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最低限度的历史知性
中国社会之所以处于「四不像」而不得不用「中国特色」包罗大量悖论，最根本的原因是用政治理想替代了宗教信仰【注一】。其社会政治效果有明暗两个：一方面，法定的无神论亦即政治无神论身份具有者们大多有与该法定相冲突的长期行为，出现了包括官员在内的富裕阶层信仰热【注二】；另一方面，宗教哲学仍然是哪怕在知识精英阶层的小众话题，它与神学的关系不被认真对待，亦使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极为模糊。这两个问题均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及建立后的存在质量相关，前者是公民社会精神消费的常态，关乎个体幸福；后者能够给出公民社会的历史伦理，也能使其存在的伦理性清晰永在。
以上两个因素暨两个层面的分析，一个可以观测，另一个要靠纯理性逻辑去认知。尽管宗教哲学如此之复杂，但至今仍无法回避，并且它尤其是传统的苏联极权主义蜕变为威权主义的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体系要解决的历史认识，以便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自知自明。给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唯物遗产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在认可上帝存在（更纯化于观念性存在）的前提下，来讨论宗教与哲学关系的，即宗教的对象是永恒真理、神和神的启示，而当哲学揭示宗教时，它只不过是在揭示本身；其次，在苏联出现之前，沙俄社会（作为苏联最现实的政治性社会遗产）关于宗教哲学的知识阶层讨论，实质上是酝酿革命的因素，因此，也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之前就有了强大的社会革命意识。
一、沉默抵抗：无神论政权的无解难题
很显然，无论前苏联列宁斯大林时期与中国的毛主义统治归属于经典的极权主义，还是今日中国经邓小平改革已蜕变为与台湾蒋氏政权时代同质的威权主义，它们都很疯狂地消除有神论。比如，列宁时代，高尔基曾参与一种旨在「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社会主义宗教构建活动，但此种活动被列宁指斥，斥其为「造神论」。列宁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件中，训斥后者说：「寻神说同造神说或创神说的差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注三】尽管列宁对社会主义宗教持绝对否定态度，并且这个活动终于胎死，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并未能因此清除传统宗教的影响。在斯大林时代，地下教会不但存在，而且还采取了一种可称为「沉默的自由」（freedom of silence）抗争方式，尽管那时的抗争者们并没使用「沉默的自由」这一术语【注四】。
中国有关前苏联研究的文章（戴桂菊，二〇〇九）引用原始档案，描述地下教会「沉默的自由」状态时说：「直到四十年代后期，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徒才允许孩子上学。另外，『地下教会教徒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不服兵役，不在官方的就业单位工作，只是按照合同做临时雇工。那些被称作沉默派的地下教会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还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注五】此种沉默即内心世界远离俗世之恶固然有基督教的隐修传统为支撑，但更多的不言自明的因素是对斯大林主义狂妄的坚决抵抗。斯大林政权对宗教的恼恨远胜于其政治前辈列宁，以致制定了宣传无神论的五年计划，即从一九三二年九月起，「到一九三七年必须摧毁所有宗教，圣经（神的道）必须永远铲除」【注六】。这个计划之失败，有以上所指地下教会沉默抵抗持续至（上世纪）四十年后期为证，更有后来苏共在六十年代发起另一波宗教镇压之失败为证。后者并非是利用合法暴力工具的行为，而是采取文化内战方式。一九六一年，苏联官方组织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写作班子专撰一本《莫斯科圣经》的无神论手册，对宗教进行后续的铲除。至于结果，于今可见，无须赘述。要多说一点的是，相对于那本无神论的圣经，罗马尼亚地下教会领袖魏恩波所发起的「一个人的反击」即撰写了《莫斯科圣经的解答》，在完成之后发行了一百万余册。可能这个发行数量远没苏联官方在本国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翻译出版）之数量为大，但是，有神论借助无神荒谬之举所获得的胜利印证了万物互相效力之圣经箴言【注七】。
