药，中国社会的灾难性冲突及其长期动荡就在所难免。
二、何以造成如此裂痕？
导致如此严重的社会阶层精神裂痕的原因很多。何香久先生因提议给公务员涨工资遭骂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很多网友对公务员的成见很大。这也难怪，现在落马高官，抓出来的腐败分子，都出自公务员队伍。网友骂我，我一点不埋怨。我原来真不知道，老百姓和国家公务员的对立情绪，到了这个程度。可是我觉得，广大的国家公务员群体，不应为少数的腐败分子‘埋单’。打死我也想不到。网民的评论我都看了，他们对公务员群体的成见太大了，甚至有网友把公务员写成‘公恶猿’。这也警醒了我们，公务员要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形象。”
从何香久先生总结来看，他认为导致民众对公务员阶层对立情绪的是“落马高官，抓出来的腐败分子，都出自公务员队伍”，造成民众对公务员队伍整体性成见很大，因此使得公务员队伍给小数贪官“埋单”。而在他看来消除这种对立情绪（成见）的方式就是“公务员要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形象”。
显然，何香久先生所言是今天中国官民对立原因的一方面，但并非是最根本的，也更不是全部的。应该说导致中国今日官民如此强烈对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可以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制度性违宪侵权。习近平先生之所以精辟地指出要“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正是看到了权力没有关在制度笼子里对民众的侵权为祸。应该看到，中国近60余年来，权力制度性侵害公民权利的情况极其普遍，如已经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劳教制度”等，以及现在仍然肆虐的地方政府打着“维稳”旗号超越法律之外的截访、黑监狱、法教班等等，还有支撑地方财政的强拆强征制度与普遍祸害民众的城乡二元制度、城管制度等等。这些在政策、法规支持下的侵犯人权的制度，直接给公民造成人身与财产的侵害，制造出了大量权利被侵害的群体。今天中国每年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主要肇因于这种无视与侵害公民权利的违宪侵权制度。这种制度性违宪侵权直接、广泛且深远地伤害着民众，是造成民众与官僚阶层对立的根本性原因。
这种制度性的侵权是一种直接而深远侵害社会机体，制造社会矛盾，割裂社会阶层，导致执行法规、政策的官府与民间对抗的首要因素。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将其称之为“恶政”。孙教授说：这种恶政的三大表现就是：维稳、强拆、纵容贪腐。由此造成四大灾难：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而从体制要素看，表现为三要素：无所不在的总体性权力，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双重机制，暴力与阴损招数并用的治理手段。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体制的建立。
其二、体制性优劣区隔。所谓体制性优劣区隔就是指在体制的设计中就内含着不平等、不公正，将社会资源与权力聚集到了某阶层，且形成固化模式，使各阶层无法达成互相流动，底层缺失向上通道。这种不公不义形成的封闭内循环系统，使普通民众不仅在起跑线上不平等，而且在过程中也没有竞争的机会，从而形成阶层性优劣区隔的天堑，人为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例如，今天人们普遍抨击的公务员医疗与退休养老机制，以及颇受诟病的公务员福利和隐性收入（注意：这还不是指那种受贿）等等，这就使得公务员队伍在制度性设计中就优越于社会其他阶层。这种体制性设计就将社会阶层区隔开来的机制，造就着社会心理的优劣意识，使社会官民阶层出现心理疏离，进而形成裂痕，导致天然歧视与对抗。前面提及的“刁民”论、“警察要敢于向刁民开枪”论、“老百姓给点脸就上屋揭瓦”论，正是这种体制性区隔下养成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作祟，进而忘乎所以到胡言乱语。
其三、集团性贪腐堕落。今天中国不断查出的腐败案件，多是集团性贪腐，那种单个贪腐犯罪反而显得稀缺。如“石油帮”、“移动帮”、“电信帮”、“秘书帮”、“电力帮”等等，拉出来就是一大串、一大窝。这种贪腐集团化、网络化格局，揭示着中国官僚腐败的严重程度。当然查处的只是冰山一角，民众切身感受的更是官僚队伍的群体性自私谋利。民众身边绝大多数有点权力的公职人员，都无不显露出的骄奢淫逸，使民众确信这些有权者绝非清廉。 同时，从所查出的贪腐案中，很少看到仅仅是金钱上的受贿，常常连带着精神上的腐化堕落。看看那些贪污犯包养情妇的数量，真是一个比一个多，那些丧失人伦底线，挑战人类道德的行径，简直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这种金钱上的贪污、精神上的堕落、生活上的腐化，一再击碎民众对公务员队伍的衡量尺度，挑战民众想象极限，颠覆民众对公务员的固有概念，增进着民众对公务员队伍的对立与反抗。集团性贪腐堕落是造成民众官僚对立最直接而明显的原因。
其四、普遍性弄虚作假。今天官僚队伍中谎言、虚伪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那种千奇百怪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推诿卸责、表功自夸习气已经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这种恶劣的官风，使民众倍受伤害，日益疏离。因为民众从官员的讲话、报告及每日的新闻中感受不到与自己切身生活的联系，民众在官员的政绩中体会不到自身的改善。这样形成了官僚与民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在民众看来，官僚就是会说假话，会办假事，会欺骗愚弄。进而社会形成官僚说什么，哪怕有时是真话，民众都不信的局面。这种官僚队伍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割裂着官民维系纽带，恶化着社会风气，蚕食着社会机体，伤害着民众的感情，形成民众与官僚的抵触、对抗。
