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二月，习近平以副元首的身份访美，刚刚逃离中国的我，是白宫门口众多的抗议者当中的一员.习近平的车队从旁门溜入，避免了与抗议者们正面相遇。

●余杰2012年携家出走美国。

和妻子在美东新居。

此后，习近平赴爱荷华州小镇马斯卡廷，与二十七年前招待过他的美国房东德沃切克夫妇茶叙。习近平说道：“我记得你们还有个可爱的女儿，她问我很多好奇的问题，比如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国电影呀，当我说我看过《猎鹿人》、《上尉的女儿》、《教父》后，她感到非常诧异。”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好莱坞电影《教父》是习近平的政治教材，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力不亚於《资治通鉴》和《毛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父》不可能在中国的戏院里公映，习近平应该是在高干子弟圈子里看到“特供片”，从此念念不忘。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宣布设置权力熏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此举也许是受到《教父》的启发，《纽约时报》评论说：“习近平曾承认自己看过《教父》这部电影，他证明了他从电影的一个主题中精明学来的东西：在一个男人的秘密小圈子里集中与运用权力的艺术.”

一九七二年问世的电影《教父》，凭藉恢弘的结构与精湛的镜头语言，荣获第四十五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改编剧本三大奖项，成为电影史上不朽的传奇。导演科波拉将纽约黑手党柯里昂家族代际传承的故事拍摄得动人心魄：纽约五大黑势力集团之一柯里昂家族採用多种极端手段，实现了在美国黑势力团体中的独尊地位。在这场斗争中，有宴席上的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有街头上真枪实弹的追逐和射击；有欲擒故纵的计谋；有单刀直入的对决？？人性幽暗，权力如春药；生命卑微，杀戮如便饭。黑手党如此，共产党亦如此。

“习近平主义”呼之欲出

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党魁习近平自然是中国的教父，比起那个纽约黑帮的教父来，无疑是青出於蓝而胜於蓝，他所控制之人口与资源，也不知扩大了多少倍。我从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进入军机处、成为接班人的那个时刻，便开始了对他作观察、分析和评论。

习近平执政以来，“习近平主义”已经隐然成形。一切热爱自由、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士，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在《中国教父习近平》中，我从五个面向论述了“习近平主义”的特质：

第一章《痴人说梦：论“中国梦”之难圆》指出，习近平“中国梦”的“基本色”是“教父梦”：既实现国家富强，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在中共建党一百年时，画一个从毛到习的完美圆圈。由此，习与毛肩而立。

但是，此梦不可能实现.低人权、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中国模式”已经无以为继，畸形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习近平不可能安然度过他的十年任期。

第二章《南柯一梦：论法西斯之迷狂》指出，习近平执政以来，法西斯之路初露端倪：经济上加强国企尤其是央企的垄断地位，意识形态上变守势为攻势（敢於“亮剑”），内政上变本加厉地暴力“维稳”，军事上高速提升军费（以“强军”为“强国”之先声），外交上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之遗训而走向对外扩张。

第三章《魂劳梦断：论毛旗帜之难举》指出，习近平“在肉身上是习仲勳的儿子，在精神上是毛泽东的儿子”。这一结论是我最早提出来的，逐渐被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接受。习近平“打通两个三十年”的设想，即“以毛为父，以邓为师”，如学者李伟东所说：“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佔”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

但是，习近平的这一狂想不可能实现.今天中国真正的毛派寥寥无几，口头上的毛派，实践中都过着“走资派”的生活，习近平也是如此——彭丽媛不就随身带着新款的苹果手机吗？所以，即便习高举毛旗，也无法忽悠互联网时代世事洞明的民众；而若不实现“非毛”化，中国就迈不出民主宪政的关键一步。

第四章《醉生梦死：论当权派之装睡》指出，从中枢到地方，整个共产党的组织体系，都进入一种香港学者周廉所说的“装睡”状态，或者中国学者温克坚所说的“脑死亡”状态.中央欺骗地方，地方欺骗中央，执政党对人民实行“训政”，人民则假装向执政党效忠。

习近平作亲民秀，讲动听话，并引用毛的名言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以此麻醉民众。然而，就连习近平的女儿也在美国念书，习近平根本就是半个“裸官”，最好的种子都撒播在大洋彼岸，何来“三个自信”？中国民众怎么会相信这个装睡的人呢？

第五章《梦醒时分：论独裁党之覆灭》指出，习近平上台后，拼命集权，军国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是其左右两翼，用智囊王沪宁的话来说就是：“没有集中的权力，或是中央权力减弱，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强大的中央集权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以较低代价实现稳定增长的一个基本保证.”习近平废除了“集体总统制”，俨然就是独断专行的“毛二世”。

然而，火山终究会爆发，黄河终究会决堤，习近平的命运，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参照系，类似於隋炀帝、崇祯皇帝、晚清摄政王载沣；如果在世界范畴内寻找参照系，则类似於纳粹德国的希特勒、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哪一个有好下场呢？

中港矛盾的实质是独裁与民主的冲突

我在书中梳理了习近平的人格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习近平的个性特徵与中国专制体制的互相影响，习近平的治国方略和目标及中国未来的变局与走向，希望提供给华人世界的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和参照系。我也愿意这本书成为香港读者认识习近平、认识“中共国”的入门读物。

