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建立在暴力和恐惧上的社会是不能改革的，我们面临的复杂历史任务是拆除其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根源的制度，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了。
————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迈克尔•麦克福尔是美国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长期居住在莫斯科，亲眼目睹了很多改变苏俄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并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迈克尔•麦克福尔以前是研究南非问题的，为了了解苏联在南部非洲实际上的所作所为而赴莫斯科访问。由此，他接触到苏联的一批异议人士，他回忆说：“当时，我并不认为这些民主联盟的活动家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但我对他们的毅力产生了兴趣，对他们的特殊使命表示同情。……他们表现出了以自由的名义挑战强大政权的勇气，即便这种挑战对他们的个人幸福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风险。”正是受到这种勇气的感染，麦克福尔重新确定其个人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方向，转而研究俄罗斯问题。
无心插柳柳成荫，九十年代之后俄罗斯让人眼花缭乱的诸多变革与政治斗争，果然为麦克福尔提供了丰富的、富于刺激性的素材，让他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俄罗斯未竟的革命》这部深入研究俄罗斯艰难转型的著作。麦克福尔的结论是，苏俄案例揭示了缔造社会契约的重要性，他解释了俄罗斯精英结盟的努力为什么失败，以至于产生两个对立阵营的暴力对抗和一个迟滞的民主化转型。换言之，苏联解体之后二十年，俄国并未完成民主转型，只是艰难地迈出了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第一步。
俄国转型之难：没有可以激活的民主传统与典范
俄国的民主转型比大部分中东欧国家都更加缓慢而艰难。麦克福尔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寻求创建一个新的、同民主政体相符的制度环境的时候，俄罗斯领导人很少能从苏联体制中找到可以利用的相关制度。在拉丁美洲、南欧甚至中东发生的民主转型中，被威权主义统治所压制的原有的民主制度只是被再次激活，这是一个比建立新制度要有效得多的过程，然而，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这样的制度可以重新使用。”一言以蔽之，俄国历史上缺少可以激活的民主传统与典范，索尔仁尼琴心仪的东正教、“杜马”制度等并不足以孕育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
在沙皇的绝对君主专制与列宁－斯大林式的现代极权主义之间，俄国有过一个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以克伦茨基为代表的临时政府促进了俄国的民主和自由，所有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信仰、言论、新闻、集会、结社都享有充分的自由，罢工成为现实。秘密警察、鞭刑、流放西伯利亚，以及死刑都被取消了。但是，正如《俄罗斯史》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临时政府显示出的自由主义给俄国带来了有益之处，但它没有克服困扰着国家和一九一七年国家统治者的异常困难。”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深信法治，坚持认为俄国将来的主要问题只能在一个充分民主的制宪会议中解决。然而，当时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对宪法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和平与面包。只存在了短短的八个月的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并未获得民众的认可和尊重，也未能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切的痕迹，当然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复活的历史经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中东欧国家大都有悠久的民主传统和长期的民主实践。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三八年间有过长达二十年的“第一共和”时期。一九二零年二月二十九日，由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捷克的第一部宪法，明定捷克的国体为民主共和国。该宪法一方面吸收了当代欧美宪法中的进步精神，一方面也兼顾捷克的历史传统。一战之后，经过成功的土地改革及发展工业，捷克成为东欧新兴国家中经济结构最为健全的国家。《东欧诸国史》指出：“捷克的政治体制，大致符合它的国父马萨里克的崇高理想，如能持续发展，必将成为邻邦的楷模，东欧民主的重镇。”尽管此后捷克深受纳粹德国和苏俄之蹂躏，但普通民众并未忘怀“第一共和”时期的民主自由与欣欣向荣。哈维尔等知识分子更是从“第一共和”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灵感，勾勒出未来民主捷克之蓝图。
不同的传统决定了不同的现实。所以，俄国转型之难与捷克转型之易的差异并非偶然，亦非机遇与人力可以改变。
没有公民社会，便没有民主制度的巩固
民主比独裁好，即便是劣质的民主，也比优质的独裁好。苏联当年的共产党独裁，比起大多数政局混乱的第三世界国家好得多，普通民主如果不去挑战共产党的地位，可以享受免费的住房、医疗及子女教育，基本上可以衣食无忧，可谓“优质独裁”也。但是，人不是猪，人具有上帝之形象，人天生便有追求自由与尊严的诉求。所以，再优质的独裁，也无法满足人的这一需求。
正是对自由的渴望，使得苏联原有的独裁制度无法持续下去。当制度的转型启动之后，，上层的决策一夜之间便可以实现政权的更迭，比如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并将政权移交给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他们都发布过若干法令，申明废除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实行多党制、推行普选、保障人权等。但是，政府承诺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及文化权利，与公民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坚守，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仅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再好的法律和再开明的统治者，也无法锻造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麦克福尔认为，俄国的民主制度迄今未能巩固和稳定，未来仍然存在诸多变数，像普京这样的威权主义者对民主的威胁不可低估。“如果普京总统，或者是类似于他这样的人物，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大众的支持和军队的效忠，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就能再次最终处在一个改写政治游戏规则的地位上。”那么，前克格勃官员、作风强硬的普京，为何能获得较高的民意支持呢？这恰恰说明俄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尚未“去卡里斯玛化”，他们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彼得大帝、斯大林以及类似的人物的脚下。即便没有沙皇，他们也要呼唤一个出来。换言之，俄国依然是一个“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俄国堪称孪生兄弟：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年多事件便实现“九权合一”，许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但对其法西斯化的行径毫无警惕与批判，反倒为其鼓吹，并幻想习近平是“通过集权的方式改革”。
