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复而治，阳者，青天白日也。
中国会发生政治突变愈来愈成为普遍性的共识。八九后流行的“中国崩溃论”虽然到今天还没实现，但整个社会的溃败在加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加速临界点的提前，将突变提前。现在考虑的不是速度，而是加速度。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都有速度，现如今更需要加速度。从启蒙到维权，算一次加速。民国当归也是在维权基础上的加速度。
这是一个急迫地要求宪政革命的时代，所有的拖延行为，都将成为敌人。加速度的渴望，以最强烈的强度肯定了改革已死，空喊革命就是解除对党效忠。政改将是个复杂漫长的过程（若真正开始改的话），而民生问题已经非常紧迫。若近期未能有效改善，由底层民众引发的“事件”必然要爆发，且将引起连锁反应。但令人悲观的是，当下世界经济的窘状与中国自身固有的问题相叠加，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善的前景渺茫。行动出来的路，说不出来路。在专制瓦解之前，没有可操作路径，所有认为可操作的，都是臆想，都是会失败的赌博。专制死于自杀。
中共的这种体制具有捕获革命的能力，即使倒了，她的病毒还能在敌人身上继续统治。杨小凯的担心不能忘。如果革命派不能回答怎么避免，是没法获得被曾经革命伤害惨重的人支持的。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身体直觉本能的思考：共党不是用革命方式（过去理解的）能推翻的。
很多年以来我只讨论怎样革命，根本不讨论需要改良还是革命。讨论改良与革命，是在将就知识界，而知识界早已与时局脱节得南辕北辙。四五一代有改革话语权，可是改革无门。八九一代抢革命话语权，可是没法革命。知识身份在抵抗中没用，没身体有用。你看维权律师，只能靠挨打出招。这是一个知识身份退场，身体出场的时代。话语权与知识界和时局脱节得南辕北辙，也为一种不需要精神领导权或者分裂制衡的革命，在行动上与律法中下的革命腾出空间，不同策略的政党多元，律法的一元。身体行动律法三位同在。
革命一定是在专制机器高度精密的网格暗穴死穴中爆发的，就像仙人渡劫，阴风从穴道吹起，全部毁了。这就是维权运动在寻找死穴暗穴。叶匡政和我一起去杭州，他说现在革命都是网络结构革命，打击的是关节点。杀人已经不成为革命。暴力血腥的革命作用减弱。所以，非暴力派要比暴力派更懂当下革命的性质。
我认为立场正取与否，一点也不重要，我还经常与毛粉勾勾搭搭，替他们挨打时辩护，我相信是共同行动出共识，并不是立场共识导致共同行动。我的民国立场大部分人接不接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行动不行动，懂与不懂都是个屁，行动使流氓变为绅士，不行动相反。
民主转型以人心为唯一载体，就像使徒保罗教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信徒，以人心为天国。这是实存的内在道德化。我不认为人心是民主化的战场，相反认为利益与力量的宪政均衡是。同样，前49的人即将消失，也不等于民国在大陆法权的消失，不能把法政道德人心化。民主化若以人心为战场，则是永远打不完的皈依与叛逃游戏，永远的拉锯战，要获得大份额的人心，打败对方，就得入魔，成为另外一个对方。灵魂深处革命处没有民主。这已经是二十世纪国共党史所证明的。只要利益分赃格局不变，人人向往民主，也不等于民主化实现，这不是90年代以来的精神分裂状态吗。
我们被前人限制，不能重蹈覆辙，但现实条件迫使我们只能以人心为战场，以同一种政治立场来认识朋友和区别敌人，启蒙运动就是这样的，维权好一些。但须指出，朋友并不是我们启蒙起来的，而是专制给我们制造的，把自己统一战线抛弃出来的。这还是利益为战场，不是人心为战场的，我们仅仅是麦场捡麦穗的。依据立场来划分敌我的坏毛病，必须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大敌当前（还是利益），或者行动中学会克服。
别总是互相抱怨
在大陆专制瓦解之前，很难出现新的政治力量。原来的民运启蒙可以算是一小部分人的伟业，但公共参与性较差，于是我们命名维权，把民众的抗争提到前台来，大大扩大了民主事业的参与程度。没法老埋怨别人不参与，自己也要把路拓宽。一开始我都是反对维权民运化，把路搞窄。凡是抗争的，都很少人支持，都是漂浮状态。与抗争方式关系也很大。藏人自焚的是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别人也帮不上。我们都需要一个能普遍参与的抗争方式，更具有公共性的。
在今天革命的认识，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很多人不肯占革命立场，是因为没法革命，在没法革命之后，他只能紧紧抓住并不存在的改良之方舟，这是他们在革命深渊之前恐惧感驱使给自己找的，烟雾缭绕的鸦片枪，并不是真实的改良立场，不是通过莫之许式的立场压迫，而是通过立足之地的开阔来接引他们。专制的形成，在于方法与手段之败坏，不在于目标与立场的好坏优劣。当遭遇改革已死，改革启蒙派就把怨气和罪责转嫁到民众头上，大骂愚民。当没法革命，革命派就把怨气和罪责转嫁到改革启蒙派头上。立场压迫的方式，都是内部找替罪羊。革命派还是遵守共识压迫出行动，没升级到我的共同行动产生共识。
政治反对，不如更超越的民国，因为对49之内的政治以及其内的抵抗，全部绝望之心已经漫布华林。移民的，放弃的，沉湎的 ，把自己投到宗教里面的。改革已死，革命没法，全部堵死，退到公民社会和超越到民国，以待未来。在49之内的沦陷的当下性，并不能如黑格尔说的这里就是罗斯，就在这里跳舞吧。没法有临门一脚的射门能力，与中国足球队一样。包括维权运动在内，仅仅是合格或者不合格的预备。将来的民主格局，并不是已有的权力政治格局的延伸，现在的决定不了将来的，你如果认同广场革命的话。
体制内包括对在大陆对体制的抵抗，至少在底层革命之前都不是路。我一直强调的是底层的抵抗，由于中共的封锁，一定在之前的我们抵抗之外发生，不构成联动关系。一定在我们之外的偶然处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要民国当归，封闭体系之外的能量。以及维权运动我们突破封锁，帮一点民众的忙，弱联动。
民众并不是我们带动的，而是民生与自由的叠加造成的。可以讨论的是提前叠加的可能性与概率。街头是不能带来广场歌名，武昌首义军队有着自己哗变的逻辑。当下的街头，没有歧义暴力与暗杀之总体崛起人心，划分敌我的效果，还是孤零零的海岛。街头还是启蒙，是没法说服，也没有能力把大规模不确定，也没有相关性的人卷入。靠天吃饭，也要我们构建靠的能力。偶然并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甚至不是我们促成的。
非暴力依赖于启蒙，街头行动也是，顶多说成启蒙与行动的交叉地带，不宜高度评价。杨佳歧义能制造出气场磁场气势，一下子就把立场暧昧的人士卷入，要么你站在这边，要么你站在那一边。街头运动的其实还是很弱，没法大规模，仅仅是永远的初级阶段。如果站出来的话，在临界点之前所有人都站不出来。临界点后，所有的都能站出来。现在有身份记得利益倒是可以围观，但没法形成担纲阶层。 必须退到坦克和经济危机面前的死亡，生命本身的反击，而不是知识道德素质或者身份，能起作用的。中间立场可以围观作用，但没法主导啥，恐怕就是想摘桃子的主。
已站出来的人群，都是被迫的。我在民运三十年看到，总体上处在改革暧昧中，自以为在历史格局中，与共一起弄潮。被统一战线既得利益集团甩出来的失意者。底层民众也被迫。中间阶层站出来是没戏，王功权刚站出来一棍子打倒，但是可以为被迫站出来的围观送饭，别想摘桃子了，因为清算威胁在你家门口等你。对于纳粹德国中的德国人，自由世界的人们没有义务也没有办法甄别，谁到底是不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除非德国内部自己的抵抗运动，把自己彰显出来。没有代表别人，或者用抵抗把自己从中区分开来，被别人代表，是活该的。体制内良知也是一样，自己不站出来，被清算了活该。专制不可能死于他杀。临界点前被迫站出来却以为自己是主动站出来的，都是在纳粹德国内部抵抗运动，以彰显与希特勒不同的身份，受驱动于成为人上人渴望，也就是临界点之前都为了一种身份，一张入场券，不管上面书写的入场口是启蒙，还是维权，还是街头运动。都是到临界点后广场上重新开始再就业再上岗。
很多人很绝望，但是仅仅是对专制的道德性绝望，用来批判别人，包括共党，把它当作压倒其他人的立场性资产，不是用来自我批评，从而找到一个站在自己身上的立场，有主体性的立场。他们一讨论行动是否能抵达目标时，就立即用希望和期待来表达。所以绝望是一个主体性建构问题。即使最为彻底地批判改革推倒改革，还是有可能还是在改革框架磁场内，因为还会指向渴望真正的政改降临，也就是改革原初目标的实现。有可能表达为革命倒逼改革，或意外奇迹来个明主，或者成为一种不顾事实条件的形而上学想象。这一些都全盘否定过去历史中的改革，但渴望真正改革。总有割不断的无形脐带。
我把这最后一线的改革冲动，叫做改革道德原教旨运动，它仅是没法进入现实政治的非政治情绪，即使很大部分人都信服。当很多人都怀着政改渴望走上广场时，一定是革命，把政改初衷忘得一丝不挂的革命。这就是岐山等以《旧制度与大革命》启示来打击政改呼吁的原因，怀着政改的聚集必然带来得鱼忘筌的革命。我预测将来广场革命大部分参与的精英，必然是怀着政改的初衷参与的。也就是陈子明李伟东这样的思维方式会占很大比例。但是我还是不在这样的精英们身上下注，因为政改初衷马上云消雾散被广场革命改造。我想提前完成广场熔炉。通过完全否定政改，抹掉最后一丝改革渴望，以民国之更高性，来修筑广场熔炉。
推特网友王雪臻说，将来如有广场革命，若成，则己不抱政改初衷对方也会提，己怀政改初衷或自毁长城；若败，抱不抱政改初衷都无济于事，势不敌而非名不正。真假精英的区别在于摘桃式的代理还是分工式的接力，没有掌控局面的主动权，政改只是愿望，愿望的实现不在多美好而在多实际。怀政改之心，成革命之事，也许就是将来广场革命之轴。然而在此节奏之下，大部分人都对心外之事毫无准备，不对革命立法，进行预备，处在偶然放任与不确定中。这就像是八九广场那样的政治无能会再来一次，何苦来呢。
因为如此，我要谴责体制内开明官员、企业家和公知，不肯帮助民众维权，不为民众流血也就算了，流汗也不流，不分享体制内垄断的资源，不带支票来，却要摘桃子。至少在暴力革命之前，吴强博士说的对，需要非暴力极限的广场聚集革命来一下子攫取历史道义，为后面出师有名。那么都为广场革命预备吧，当下民间各派都已经在为之行动了。就缺高举起来了。
那么在街头政治广场革命这一非暴力极限上，在当下行动的手段上达成极大但被主义分歧掩盖的共识，广场革命立场就意味着我的共同行动塑造共识。不同的是，改革派将广场革命当做改革，促希望。革命派当做革命，灭希望。一中各表。所以广场革命足以容纳改革与革命的分歧，收编。诉诸于行动可行性，改革派与革命派之间争议没有想象的大，我一直认识到改革派嘴巴一套外，内心和私下其实也是渴望革命给他们带来掌权的机会。一路线争论，就越强化改良教义，放弃其暗中拓展的革命部分。当下革命派叫嚣光头暴力杀全家，却自然而然持非暴力极限的政治表达广场革命立场，如号召举牌上街。
