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北大教授孙东东有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相信，他的观点代表了当局维稳官僚的普遍认识。
以现今的医学水平，仍然无法对精神病进行生理指标上的客观精确鉴定。对躯体疾病，通过生理指标的检测，能够进行客观诊断，而对于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断，全凭精神病医生的主观判断，依据就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在一个致力于培养顺民的极权社会中，那些不屈不挠地抗拒强权、捍卫自己权利的上访户，当然不符合顺民的“正常标准”，当然是“精神病”，是“偏执狂”。
极权社会的“正常标准”
精神的“正常”和“不正常”，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所谓“正常”，乃以特定时代的社会常态和多数人的表现为参照系。譬如，大清朝男人留大辫子，是正常的，到晚清时期那些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留学生和革命者，率先剪掉了辫子，在清政府和民众眼里，必定是“不正常”的，今天看来，却是“伟大光明正确”的，是开风气之先的超前者。
当今世界，日趋多元也日趋文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正常”或“不正常”的标准，常常大相径庭，乃至根本相反。宪政民主制度下，一个人在大街上讲演，公开批评政府，乃天赋人权，是社会常态，没人会认为“不正常”；而在官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则会被视为“不正常”，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
可以说，在极权社会中，对“精神病”的判断并非单纯的个人身心健康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极权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本身，即反映出制度之恶、社会之病。
为什么极权社会中的少数官僚阶层能够长期统治和压迫大多数人呢？把答案仅仅归因于暴力的使用，过于简单化。试想，如果让官僚极权来统治美国人民，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就如同把一群自由的野生动物突然关进了笼子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必然会遭到普遍反抗，这种普遍反抗会使得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如此高昂，以致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专制统治要维持运转，需要一整套的机制来持续不懈地大批量地制造“顺民”，制造出一个顺服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常态。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都在致力于把民众驯化成“顺民”，只有“顺民”才是“良民”，那些不屈服于专制统治的人，则被归类为“刁民”，要受到毁灭性打击。今日官僚当局对维权者的“精神病”污蔑，正是旧日王朝对待“刁民”的版本翻新。
极权统治就是在制造顺民的同时，把“逆民”制造成“精神病”，剥夺其一切权利，包括作为正常人的生存权。大量个案反映出，其“造病”机制主要有三种：“诬”、 “逼”、 “治”。
“诬”——正常人“被精神病”
所谓“诬”，是当局把不顺服专制统治或在原则问题上“较真”的正常人，诬为精神病，今天，“被精神病”成了当局维稳的流行方式。
两种人最易成为受害者：一种是那些对自身权益遭到侵犯不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他们不肯向专制官僚低头妥协，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最典型的就是孙教授口中的上访户；另一种是那些不遵从“潜规则”，对专制政权的表面文章信以为真，去跟专制权力的潜规则“较真”的人。
中共官僚政权的一个特点是，运用“潜规则”进行统治。如果只从某些政策宣传来观察官僚政权，你会误以为它颇为开明，殊不知这只是一种欺世愚民的表面文章。在现实中，权大于法，官僚权力主宰一切。有人将此归纳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有些真诚的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却对官僚政权的欺骗宣传信以为真，真诚地按照表面文章办事，去跟官僚专制权力“较真”。在官僚们看来，他们就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傻子”，往往就会“被精神病”。
一些披露出来的案例反映了这种情况，如陕西某国企的一名干部，不肯为上级官僚的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而是按照原则进行抵制，结果遭到打击报复，他又坚持向政府部门举报，政府却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某派出所一名警官，不肯按照上级官僚的指令办案，去袒护违法者，而是按照原则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结果被撤职审查，他不断上访，却被自己供职的公安局送进了精神病院，惨遭折磨。在重病几近死亡的情况下，精神病院不愿承担责任，才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出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带他到天津去重新鉴定，结果是完全正常，根本没有精神病。诸如此类的案例举不胜举，在现行体制内部，一些真诚地按照当局宣传的原则行事的人，往往要为这些两张皮的“原则”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逼”——极权统治把正常人逼成精神病
在专制统治下，人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人们自由表达，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和良心行事，而是要把人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都压抑在蛮横僵化的专制制度躯壳内，导致那些有很强的独立性和道德感的人，心理上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他们既不愿让自己的人格扭曲，又不得不适应极权统治的社会环境，内心必然是天人交战、无止无休，当外在压力和内心冲突积累到极限，很容易造成心理崩溃，精神失常。