二零一零年，当我写完并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之后，厄运便降临了。当时手握政法大权的周永康，亲自指示秘密警察对我发出“活埋”的威胁，中共政权的“黑帮化”进入了图穷匕现的阶段。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了长达两个多月的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折磨之后，出走中国。在自由的美国，我重新安置书房，写完了《中国影帝温家宝》的续集：《河蟹大帝胡锦涛》。

当时，中共当局的骇客攻击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先生的电脑，植入病毒；进而通过各种渠道对我发出制造“中国版的江南案”的死亡威胁.但是，我难道要继续在“伏地魔”的阴影下生活吗？言论自由是我生命中不可剥夺的一部分。二零一二年秋，我按照原来的计划，在香港由晨钟书局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锦涛》。

二零一三年十月，我与合作多年的晨钟书局的总编辑姚文田先生一起编辑我的成名作《火与冰》，这本十五年前在中国出版的杂文集，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当年，这本书被删改得伤痕累累，我希望有一本未删节版在出版自由的香港问世。同时，我们也在讨论下一本《中国教父习近平》的出版。就在书稿完成三校、即将送入印刷厂之际，我突然联系不上姚先生了。然后，我收到了姚太太的来信，她说，姚先生十月底在内地出事，失去自由。再后来，我知道了姚先生在深圳被中国当局诱捕的消息。七十三岁的姚先生，患有心脏病，在被关押期间多次晕倒。

姚文田先生的被捕，与香港电视牌照事件和《明报》撤换总编辑一样，是中共当局对香港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社自由的严重威胁.每一个敢於说真话的香港媒体人和出版人，倘若赴内地探亲访友，都有可能遭遇到姚文田的命运.达摩克利斯悬剑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你能假装它不存在吗？

然而，我不能放弃。即便面临死亡恐吓，我仍然继续修改书稿，重新寻找出版社。《中国教父习近平》的写作和出版，经历了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艰难过程，我能够体会到当年写《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的决绝心态.

二零零八年，我访问香港的时候，询问香港朋友，港独是否成为一种思潮？有多少人支持港独？朋友告诉我，港独是一种非常边缘的思潮，只有寥寥无几的香港人支持。没有想到，短短五年之后，中港矛盾针尖对麦芒，香港本土意识惊涛拍岸、风起云涌，港独成为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许多港人认同和向往的、未来香港的选项之一。从佔领中环到冲击解放军军营，一向温文尔雅、政治冷感的港人，为何如此热血沸腾、奋不顾身？

这跟习近平铁腕治港的政策息息相关.习近平的对外政策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来更加咄咄逼人，对香港是一副君临天下的派头，连最后一道面纱也扯下了。习近平本人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即便在共产党党内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他也曾经叨陪末座，因此对选举畏之如虎。他又怎么能容忍香港民众自己选举特首呢？特首只能由他来任命，而不能由港人自己选择。习近平不能让香港的民主成为内地的榜样，他决意让香港变得跟万马齐喑的内地一模一样。

所以，中港矛盾不是内地人与香港人的矛盾，而是独裁与民主的矛盾。习近平命令中联办的喽啰发出在香港实施紧急状态的威胁，宛如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下令《人民日报》发表杀气腾腾的《四二七社论》。此时此刻，港人何去何从？是忍辱偷生、甘做奴隶，还是奋起反抗、奔向自由？

但愿是“独裁者系列”之终结篇

从习近平的言谈举止、行事为人可以看出，中共极权制度对人的智性和良心造成了多大的戕害。习近平被恐惧所吞噬，同时又是更大的恐惧的制造者。他本已病入膏肓，却讳疾忌医，甚至杀害良医；他不愿意听到噩耗，便下令割掉信使的舌头.

因报道中共最高层的家族贪腐（包括习家），《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中文网站先后被中共封锁，《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二十多名驻华记者的签证不获延期。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愤而发表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信中直接谴责“您的一些同事及其子女胃口巨大的贪婪之心”，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纽约时报》和彭博社对此类事件的曝光极大地帮助了您的领导工作。这是心脏病发作前的一种警告。纵观历史，中国政权灭亡的头号原因就是贪婪与腐败。”若习近平一意孤行，弗里德曼亦发出警告：“这还将迫使我们驱逐中国的记者。你们既然要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也不会让你们享受我们的开放。”最终，习近平退步了，给那些他不喜欢的外国记者颁发了证件和签证.不是因为他害怕弗里德曼的文章，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向全世界摊牌的准备。

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我更责无旁贷地，要像弗里德曼那样向大独裁者习近平发出“当头棒喝”。当年，自称“万王之王”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在接受了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採访之后，后悔地说，“任何读过她写我的文字的人，都会降低对我的评价”。这也是我的志向所在：揭开皇帝的新装的秘密，让每个独裁者都丑态毕露。习近平的獠牙既已露出，我看到了，就当发出示警的呐喊。为了说真话，我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险些失去生命，并长久地告别故土。但是，我无怨无悔，我更坚信：真话必须大声说出来，否则它无法对抗和戳破谎言。

我更期盼，《中国教父习近平》是我的“中国独裁者三部曲”之“终结篇”。我对黑暗的诅咒将划上一个句号，而我对光明的呼唤刚刚开始。

此刻，我的耳边想起了黄家驹《光辉岁月》那激动人心的歌声，这首歌不仅是唱给曼德拉的，也是唱给姚文田、程翔、刘晓波、李旺阳、丁子霖、司徒华？？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香港人和中国人的：“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仿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这歌声必将响彻中国大地，这歌声就是共产党和习近平的丧钟。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美国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