即便以极权主义政治本身的功利需要来衡量，无神论也是致命的毒药，因为它首先会分裂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斯大林的铲除圣经五年计划，在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信仰原体当中造成了新的族群分裂，如前引文献中地下教会教徒拒绝与官方人士讲话（交往），而且无神论并非只消灭上帝教系统的神祇，更消灭所有的神祇包括穆斯林体系的神祇。后者是苏联解体的最重大宗教原因，这还没分析少数民族官员的腐败行为对族裔身份所在区域的同族造成的宗教感情伤害——那种导致分裂情绪的可悲后果。就「沉默的自由」选项讲，就是在当今中国威权政治制度下，即官控的有神论之存在，其在少数族裔地区亦无法消除无神论的可悲后果。一个无神论政治体系如何与有神论族裔实现政治互谅，仍是无解难题。新疆的维汉关系可证实这点，「上世纪八十年代逢年过节时，新疆汉人和维吾尔人的互相拜访还很普遍；到了九十年代，平民百姓不再来往，公务员、一般干部之间互相拜访；而到现在，两族过节时只有领导干部互相拜访。」【注八】
二、思辨财富：神史与人史的交集
之于功利，不惟威权主义政治有之，而仅因其经济绩效合法性追求其明显之故，亦即有观察价值。就是从宗教哲学角度论，神学暨神的历史也是具有自己的功利性的。状如阿姆斯特朗所云：「事实上，当神想要在尘世上有所行动时，他是依赖人类的，这个观念将成为犹太教神性概念中很重要的一环。」【注九】神与人合作的历史亦是人类思辨的历史，因着超乎俗世的思辨，人类积累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可以说，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财富均是神学进而宗教哲学思辨的结果。当然，在神启意义之下，神与人的合作最终是归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基于神性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其相对完善的形式就是公民社会。
由于神史与人史的交集，也即人类理性与上帝理性的重叠性，人类才得以在希腊罗马之古典思辨的基础上推导出自然法。其基本含义如此：（一）服从于一种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秩序，这种秩序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生成的；（二）这种先于我们的自然生成是理性的结果，那种理性自外于人，是神性；（三）认识到这个神性，而无论认识者用什么符事情来描述「自己的上帝」，我们就有了与上帝的一致性。放下诸多复繁的希腊罗马古典文献之引述，只看从奥勒留到格劳秀斯的路径，就足以说明我的三点精炼总结是适宜的。
奥勒留以罗马皇帝身份写作了影响后世的《沉思录》，以致其皇帝身份被忽略。他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最基本的命题就是神与人的关系，即确定宇宙服从神的法则与「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流溢出来的，是普遍理性的一部分」【注十】。因于理性之同源同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理解并能建立理性关系的，于是，「人的社会倾向性是人性的天然取向」【注十一】。如今视之，可以说是公民社会的基点性理论说辞。一千二百多年后，格劳秀斯将自然法从上帝原点转向了人性场态，从他开始，「人们不再仅仅依靠上帝的意志来解释自然法，而且也试图在自然人性中寻找自然法的基础」【注十二】。同时，「格劳秀斯仍然承认上帝的意志是自然法的一个渊源」，以及「人及其理性都是上帝的创造和启示」【注十三】。如果说，奥勒留在考虑清楚了神与人的交集而提出热爱人类进而人生目标系于世界主义，是最早的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到了格劳秀斯这里则把普世价值放诸三点一面，其为基于人本身的自我保护、自我利益、理性交往（组成的社会）。更进一步地说，到如今影响颇大的西方左翼巨匠哈贝马斯，他的对话理性原则是对格劳秀斯之理性交往即个体基于社会交往的理智生活较为全面与深化的诠释。
逻辑地看，普世价值之所以能确立，是因为自然法之可即，自然法之可即则因为人类相信神性是先于他们的存在。简单地说，无神论政治是与普世价值对立的东西，反对普世价值当然也是否定人性、理性的主张。更简单地说，无神论政治反人类！反人类的东西不可能宽容，斯大林政治当中铲除宗教已是证明，而其遗祸至今的特殊移民政策（如克里米亚的鞑靼被强迫迁徙）更是极不宽容的行为。与此相反，普世价值主张是世界主义的，它也基于宽容。其如第欧根尼对他唯一的奴隶马涅斯逃跑所反应，「如果马涅斯没有第欧根尼可以活下去，而第欧根尼没有马涅斯就活不下去，这真太荒唐了！」【注十四】。这种伟大的德性在三百多年后还有影响，它可以视为基督教最重要创始人之一保罗提升奴仆地位的伦理源头。在此，阿尼西母（Onesimus）也就成了马涅斯的提升形象，因为保罗说：no longer as a slave but more than a slave, a beloved brother。【注十五】
三、波兰平衡：从文化优雅到政治优雅
在基督教日后的发展史中有其不宽容乃至反动亦反人性的阶段，但是作为一个精神系统它确实是多元的。其比较直观的来源是希腊传统来自新柏拉图主义，尽管新柏拉图主义在历史阶段上处于古代罗马；罗马传统则来自新斯多葛学派。具体到学术人物，前者是斐洛（philon，生卒约公元前二十五年至公元四十五年），后者是塞涅卡（Seneca，生卒为公元前四年至公元六十五年）。对于斐洛，作为基督教神学暨宗教哲学的创始人，他亦受犹太教的一神论影响，「竭力从超感觉世界中引申出感觉世界，试图将古希腊哲学与东方宗教相融合」。【注十六】