所以，社会的精神病发病率，与政治环境存在极大相关性。每当政治环境黑暗、社会氛围严酷时，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社会上发生精神病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心，自由乃是天赋，而专制制度恰恰要压抑人的良知，扼杀人的自由，这必然会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处申诉、无从解脱的冲突。
“治”——正常人被“治疗”成精神病
正常人“被精神病”后，在精神病院经受黑暗、残酷的“治疗”，而被“治”出精神病的几率是很大的。
那些治疗精神病人的手段，对正常人来说就是酷刑。这种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很容易就弄假成真，把一个正常人“治”成真正的精神病人。有一名中学教师，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不满和批判当局镇压，被关进精神病院。结果，在精神病院的残酷“治疗”下，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以致失常，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虽然他后来被放出精神病院，但精神病的根子已经埋下，以致几年之后，他精神病发作，竟杀死了自己的亲人。
通过“诬”、“逼”、“治”等种种方式，官僚极权统治大批量地把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中共曾经制作了一部政治戏剧，叫《白毛女》，主题是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是，“白毛女”在现实压迫下还可以逃到山里去，还有“做鬼”的空间和自由，有朝一日还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而中共官僚政权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让人生不如死，连“做鬼”的空间和自由都没有，它把正常人“治疗”成真正的精神病人，让人的精神永远失常，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的生存，是最没有尊严的生存，只能给自己、给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极权政治之下，人不如鬼。
六十年的中共官僚极权统治，造成病态的政治环境，对精神病的判断标准本身早已变得“不正常”。逆来顺受、甘当奴隶被视为“正常”，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成了“不正常”、不识时务，所以才有那些维稳官僚和“叫兽”们的奇谈怪论。苍生无辜，为政有病。在一个专制自闭、黑暗窒息的政治环境下，价值判断标准已经黑白颠倒。唯有以宪政民主制度，造就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恢复正常，健全理性的公民社会方能形成。
北大教授孙东东有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相信，他的观点代表了当局维稳官僚的普遍认识。
以现今的医学水平，仍然无法对精神病进行生理指标上的客观精确鉴定。对躯体疾病，通过生理指标的检测，能够进行客观诊断，而对于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断，全凭精神病医生的主观判断，依据就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在一个致力于培养顺民的极权社会中，那些不屈不挠地抗拒强权、捍卫自己权利的上访户，当然不符合顺民的“正常标准”，当然是“精神病”，是“偏执狂”。
极权社会的“正常标准”
精神的“正常”和“不正常”，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所谓“正常”，乃以特定时代的社会常态和多数人的表现为参照系。譬如，大清朝男人留大辫子，是正常的，到晚清时期那些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留学生和革命者，率先剪掉了辫子，在清政府和民众眼里，必定是“不正常”的，今天看来，却是“伟大光明正确”的，是开风气之先的超前者。
当今世界，日趋多元也日趋文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正常”或“不正常”的标准，常常大相径庭，乃至根本相反。宪政民主制度下，一个人在大街上讲演，公开批评政府，乃天赋人权，是社会常态，没人会认为“不正常”；而在官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则会被视为“不正常”，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
可以说，在极权社会中，对“精神病”的判断并非单纯的个人身心健康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极权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本身，即反映出制度之恶、社会之病。
为什么极权社会中的少数官僚阶层能够长期统治和压迫大多数人呢？把答案仅仅归因于暴力的使用，过于简单化。试想，如果让官僚极权来统治美国人民，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就如同把一群自由的野生动物突然关进了笼子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必然会遭到普遍反抗，这种普遍反抗会使得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如此高昂，以致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专制统治要维持运转，需要一整套的机制来持续不懈地大批量地制造“顺民”，制造出一个顺服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常态。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都在致力于把民众驯化成“顺民”，只有“顺民”才是“良民”，那些不屈服于专制统治的人，则被归类为“刁民”，要受到毁灭性打击。今日官僚当局对维权者的“精神病”污蔑，正是旧日王朝对待“刁民”的版本翻新。
