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访问延安时，曾向毛泽东警示性地提出历代兴亡的一条规律——周期律，因而，近世人们在议论历代王朝盛衰兴替时，都把它当做最为重要的规律。
个人认为，周期律确实存在，但它只能说明兴亡交替的时序往复：从兴到亡，从亡到兴；一个腐朽王朝衰败后，必将被另一新兴王朝所取代，周而复始，始而复终，长不过数百年，短则数十年；但这还只是时间现象，而非本质规律。一个王朝为什么会由盛而衰，直到被另一新兴王朝所取代，形成周期，只是表象而已，真正起支配作用的，却是另一个最基本的规律，我姑且称它为历代兴亡的“自掘坟墓律”或“自取灭亡律”，简称为“自掘律”。我认为，只有这样来认识这条历史规律，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其实，早在两千年前，西汉文学家、政论家贾谊和唐代文学家杜牧，就在他们著名的《过秦论》和《阿房宫赋》里，用文学语言评论历史时，就指出过这一铁律。而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讲得更为精辟，更具警醒后世的作用。
他指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睱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这就是说，当时雄琚关内，有河海之利，沃土千里，物产丰富，自然条件等远胜于偏处西北一隅的秦国的 齐楚燕赵韩魏等诸侯国，之所以被秦一一所灭，主要是六国君主耽于安乐，罔顾民生，不体恤人民疾苦，并被秦分化瓦解，相互征伐，耗尽民财，又未能团结御侮，以至被强秦逐个吞并。六国之所以灭亡， 其主因在六国之君自己。
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后的秦，当时真可谓“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六荒”（贾谊语），是何等的强盛！但为时不久，到始皇以后就二世而亡，何故？早于杜牧近千年、离秦亡汉兴不久的贾谊在其《过秦论》中就总结了秦亡的根本缘由。这就是 秦政权灭六国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弱天下之民”“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以至“仁义不施”，骄奢淫逸，压榨百姓 ，收尽民财，大 建阿房宫，施行严刑峻法，残酷镇压人民，焚书坑儒，屠杀知识分子，毁灭文化。结果是：“山东豪俊并起，百姓斩木为兵，揭竿 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一个强大的秦王朝，也就二世而亡了。这是它自己葬送了自己。正如后来杜牧所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也都未能逃逸这一兴亡铁律的支配。
一个新王朝的兴起，总是在前朝自掘坟墓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在其建立初期，一般会汲取前朝败亡的教训，励精图治，关注民生，轻徭薄赋，减轻百姓（尤其是农民）负担，奖掖农商，整饬吏治，力避奢靡，实施新政。但这些新气象，也就维持三五代，就开始倒退，又向腐朽方向发展。这是由农民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的宿命，也是封建意识、封建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
新王朝开张不久，统治阶级上层就会有人觊觎王位，内讧不断；当皇帝的 ，为保住王位，必然会重用亲信，近小人而远贤臣，甚至杀功臣、诛良将，这就导致或外戚干政，或宦官擅权，或奸佞当道 ，昏聩、腐败加剧。对下则滥施刑罚，加强对百姓的严酷统治。
由于封建君主们都以天下为私产，必然对百姓予取予夺，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种种恶行劣迹， 势必导致民怨沸腾，官民对立，官逼民反，埋葬这一代王朝的基业，从而为新王朝的取代创造条件。王朝之间的败亡兴替 ，也就又周而复始，形成周期。这就是所谓的周期律 。但造成这种循环周期的根本原因，却是历代统治者的劣迹、腐朽、暴政造成的恶果，是他们在“造就”自己的掘墓人，未能逃逸自取灭亡的轨迹 ，这才是形成周期循环的本质原因。
“自掘律”不仅对封建时代的盛衰兴亡起支配作用，对现当代那些仍承袭封建意识、实行专制制度的非民主政权，也逃脱不了这一兴亡规律的支配。
中国国民党在推翻极端昏庸、腐朽的满清王朝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也曾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为宗旨，希图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可是，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政权却与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罔顾民生，剥夺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权贵阶层控制著整个国计民生，官员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在其统治后期，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又加紧镇压民主人士和学生运动，这就把全国人民、广大青年学生推向中国共产党一边，他们群起响应中共建立自由、民主、富强、文明新中国为目标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三年，拥有800万军队和严密的军、警、宪、特组织的蒋家王朝就土崩瓦解。这难道不是蒋政权反人民的倒行逆施在制造自己的掘墓人，自取灭亡吗？
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也是由于斯大林长期残酷统治的必然结果。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党内斗争不断，许多著名的十月革命领导人遭残害，不少战功显赫的军事家、将帅被残杀。建立许多集中营、劳改基地，迫害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实行“三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文化垄断（梅德维杰夫谈苏联解体的原因）。对内对外实行沙文主义。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先后揭露了他的暴政，清算了他的种种暴行，使广大人民认清了斯大林主义的真面目，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这都是苏共政权自己造成的恶果。 最近，有位领导人曾提问：“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苏共解体时，偌大一个党就没有了。按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的确如此。这种难堪的后果，难道不是苏共领导集团，特别是斯大林，违背苏共广大党员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一意孤行，推行斯大林主义造成的恶果吗？没有男儿出来抗争，这是党心民心丧尽的苦果。有人把苏联发生的悲剧，归咎于赫鲁晓夫的揭发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有人认为是外国势力操纵的结果。这些人如果不是有意为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开脱，就是不懂内因是根据的道理。“物必腐而后虫生”（引自习近平最近反腐讲话），物极必反，残暴统治发展到极致，必然会自取灭亡，难逃这条历史唯物主义铁律的支配。
近两年，西亚、北非一些长期残酷统治人民的暴君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强人如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等的悲惨下场，不也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残暴政策和种种倒行逆施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把自己葬送 进去的吗？看来，古今中外一切非民主、反民主国家的政权的更迭，无例外地都在受“自掘律”的主宰，这确实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认真体察古今政权兴亡盛衰的规律，才 有可能避免重蹈覆亡复辙。关键在于真正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像杜牧指出的“秦人不睱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留下永远的遗憾！
当今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的许多改革仍不到位，特别是政治上的制度性改革仍止步不前，以至贫富分化日益显著，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权贵阶层 、垄断集团和贪腐官员控制著国家的巨额财富及国计民生，又得不到制约和监督，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难以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没有保障，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仍停留在口头上，权力远未关进制度的笼子。因而，官员贪腐日甚一日，超过历朝历代。在这种形势下，人民不可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得到应有的提高和改善，生存环境反而受到严重污染、破坏。加上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官民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时不我待，形势逼人，如果再不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臂的勇气，对多年积累的社会积弊，认真从制度上加以彻底改革，就很可能发生人们不愿看到的社会大动荡，陷入中外历史一再昭示的覆辙。我们相信18大政治报告指出的亡党亡国危险，绝非危言耸听。
毛泽东当年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问时，曾表示，他已找到一条避免新兴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新路，那就是实行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以化解兴亡周期的宿命。可是，如今新政权已过了花甲之年，百姓仍然没有等来充分的民主和对官员的监督权利。面对当前形势，当务之急是立即实行宪政，尽快兑现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再已不能只空喊什么“加强xx自信”来为自己壮胆、打气，在自我陶醉中麻痹自己，以至丧失改革良机，那就为时过晚了。
2013年2月23日 癸巳年元宵节前夕完稿（根据我于2012年初冬在中国教科院离休干部“论坛”会上发言提纲整理、补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