在「神性存在—自然法—普世价值」这样一个简洁结构中，宗教哲学回归神学的意义有二：其一是，人类能看到上帝（广义为神性，因信仰体系不同而符号不同）的一个侧面，已经足够伟大；其二是，世上的天国仍然是神性的应许，而建立世上的天国的基本支点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民族国家内的意义仍然绝对重要，其归底（理想化状态）是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在这个历史演进中，民族主义不是被踢开的东西，而是优雅平衡的一端。这个优雅平衡，一方面需要警惕向种族主义方向堕落的狭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要从文化优雅出发而达政治优雅。后者的可能性在于：民族主义虽然往往制造了极权统治且与威权主义有亲和性，但民族主义的伦理根本是族内每个人都均有存在平等、伦理平等的先验价值。如此，真正的民族主义与公民社会不但不抵牾，而且具有伦理相溶性。波兰的国家案例是至少人类文明成功的第二个（第一个是美国），此因其民族自尊与普世价值实现得非常协调，至少作为观察者的中国专家有人认为「显得」如此【注十七】。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协调首先是文化优雅的表现，而这种文化优雅之养成最基本因素是宗教宽容。在其近代文明中，「波兰一方面是个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围十分浓郁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基督教世界最早确立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原则的国家」【注十八】，「今天在波兰，宣传无神论、抨击教会的言论不会惹来任何麻烦」【注十九】。
波兰的文化优雅促成了其公民社会厚积薄发式的形式，更使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此种情形观察家在分析乌克兰局势时，不得不对波兰予以高度褒奖，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驻华沙的代表米夏尔•马拉诺夫斯基说：「在转型时期，波兰拥有如今在乌克兰找不到的三个王牌：信任、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和甘心作出让步的当局。」【注二十】当然，之于乌克兰局势的判断，我有自己的看法即认为「波兰的今天就是乌克兰的明天」【注二十一】。这种判断不仅是基于东欧民主化传统历来有之，而且是因为乌克兰社会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早已成型，其基本观测点就是政党组织多元化与竞争民主化。早在二〇〇七年议会竞选中，党派的选票就呈现大党被摊薄的趋势【注二十二】，如亚努科维奇所在的地区党选票获得率比二〇〇六年减少了百分之十一，社会主义党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而原来名声颇坏的共产党却上升了百分之六，尽管其无法与季莫申科联明上升百分之二十七同日而语。
波兰的政治优雅也受到欧洲大家庭高度尊重。此种尊重在乌克兰危机中显示出来，以至于让老牌欧洲强国有此酸溜溜，指曰：「在乌克兰问题上，波兰有资格充当欧盟权力掮客了。」【注二十三】在此讥诮之后，英国也不得不承认「它赢得了欧盟权贵德国的信任，尤其是在东方政策上。」【注二十四】毫无疑问，波兰从文化优雅到政治优雅的历程最终为国际社会做了贡献且会持续，也是基于成功的民族主义而推展了普世价值的意义，亦即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公民社会的历史塑造意义。
结语：反观温家宝悖论
中国在改革开放较顺利的时期，也曾表明要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较大贡献，但在改革开放出现波折及威权主义向极权回归趋势之后，这种主张让位给了对普世价值的批判与诋毁。尽管于今改革开放或以开放促改革之论再度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整个统治体系还没有谁敢公开讲接受普世价值（世界主义）。事实上，限于历史知性与学习能力较差带来知识结构落后，整个统治集团也无法认同公民社会与普世价值的关系。至少现在没有任何迹象，因此，其宗教政策不仅保守（偏重镇压），而且也无从实现理性容纳。这种深层矛盾集中表现在温家宝的政治身份与道德企求的悖论上。依其所处的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的制度体系，他理当是政治无神论者；然而，一个合法身份的政治无神论者却公开地称颂奥勒留的《沉思录》这样一部有神论著作【注二十五】，且以之为道德指南，似乎又说明他是个有神论者。