在革命越难爆发的时代和条件下，越要革命立场，这样才能发挥话语和舆论对权贵官僚的最大威胁，让他们处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要么早早做好投降的准备，要么移民，以此来破局。而且条件的限制造成所担心和恐惧的暴力血腥很难发生，也就是说担心血腥革命的结果是一种杞人忧天。
新浪微博郑涵说，社会动荡使得人们期待一个更集权的政府。得正视这个现实。为底层暴力革命进行法律辩护，与底层的联合，有助于：一，让自发的暴力革命愿意靠近法律以获得正当性；二，将非法的暴力排除出革命，维护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三，通过减少暴力革命的不确定性，减少观望者的不安，避免维稳获得某种维度的正当性。
绝望的铁屋
四五一代对体制内改革抱以信心，对社会转型力量收割吸纳，当做次要因素，四五一代中的少数者，如刘晓波，孙立平者，陈子明，崔卫平参加过八九的，靠近民主运动这边的，逐渐把希望放在社会转型，不押宝但也不放弃对体制内改革的指望。八九一代希望与绝望比例，光谱朝社会转型倾斜，按照社会地位不同。
关于中国大陆的整体路径，已经破碎在改革受害与受益的各阶层与各代际中，不同的阶层与代际，对大陆本身所蕴含的宪政出路的希望与绝望，比例是不同的。断裂是社会结构性的。这一次孙立平把希望从改革调到社会转型，从东莞事件把社会转型预示为知识分子为底层社会背书，算自己认知体系的转型。我觉得体制内外内心站在民主一边的右派，是没用的，不觉得是自己人，但是怀着异心给我们支票帮助我们的，或者一起与政府对着干的左派，是我们自己人，一起行动是标准，共同行动出共识。可是在我们这一些彻底唱衰的改革受害者代言人看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会转型的逻辑顶多能捍卫公民社会，将来重建公民社会，并不能压倒克服净化权力政治对政改宪政化的遏制维稳。也就是宪政的希望在49之外，在大陆之外，有共一天，大陆绝对没希望。
从2006年写《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开始，我就在观摩孙立平，我认为他的社会学判断是贴近社会现实的，开出的种种政治解决方案则是扯淡的。他从体制改革退到社会转型，可是他就不愿意清醒地承认，维稳机制在2005年之后是集最高的政治力来对付体制内良知与社会转型力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来越严厉。我们所有在开政治方案的人都在瞎扯淡，不管是体制内改革，还是社会转型，还是我的民国当归，凡是被捆绑在大陆沦陷区的，捆绑在49之内的，都没出路。不同的是，瞎扯淡的程度越来越小，透出来的光亮越来越大，没有好地方，只有最不坏的，这是我对民国当归的清醒认识，属于瞎扯淡中最不扯淡的，直面现实。社会重建的速度是赶不上社会奔溃的加速度的。孙立平的社会学清醒判断，他是不会用来当做判断下有无希望的根据，两层皮隔开来。他的政治解决方案是出于自己的肉身体验处境，也就是社会地位与身份。与学富五车的学问没关系。
瞎扯淡的共识可以得出，今天在中国政治问题，已经是超现实的宗教的不确定的，把握不住的，包括左派对现体制的肯定，也是一种移情与投射，都是宗教渴望本身，政治本身已经没有现实性，现实已经是最大虚幻，要么移民，要么内心移民，不管任何身份地位都是在大陆暂居漂浮。接近基督徒对于罗马的政治体验。作为改革的受害者，八零后九零后彻底放弃希望，也对体制没有爱而没有恨，没有绝望，局外人，只想自己的生活不被入侵。他们的希望是超现实的宗教的，要么在民国，要么在游戏里，要么在神幻小说中，是暂居这个世界的一族。几乎所有已知的，被圈在在49之内的，我们能干的，都没法与中共对抗，革命也是一样， 共党对革命一样有捕获的能力，如薄熙来在重庆。 政治反对也是一个空炮，也有能被捕获，不过我暂时不反对它。民国与基督教是他捕获了消化不了的。
体制内的良知，体制外的中间或者边缘异议人士，何以把自己文学性放大为可以领导转型的力量，这种自我认命是如何完成的，就在于他们把渴望“我们要”当做“我们能”，在于意志的幻像，一种文青神秘主义的，成为历史主体真理在我的渴望编制出来的宏大叙述，进行催眠与自我催眠。从四五到八九，几乎每一代人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权力意志渴望，掌握最高权力以改造社会实现目标的渴望，任何时候都有异议反对派和体制内良知，掌权并在我手上实现民主化，但政治经济结构形势没有成功机会，八九算最靠近但失之交臂。每一代弑父情节发作，青春期背叛并穿上民主化的外衣。
与权力政治隔离，不可能幻想掌握权力以自我实现的八零后九零后，当然同样有弑父情节发作与为了生存而抗争的二重性，只是他们没法强化二者，成为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病毒衣钵继承人。弑父情节与为了生存而斗争，在死地共振，从而干掉专制，也净化熔炼了前二代的权力政治病毒，组织化渴望的病毒。其改造社会的方法在于修炼自己，然后掌握权力，以权力政治或者组织动员能力，来对民众形成总体性。这种自我认命总是隐含着统治他人的权力意志，总预设民众一定跟随他们，他们享有精神领导权，迟早要实现。他们会以素质论来贬低改革受害者，如底层民众，以及承载世界历史精神使命的八零后，以为素质与关心权力政治的渴望与程度，决定了自己的天命。我认为对权力政治越渴望的，与49与中共捆绑越深的，与宪政的距离越远。
所以有，我把希望寄托在49后的政治贱民国内殖民的受害者农民工，改革的受害者蚁族身上，他们被政治经济形势赋予历史使命，他们的品质只影响成色，不影响使命落在他们头上。正是只于死地才能后生，他们的使命是因为被置于死地，当然他们与权力政治的隔绝，也提供了好的成色。四五一代的思维方式，是反思文革推进改革。我们是反思改革推进维权。我们脚下的所站立的世界，需要加以克服的是改革，文革比改革跟靠近。就如四五一代需要加以克服的是文革。四五一代告别文革，其直接意图是形成宪政，结果是形成了初步的公民社会，维权告别改革，进一步推动公民社会，有可能形成宪政。1
在宪政论衡论坛第十一次次被关闭后，我写了第十二次的开坛词，说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我们是一次又一次游移于互联网新技术提供绿洲的游牧民族。从论坛到微博，再到微信，每一个绿洲都有新的力量加入，而且成为有生力量。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次只要搭上民主转型大车的新生，都会出现自我为义，与专制之间的政治经验之积累，从空白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来作为新纪元，无限重复而且永远处于起步阶段。
革命派公知
革命派公知认为，只要爬上主席台，把改良派公知赶走，占住麦克风，讲出革命的立场和主义，台下的听众自然听他们的，殊不知，早在改良派公知在讲台上大将特讲的时候，台下的听众早就走光了，自己到旷野里面搭棚搞维权运动去了。只是他们的视力只能看到台上，看不到黑呦呦的台下如何。公知们都认为，台下听众离不开这个礼台，跑不出去，只能听他们讲，谁占了麦克风，就听谁的。所以我们要干的事情，是到旷野里帮助民众维权，住破破烂烂的木屋，而不是待在旧礼台里面，与改良派公知争论改革还是革命。维权运动早就把改良与革命范式，把告别革命与反对告别革命当做臭裤衩给扔掉了。
2003年后崔卫平翻译了《哈维尔文集》与米奇尼克的《重建公民社会》，对维权运动有所启迪。他们为我们提出面向社会公众而不面向专制上书的方向。我认为革命派公知距离此方向，与改良派公知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被夹在与专制的爱恨情仇中，虽然他们确信了改良派公知的身位是小骂大帮忙，但是其身位还是与体制纠缠不清，一个恨透她老公的妻子还是她老公的妻子。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我们可以从祖国中华民国的角度，来避开我们一谈爱国主义，一谈人民利益就被专制利用去维护统治的困境。在民国中，就没有了黄四郎对我们下的病毒诅咒，彻底忘了他，不对他说仇恨的话，当我们有刀的时候，直接砍死他，与他费什么话。所以我认为改革派公知并不是革命派，只有行动了才是革命派，如杨佳。跳出后，面对民众就是民国的，或者必然是民国的。这时候，堂堂正正说爱国，高举人民旗帜。也就不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管我们自己与这个人是否是敌人。也就有了主体性，从自己能否战胜专制，手段是否正当，是否可以达到目标来考虑，而不是出于对专制的怨恨，而用嘴巴口水威胁诅咒。
微信网友李琪说，民众其实是清楚的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什么是幸福，谁会带给他们幸福。但民众可能选择懦弱，但这不是无知；还有一些概念不清，这还不是无知，而是中共常年教育欺骗的结果，不过民众现在已不信任他们，同时也不信任“民主”，因为“民主”谈的空泛，并不具体，民众无法建立民主与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当他们试图了解时，碰到的是傲慢或急燥的“民主斗士”，让他们感到更不能信任。
我把革命派公知与改良派公知同列，除了增强话语暴力对官方的威胁作用，彰显与体制断裂的渴望，公知所有的负面特征革命派公知都有。在民主宪政目标下，所有颠覆目标的个人欲望皆有可能喧宾夺主，如果不驯化大目标与参与者之间为宪政化关系的话。没有必要达成激进暴力革命的共识立场，只要有暴力革命的行动，共识立场很容易达成。今天遭遇的是没法革命的困境，强迫他人加入革命立场，是改良派公知同样的病毒，即使全部加入革命立场了，还是没法革命，又能如何。革命立场声音很大没用，没有行动，很容易被征收，就像个体维权只要获得赔偿或者官方做一点妥协，就泥牛入海。
在守护公民社会与没法闹革命形势下的革命意淫狂潮中，我宁可选择前者。在没法闹革命的历史处境下，弱革命已经发生无数次，如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何曾有革命意淫狂潮在场和介入其中。局外人而已。相反维权运动实现了民间精英在场。在场的，是革命和参与革命，不在场的，是意淫口炮，何曾是个革命派？
民众因为为了生存而无知，冷漠就被要“处死”，改革派公知因为为了心中的和平推进而与共党共存妥协，就要被狠毒的怨恨，论敌被当做仇敌。这种怨毒背后，就是一个极端自私但渴望无止境攫取但又受害的个体，把自己当做全世界的太阳，全部真理在自己，把黑暗和非真理归于自己们外的全部人。正如维族极端分子仇恨普通汉人与官方汉人，改革派公知仇恨民众改革派公知与权贵。这种认知是把自己幻想成在这个国度国土之外，但其实是在其中的，对来自独裁的痛恨无处发泄，转嫁到内部，一种逆向种族主义，就像一个赌徒老是赌输就回家打老婆。
我的革命权立场，认为自己在中华民国这个国度之内，于斯土斯地没法分割，想让它变好，把自己现身自己，不凸显自己在斯土斯地的所得和占有，不因为没有回报没有回应就憎恨曾经爱过的人们。在洞穴中，忠诚于土地，而不是幻想自己高于或者在其外作为太阳高照于地上，不能没被抬起当做太阳就怨恨。激进革命立场与革命派公知，要爱这个国度和国民。我们搞民主是为了让这个国度国民好起来，不能因爱转恨，告别改良去寻找革命之路，论证需要暴力革命，应该如对政府在宪政理论上一样，是不得不的恶，不能学独裁把这种不得不洗脑为美好，暴力也由稳婆偶像崇拜为母亲，不能因为民众冷漠不跟随和改良派公知与专制的苟合，就把对专制的仇恨就释放于内部和自己人中间，请记住，要让暴力革命成为工具，而不是救世主。
