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日前，几位因遭地方政府滥用职权侵害的村民跟我说，他们曾到邮政局去向中央领导寄特快专递陈冤，邮局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他们：“信能否寄到不保证。若寄不到，不要来找邮局麻烦，否则就别在这邮局寄了”。村民奇怪地问：“特快专递怎么会寄不到呢？”工作人员说：“因为到了省会就被拦截下来烧掉了，根本不可能送到北京去，当然也更别指望能送到中央领导手上了。”村民追问：“怎么随便就将信件烧掉？还有王法吗？”邮局工作人员却说：“情况告诉你们了，寄不寄由你们自己。若要寄，到时就别来找我们麻烦。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旁边几名来寄信的民众也搭话说：“这种反映地方问题的诉冤信，若能那么顺利到中央，那地方这些官岂不是白当了？他们头上的乌纱帽怎么保？他们可不是吃素的，肯定拦你没商量”，“这种拦截向中央投寄的信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多年来就这么做的了。据说也有极少部分信件会投到北京去，但那要么是极个别侥幸漏网的信，要么是故意放行的信。因为有些信件被地方政府派人检查后，发现其中所反映的不是什么地方重大问题，那就让它投上去。这样也好让上面放心，知道地方没有掩盖什么，从而相信信访渠道是畅通的。如果全部拦截，那反而到时就欺骗不了了。所以你们寄的信也不一定就不能到北京。那就看你们运气了。”
听他们讲这事后，我疑惑地问：“这种拦截信件有用吗？难道村民不知道到北京直接向有关部门陈情？地方政府如此岂不是白费心机？”结果村民说：“要到北京向有关部门陈情，现在是越来越难了。因为去年以来实行车票实名制后，无论火车、长途汽车，飞机就更不用说了，都要求实名购票。这样各地有冤情的民众不论你是否上访过，都一律先被地方维稳当局将名字输入了一个资料库，而这个资料库又直接与各种购票点电脑连网。只要你一买票，他们马上就知道了，从而可以随时拦截。我们曾想过很多办法，包括跑到外地再买车票，但都不行。现在全国联网，在哪里买票，买去哪里，他们都一清二楚。只要发现买去北京，或者是往那个方向去的，他们立马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拦截控制。所以近来媒体说北京上访人少些了，其实那是因为地方各级政府控制更严密了，将大量有冤情的民众给拦截下来了而已。早几年虽然这种拦截也一直存在，但由于没有实名购票及联网，一些访民逃到外地还是可以辗转到达北京。现在联网了，向北京陈情诉冤可能性越来越少了。地方政府控制力在加强，维稳没有维住那些真正危害社会与人民生命财产的犯罪，却维住了含冤受屈的民众，使民众更加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诉。因此地方政府也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了。”
听着村民这种无助而痛苦的陈述，我建议他们使用网络等现代科技技术手段来诉冤。结果村民说，他们也曾找人尝试过，但基本上难以成功。只要是牵涉到地方政府的，本地网站不可能让贴出来，而在外地偶尔贴出来，本地政府专门负责跟踪舆情的人员，马上会发现对地方政府不利的消息，并马上通过他们的行政手段或金钱手段将帖子删除，所以中央也基本上看不到。当然网络上也不时流出些揭露地方政府腐败等问题的帖子，但那多是无关痛痒的，不影响地方政府政绩与官员升迁的帖子。更有甚者，有些帖子在网络上没有出来，政府的麻烦却找上了门来，因为他们监控到了帖子，或者是一些媒体将材料转到了他们手上。总之，常常是老问题没解决，新麻烦却又惹上了身。
说实在的，这些村民陈述的情况其实也不新奇，只要打开网络，从国内媒体就能看到有地方将上访者游街示众，甚至有地方将女访民脱了衣服来批斗，还有那屡屡爆出的“黑监狱”、学习班等等，可谓为了防范与封阻民情向上反映，地方政府使出各种奇着异技，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苦心孤诣地拦截意欲向中央陈情诉冤的民众？目的当然非常清楚，就是不想让中央了解地方情况。虽然现在台面上的原由是因为信访要记分排名，会影响到地方官员政绩与升迁，但根本性问题应该是担心地方一些黑幕被揭开，害怕受到追究。这种拦截信件，限制自由，封锁网络等等，本质上是一种犯罪恐惧症，即犯罪后害怕被追究法律责任或遭到报复的心病。一个权力系统居然出现这种地方政权努力掩盖民情想欺瞒中央政权的情况，这有力地说明权力系统在中央与地方间已经出现背离。
与严防死守式封锁民情传入中南海对应的还有“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多年来官方也不讳言的问题，在中共新领导集体登台后，在铁腕治吏下，地方政府官员似乎显得有所顾忌，不再如先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无视甚至违抗中南海政令了。但实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不久前我到湖南某县走亲访友，当地一位是村书记的亲戚跟我讲了几个亲历的故事，从中可以窥见今日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南海政令的遵照情况。