温家宝悖论往历史上追溯，无非是无神论政治嚣张与对其政治领袖神化的矛盾——《国际歌》否定救世主的存在，《东方红》则将毛泽东奉为大救星。温家宝悖论往现实处印证，无非是「封建迷信在中国官员中大有市场」【注二十六】的一个宏观范本。通括分析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政治无神论是阻碍中国公民社会生成的一种体制性因素，但是在一个整体社会信仰实质多元化的现实当中，统治集团已经自甘边缘化，尽管他们仍不遗余力地宣称自己仍处于主流领导地位。接下来的选择则是：或者将「党的领导」主动调整为公民社会里一种组织性存在，即接受普世价值的有神论结构；或者继续处于实质性的自甘边缘化，结果是「党的领导」与公民社会严重对立，终至陷于成本巨大的政治冲突。此种也包括与少数族裔的信仰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血腥社会暴力。
二〇一四年二月下旬构思，三月上旬准备文献；三月九日至十四日初稿，十五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一] 「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是一个较为专业的分析结论，也是我关于实证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成果。
具体可参见拙文《信仰管制与宗教自由（上）——民主转型的续航能力问题》，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二]参见日本《读卖新闻》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报道《中国富裕阶层掀起信仰热》（记者：铃木隆弘、竹内诚，分别发自中国浙江和江西）；新华社《参考消息》一月十七日译介，《封建迷信在中国官员中大有市场》，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三]关于这个活动与苏联国家哲学关系之分析，可参见拙文《「跪着造反」与亡于哲学》，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四日。
该文是二〇〇一年上半年我在狱中写的读书笔记。因此，在博文题目中有「十二年前旧文•修订版」之标识。该文亦曾发表于张伟国先生主持时期的《议报》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狱七个月后）。
[四] 「沉默的自由」是否一个术语，尚无法确定。它（在我使用时）源自钱钟书的一句话：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
转引自《文汇读书周报》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文章《钱钟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作者署名，是钱之俊《钱钟书生平十二讲》一书的摘要），第十五版〈书刊博览〉。
[五]参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下册）》，第一〇六五页（三册正文统一页码，戴桂菊文章《「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在第一〇五三至一〇八一页）；沈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九。
[六] 参见魏恩波著《无神论错谬剖析》（即《莫斯科圣经解答》，汉译本，译者未详），第十二至十三页；该汉译系简体字，由香港先锋出版社（stephanus Publications）二〇〇三年三月初版、二〇〇四年五月再版。
在中国大陆属于官方认定的「非法出版物」，但确系少有的无神论批判作品。
[七]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God, who are called a ccording to his purpose （ROMANS，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八]参见博讯网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转刊《阳光时务周刊》文章《维吾尔分裂心定，王力维不明中共失败的严重？》（作者未详）。
[九]参见凯伦•阿姆斯特朗著《神的历史》（汉译本，蔡昌雄译），第七十三页；蔡译版本：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参见唐凯麟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第八十七页（叶玉泉文章《奥勒留沉思录》，第八十五至九十七页）；唐编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
[十一]同[十]，第八十八页。
[十二]参见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第一百八十七页；宋编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
[十三]同[十二]，第一百八十八页。
[十四]转引自[十二]，第九十七页。
[十五]参见PHLIEMON，第一章（全一章）第十六节。全节后面还有：especially to me but how much more to you, both in the flesh and in the Lord.