极权统治就是在制造顺民的同时，把“逆民”制造成“精神病”，剥夺其一切权利，包括作为正常人的生存权。大量个案反映出，其“造病”机制主要有三种：“诬”、 “逼”、 “治”。
“诬”——正常人“被精神病”
所谓“诬”，是当局把不顺服专制统治或在原则问题上“较真”的正常人，诬为精神病，今天，“被精神病”成了当局维稳的流行方式。
两种人最易成为受害者：一种是那些对自身权益遭到侵犯不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他们不肯向专制官僚低头妥协，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最典型的就是孙教授口中的上访户；另一种是那些不遵从“潜规则”，对专制政权的表面文章信以为真，去跟专制权力的潜规则“较真”的人。
中共官僚政权的一个特点是，运用“潜规则”进行统治。如果只从某些政策宣传来观察官僚政权，你会误以为它颇为开明，殊不知这只是一种欺世愚民的表面文章。在现实中，权大于法，官僚权力主宰一切。有人将此归纳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有些真诚的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却对官僚政权的欺骗宣传信以为真，真诚地按照表面文章办事，去跟官僚专制权力“较真”。在官僚们看来，他们就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傻子”，往往就会“被精神病”。
一些披露出来的案例反映了这种情况，如陕西某国企的一名干部，不肯为上级官僚的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而是按照原则进行抵制，结果遭到打击报复，他又坚持向政府部门举报，政府却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某派出所一名警官，不肯按照上级官僚的指令办案，去袒护违法者，而是按照原则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结果被撤职审查，他不断上访，却被自己供职的公安局送进了精神病院，惨遭折磨。在重病几近死亡的情况下，精神病院不愿承担责任，才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出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带他到天津去重新鉴定，结果是完全正常，根本没有精神病。诸如此类的案例举不胜举，在现行体制内部，一些真诚地按照当局宣传的原则行事的人，往往要为这些两张皮的“原则”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逼”——极权统治把正常人逼成精神病
在专制统治下，人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人们自由表达，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和良心行事，而是要把人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都压抑在蛮横僵化的专制制度躯壳内，导致那些有很强的独立性和道德感的人，心理上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他们既不愿让自己的人格扭曲，又不得不适应极权统治的社会环境，内心必然是天人交战、无止无休，当外在压力和内心冲突积累到极限，很容易造成心理崩溃，精神失常。
所以，社会的精神病发病率，与政治环境存在极大相关性。每当政治环境黑暗、社会氛围严酷时，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社会上发生精神病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心，自由乃是天赋，而专制制度恰恰要压抑人的良知，扼杀人的自由，这必然会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处申诉、无从解脱的冲突。
“治”——正常人被“治疗”成精神病
正常人“被精神病”后，在精神病院经受黑暗、残酷的“治疗”，而被“治”出精神病的几率是很大的。
那些治疗精神病人的手段，对正常人来说就是酷刑。这种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很容易就弄假成真，把一个正常人“治”成真正的精神病人。有一名中学教师，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不满和批判当局镇压，被关进精神病院。结果，在精神病院的残酷“治疗”下，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以致失常，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虽然他后来被放出精神病院，但精神病的根子已经埋下，以致几年之后，他精神病发作，竟杀死了自己的亲人。
通过“诬”、“逼”、“治”等种种方式，官僚极权统治大批量地把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中共曾经制作了一部政治戏剧，叫《白毛女》，主题是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是，“白毛女”在现实压迫下还可以逃到山里去，还有“做鬼”的空间和自由，有朝一日还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而中共官僚政权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让人生不如死，连“做鬼”的空间和自由都没有，它把正常人“治疗”成真正的精神病人，让人的精神永远失常，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的生存，是最没有尊严的生存，只能给自己、给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极权政治之下，人不如鬼。
六十年的中共官僚极权统治，造成病态的政治环境，对精神病的判断标准本身早已变得“不正常”。逆来顺受、甘当奴隶被视为“正常”，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成了“不正常”、不识时务，所以才有那些维稳官僚和“叫兽”们的奇谈怪论。苍生无辜，为政有病。在一个专制自闭、黑暗窒息的政治环境下，价值判断标准已经黑白颠倒。唯有以宪政民主制度，造就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恢复正常，健全理性的公民社会方能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