我们要说话和行动，就需要给我们当前的说话和行动，找到历史意义感，也就是在特定的坐标系中定位。目前浩瀚星空中有两种坐标系，一个是49内的包括改革与革命，改良与政治反对，另外就是与49截然对立的民国。当下是49王朝的奔溃终末，把上街与各种行动放在改良与革命范式内，则依赖于打击程度来鉴定自己的意义，也会对言论和行动产生偶像崇拜，往往与更黑暗面对比，然后沾沾自喜，而不是考量与胜利目标的距离反过来评价自己，总是比上远远不足很遥远，比下有余，把把土粒比下去，小山包就把自己当做巍峨天柱。民国在场，就不需要通过鼓吹放大偶像崇拜路径和方法来赋予意义，获得更多的支持，以往民运中各大流派内斗的局面被缓解，而且内部争论只会造成民国更大程度的在场。
我们在从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难免有各种道德亏欠，投降妥协或者私人生活不检点，民国在场让民主宪政目标与从事者的个人品行分开来，个人被绊倒，不影响目标的声誉。个人做好事，越发荣耀目标。革命派公知他们的行动总是去主动寻找打压，在打压中，由独裁反向赋予意义封神，打压越重，自己越“民主化”。离不开强大敌人给的毒奶和地沟油。我因此寻找一个超越49的民国，放弃到独裁那里索取意义，而是自我赋予，自己设置议题，自我生长。
激进当下没戏，将来或有出路。温和在当下更没戏，在将来更是影子都没有。温和派他们没法跳出当下的框架，不相信民众等于未来，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黑暗。他们自恃自己是光明所在，虽然当下灰色当不久会大放光明。说来说去，仅仅是自己重要性的政治神话。身份承认的危机的心理暗示解决。与体制与权力沾边越大的，在将来决定性决战广场中，越没戏。现体制的欲望性光环与今生的情欲，或者对权力分赃的感恩戴德，会在将来转化为更大的仇恨，越爱越渴望加入分赃，在将来广场上仇恨越大，这就是官粹与民粹的轮回。故我舍弃公知，投注于虚无和边缘，这是将来的中心。
在这个独裁终末时期，49体系的最后一线也就是对49不满怨恨而滋生的革命，与自有自在的民国立场的竞争。革命也可能走向宪政，也可能不走向宪政。民国立场就是在审视和保证革命走向宪政。晚清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把实际统治者最大资源的占有者清廷排除在未来秩序的圆桌议席之外，赶到历史放逐虚无处。在这个独裁终末时期，49体系的最后一线也就是对49不满怨恨而滋生的革命，与自有自在的民国立场的竞争。革命也可能走向宪政，也可能不走向宪政。民国立场就是在审视和保证革命走向宪政。晚清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把实际统治者最大资源的占有者清廷排除在未来秩序的圆桌议席之外，赶到历史放逐虚无处。
华欣远说避不开改革派。我相信在专制瓦解之前，改革派与中产阶级是不可能站整体冒着巨大风险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么对于新秩序的道义资源的生产，这一些人没有一席之地，有一些冒出来站出来，也是个体的特例的，也是很容易自我摧毁的，如王功权。清末立宪派对清朝彻底绝望时，出路才显现。我今天说，只有像喻可平这样略有光的灰色改革派人物，成为黑色的臭的时候，出路才有。把改革派赶出新秩序的圆桌，断他们后路，迫使他们背水一战，就不分配他们道义资源，迫使他们带着金钱和军队来做投名状。“三权制衡”的局面。在话语生产上，没他们什么事。
在没法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在怎么革命中解决要革命的问题。就知识分子路径由改革派向革命派的进化，如何一篮子团结的问题，早在2004年我命名维权时，就是跳出革命与改良争论范式，少谈主义，多维权行动，维权是改良的延长，是革命的预备，那么如这十年的现实所呈现，革命派与改良派各怀心思，在维权上搅在一起。维权去政治化，降低门槛，不仅把改良派，而且把民众都邀请了进来，成了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当然我看到改良派光说不做，基本靠不上，除了用维权骗取他们的话语资源外，基本用不着。这样，就是“怎么办”的问题压倒了“我们要”。像激进八九一代比我还资深的，天天嚷嚷“我们要革命”，我说他们是革命派公知祥林嫂。
远离关于目标的启蒙，进入“怎么办”，或者说行动产生主义，就会如尹春考虑最大程度实现统一战线，维权统一战线我还甚至扩大到左派老干部那里。如果限于改良与革命的路线争论，互争话语权，不去思考怎么办问题和诉诸于行动，则会扩大内部矛盾。就笑蜀和革命派公知的争论，我认为笑蜀有一个没有充分自觉的高明处，那就是他正视没法革命的困境，转而把希望投射到与体制相关的地方去，掌握资源部分的进步，能带来和平转型，这是一种“怎么办”的错误探索，要比革命派公知强。我知道的，从78年以来的改革派，基本都受“怎么办”问题意识的支配。相反革命派除了少数行动的如王炳章，绝大部分就是“要革命”而压倒别人的口炮党。叫成革命派公知。天上白云苍狗，我见过无数改革与革命思潮变幻，皆是泡沫。从者云集又如何，旦夕之间转眼不见。寥寥无几又如何。在没有行动之前，我只计较正确。
晚清就改革派与革命派争论，决定历史的没清庭什么事。现在应该把改良派扔出去，不要老是改良与革命之争，要争就是民国与革命之争。其他的扔在外面虚无里面。老与共党和改良派说话，是脑袋有问题。想起美国独立革命前，美国先贤和诸多精英在革命爆发前，持与英国和谈的保守主义立场避免革命，可是当人民决定拿起武器，他们就义无反顾跳到革命立场，并领导独立战争。没有行动之前，什么立场改革还是改良，都是亮出舌头空荡荡。改革权的立场，是对已经产生的弱革命的辩护，他不是启蒙进攻的，而是消极防守的。没法革命，但至少可以帮助已经抵抗，或者帮助暴力抵抗的人们。没法站在革命的前头，就站在后头为他们说话。
激进革命立场与革命派公知，要爱这个国度和国民。我们搞民主是为了让这个国度国民好起来，不能因爱转恨，告别改良去寻找革命之路，论证需要暴力革命，应该如对政府在宪政理论上一样，是不得不的恶，不能学独裁把这种不得不洗脑为美好，暴力由稳婆偶像崇拜为母亲，就把对专制的仇恨就释放于内部自己人。对付官方的是革命。残害普通民众手段不正当，很容易被界定为恐怖主义。杨佳还是革命抗争的最高典范。残害体制内作恶或者轻微作恶的人，至少比残害社会民众要正义。杨佳是理性的正义革命。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看到有暴力就崇拜就赞美，我觉得与乌有之乡极左派声援祝贺在中国家门口搞核试验一样，同一类人。
对付官方的，是革命。残害普通民众，手段不正当，很容易被界定为恐怖主义。看来杨佳还是革命抗争的最高典范。残害体制内作恶或者轻微作恶的人，至少比残害社会民众要正义。杨佳是理性的正义的革命。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看到有暴力就崇拜，就赞美，我觉得与乌有之乡极左派声援祝贺在中国家门口搞核试验一样，同一类人。我首先不认为自己是站的。只能说我站起来过程中，很多妥协，为了生存和坚持，有着专制原罪。我不能理解的半跪半站的，对比一下全跪的，骂一下独裁批判一下体制，就觉得自己是完全站的，就觉得终生皆罪独我已清白，占据真理高度，已没了专制原罪。 我认为普通人冷漠，对公共以及其他人没法担负，甚至从体制获取利益，有着原罪，但为了生存而不是无限占有，是可以被赦免的，其次，这种很浅的专制原罪，也罪不至死吧。
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革命趋于宪政化。我在写一篇文章《民国：暴力革命如何宪政化》，把百年来把暴力革命宪政化的努力写出来。在革命还没爆发前或者被严重拖延中，维权运动在宪法之下运转，它就是把依靠暴力革命作作为工具而宪政，直接在场，真正把暴力革命当做工具，而不是偶像崇拜为目的和救世主。从维权运动到广场革命，再到更激烈的，不同的阶段都需要把宪政程序内化进去，以期革命最后能收得回来，以宪法来终结革命，这是阿伦特说的美国式做法。
普通人可以忍受通过有限暴力革命，消除障碍阻挡，恢复一种已经有过的，现成的宪政制度，但很难忍受无止境的，无底洞的暴力历史进程，也无法依赖民主自由人权等大词飞扬出来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远景，所以持政治反对的革命性立场，一定要捆绑民国当归，一定要让宪政预定在革命性立场中，革命过后必须一定是宪政，现成已有的宪政恢复。革命性政治反对立场，不能是亮出舌头空荡荡。
改革已死后，只有两种历史选项已经明朗：民国当归或革命当立。我持的革命立场，是为底层暴力抵抗革命权辩护，因为我搞不了革命，我以前的文章中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再行使革命权，而底层民众有基于生存的民生革命附带政治革命的革命权。我的立场类似于律师与当事人分离，我是辩护律师立场。自己不去亲身参加革命而呐喊启蒙唤醒蛊惑革命的革命派公知，是可疑而需要警惕的，而以革命的激情举牌就当做革命，是暧昧的。革命权的辩护，趋于宪政化革命，为革命立法。
基于现实的改良，才是政治浪漫。这种现实才是最大的虚幻。首先，明明是局外人，不管你直面它与反对他，在这种格局中，永远是非参与者，非主体，在这里有什么好现实与不现实。明明不是参与者，把自己幻想成面对现实的立场，有什么用。明明就一出租车司机，把自己幻想成很政治现实的政治局常委，有啥用。
知识分子之外的行动路径
由改革向革命的立场转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必然历程，但是请记着，这仅仅知识分子的，在数十年的维权运动中，对不起真的知识分子仅仅是学生，去政治化需要门槛降低患得患失的，需要照顾的病人，就是知识分子，包括改革派公知与革命派公知，基本上都是自以为的精神病。在改革与革命争论知识分子范式之外，还有来自现实行动本身的强大逻辑。这个在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转变的轨迹之外。我抛弃公知身份后，不当革命派，一个自己干不了，不好鼓动别人，另外就是正视无法革命和坚决探索“怎么办”问题。维权与民国当归，就是要最大程度放大我们手中的话语资源。除了话语和微弱行动，我们没法改良也没法革命。当然很多革命派公知，是做过很多事情和行动的，所以这让他们盖过改良派，他们做事的时候比较靠谱，谈起主义的时候，很不靠谱。但是他们的行动，需要行动的主义获得“普世”和普遍性，但是他们一找奶，就扑到公知范畴的怀里。
新浪微博“郑涵”说，民生维权是律法下的革命。即便受到中共打压，依然部分起着革命的作用。我们看到近两年农民工工资有着相当程度的上涨，这是底层农民工。当然随之而来物价也高涨。这不但对中共财政体系有影响，也动摇中产对中共的信心与依附。