[十六]同[十二]，第一百〇六页。
[十七]参见金雁著《从『东欧』到『新欧洲』》，第二百〇七页；金著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十八]同[十七]，第二〇九页。
[十九]同[十七]，第二百一十一页。
[二十]参见法国《世界报》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文章《二〇一四年的东欧不再是一九八九年的东欧》（作者：伊夫-米歇尔•里奥勒）；同[二]译介报二月二十八日，《今日乌克兰不是一九八九年东欧》，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一]参见拙文《索契冬奥会背后的罪恶——「称孙不称臣」丑史重现》，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四年三月号。
[二十二]参见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汉译本，颜震译），第一百九十四页（表七《二〇〇六年议会选举结果》）与第一百九十七页（表八《二〇〇七年议会选举结果》）。
[二十三]同[二十四]，均见于路透社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电；同[二]译介报二月二十六日（并综合路透社二月二十五日基辅电），《亚努科维奇镇压计划曝光波外长劝反对派签字妥协》，第三版〈时事纵横〉。
[二十五]参见《中国网•新闻》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天天读〈沉思录〉》。
[二十六]同[二]，译介题目原文。
引言：最低限度的历史知性
中国社会之所以处于「四不像」而不得不用「中国特色」包罗大量悖论，最根本的原因是用政治理想替代了宗教信仰【注一】。其社会政治效果有明暗两个：一方面，法定的无神论亦即政治无神论身份具有者们大多有与该法定相冲突的长期行为，出现了包括官员在内的富裕阶层信仰热【注二】；另一方面，宗教哲学仍然是哪怕在知识精英阶层的小众话题，它与神学的关系不被认真对待，亦使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极为模糊。这两个问题均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及建立后的存在质量相关，前者是公民社会精神消费的常态，关乎个体幸福；后者能够给出公民社会的历史伦理，也能使其存在的伦理性清晰永在。
以上两个因素暨两个层面的分析，一个可以观测，另一个要靠纯理性逻辑去认知。尽管宗教哲学如此之复杂，但至今仍无法回避，并且它尤其是传统的苏联极权主义蜕变为威权主义的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体系要解决的历史认识，以便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自知自明。给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唯物遗产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在认可上帝存在（更纯化于观念性存在）的前提下，来讨论宗教与哲学关系的，即宗教的对象是永恒真理、神和神的启示，而当哲学揭示宗教时，它只不过是在揭示本身；其次，在苏联出现之前，沙俄社会（作为苏联最现实的政治性社会遗产）关于宗教哲学的知识阶层讨论，实质上是酝酿革命的因素，因此，也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之前就有了强大的社会革命意识。
一、沉默抵抗：无神论政权的无解难题
很显然，无论前苏联列宁斯大林时期与中国的毛主义统治归属于经典的极权主义，还是今日中国经邓小平改革已蜕变为与台湾蒋氏政权时代同质的威权主义，它们都很疯狂地消除有神论。比如，列宁时代，高尔基曾参与一种旨在「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社会主义宗教构建活动，但此种活动被列宁指斥，斥其为「造神论」。列宁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件中，训斥后者说：「寻神说同造神说或创神说的差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注三】尽管列宁对社会主义宗教持绝对否定态度，并且这个活动终于胎死，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并未能因此清除传统宗教的影响。在斯大林时代，地下教会不但存在，而且还采取了一种可称为「沉默的自由」（freedom of silence）抗争方式，尽管那时的抗争者们并没使用「沉默的自由」这一术语【注四】。
中国有关前苏联研究的文章（戴桂菊，二〇〇九）引用原始档案，描述地下教会「沉默的自由」状态时说：「直到四十年代后期，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徒才允许孩子上学。另外，『地下教会教徒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不服兵役，不在官方的就业单位工作，只是按照合同做临时雇工。那些被称作沉默派的地下教会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还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注五】此种沉默即内心世界远离俗世之恶固然有基督教的隐修传统为支撑，但更多的不言自明的因素是对斯大林主义狂妄的坚决抵抗。斯大林政权对宗教的恼恨远胜于其政治前辈列宁，以致制定了宣传无神论的五年计划，即从一九三二年九月起，「到一九三七年必须摧毁所有宗教，圣经（神的道）必须永远铲除」【注六】。这个计划之失败，有以上所指地下教会沉默抵抗持续至（上世纪）四十年后期为证，更有后来苏共在六十年代发起另一波宗教镇压之失败为证。后者并非是利用合法暴力工具的行为，而是采取文化内战方式。一九六一年，苏联官方组织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写作班子专撰一本《莫斯科圣经》的无神论手册，对宗教进行后续的铲除。至于结果，于今可见，无须赘述。要多说一点的是，相对于那本无神论的圣经，罗马尼亚地下教会领袖魏恩波所发起的「一个人的反击」即撰写了《莫斯科圣经的解答》，在完成之后发行了一百万余册。可能这个发行数量远没苏联官方在本国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翻译出版）之数量为大，但是，有神论借助无神荒谬之举所获得的胜利印证了万物互相效力之圣经箴言【注七】。