以上四方面是造成今日中国社会官民对峙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从制度、体制到风气的由表及里的官民阶层割裂根由。
三、愈合裂痕之路
由中国今日官民对峙根由可见，要想医治中国社会官民裂痕，消解官民之间的对峙，就必须从外在风气到内在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即如孙立平先生所言“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体制的建立”。那种指望“公务员要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形象”来改变今日官民对峙局势，显然是太简单化的，严重忽视了中国今日官民对峙的深层性与复杂性。
从人类历史来看，尤其从当代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历程来看，这种官民裂痕绝非中国独有，曾经的前苏联、东欧、南非以及中国的台湾都一度出现过这种官民严重对峙性裂痕。那么，从那些国家通过成功变革来达成和平转型而愈合官民裂痕，实现官民互信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种途径。
其一、以转型方式来论，简单地可分为“和平转型”与“暴力转型”，以及两者混合转型。和平转型，即圆桌会议的协商模式，也如资中筠先生所言是“谈出来的国家”。这是社会各派力量代表互相协商而达成共识，实现各派共和的转型模式；暴力转型，即依靠暴力工具或群体性大规模运动来驱动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常常带有局部或全局性动荡，会在一定时期甚至较长时期出现流血冲突，这是通过力量角逐变化来促成社会转型。还有就是和平与暴力交互混合的“和平主导下短暂局部冲突型”与“暴力主导下和平谈判型”。
其二、以转型主导力量来论，可简单分为权力集团（上）主导型与民间力量（下）主导型，以及上下相互交错型。权力集团主导型就是掌握权力者自身主导的改革，即为通常所说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比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就是属于从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台湾的转型，越南的转型，缅甸的转型等都属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民间力量主导型，也就是民间力量达到相当强大，由下而上形成足够大的压力，促使掌权者被动接受转型，如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国就属于这类转型；还有民间力量与权力集团互动，形成上下互推促成社会变革。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非的德克勒克改革。当时南非在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下，德克勒克主动开始大规模从上而下的改革，1994年举行南非大选，使德克勒克的改革与民间力量实现融合，从而选出了曼德拉为南非共和国总统，德克勒克为总理，完成了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南非各阶层“和解”下的转型。
纵观这些当代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在转型前无不面临官民互相对峙，互不信赖，裂痕加深，冲突日炽的状态。从主导力量与转型选择的方式来看，那种由权力集团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商转型模式是社会付出代价最小的，如苏联、台湾、越南、缅甸等。但是，一个国家要走成这种模式，首先要有消除官员对峙裂痕的历史担当的掌权者，其二国家权力仍然处于可控状态，其三权力集团中仍然可以凝聚起一批敢于改革的良性力量，其四民间能够认同且尚有一定容忍、等待改革的耐心。如果没有这几方面条件的配合，权力集团主导下的和平变革就难以成行。
通过这些医治官民对峙下的社会转型模式，可以看到中国目前要想愈合官民裂痕，最好的模式当然是权力集团主导下的与民间互动式的和平协商转型。应该说今天中国选择的路从整治官僚作风的“习八条”与反“四风”，到反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昭示着权力集团主导下的革新路径。在这条由作风及制度，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由标及本的渐进变革之路上，目前中国应该处于医治前面所言的造成官民裂痕根由的第三、第四方面，即处于改变官僚弄虚作假与贪腐堕落之风，整顿官僚队伍阶段。这个阶段意在搬开顽固贪腐势力阻止革新的障碍，扭转官僚队伍腐化堕落的习气，集结官僚队伍中良性健康力量，部分修复民众对社会变革与官僚队伍的信心，从而进入对体制性改革与制度性革新，逐步清除那些造成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体制与侵害公民权利的制度，最终达成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保障人权、消除不公、清除腐化、求真务实的新体制，从根本上弥合官民裂痕，消除官民对峙。当然这是条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路（或者是民间一厢情愿的路），而这条路能否最终走成，中间取决于许多因素，如贪腐势力的抗拒、捣乱不是足够的大，革新势力的意志与力量有足够的强，民间力量成长有足够的好，民众的容忍与配合有适当的度等等。
面对横亘于官民间天堑般的裂痕，如何弥合、平复，消解对峙，这是中国社会当下绕不开的难题。如何拆解这个难题，需要集结全民的智慧与力量！让我们群策群力，共同为攻克这个历史性的难题而努力吧！
201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