我在“知识产生行动”“思想革命带来政治革命”的改良革命各派公知之外，一直在开辟一条行动产生知识，共同行动产生共识的知识分子之外路径，当排斥和贬低主义的重要性之后，在维权和民国当归上混合了革命与改良之后，这二者的话语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容易团结。在知识分子之外的路径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广阔的，如九零后已经不在乎主义了，就是身体本身直接在场，没有主义策略架空隔离身体抗争与宪政目标，宪政就直接实现了。抗争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基于身份的抗争，如知识分子的身份包裹言论自由，企业主的身份包裹经济自由，还有一种基于生命与身体的抗争。前者在中国改革语境下，是要特权的，后者是要权利的。我渴望的，是后者。抛弃公知身份就是一个证明。
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路径，只有思潮舆论话语权，就局限在这一些，而没有行动，用行动来传播理念呢。上街是能传播理念的，但是又会遭遇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上街带动民众上街，并不是理念传播就能解决的，不是民众的认识问题。这是恐惧与利益的问题，最后还是利益问题。写文章作为一种行动时，能减少一些后来写文章者的恐惧，九牛一毛并且还是陷在写文章中。但是写文章没法给民众带去利益。改变不了屁股决定脑袋的大局面。
岂有文章觉天下。很多人批判说我文章写的看不懂，长文宣传效果不好，很多深陷这三十年民间政治语境的人说很好懂，通俗易懂。前者多是局外人或者刚入门的。我严格遵守行动才能将理念植根于民众的说法，不依靠文章来说服外行和民众。依靠文章通俗易懂来争取的，是小圈子内的分家和消费，已经是自己人的一次强化而已。对外人和民众，文章再通俗易懂根本没法深入灵魂。五六年前，我就写到，维权虽然依赖于舆论和话语权，但其本身具有摆脱这一限制的能量。我一直批判言论自由路径的有限困境。 应该早就到了想舆论和话语权之外的办法的时候了。
“改革已死”群里的几个年轻朋友对精英话语权的批判，与在话语权和精英之外寻找行动之路，是吻合的。要从过去的持有异议立场作为唯一的手段，过渡到立场之外的行动。在八九后，就在八十年代知识启蒙唤醒外，找出经商做大民间的行动之路，不过这好像已经成了邪路，忘了自己的初衷。但市场经济极大了完成了启蒙唤醒。不启蒙的时候就是大大的启蒙。二十一世纪的维权，只会有个体的，会被收买，这是一条可能依赖并摆脱话语权和舆论的行动之路。九十年代的市场性行动如何重归民间，我是对此绝望的。光王功权一事，就知道这是几乎没路的。
正如启蒙没行动重要，我的感受是线上没有线下重要，要让线上成为线下的放大器，线下成为行动的重点工程。我和张大军莫之许十年砍柴花岗岩等从2003年7月开始搞得关天半月谈线下聚会，成为海外社会学政治学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在线下开创可以让更多人参与的形式，如围观，微博打拐，如饭醉，是我们人数膨胀的原因，没有线下，光有线上共识，连泡沫都不是。
整体空间的扩大，与我们无关，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分赃机制的财政输入，不足应付分赃，于是大量的人被抛弃在统一战线之外，成为暧昧的怨恨者，另外一个互联网。可是高许等一系列都在糟蹋这一机遇，自己创造不了，还要挥霍空间从来压缩，从六四以来，都是如此。例子就不用举了。
民国是在先约束
对“贩卖虚假希望”的批判，还是暧昧的，还是缺乏主体性的，陷在从希望到绝望，由爱转恨的沼泽里。要变为无条件的，理所当然的，不言自明的，这就需要抛弃对虚假希望贩卖的启蒙唤醒批判，而在怎么办和行动中，变为不需要说的，无条件的，把被投射虚假希望于其上的事物，如国共合作，不当做方向，而是当做利用的机会，这样民间主体性就在场了。
宪政目标是无可争议的，不言自明的，然而追求宪政的路径以及在这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却可能是反宪政的，暴政的，因此目标不必启蒙，而需要循化手段和过程为宪政的。在49和78的框架内，我们追求宪政的路径和内部关系受到专制带来强大必然性条件的干扰，产生49之内的各种主义和思潮策略路径，如改革对现实政治的屈从，今天在民国当归下，必须锻造出“无条件性”，天塌下来，也必须直接实现。刘军宁说中国转型只有转型成功后，才知道自己的转型路径，这与“怎么办”与行动中的“无条件性”吻合，在“怎么办”和行动中，才能从屈服于各种现实条件变为利用驾驭，化被动为主动，靠近无条件性，让我们的民国宪政目标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民国是有意义的，共国的一切包括基于现实条件的怨恨和反对，并不指出方向和自己赋予意义。这是类似基督教的双城叙事。
我见过无数49内民间抗争内在病毒和自我摧毁。就像基督徒进入信仰，需要不断提升。我致力于民间抗争的基督教化和宪政化，维权运动和民国当归，就有着不断从49专制原罪中不断超度出来的阶梯。宪政并不是从49内抵抗向上伸展出来的，而是民国降临的叙事。“无条件性”，就把现实条件的对我们的捆绑，当做毫无方向性的，是需要摆脱或者可以利用的。依赖于49内舆论话题才能发酵的行动，如财产公开或者政治反对，都是有条件的陷入沼泽的，并且有着自我为义的偶像崇拜倾向。
民国当归对于将来革命而言，有着一个避免无政府混乱恐惧的作用，另外一个避免对陷入革命带来专制循环，新专制的恐惧。目前对和平转型的信心逐渐灭绝，民间暴力革命的呼声逐渐强大，人心趋于暴戾和极端冲动。如果把改良能避免无政府主义冲突和平转型当做一个非常渴望的目标来看，也只有民国当归，例如相信国共合作或者民进党登陆，也就是只有民国国体再次降临，才能帮助改良之火不灭。对于改良还是革命，民国当归都是很重要的，改良派找到了改良，革命派找到了革命。
用民国当归将自己革命暴力立场隐藏起来。举恐怖分子做一个不切当的例子，现在哪一个不是文质彬彬受过高等教育的，哪一个会在嘴巴上那个扩音器喊打喊杀喊杀全家的。民国当归就意味着最彻底的，势不两立的革命立场。是保守主义之下最激进的革命。看起来很温和，但对体制确是最大杀伤力的心里武器。驾驭住革命暴力，为革命立法。
政改就是中共的安乐死，本质上就是革命，也就是说改良与革命被囊括于中共的张力之内。改革与革命本身就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在二者的立场冲突中被当做了目的，都道德化成为了一种宗教信仰和绝对尺度。封神演义中圣人元始天尊派姜子牙下山，并没有指定姜子牙要革命还是改良。民国当归将改良与革命下降为手段，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二者冲突，且盖过中共的张力。
即使最暴力最血腥的那种革命，也是在追求某种秩序，而无序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暂时手段的后果。所以从将来革命所追求的秩序而言，民国建构是在当下为将来革命的目的实现和不落空的预备。也就是为将来的辛亥革命立法，将来革命所追求的的秩序目标在当下提前预备，她就是民国行宪区的扩大，民主化是沦陷区的收复，视为一种保守主义的革命路径。
虽然我们身处专制中，首要的渴望是打破与破坏，这种破坏欲与打破，本来是手段，会有惯性成为目的，从而阻挡了革命本身所想抵达的秩序目标，也就是没有革命目标的时时刻刻在场，必然是失败与目标失落的革命，就像一个队伍必须有督战队，才能保证作战。当下的行动就是将来的组成部分，为的是当下行动。将来能胜利的革命，注定依赖农民工与蚁族为主体的民众，而不可能是知识精英领导的有组织化的革命。所以一定要以民众的选择为选择，而不能以我们自己以及在当下受到限制和塑造的身份渴望，身体激情以及奉旨反抗的符号位选择。
民国当归最难说服的就是一些觉得打着民主宪政旗号就行，没有必要穿上民国这一法袍的持革命立场的绝对个体主义。个人生活无所谓，当然介入政治时，一定要有共同的标签来互相认识互助守望。姑且假设有绝对的独立个体，那么就变为无法认同和有友谊了。民国是一个最低门槛的复数性，你不赞同共国的，就只能站在民国。革命之所以激进极端，是因为处在质疑当中怀疑当中，而实际上也自我怀疑，通过激进来自我辩护。革命本身，同样需要外来的加持，外来更高权威的确认，才能正当地自在。肯定都有两层。单独一层无法自我确立，自我肯定。
无政府主义绝对个体，与民国，是一种弑父。民国和美国有必要将权力的根基，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弑父与叛逆革命权之上。对民国的拒绝革命背叛，为民国父亲所容纳，民国也只有通过庇护，而重新被称为父亲。不仅有先天父子关系，更需要代表民国的力量，起庇护作用。这就是民进党关注大陆人权，被赞美的原因。民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是没法靠说服来建立起来。启蒙运动其实应该至于资产阶级，资产自己是可以说服的，小资产阶级是没法说服的。你看当十九世纪末小资产崛起在世界舞台的时候，议会制的说服，就对他们没用了。
我对国体与政体知识开始关注后，发现民国初年最盛。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高度极高，好像天外飞仙，其区分国体与政体，提出国体乃是天意革命，非人力所为，他给政治家的任务仅限于政体问题。这个把握了民国之后所有政治变革。如洪智坤以辛亥革命之继承台湾转型参与者所总结，国体永恒，政体变革。民国奠基之国体，并不是随政体的确立而生成，而革命所成，政体是后面的政治组织制度。民国后政体革命总是渴望同时颠覆改造变革国体，如袁世凯称帝，49僭越，但政体与国体隔开两层，也就是先有民国国体，再有台湾政体，国体不是从政体上再建构起来，而是相反。大陆政体变革，再僭越，民国始终高高在上。
两岸的各种政治主张，专制的包括反对专制的，都是卢梭所言众意，而非公意，也就是各种大多数人道德暴政，以反民国或者超越的面目出现，捍卫民国法统的如暴风雨中的一叶。民国于台湾区域意识，于大陆沦陷区内的各种自义，都有着宪政对民主的先验在先约束。这与美国一致，国体的支配，加上基督教的帮助。两岸的国体与政体冲突，是神奇的天意。民族国家奠基后，政治任务就是政治宗教完善与民生，民国总体描述为国基稳固或建国问题。两岸把国基建设道德化，变为立场，而不是行动，把民权民生搞成民粹，从而以不断的新纪元冲动，以政体革命僭越伪造新国体，最后都暴露国体，从幕后走到台前。
在专制体制内，凡“叛国者”肯定是更伟大，更深层，更激烈的爱国者。所谓山巅的，一定是去掉专制力量的毒瘤，是让国家民主自由起来。然后专制利用巨大的宣传能力，制造出国家民族与专制的二位一体，爱国就非爱专制不可。为打破这种垄断，只有民国才是祖国，民国当归，在专制画定的圈子外反专制。两岸的国体与政体冲突，是神奇的天意。民族国家奠基后，政治任务就是政治宗教完善与民生，民国总体描述为国基稳固或建国问题。两岸把国基建设道德化，变为立场，而不是行动，把民权民生搞成民粹，从而以不断的新纪元冲动，以政体革命僭越伪造新国体，最后都暴露国体，从幕后走到台前。
两岸的各种政治主张，专制的包括反对专制的，都是卢梭所言的众意，而非公意，也就是各种大多数人道德暴政，以反民国或者超越的面目出现，造成捍卫民国法统的努力如暴风雨中的一叶。民国于台湾区域意识，于大陆沦陷区内的各种自义，都有着宪政对民主的先验在先约束。这与美国一致，国体的支配，加上基督教的帮助，这就是宪政的在先约定。