即便以极权主义政治本身的功利需要来衡量，无神论也是致命的毒药，因为它首先会分裂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斯大林的铲除圣经五年计划，在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信仰原体当中造成了新的族群分裂，如前引文献中地下教会教徒拒绝与官方人士讲话（交往），而且无神论并非只消灭上帝教系统的神祇，更消灭所有的神祇包括穆斯林体系的神祇。后者是苏联解体的最重大宗教原因，这还没分析少数民族官员的腐败行为对族裔身份所在区域的同族造成的宗教感情伤害——那种导致分裂情绪的可悲后果。就「沉默的自由」选项讲，就是在当今中国威权政治制度下，即官控的有神论之存在，其在少数族裔地区亦无法消除无神论的可悲后果。一个无神论政治体系如何与有神论族裔实现政治互谅，仍是无解难题。新疆的维汉关系可证实这点，「上世纪八十年代逢年过节时，新疆汉人和维吾尔人的互相拜访还很普遍；到了九十年代，平民百姓不再来往，公务员、一般干部之间互相拜访；而到现在，两族过节时只有领导干部互相拜访。」【注八】
二、思辨财富：神史与人史的交集
之于功利，不惟威权主义政治有之，而仅因其经济绩效合法性追求其明显之故，亦即有观察价值。就是从宗教哲学角度论，神学暨神的历史也是具有自己的功利性的。状如阿姆斯特朗所云：「事实上，当神想要在尘世上有所行动时，他是依赖人类的，这个观念将成为犹太教神性概念中很重要的一环。」【注九】神与人合作的历史亦是人类思辨的历史，因着超乎俗世的思辨，人类积累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可以说，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财富均是神学进而宗教哲学思辨的结果。当然，在神启意义之下，神与人的合作最终是归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基于神性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其相对完善的形式就是公民社会。
由于神史与人史的交集，也即人类理性与上帝理性的重叠性，人类才得以在希腊罗马之古典思辨的基础上推导出自然法。其基本含义如此：（一）服从于一种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秩序，这种秩序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生成的；（二）这种先于我们的自然生成是理性的结果，那种理性自外于人，是神性；（三）认识到这个神性，而无论认识者用什么符事情来描述「自己的上帝」，我们就有了与上帝的一致性。放下诸多复繁的希腊罗马古典文献之引述，只看从奥勒留到格劳秀斯的路径，就足以说明我的三点精炼总结是适宜的。
奥勒留以罗马皇帝身份写作了影响后世的《沉思录》，以致其皇帝身份被忽略。他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最基本的命题就是神与人的关系，即确定宇宙服从神的法则与「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流溢出来的，是普遍理性的一部分」【注十】。因于理性之同源同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理解并能建立理性关系的，于是，「人的社会倾向性是人性的天然取向」【注十一】。如今视之，可以说是公民社会的基点性理论说辞。一千二百多年后，格劳秀斯将自然法从上帝原点转向了人性场态，从他开始，「人们不再仅仅依靠上帝的意志来解释自然法，而且也试图在自然人性中寻找自然法的基础」【注十二】。同时，「格劳秀斯仍然承认上帝的意志是自然法的一个渊源」，以及「人及其理性都是上帝的创造和启示」【注十三】。如果说，奥勒留在考虑清楚了神与人的交集而提出热爱人类进而人生目标系于世界主义，是最早的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到了格劳秀斯这里则把普世价值放诸三点一面，其为基于人本身的自我保护、自我利益、理性交往（组成的社会）。更进一步地说，到如今影响颇大的西方左翼巨匠哈贝马斯，他的对话理性原则是对格劳秀斯之理性交往即个体基于社会交往的理智生活较为全面与深化的诠释。
逻辑地看，普世价值之所以能确立，是因为自然法之可即，自然法之可即则因为人类相信神性是先于他们的存在。简单地说，无神论政治是与普世价值对立的东西，反对普世价值当然也是否定人性、理性的主张。更简单地说，无神论政治反人类！反人类的东西不可能宽容，斯大林政治当中铲除宗教已是证明，而其遗祸至今的特殊移民政策（如克里米亚的鞑靼被强迫迁徙）更是极不宽容的行为。与此相反，普世价值主张是世界主义的，它也基于宽容。其如第欧根尼对他唯一的奴隶马涅斯逃跑所反应，「如果马涅斯没有第欧根尼可以活下去，而第欧根尼没有马涅斯就活不下去，这真太荒唐了！」【注十四】。这种伟大的德性在三百多年后还有影响，它可以视为基督教最重要创始人之一保罗提升奴仆地位的伦理源头。在此，阿尼西母（Onesimus）也就成了马涅斯的提升形象，因为保罗说：no longer as a slave but more than a slave, a beloved brother。【注十五】
三、波兰平衡：从文化优雅到政治优雅
在基督教日后的发展史中有其不宽容乃至反动亦反人性的阶段，但是作为一个精神系统它确实是多元的。其比较直观的来源是希腊传统来自新柏拉图主义，尽管新柏拉图主义在历史阶段上处于古代罗马；罗马传统则来自新斯多葛学派。具体到学术人物，前者是斐洛（philon，生卒约公元前二十五年至公元四十五年），后者是塞涅卡（Seneca，生卒为公元前四年至公元六十五年）。对于斐洛，作为基督教神学暨宗教哲学的创始人，他亦受犹太教的一神论影响，「竭力从超感觉世界中引申出感觉世界，试图将古希腊哲学与东方宗教相融合」。【注十六】