俄国民众公民意识的淡薄，首先应归咎于共产党长达七十年的“全能主义式”统治。在苏联时代，国内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组织都是获得官方财政支持的半官方组织，甚至可以说是党的分支机构。麦克福尔指出：“苏维埃制度把私人生活堆砌在社会组织的金字塔里，它们在名称上模仿公民组织，但在实践中被用来控制社会。结果，当这个制度开始崩溃的时候，公民社会必须从头开始重建。”私人生活的领域基本消失了，人们都像幼稚园的孩子那样，眼巴巴地等待党和政府来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而不知道如何独立地生活。
其次，由于经济改革出现一系列失误，俄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一个寡头群体手中。这个阶层利用财富控制媒体、影响选举、打压公民社会，正如麦克福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后共产党时代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可能是社会中惟一有组织的部门。”与之相反，“中产阶级——西方大多数公民组织的资助者——在俄罗斯却发展缓慢。”麦克福尔经过调查发现，在当今的俄国，只有百分之九的公民参加非政府组织。更让人担忧的是：“公民组织占人口的百分比越来越小，对国家越来越不感兴趣并且日渐与国家脱离关系，它反而在私人领域追求狭隘的议程。运动误入歧途已有若干年。”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文化氛围，它不仅需要被政治家所笃信，也需要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但是，麦克福尔发现：“俄罗斯不发达的公民社会使得国家能够以不受以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的制约而进行统治，这种国家责任的缺失反过来损害了大众对民主的信心，并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阻碍了民主文化的发展。”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
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困难，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在上掌权者，还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地位超然的批评者，以及大部分不由自主身陷其中的普通民众，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建立民主制度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麦克福尔对俄国所走过的并仍然在跋涉中的这条“光荣荆棘路”充满了“同情的理解”，他说：“考虑到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在驾驭由共产主义统治的转型时面临着广泛的变迁议程，我们对在政治自由化开始仅十年后就期望在苏联或俄罗斯建立起的自由民主制，可能是过分乐观了。解散一个帝国，把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在共产主义专制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民主政体，这三重挑战甚至会难倒美国那些充满智慧的国父们。”用参与过戈尔巴乔夫时代后期的经济政策的制定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涅基佩洛夫的话来说——“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
事实上，当时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在内的领导人，连他们要寻找的是一只什么样的“猫”都没有弄清楚。戈尔巴乔只是感觉到“为了更好地生活，应该作某种改变”，却未能厘清这些变革的实质和方法。他的顾问们，他的左右两边的反对者们，更是固执己见、夸夸其谈，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亚历山大•涅基佩洛夫用这样一个比喻形象地描述说：“改革的‘飞机’遇到暴风雨，不是因为不清楚确切的目的地就起飞了，而是因为这架‘飞机的机组和乘客’不去共同确定航向，却在‘飞机’上打得不可开交。”戈尔巴乔夫本该与叶利钦同舟共济，两人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戈尔巴乔夫掌权的时候，对叶利钦的迫害毫不手软；而叶利钦夺权后，对戈尔巴乔夫亦极尽羞辱之能事。
从“八•一九”政变到叶利钦攻打议会所在的“白宫”，都是因为苏俄既没有透明的信息传播系统，也没有协商妥协的文化习俗，使得持不同观点、立场和利益的群体之间的对立一步步地发展到不可调和、必须使用武力解决的地步。直到今天，俄国的权力结构仍然没有稳定下来，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间的划分，以及作为“第四权”的新闻自由，还有总统和总理之权力分割，都未尘埃落定。对此，麦克福尔也有同感：“在苏联后期，苏联政权的几乎每一个制度安排都存在着问题，这给形成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余地。缺乏持续的协商谈判也限制了对立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在行为体关于扩大的改革议程的偏好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对立双方倾向于对敌人做出最坏的评价。”可以说，这种拒绝妥协的、“你死我活”的“敌人意识”，以及对民主的本质缺乏历届，对俄国的民主化进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阻碍。
变革难，但变总比不变要好。那些倡导变革的人们，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失败，无论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与误解，他们都有资格接受历史的敬意，毕竟俄罗斯超过九成的民众在民调中宣布，决不愿意回到斯大林时代。这就是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针锋相对的改革家事业的肯定，正像麦克福尔所下的结论：“特别是同当代发生的巨大的社会革命相比，苏联－俄罗斯转型还是相对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个民主机制，虽然有着缺陷和脆弱不堪。”确实，与那些死不改革的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民主前景大有希望——俄国正在走向民主，而中国还没有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