中国会发生政治突变愈来愈成为普遍性的共识。八九后流行的“中国崩溃论”虽然到今天还没实现，但整个社会的溃败在加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加速临界点的提前，将突变提前。现在考虑的不是速度，而是加速度。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都有速度，现如今更需要加速度。从启蒙到维权，算一次加速。民国当归也是在维权基础上的加速度。
这是一个急迫地要求宪政革命的时代，所有的拖延行为，都将成为敌人。加速度的渴望，以最强烈的强度肯定了改革已死，空喊革命就是解除对党效忠。政改将是个复杂漫长的过程（若真正开始改的话），而民生问题已经非常紧迫。若近期未能有效改善，由底层民众引发的“事件”必然要爆发，且将引起连锁反应。但令人悲观的是，当下世界经济的窘状与中国自身固有的问题相叠加，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善的前景渺茫。行动出来的路，说不出来路。在专制瓦解之前，没有可操作路径，所有认为可操作的，都是臆想，都是会失败的赌博。专制死于自杀。
中共的这种体制具有捕获革命的能力，即使倒了，她的病毒还能在敌人身上继续统治。杨小凯的担心不能忘。如果革命派不能回答怎么避免，是没法获得被曾经革命伤害惨重的人支持的。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身体直觉本能的思考：共党不是用革命方式（过去理解的）能推翻的。
很多年以来我只讨论怎样革命，根本不讨论需要改良还是革命。讨论改良与革命，是在将就知识界，而知识界早已与时局脱节得南辕北辙。四五一代有改革话语权，可是改革无门。八九一代抢革命话语权，可是没法革命。知识身份在抵抗中没用，没身体有用。你看维权律师，只能靠挨打出招。这是一个知识身份退场，身体出场的时代。话语权与知识界和时局脱节得南辕北辙，也为一种不需要精神领导权或者分裂制衡的革命，在行动上与律法中下的革命腾出空间，不同策略的政党多元，律法的一元。身体行动律法三位同在。
革命一定是在专制机器高度精密的网格暗穴死穴中爆发的，就像仙人渡劫，阴风从穴道吹起，全部毁了。这就是维权运动在寻找死穴暗穴。叶匡政和我一起去杭州，他说现在革命都是网络结构革命，打击的是关节点。杀人已经不成为革命。暴力血腥的革命作用减弱。所以，非暴力派要比暴力派更懂当下革命的性质。
我认为立场正取与否，一点也不重要，我还经常与毛粉勾勾搭搭，替他们挨打时辩护，我相信是共同行动出共识，并不是立场共识导致共同行动。我的民国立场大部分人接不接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行动不行动，懂与不懂都是个屁，行动使流氓变为绅士，不行动相反。
民主转型以人心为唯一载体，就像使徒保罗教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信徒，以人心为天国。这是实存的内在道德化。我不认为人心是民主化的战场，相反认为利益与力量的宪政均衡是。同样，前49的人即将消失，也不等于民国在大陆法权的消失，不能把法政道德人心化。民主化若以人心为战场，则是永远打不完的皈依与叛逃游戏，永远的拉锯战，要获得大份额的人心，打败对方，就得入魔，成为另外一个对方。灵魂深处革命处没有民主。这已经是二十世纪国共党史所证明的。只要利益分赃格局不变，人人向往民主，也不等于民主化实现，这不是90年代以来的精神分裂状态吗。
我们被前人限制，不能重蹈覆辙，但现实条件迫使我们只能以人心为战场，以同一种政治立场来认识朋友和区别敌人，启蒙运动就是这样的，维权好一些。但须指出，朋友并不是我们启蒙起来的，而是专制给我们制造的，把自己统一战线抛弃出来的。这还是利益为战场，不是人心为战场的，我们仅仅是麦场捡麦穗的。依据立场来划分敌我的坏毛病，必须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大敌当前（还是利益），或者行动中学会克服。
别总是互相抱怨
在大陆专制瓦解之前，很难出现新的政治力量。原来的民运启蒙可以算是一小部分人的伟业，但公共参与性较差，于是我们命名维权，把民众的抗争提到前台来，大大扩大了民主事业的参与程度。没法老埋怨别人不参与，自己也要把路拓宽。一开始我都是反对维权民运化，把路搞窄。凡是抗争的，都很少人支持，都是漂浮状态。与抗争方式关系也很大。藏人自焚的是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别人也帮不上。我们都需要一个能普遍参与的抗争方式，更具有公共性的。
在今天革命的认识，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很多人不肯占革命立场，是因为没法革命，在没法革命之后，他只能紧紧抓住并不存在的改良之方舟，这是他们在革命深渊之前恐惧感驱使给自己找的，烟雾缭绕的鸦片枪，并不是真实的改良立场，不是通过莫之许式的立场压迫，而是通过立足之地的开阔来接引他们。专制的形成，在于方法与手段之败坏，不在于目标与立场的好坏优劣。当遭遇改革已死，改革启蒙派就把怨气和罪责转嫁到民众头上，大骂愚民。当没法革命，革命派就把怨气和罪责转嫁到改革启蒙派头上。立场压迫的方式，都是内部找替罪羊。革命派还是遵守共识压迫出行动，没升级到我的共同行动产生共识。
政治反对，不如更超越的民国，因为对49之内的政治以及其内的抵抗，全部绝望之心已经漫布华林。移民的，放弃的，沉湎的 ，把自己投到宗教里面的。改革已死，革命没法，全部堵死，退到公民社会和超越到民国，以待未来。在49之内的沦陷的当下性，并不能如黑格尔说的这里就是罗斯，就在这里跳舞吧。没法有临门一脚的射门能力，与中国足球队一样。包括维权运动在内，仅仅是合格或者不合格的预备。将来的民主格局，并不是已有的权力政治格局的延伸，现在的决定不了将来的，你如果认同广场革命的话。
体制内包括对在大陆对体制的抵抗，至少在底层革命之前都不是路。我一直强调的是底层的抵抗，由于中共的封锁，一定在之前的我们抵抗之外发生，不构成联动关系。一定在我们之外的偶然处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要民国当归，封闭体系之外的能量。以及维权运动我们突破封锁，帮一点民众的忙，弱联动。
民众并不是我们带动的，而是民生与自由的叠加造成的。可以讨论的是提前叠加的可能性与概率。街头是不能带来广场歌名，武昌首义军队有着自己哗变的逻辑。当下的街头，没有歧义暴力与暗杀之总体崛起人心，划分敌我的效果，还是孤零零的海岛。街头还是启蒙，是没法说服，也没有能力把大规模不确定，也没有相关性的人卷入。靠天吃饭，也要我们构建靠的能力。偶然并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甚至不是我们促成的。
非暴力依赖于启蒙，街头行动也是，顶多说成启蒙与行动的交叉地带，不宜高度评价。杨佳歧义能制造出气场磁场气势，一下子就把立场暧昧的人士卷入，要么你站在这边，要么你站在那一边。街头运动的其实还是很弱，没法大规模，仅仅是永远的初级阶段。如果站出来的话，在临界点之前所有人都站不出来。临界点后，所有的都能站出来。现在有身份记得利益倒是可以围观，但没法形成担纲阶层。 必须退到坦克和经济危机面前的死亡，生命本身的反击，而不是知识道德素质或者身份，能起作用的。中间立场可以围观作用，但没法主导啥，恐怕就是想摘桃子的主。
已站出来的人群，都是被迫的。我在民运三十年看到，总体上处在改革暧昧中，自以为在历史格局中，与共一起弄潮。被统一战线既得利益集团甩出来的失意者。底层民众也被迫。中间阶层站出来是没戏，王功权刚站出来一棍子打倒，但是可以为被迫站出来的围观送饭，别想摘桃子了，因为清算威胁在你家门口等你。对于纳粹德国中的德国人，自由世界的人们没有义务也没有办法甄别，谁到底是不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除非德国内部自己的抵抗运动，把自己彰显出来。没有代表别人，或者用抵抗把自己从中区分开来，被别人代表，是活该的。体制内良知也是一样，自己不站出来，被清算了活该。专制不可能死于他杀。临界点前被迫站出来却以为自己是主动站出来的，都是在纳粹德国内部抵抗运动，以彰显与希特勒不同的身份，受驱动于成为人上人渴望，也就是临界点之前都为了一种身份，一张入场券，不管上面书写的入场口是启蒙，还是维权，还是街头运动。都是到临界点后广场上重新开始再就业再上岗。
很多人很绝望，但是仅仅是对专制的道德性绝望，用来批判别人，包括共党，把它当作压倒其他人的立场性资产，不是用来自我批评，从而找到一个站在自己身上的立场，有主体性的立场。他们一讨论行动是否能抵达目标时，就立即用希望和期待来表达。所以绝望是一个主体性建构问题。即使最为彻底地批判改革推倒改革，还是有可能还是在改革框架磁场内，因为还会指向渴望真正的政改降临，也就是改革原初目标的实现。有可能表达为革命倒逼改革，或意外奇迹来个明主，或者成为一种不顾事实条件的形而上学想象。这一些都全盘否定过去历史中的改革，但渴望真正改革。总有割不断的无形脐带。
我把这最后一线的改革冲动，叫做改革道德原教旨运动，它仅是没法进入现实政治的非政治情绪，即使很大部分人都信服。当很多人都怀着政改渴望走上广场时，一定是革命，把政改初衷忘得一丝不挂的革命。这就是岐山等以《旧制度与大革命》启示来打击政改呼吁的原因，怀着政改的聚集必然带来得鱼忘筌的革命。我预测将来广场革命大部分参与的精英，必然是怀着政改的初衷参与的。也就是陈子明李伟东这样的思维方式会占很大比例。但是我还是不在这样的精英们身上下注，因为政改初衷马上云消雾散被广场革命改造。我想提前完成广场熔炉。通过完全否定政改，抹掉最后一丝改革渴望，以民国之更高性，来修筑广场熔炉。
推特网友王雪臻说，将来如有广场革命，若成，则己不抱政改初衷对方也会提，己怀政改初衷或自毁长城；若败，抱不抱政改初衷都无济于事，势不敌而非名不正。真假精英的区别在于摘桃式的代理还是分工式的接力，没有掌控局面的主动权，政改只是愿望，愿望的实现不在多美好而在多实际。怀政改之心，成革命之事，也许就是将来广场革命之轴。然而在此节奏之下，大部分人都对心外之事毫无准备，不对革命立法，进行预备，处在偶然放任与不确定中。这就像是八九广场那样的政治无能会再来一次，何苦来呢。
因为如此，我要谴责体制内开明官员、企业家和公知，不肯帮助民众维权，不为民众流血也就算了，流汗也不流，不分享体制内垄断的资源，不带支票来，却要摘桃子。至少在暴力革命之前，吴强博士说的对，需要非暴力极限的广场聚集革命来一下子攫取历史道义，为后面出师有名。那么都为广场革命预备吧，当下民间各派都已经在为之行动了。就缺高举起来了。
那么在街头政治广场革命这一非暴力极限上，在当下行动的手段上达成极大但被主义分歧掩盖的共识，广场革命立场就意味着我的共同行动塑造共识。不同的是，改革派将广场革命当做改革，促希望。革命派当做革命，灭希望。一中各表。所以广场革命足以容纳改革与革命的分歧，收编。诉诸于行动可行性，改革派与革命派之间争议没有想象的大，我一直认识到改革派嘴巴一套外，内心和私下其实也是渴望革命给他们带来掌权的机会。一路线争论，就越强化改良教义，放弃其暗中拓展的革命部分。当下革命派叫嚣光头暴力杀全家，却自然而然持非暴力极限的政治表达广场革命立场，如号召举牌上街。