在「神性存在—自然法—普世价值」这样一个简洁结构中，宗教哲学回归神学的意义有二：其一是，人类能看到上帝（广义为神性，因信仰体系不同而符号不同）的一个侧面，已经足够伟大；其二是，世上的天国仍然是神性的应许，而建立世上的天国的基本支点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民族国家内的意义仍然绝对重要，其归底（理想化状态）是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在这个历史演进中，民族主义不是被踢开的东西，而是优雅平衡的一端。这个优雅平衡，一方面需要警惕向种族主义方向堕落的狭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要从文化优雅出发而达政治优雅。后者的可能性在于：民族主义虽然往往制造了极权统治且与威权主义有亲和性，但民族主义的伦理根本是族内每个人都均有存在平等、伦理平等的先验价值。如此，真正的民族主义与公民社会不但不抵牾，而且具有伦理相溶性。波兰的国家案例是至少人类文明成功的第二个（第一个是美国），此因其民族自尊与普世价值实现得非常协调，至少作为观察者的中国专家有人认为「显得」如此【注十七】。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协调首先是文化优雅的表现，而这种文化优雅之养成最基本因素是宗教宽容。在其近代文明中，「波兰一方面是个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围十分浓郁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基督教世界最早确立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原则的国家」【注十八】，「今天在波兰，宣传无神论、抨击教会的言论不会惹来任何麻烦」【注十九】。
波兰的文化优雅促成了其公民社会厚积薄发式的形式，更使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此种情形观察家在分析乌克兰局势时，不得不对波兰予以高度褒奖，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驻华沙的代表米夏尔•马拉诺夫斯基说：「在转型时期，波兰拥有如今在乌克兰找不到的三个王牌：信任、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和甘心作出让步的当局。」【注二十】当然，之于乌克兰局势的判断，我有自己的看法即认为「波兰的今天就是乌克兰的明天」【注二十一】。这种判断不仅是基于东欧民主化传统历来有之，而且是因为乌克兰社会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早已成型，其基本观测点就是政党组织多元化与竞争民主化。早在二〇〇七年议会竞选中，党派的选票就呈现大党被摊薄的趋势【注二十二】，如亚努科维奇所在的地区党选票获得率比二〇〇六年减少了百分之十一，社会主义党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而原来名声颇坏的共产党却上升了百分之六，尽管其无法与季莫申科联明上升百分之二十七同日而语。
波兰的政治优雅也受到欧洲大家庭高度尊重。此种尊重在乌克兰危机中显示出来，以至于让老牌欧洲强国有此酸溜溜，指曰：「在乌克兰问题上，波兰有资格充当欧盟权力掮客了。」【注二十三】在此讥诮之后，英国也不得不承认「它赢得了欧盟权贵德国的信任，尤其是在东方政策上。」【注二十四】毫无疑问，波兰从文化优雅到政治优雅的历程最终为国际社会做了贡献且会持续，也是基于成功的民族主义而推展了普世价值的意义，亦即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公民社会的历史塑造意义。
结语：反观温家宝悖论
中国在改革开放较顺利的时期，也曾表明要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较大贡献，但在改革开放出现波折及威权主义向极权回归趋势之后，这种主张让位给了对普世价值的批判与诋毁。尽管于今改革开放或以开放促改革之论再度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整个统治体系还没有谁敢公开讲接受普世价值（世界主义）。事实上，限于历史知性与学习能力较差带来知识结构落后，整个统治集团也无法认同公民社会与普世价值的关系。至少现在没有任何迹象，因此，其宗教政策不仅保守（偏重镇压），而且也无从实现理性容纳。这种深层矛盾集中表现在温家宝的政治身份与道德企求的悖论上。依其所处的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的制度体系，他理当是政治无神论者；然而，一个合法身份的政治无神论者却公开地称颂奥勒留的《沉思录》这样一部有神论著作【注二十五】，且以之为道德指南，似乎又说明他是个有神论者。
温家宝悖论往历史上追溯，无非是无神论政治嚣张与对其政治领袖神化的矛盾——《国际歌》否定救世主的存在，《东方红》则将毛泽东奉为大救星。温家宝悖论往现实处印证，无非是「封建迷信在中国官员中大有市场」【注二十六】的一个宏观范本。通括分析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政治无神论是阻碍中国公民社会生成的一种体制性因素，但是在一个整体社会信仰实质多元化的现实当中，统治集团已经自甘边缘化，尽管他们仍不遗余力地宣称自己仍处于主流领导地位。接下来的选择则是：或者将「党的领导」主动调整为公民社会里一种组织性存在，即接受普世价值的有神论结构；或者继续处于实质性的自甘边缘化，结果是「党的领导」与公民社会严重对立，终至陷于成本巨大的政治冲突。此种也包括与少数族裔的信仰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血腥社会暴力。
二〇一四年二月下旬构思，三月上旬准备文献；三月九日至十四日初稿，十五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一] 「政治理想替代宗教信仰」是一个较为专业的分析结论，也是我关于实证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成果。