其一、春节前他们村干部出面接待上面县领导带队来农村走群众路线调研的工作组，其中不仅有副县长等直接的县领导，还有几个局的领导。他们到农村后，约着农村干部与乡干部到一个山庄酒楼痛饮一天，在大家酣醉如泥中，让一个司机开着车把大家拉到一个指令需调研的地方，由于大家太醉，大部分人在车上酣睡不醒，只好由司机带着一两个尚有点清醒的人下车去看了一下，前后几分钟，马上开车回县城去了。这就算是到基层走群众路线调研了。
其二、今年以来，尤其昆明火车站发生暴力恐怖血案后，地方各级政府借反恐之名而大力强化政府部门防卫。村干部到县里或市里办点事，那都得事先电话联系，到后还得由办事机构熟人出来将人带进去，否则下面基层干部都进不去上面政府部门的门了。这样一来，那些普通百姓有什么事要办，或有什么冤情想陈诉，真是连个门都别想进去，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还有那些当官的在防恐名义下，出行办事，甚至信访接待，都公然带着警察护卫，那个架式跟封建官吏出巡，衙卫鸣锣开道一样。这一来，官员架子更大了，官员与百姓之间鸿沟更深了。老百姓到政府办事，门更难进了，脸也更难看了。甚至在防恐名义下，比以前更随意地抓那些想诉冤情的民众。
我想上面村支书所讲的县市地方官员近来的一些表现，应该不是某地的特例，而是带有普高性的，而这种现象与中央一再强调的“习八条”、反“四风”及群众路线教育政策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驰。这种情况事实上将中南海政令封锁在中南海之中，使其在地方根本形同废纸。
由前面村民欲向中央陈情而遭遇的情况与后面村书记所讲地方官员的种种表现，都可以看出，中国权力系统中中央与地方已经出现严重背离，地方权力在中南海与民间筑起了一道高厚的隔离带。
一个国家的权力系统居然出现这种中央与地方相左的困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仅从表面来看，似乎是中央与地方工作、利益侧重有差别，其实，从本质上这深刻地反映着地方权力的变异。无论地方设法阻止民众向中央陈情，或是无视中央政令的我行我素，这都在强烈地注释着地方权力已经与反映国家意志（是否真反映当然值得商榷，但在此不作讨论）的中央精神出现背离，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民众与中央联系的隔离带，也成为中央精神落实到民众的过滤器。
多年来中国地方政权有两项重大工作，其一是对下渔利，通过权力运作来获取部门利益，即谋利性；其二是对上尽力区隔开，尽可能地排除上面来的干预，使自己本地区域以特殊性等等理由来区别于中央精神，从而最大程度做到本地管控的独立性，这样使地方管理特殊化、独立化，进而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这种对上区隔，对下谋利，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封建意识下的权力运作模式。
现代文明国家中的权力都是服务于民众的，权力不仅来自民赋，而且权力运作必须公开透明接受监督与约束，权力意志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的统一、协调，必须代表民众普遍意志，必须最终以民众的福祉为旨归。中国地方政府挖空心思地阻止民情进入中南海，千方百计地将中南海精神变异，这就强烈地反映出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意志的背离甚至对抗。
面对这种困局，如何破解，如何修复中央与地方权力的背离？根本出路应该是使权力归位，即权力回到自己的本位上，也就是回到服务于民的职责上。只有权力出离自利的角色，脱去为小集团渔利的窠臼，而真正成为反映公共意志，承担公共服务职份，才能使这种中央与地方权力的背离得到有效矫治。
问题是已经背离的地方权力如何才能使其归位？显然仅仅依靠中央的三令五申是不行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了，所以要想使地方权力归位，就必须引入权力系统之外的力量，那就是公民对权力的赋予、监督、罢免等权利。只有引入了公民对权力这种主体地位角色，才能保证权力不变质，不异化，中南海才不至于被地方政府封锁，社会民情才能畅达，政令才能通行。所以今天中国的困局，本质上是公民权利缺失，公共权力异化所致。而突破这种困局之路，就是落实公民宪法权利，真正使公民成为权力的主人。
2014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