在革命越难爆发的时代和条件下，越要革命立场，这样才能发挥话语和舆论对权贵官僚的最大威胁，让他们处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要么早早做好投降的准备，要么移民，以此来破局。而且条件的限制造成所担心和恐惧的暴力血腥很难发生，也就是说担心血腥革命的结果是一种杞人忧天。
新浪微博郑涵说，社会动荡使得人们期待一个更集权的政府。得正视这个现实。为底层暴力革命进行法律辩护，与底层的联合，有助于：一，让自发的暴力革命愿意靠近法律以获得正当性；二，将非法的暴力排除出革命，维护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三，通过减少暴力革命的不确定性，减少观望者的不安，避免维稳获得某种维度的正当性。
绝望的铁屋
四五一代对体制内改革抱以信心，对社会转型力量收割吸纳，当做次要因素，四五一代中的少数者，如刘晓波，孙立平者，陈子明，崔卫平参加过八九的，靠近民主运动这边的，逐渐把希望放在社会转型，不押宝但也不放弃对体制内改革的指望。八九一代希望与绝望比例，光谱朝社会转型倾斜，按照社会地位不同。
关于中国大陆的整体路径，已经破碎在改革受害与受益的各阶层与各代际中，不同的阶层与代际，对大陆本身所蕴含的宪政出路的希望与绝望，比例是不同的。断裂是社会结构性的。这一次孙立平把希望从改革调到社会转型，从东莞事件把社会转型预示为知识分子为底层社会背书，算自己认知体系的转型。我觉得体制内外内心站在民主一边的右派，是没用的，不觉得是自己人，但是怀着异心给我们支票帮助我们的，或者一起与政府对着干的左派，是我们自己人，一起行动是标准，共同行动出共识。可是在我们这一些彻底唱衰的改革受害者代言人看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会转型的逻辑顶多能捍卫公民社会，将来重建公民社会，并不能压倒克服净化权力政治对政改宪政化的遏制维稳。也就是宪政的希望在49之外，在大陆之外，有共一天，大陆绝对没希望。
从2006年写《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开始，我就在观摩孙立平，我认为他的社会学判断是贴近社会现实的，开出的种种政治解决方案则是扯淡的。他从体制改革退到社会转型，可是他就不愿意清醒地承认，维稳机制在2005年之后是集最高的政治力来对付体制内良知与社会转型力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来越严厉。我们所有在开政治方案的人都在瞎扯淡，不管是体制内改革，还是社会转型，还是我的民国当归，凡是被捆绑在大陆沦陷区的，捆绑在49之内的，都没出路。不同的是，瞎扯淡的程度越来越小，透出来的光亮越来越大，没有好地方，只有最不坏的，这是我对民国当归的清醒认识，属于瞎扯淡中最不扯淡的，直面现实。社会重建的速度是赶不上社会奔溃的加速度的。孙立平的社会学清醒判断，他是不会用来当做判断下有无希望的根据，两层皮隔开来。他的政治解决方案是出于自己的肉身体验处境，也就是社会地位与身份。与学富五车的学问没关系。
瞎扯淡的共识可以得出，今天在中国政治问题，已经是超现实的宗教的不确定的，把握不住的，包括左派对现体制的肯定，也是一种移情与投射，都是宗教渴望本身，政治本身已经没有现实性，现实已经是最大虚幻，要么移民，要么内心移民，不管任何身份地位都是在大陆暂居漂浮。接近基督徒对于罗马的政治体验。作为改革的受害者，八零后九零后彻底放弃希望，也对体制没有爱而没有恨，没有绝望，局外人，只想自己的生活不被入侵。他们的希望是超现实的宗教的，要么在民国，要么在游戏里，要么在神幻小说中，是暂居这个世界的一族。几乎所有已知的，被圈在在49之内的，我们能干的，都没法与中共对抗，革命也是一样， 共党对革命一样有捕获的能力，如薄熙来在重庆。 政治反对也是一个空炮，也有能被捕获，不过我暂时不反对它。民国与基督教是他捕获了消化不了的。
体制内的良知，体制外的中间或者边缘异议人士，何以把自己文学性放大为可以领导转型的力量，这种自我认命是如何完成的，就在于他们把渴望“我们要”当做“我们能”，在于意志的幻像，一种文青神秘主义的，成为历史主体真理在我的渴望编制出来的宏大叙述，进行催眠与自我催眠。从四五到八九，几乎每一代人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权力意志渴望，掌握最高权力以改造社会实现目标的渴望，任何时候都有异议反对派和体制内良知，掌权并在我手上实现民主化，但政治经济结构形势没有成功机会，八九算最靠近但失之交臂。每一代弑父情节发作，青春期背叛并穿上民主化的外衣。
与权力政治隔离，不可能幻想掌握权力以自我实现的八零后九零后，当然同样有弑父情节发作与为了生存而抗争的二重性，只是他们没法强化二者，成为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病毒衣钵继承人。弑父情节与为了生存而斗争，在死地共振，从而干掉专制，也净化熔炼了前二代的权力政治病毒，组织化渴望的病毒。其改造社会的方法在于修炼自己，然后掌握权力，以权力政治或者组织动员能力，来对民众形成总体性。这种自我认命总是隐含着统治他人的权力意志，总预设民众一定跟随他们，他们享有精神领导权，迟早要实现。他们会以素质论来贬低改革受害者，如底层民众，以及承载世界历史精神使命的八零后，以为素质与关心权力政治的渴望与程度，决定了自己的天命。我认为对权力政治越渴望的，与49与中共捆绑越深的，与宪政的距离越远。
所以有，我把希望寄托在49后的政治贱民国内殖民的受害者农民工，改革的受害者蚁族身上，他们被政治经济形势赋予历史使命，他们的品质只影响成色，不影响使命落在他们头上。正是只于死地才能后生，他们的使命是因为被置于死地，当然他们与权力政治的隔绝，也提供了好的成色。四五一代的思维方式，是反思文革推进改革。我们是反思改革推进维权。我们脚下的所站立的世界，需要加以克服的是改革，文革比改革跟靠近。就如四五一代需要加以克服的是文革。四五一代告别文革，其直接意图是形成宪政，结果是形成了初步的公民社会，维权告别改革，进一步推动公民社会，有可能形成宪政。1
在宪政论衡论坛第十一次次被关闭后，我写了第十二次的开坛词，说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我们是一次又一次游移于互联网新技术提供绿洲的游牧民族。从论坛到微博，再到微信，每一个绿洲都有新的力量加入，而且成为有生力量。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次只要搭上民主转型大车的新生，都会出现自我为义，与专制之间的政治经验之积累，从空白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来作为新纪元，无限重复而且永远处于起步阶段。
革命派公知
革命派公知认为，只要爬上主席台，把改良派公知赶走，占住麦克风，讲出革命的立场和主义，台下的听众自然听他们的，殊不知，早在改良派公知在讲台上大将特讲的时候，台下的听众早就走光了，自己到旷野里面搭棚搞维权运动去了。只是他们的视力只能看到台上，看不到黑呦呦的台下如何。公知们都认为，台下听众离不开这个礼台，跑不出去，只能听他们讲，谁占了麦克风，就听谁的。所以我们要干的事情，是到旷野里帮助民众维权，住破破烂烂的木屋，而不是待在旧礼台里面，与改良派公知争论改革还是革命。维权运动早就把改良与革命范式，把告别革命与反对告别革命当做臭裤衩给扔掉了。
2003年后崔卫平翻译了《哈维尔文集》与米奇尼克的《重建公民社会》，对维权运动有所启迪。他们为我们提出面向社会公众而不面向专制上书的方向。我认为革命派公知距离此方向，与改良派公知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被夹在与专制的爱恨情仇中，虽然他们确信了改良派公知的身位是小骂大帮忙，但是其身位还是与体制纠缠不清，一个恨透她老公的妻子还是她老公的妻子。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我们可以从祖国中华民国的角度，来避开我们一谈爱国主义，一谈人民利益就被专制利用去维护统治的困境。在民国中，就没有了黄四郎对我们下的病毒诅咒，彻底忘了他，不对他说仇恨的话，当我们有刀的时候，直接砍死他，与他费什么话。所以我认为改革派公知并不是革命派，只有行动了才是革命派，如杨佳。跳出后，面对民众就是民国的，或者必然是民国的。这时候，堂堂正正说爱国，高举人民旗帜。也就不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管我们自己与这个人是否是敌人。也就有了主体性，从自己能否战胜专制，手段是否正当，是否可以达到目标来考虑，而不是出于对专制的怨恨，而用嘴巴口水威胁诅咒。
微信网友李琪说，民众其实是清楚的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什么是幸福，谁会带给他们幸福。但民众可能选择懦弱，但这不是无知；还有一些概念不清，这还不是无知，而是中共常年教育欺骗的结果，不过民众现在已不信任他们，同时也不信任“民主”，因为“民主”谈的空泛，并不具体，民众无法建立民主与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当他们试图了解时，碰到的是傲慢或急燥的“民主斗士”，让他们感到更不能信任。
我把革命派公知与改良派公知同列，除了增强话语暴力对官方的威胁作用，彰显与体制断裂的渴望，公知所有的负面特征革命派公知都有。在民主宪政目标下，所有颠覆目标的个人欲望皆有可能喧宾夺主，如果不驯化大目标与参与者之间为宪政化关系的话。没有必要达成激进暴力革命的共识立场，只要有暴力革命的行动，共识立场很容易达成。今天遭遇的是没法革命的困境，强迫他人加入革命立场，是改良派公知同样的病毒，即使全部加入革命立场了，还是没法革命，又能如何。革命立场声音很大没用，没有行动，很容易被征收，就像个体维权只要获得赔偿或者官方做一点妥协，就泥牛入海。
在守护公民社会与没法闹革命形势下的革命意淫狂潮中，我宁可选择前者。在没法闹革命的历史处境下，弱革命已经发生无数次，如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何曾有革命意淫狂潮在场和介入其中。局外人而已。相反维权运动实现了民间精英在场。在场的，是革命和参与革命，不在场的，是意淫口炮，何曾是个革命派？
民众因为为了生存而无知，冷漠就被要“处死”，改革派公知因为为了心中的和平推进而与共党共存妥协，就要被狠毒的怨恨，论敌被当做仇敌。这种怨毒背后，就是一个极端自私但渴望无止境攫取但又受害的个体，把自己当做全世界的太阳，全部真理在自己，把黑暗和非真理归于自己们外的全部人。正如维族极端分子仇恨普通汉人与官方汉人，改革派公知仇恨民众改革派公知与权贵。这种认知是把自己幻想成在这个国度国土之外，但其实是在其中的，对来自独裁的痛恨无处发泄，转嫁到内部，一种逆向种族主义，就像一个赌徒老是赌输就回家打老婆。
我的革命权立场，认为自己在中华民国这个国度之内，于斯土斯地没法分割，想让它变好，把自己现身自己，不凸显自己在斯土斯地的所得和占有，不因为没有回报没有回应就憎恨曾经爱过的人们。在洞穴中，忠诚于土地，而不是幻想自己高于或者在其外作为太阳高照于地上，不能没被抬起当做太阳就怨恨。激进革命立场与革命派公知，要爱这个国度和国民。我们搞民主是为了让这个国度国民好起来，不能因爱转恨，告别改良去寻找革命之路，论证需要暴力革命，应该如对政府在宪政理论上一样，是不得不的恶，不能学独裁把这种不得不洗脑为美好，暴力也由稳婆偶像崇拜为母亲，不能因为民众冷漠不跟随和改良派公知与专制的苟合，就把对专制的仇恨就释放于内部和自己人中间，请记住，要让暴力革命成为工具，而不是救世主。