具体可参见拙文《信仰管制与宗教自由（上）——民主转型的续航能力问题》，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二]参见日本《读卖新闻》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报道《中国富裕阶层掀起信仰热》（记者：铃木隆弘、竹内诚，分别发自中国浙江和江西）；新华社《参考消息》一月十七日译介，《封建迷信在中国官员中大有市场》，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三]关于这个活动与苏联国家哲学关系之分析，可参见拙文《「跪着造反」与亡于哲学》，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四日。
该文是二〇〇一年上半年我在狱中写的读书笔记。因此，在博文题目中有「十二年前旧文•修订版」之标识。该文亦曾发表于张伟国先生主持时期的《议报》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狱七个月后）。
[四] 「沉默的自由」是否一个术语，尚无法确定。它（在我使用时）源自钱钟书的一句话：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
转引自《文汇读书周报》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文章《钱钟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作者署名，是钱之俊《钱钟书生平十二讲》一书的摘要），第十五版〈书刊博览〉。
[五]参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下册）》，第一〇六五页（三册正文统一页码，戴桂菊文章《「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在第一〇五三至一〇八一页）；沈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九。
[六] 参见魏恩波著《无神论错谬剖析》（即《莫斯科圣经解答》，汉译本，译者未详），第十二至十三页；该汉译系简体字，由香港先锋出版社（stephanus Publications）二〇〇三年三月初版、二〇〇四年五月再版。
在中国大陆属于官方认定的「非法出版物」，但确系少有的无神论批判作品。
[七]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God, who are called a ccording to his purpose （ROMANS，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八]参见博讯网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转刊《阳光时务周刊》文章《维吾尔分裂心定，王力维不明中共失败的严重？》（作者未详）。
[九]参见凯伦•阿姆斯特朗著《神的历史》（汉译本，蔡昌雄译），第七十三页；蔡译版本：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参见唐凯麟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第八十七页（叶玉泉文章《奥勒留沉思录》，第八十五至九十七页）；唐编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
[十一]同[十]，第八十八页。
[十二]参见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第一百八十七页；宋编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
[十三]同[十二]，第一百八十八页。
[十四]转引自[十二]，第九十七页。
[十五]参见PHLIEMON，第一章（全一章）第十六节。全节后面还有：especially to me but how much more to you, both in the flesh and in the Lord.
[十六]同[十二]，第一百〇六页。
[十七]参见金雁著《从『东欧』到『新欧洲』》，第二百〇七页；金著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十八]同[十七]，第二〇九页。
[十九]同[十七]，第二百一十一页。
[二十]参见法国《世界报》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文章《二〇一四年的东欧不再是一九八九年的东欧》（作者：伊夫-米歇尔•里奥勒）；同[二]译介报二月二十八日，《今日乌克兰不是一九八九年东欧》，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一]参见拙文《索契冬奥会背后的罪恶——「称孙不称臣」丑史重现》，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四年三月号。
[二十二]参见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汉译本，颜震译），第一百九十四页（表七《二〇〇六年议会选举结果》）与第一百九十七页（表八《二〇〇七年议会选举结果》）。
[二十三]同[二十四]，均见于路透社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电；同[二]译介报二月二十六日（并综合路透社二月二十五日基辅电），《亚努科维奇镇压计划曝光波外长劝反对派签字妥协》，第三版〈时事纵横〉。
[二十五]参见《中国网•新闻》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天天读〈沉思录〉》。
[二十六]同[二]，译介题目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