我们要说话和行动，就需要给我们当前的说话和行动，找到历史意义感，也就是在特定的坐标系中定位。目前浩瀚星空中有两种坐标系，一个是49内的包括改革与革命，改良与政治反对，另外就是与49截然对立的民国。当下是49王朝的奔溃终末，把上街与各种行动放在改良与革命范式内，则依赖于打击程度来鉴定自己的意义，也会对言论和行动产生偶像崇拜，往往与更黑暗面对比，然后沾沾自喜，而不是考量与胜利目标的距离反过来评价自己，总是比上远远不足很遥远，比下有余，把把土粒比下去，小山包就把自己当做巍峨天柱。民国在场，就不需要通过鼓吹放大偶像崇拜路径和方法来赋予意义，获得更多的支持，以往民运中各大流派内斗的局面被缓解，而且内部争论只会造成民国更大程度的在场。
我们在从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难免有各种道德亏欠，投降妥协或者私人生活不检点，民国在场让民主宪政目标与从事者的个人品行分开来，个人被绊倒，不影响目标的声誉。个人做好事，越发荣耀目标。革命派公知他们的行动总是去主动寻找打压，在打压中，由独裁反向赋予意义封神，打压越重，自己越“民主化”。离不开强大敌人给的毒奶和地沟油。我因此寻找一个超越49的民国，放弃到独裁那里索取意义，而是自我赋予，自己设置议题，自我生长。
激进当下没戏，将来或有出路。温和在当下更没戏，在将来更是影子都没有。温和派他们没法跳出当下的框架，不相信民众等于未来，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黑暗。他们自恃自己是光明所在，虽然当下灰色当不久会大放光明。说来说去，仅仅是自己重要性的政治神话。身份承认的危机的心理暗示解决。与体制与权力沾边越大的，在将来决定性决战广场中，越没戏。现体制的欲望性光环与今生的情欲，或者对权力分赃的感恩戴德，会在将来转化为更大的仇恨，越爱越渴望加入分赃，在将来广场上仇恨越大，这就是官粹与民粹的轮回。故我舍弃公知，投注于虚无和边缘，这是将来的中心。
在这个独裁终末时期，49体系的最后一线也就是对49不满怨恨而滋生的革命，与自有自在的民国立场的竞争。革命也可能走向宪政，也可能不走向宪政。民国立场就是在审视和保证革命走向宪政。晚清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把实际统治者最大资源的占有者清廷排除在未来秩序的圆桌议席之外，赶到历史放逐虚无处。在这个独裁终末时期，49体系的最后一线也就是对49不满怨恨而滋生的革命，与自有自在的民国立场的竞争。革命也可能走向宪政，也可能不走向宪政。民国立场就是在审视和保证革命走向宪政。晚清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把实际统治者最大资源的占有者清廷排除在未来秩序的圆桌议席之外，赶到历史放逐虚无处。
华欣远说避不开改革派。我相信在专制瓦解之前，改革派与中产阶级是不可能站整体冒着巨大风险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么对于新秩序的道义资源的生产，这一些人没有一席之地，有一些冒出来站出来，也是个体的特例的，也是很容易自我摧毁的，如王功权。清末立宪派对清朝彻底绝望时，出路才显现。我今天说，只有像喻可平这样略有光的灰色改革派人物，成为黑色的臭的时候，出路才有。把改革派赶出新秩序的圆桌，断他们后路，迫使他们背水一战，就不分配他们道义资源，迫使他们带着金钱和军队来做投名状。“三权制衡”的局面。在话语生产上，没他们什么事。
在没法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在怎么革命中解决要革命的问题。就知识分子路径由改革派向革命派的进化，如何一篮子团结的问题，早在2004年我命名维权时，就是跳出革命与改良争论范式，少谈主义，多维权行动，维权是改良的延长，是革命的预备，那么如这十年的现实所呈现，革命派与改良派各怀心思，在维权上搅在一起。维权去政治化，降低门槛，不仅把改良派，而且把民众都邀请了进来，成了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当然我看到改良派光说不做，基本靠不上，除了用维权骗取他们的话语资源外，基本用不着。这样，就是“怎么办”的问题压倒了“我们要”。像激进八九一代比我还资深的，天天嚷嚷“我们要革命”，我说他们是革命派公知祥林嫂。
远离关于目标的启蒙，进入“怎么办”，或者说行动产生主义，就会如尹春考虑最大程度实现统一战线，维权统一战线我还甚至扩大到左派老干部那里。如果限于改良与革命的路线争论，互争话语权，不去思考怎么办问题和诉诸于行动，则会扩大内部矛盾。就笑蜀和革命派公知的争论，我认为笑蜀有一个没有充分自觉的高明处，那就是他正视没法革命的困境，转而把希望投射到与体制相关的地方去，掌握资源部分的进步，能带来和平转型，这是一种“怎么办”的错误探索，要比革命派公知强。我知道的，从78年以来的改革派，基本都受“怎么办”问题意识的支配。相反革命派除了少数行动的如王炳章，绝大部分就是“要革命”而压倒别人的口炮党。叫成革命派公知。天上白云苍狗，我见过无数改革与革命思潮变幻，皆是泡沫。从者云集又如何，旦夕之间转眼不见。寥寥无几又如何。在没有行动之前，我只计较正确。
晚清就改革派与革命派争论，决定历史的没清庭什么事。现在应该把改良派扔出去，不要老是改良与革命之争，要争就是民国与革命之争。其他的扔在外面虚无里面。老与共党和改良派说话，是脑袋有问题。想起美国独立革命前，美国先贤和诸多精英在革命爆发前，持与英国和谈的保守主义立场避免革命，可是当人民决定拿起武器，他们就义无反顾跳到革命立场，并领导独立战争。没有行动之前，什么立场改革还是改良，都是亮出舌头空荡荡。改革权的立场，是对已经产生的弱革命的辩护，他不是启蒙进攻的，而是消极防守的。没法革命，但至少可以帮助已经抵抗，或者帮助暴力抵抗的人们。没法站在革命的前头，就站在后头为他们说话。
激进革命立场与革命派公知，要爱这个国度和国民。我们搞民主是为了让这个国度国民好起来，不能因爱转恨，告别改良去寻找革命之路，论证需要暴力革命，应该如对政府在宪政理论上一样，是不得不的恶，不能学独裁把这种不得不洗脑为美好，暴力由稳婆偶像崇拜为母亲，就把对专制的仇恨就释放于内部自己人。对付官方的是革命。残害普通民众手段不正当，很容易被界定为恐怖主义。杨佳还是革命抗争的最高典范。残害体制内作恶或者轻微作恶的人，至少比残害社会民众要正义。杨佳是理性的正义革命。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看到有暴力就崇拜就赞美，我觉得与乌有之乡极左派声援祝贺在中国家门口搞核试验一样，同一类人。
对付官方的，是革命。残害普通民众，手段不正当，很容易被界定为恐怖主义。看来杨佳还是革命抗争的最高典范。残害体制内作恶或者轻微作恶的人，至少比残害社会民众要正义。杨佳是理性的正义的革命。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看到有暴力就崇拜，就赞美，我觉得与乌有之乡极左派声援祝贺在中国家门口搞核试验一样，同一类人。我首先不认为自己是站的。只能说我站起来过程中，很多妥协，为了生存和坚持，有着专制原罪。我不能理解的半跪半站的，对比一下全跪的，骂一下独裁批判一下体制，就觉得自己是完全站的，就觉得终生皆罪独我已清白，占据真理高度，已没了专制原罪。 我认为普通人冷漠，对公共以及其他人没法担负，甚至从体制获取利益，有着原罪，但为了生存而不是无限占有，是可以被赦免的，其次，这种很浅的专制原罪，也罪不至死吧。
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革命趋于宪政化。我在写一篇文章《民国：暴力革命如何宪政化》，把百年来把暴力革命宪政化的努力写出来。在革命还没爆发前或者被严重拖延中，维权运动在宪法之下运转，它就是把依靠暴力革命作作为工具而宪政，直接在场，真正把暴力革命当做工具，而不是偶像崇拜为目的和救世主。从维权运动到广场革命，再到更激烈的，不同的阶段都需要把宪政程序内化进去，以期革命最后能收得回来，以宪法来终结革命，这是阿伦特说的美国式做法。
普通人可以忍受通过有限暴力革命，消除障碍阻挡，恢复一种已经有过的，现成的宪政制度，但很难忍受无止境的，无底洞的暴力历史进程，也无法依赖民主自由人权等大词飞扬出来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远景，所以持政治反对的革命性立场，一定要捆绑民国当归，一定要让宪政预定在革命性立场中，革命过后必须一定是宪政，现成已有的宪政恢复。革命性政治反对立场，不能是亮出舌头空荡荡。
改革已死后，只有两种历史选项已经明朗：民国当归或革命当立。我持的革命立场，是为底层暴力抵抗革命权辩护，因为我搞不了革命，我以前的文章中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再行使革命权，而底层民众有基于生存的民生革命附带政治革命的革命权。我的立场类似于律师与当事人分离，我是辩护律师立场。自己不去亲身参加革命而呐喊启蒙唤醒蛊惑革命的革命派公知，是可疑而需要警惕的，而以革命的激情举牌就当做革命，是暧昧的。革命权的辩护，趋于宪政化革命，为革命立法。
基于现实的改良，才是政治浪漫。这种现实才是最大的虚幻。首先，明明是局外人，不管你直面它与反对他，在这种格局中，永远是非参与者，非主体，在这里有什么好现实与不现实。明明不是参与者，把自己幻想成面对现实的立场，有什么用。明明就一出租车司机，把自己幻想成很政治现实的政治局常委，有啥用。
知识分子之外的行动路径
由改革向革命的立场转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必然历程，但是请记着，这仅仅知识分子的，在数十年的维权运动中，对不起真的知识分子仅仅是学生，去政治化需要门槛降低患得患失的，需要照顾的病人，就是知识分子，包括改革派公知与革命派公知，基本上都是自以为的精神病。在改革与革命争论知识分子范式之外，还有来自现实行动本身的强大逻辑。这个在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转变的轨迹之外。我抛弃公知身份后，不当革命派，一个自己干不了，不好鼓动别人，另外就是正视无法革命和坚决探索“怎么办”问题。维权与民国当归，就是要最大程度放大我们手中的话语资源。除了话语和微弱行动，我们没法改良也没法革命。当然很多革命派公知，是做过很多事情和行动的，所以这让他们盖过改良派，他们做事的时候比较靠谱，谈起主义的时候，很不靠谱。但是他们的行动，需要行动的主义获得“普世”和普遍性，但是他们一找奶，就扑到公知范畴的怀里。
新浪微博“郑涵”说，民生维权是律法下的革命。即便受到中共打压，依然部分起着革命的作用。我们看到近两年农民工工资有着相当程度的上涨，这是底层农民工。当然随之而来物价也高涨。这不但对中共财政体系有影响，也动摇中产对中共的信心与依附。
我在“知识产生行动”“思想革命带来政治革命”的改良革命各派公知之外，一直在开辟一条行动产生知识，共同行动产生共识的知识分子之外路径，当排斥和贬低主义的重要性之后，在维权和民国当归上混合了革命与改良之后，这二者的话语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容易团结。在知识分子之外的路径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广阔的，如九零后已经不在乎主义了，就是身体本身直接在场，没有主义策略架空隔离身体抗争与宪政目标，宪政就直接实现了。抗争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基于身份的抗争，如知识分子的身份包裹言论自由，企业主的身份包裹经济自由，还有一种基于生命与身体的抗争。前者在中国改革语境下，是要特权的，后者是要权利的。我渴望的，是后者。抛弃公知身份就是一个证明。
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路径，只有思潮舆论话语权，就局限在这一些，而没有行动，用行动来传播理念呢。上街是能传播理念的，但是又会遭遇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上街带动民众上街，并不是理念传播就能解决的，不是民众的认识问题。这是恐惧与利益的问题，最后还是利益问题。写文章作为一种行动时，能减少一些后来写文章者的恐惧，九牛一毛并且还是陷在写文章中。但是写文章没法给民众带去利益。改变不了屁股决定脑袋的大局面。
岂有文章觉天下。很多人批判说我文章写的看不懂，长文宣传效果不好，很多深陷这三十年民间政治语境的人说很好懂，通俗易懂。前者多是局外人或者刚入门的。我严格遵守行动才能将理念植根于民众的说法，不依靠文章来说服外行和民众。依靠文章通俗易懂来争取的，是小圈子内的分家和消费，已经是自己人的一次强化而已。对外人和民众，文章再通俗易懂根本没法深入灵魂。五六年前，我就写到，维权虽然依赖于舆论和话语权，但其本身具有摆脱这一限制的能量。我一直批判言论自由路径的有限困境。 应该早就到了想舆论和话语权之外的办法的时候了。
“改革已死”群里的几个年轻朋友对精英话语权的批判，与在话语权和精英之外寻找行动之路，是吻合的。要从过去的持有异议立场作为唯一的手段，过渡到立场之外的行动。在八九后，就在八十年代知识启蒙唤醒外，找出经商做大民间的行动之路，不过这好像已经成了邪路，忘了自己的初衷。但市场经济极大了完成了启蒙唤醒。不启蒙的时候就是大大的启蒙。二十一世纪的维权，只会有个体的，会被收买，这是一条可能依赖并摆脱话语权和舆论的行动之路。九十年代的市场性行动如何重归民间，我是对此绝望的。光王功权一事，就知道这是几乎没路的。
正如启蒙没行动重要，我的感受是线上没有线下重要，要让线上成为线下的放大器，线下成为行动的重点工程。我和张大军莫之许十年砍柴花岗岩等从2003年7月开始搞得关天半月谈线下聚会，成为海外社会学政治学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在线下开创可以让更多人参与的形式，如围观，微博打拐，如饭醉，是我们人数膨胀的原因，没有线下，光有线上共识，连泡沫都不是。
整体空间的扩大，与我们无关，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分赃机制的财政输入，不足应付分赃，于是大量的人被抛弃在统一战线之外，成为暧昧的怨恨者，另外一个互联网。可是高许等一系列都在糟蹋这一机遇，自己创造不了，还要挥霍空间从来压缩，从六四以来，都是如此。例子就不用举了。
民国是在先约束
对“贩卖虚假希望”的批判，还是暧昧的，还是缺乏主体性的，陷在从希望到绝望，由爱转恨的沼泽里。要变为无条件的，理所当然的，不言自明的，这就需要抛弃对虚假希望贩卖的启蒙唤醒批判，而在怎么办和行动中，变为不需要说的，无条件的，把被投射虚假希望于其上的事物，如国共合作，不当做方向，而是当做利用的机会，这样民间主体性就在场了。
宪政目标是无可争议的，不言自明的，然而追求宪政的路径以及在这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却可能是反宪政的，暴政的，因此目标不必启蒙，而需要循化手段和过程为宪政的。在49和78的框架内，我们追求宪政的路径和内部关系受到专制带来强大必然性条件的干扰，产生49之内的各种主义和思潮策略路径，如改革对现实政治的屈从，今天在民国当归下，必须锻造出“无条件性”，天塌下来，也必须直接实现。刘军宁说中国转型只有转型成功后，才知道自己的转型路径，这与“怎么办”与行动中的“无条件性”吻合，在“怎么办”和行动中，才能从屈服于各种现实条件变为利用驾驭，化被动为主动，靠近无条件性，让我们的民国宪政目标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民国是有意义的，共国的一切包括基于现实条件的怨恨和反对，并不指出方向和自己赋予意义。这是类似基督教的双城叙事。
我见过无数49内民间抗争内在病毒和自我摧毁。就像基督徒进入信仰，需要不断提升。我致力于民间抗争的基督教化和宪政化，维权运动和民国当归，就有着不断从49专制原罪中不断超度出来的阶梯。宪政并不是从49内抵抗向上伸展出来的，而是民国降临的叙事。“无条件性”，就把现实条件的对我们的捆绑，当做毫无方向性的，是需要摆脱或者可以利用的。依赖于49内舆论话题才能发酵的行动，如财产公开或者政治反对，都是有条件的陷入沼泽的，并且有着自我为义的偶像崇拜倾向。
民国当归对于将来革命而言，有着一个避免无政府混乱恐惧的作用，另外一个避免对陷入革命带来专制循环，新专制的恐惧。目前对和平转型的信心逐渐灭绝，民间暴力革命的呼声逐渐强大，人心趋于暴戾和极端冲动。如果把改良能避免无政府主义冲突和平转型当做一个非常渴望的目标来看，也只有民国当归，例如相信国共合作或者民进党登陆，也就是只有民国国体再次降临，才能帮助改良之火不灭。对于改良还是革命，民国当归都是很重要的，改良派找到了改良，革命派找到了革命。
用民国当归将自己革命暴力立场隐藏起来。举恐怖分子做一个不切当的例子，现在哪一个不是文质彬彬受过高等教育的，哪一个会在嘴巴上那个扩音器喊打喊杀喊杀全家的。民国当归就意味着最彻底的，势不两立的革命立场。是保守主义之下最激进的革命。看起来很温和，但对体制确是最大杀伤力的心里武器。驾驭住革命暴力，为革命立法。
政改就是中共的安乐死，本质上就是革命，也就是说改良与革命被囊括于中共的张力之内。改革与革命本身就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在二者的立场冲突中被当做了目的，都道德化成为了一种宗教信仰和绝对尺度。封神演义中圣人元始天尊派姜子牙下山，并没有指定姜子牙要革命还是改良。民国当归将改良与革命下降为手段，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二者冲突，且盖过中共的张力。
即使最暴力最血腥的那种革命，也是在追求某种秩序，而无序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暂时手段的后果。所以从将来革命所追求的秩序而言，民国建构是在当下为将来革命的目的实现和不落空的预备。也就是为将来的辛亥革命立法，将来革命所追求的的秩序目标在当下提前预备，她就是民国行宪区的扩大，民主化是沦陷区的收复，视为一种保守主义的革命路径。
虽然我们身处专制中，首要的渴望是打破与破坏，这种破坏欲与打破，本来是手段，会有惯性成为目的，从而阻挡了革命本身所想抵达的秩序目标，也就是没有革命目标的时时刻刻在场，必然是失败与目标失落的革命，就像一个队伍必须有督战队，才能保证作战。当下的行动就是将来的组成部分，为的是当下行动。将来能胜利的革命，注定依赖农民工与蚁族为主体的民众，而不可能是知识精英领导的有组织化的革命。所以一定要以民众的选择为选择，而不能以我们自己以及在当下受到限制和塑造的身份渴望，身体激情以及奉旨反抗的符号位选择。
民国当归最难说服的就是一些觉得打着民主宪政旗号就行，没有必要穿上民国这一法袍的持革命立场的绝对个体主义。个人生活无所谓，当然介入政治时，一定要有共同的标签来互相认识互助守望。姑且假设有绝对的独立个体，那么就变为无法认同和有友谊了。民国是一个最低门槛的复数性，你不赞同共国的，就只能站在民国。革命之所以激进极端，是因为处在质疑当中怀疑当中，而实际上也自我怀疑，通过激进来自我辩护。革命本身，同样需要外来的加持，外来更高权威的确认，才能正当地自在。肯定都有两层。单独一层无法自我确立，自我肯定。
无政府主义绝对个体，与民国，是一种弑父。民国和美国有必要将权力的根基，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弑父与叛逆革命权之上。对民国的拒绝革命背叛，为民国父亲所容纳，民国也只有通过庇护，而重新被称为父亲。不仅有先天父子关系，更需要代表民国的力量，起庇护作用。这就是民进党关注大陆人权，被赞美的原因。民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是没法靠说服来建立起来。启蒙运动其实应该至于资产阶级，资产自己是可以说服的，小资产阶级是没法说服的。你看当十九世纪末小资产崛起在世界舞台的时候，议会制的说服，就对他们没用了。
我对国体与政体知识开始关注后，发现民国初年最盛。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高度极高，好像天外飞仙，其区分国体与政体，提出国体乃是天意革命，非人力所为，他给政治家的任务仅限于政体问题。这个把握了民国之后所有政治变革。如洪智坤以辛亥革命之继承台湾转型参与者所总结，国体永恒，政体变革。民国奠基之国体，并不是随政体的确立而生成，而革命所成，政体是后面的政治组织制度。民国后政体革命总是渴望同时颠覆改造变革国体，如袁世凯称帝，49僭越，但政体与国体隔开两层，也就是先有民国国体，再有台湾政体，国体不是从政体上再建构起来，而是相反。大陆政体变革，再僭越，民国始终高高在上。
两岸的各种政治主张，专制的包括反对专制的，都是卢梭所言众意，而非公意，也就是各种大多数人道德暴政，以反民国或者超越的面目出现，捍卫民国法统的如暴风雨中的一叶。民国于台湾区域意识，于大陆沦陷区内的各种自义，都有着宪政对民主的先验在先约束。这与美国一致，国体的支配，加上基督教的帮助。两岸的国体与政体冲突，是神奇的天意。民族国家奠基后，政治任务就是政治宗教完善与民生，民国总体描述为国基稳固或建国问题。两岸把国基建设道德化，变为立场，而不是行动，把民权民生搞成民粹，从而以不断的新纪元冲动，以政体革命僭越伪造新国体，最后都暴露国体，从幕后走到台前。
在专制体制内，凡“叛国者”肯定是更伟大，更深层，更激烈的爱国者。所谓山巅的，一定是去掉专制力量的毒瘤，是让国家民主自由起来。然后专制利用巨大的宣传能力，制造出国家民族与专制的二位一体，爱国就非爱专制不可。为打破这种垄断，只有民国才是祖国，民国当归，在专制画定的圈子外反专制。两岸的国体与政体冲突，是神奇的天意。民族国家奠基后，政治任务就是政治宗教完善与民生，民国总体描述为国基稳固或建国问题。两岸把国基建设道德化，变为立场，而不是行动，把民权民生搞成民粹，从而以不断的新纪元冲动，以政体革命僭越伪造新国体，最后都暴露国体，从幕后走到台前。
两岸的各种政治主张，专制的包括反对专制的，都是卢梭所言的众意，而非公意，也就是各种大多数人道德暴政，以反民国或者超越的面目出现，造成捍卫民国法统的努力如暴风雨中的一叶。民国于台湾区域意识，于大陆沦陷区内的各种自义，都有着宪政对民主的先验在先约束。这与美国一致，国体的支配，加上基督教的帮助，这就是宪政的在先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