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3日长江中游三峡水库俯瞰
*长江流域生态急剧恶化*
近年来，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生态的影响成为中国媒体反复讨论的话题，原因在于该工程修建后，中国境内气候恶化，如2006年夏季川渝大旱、2008年冬季南方大雪灾、2010年3月西南干旱等，因为出现频繁，人们有理由怀疑与三峡工程有关。2011年长江中下游多个省份持续干旱，天涯社区出现一篇题为《图解：三峡修建后对大范围地区气候的影响》的网文，引发了网友热议和焦虑：很多人都在问：“大旱是否真与三峡工程有关？”
认为有关的人列出自己的亲身感受，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不仅在水面、陆地，更在天上，即三峡工程改变了库区周边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气候。他们的理论相似，即三峡大坝阻挡了气流的正常流动，或者三峡水库形成了低压，影响了正常的大气环流，继而改变了气候。但面对这些质疑声，中国气象局出面辟谣，说那是全球性气候变化引起了极端天气，灾害均与三峡无关。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早前曾表示，三峡工程对气候的影响不应被夸大。
面对专家们的解析，非专业的作者自然无法占辩论优势，旁观者也将信将疑。但是，由中国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2006年起联合进行的一项“长江保护与发展”研究项目，却很清晰地展示了长江流域的生态危机，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汇集成《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目前共发布2007、2009、2011三部，被称为“长江的体检报告”。
长江流域生态恶化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过度修建水坝有关。几年前的统计数据称，长江流域共有水库4.57万座，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在2001年底已达2441座。后来由于“跑马圈水”，小型水电站遍地开花，国内媒体曾以“长江流域多座水电站未批先建 河床干涸污染严重”为题做过专题报道，指出小水库已经无法具体统计。
过度密集的水坝与电站以及污染导致河流生态环境急剧恶化。2004年，三峡库区支流库湾累计发生“水华”（指淡水水体藻类大量繁殖）6起。在某些河段还出现了江水回流，污染物滞留在水库里。2007年，湖北、重庆政府负责人均表示，三峡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质恶化，部分出现“水华”现象，且发生范围、持续时间、发生频次明显增加。《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显示，长江水质呈整体恶化趋势，防洪减灾形势严峻。《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指出，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的影响尤其严重。 “长江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的累积影响倍受关注，水库运行，导致库区富营养化进程加快和支流、库湾藻类水华频发，清水下泄引起长江干流河道剧烈冲刷，坝下河道水文情势变化造成中游通江湖泊江 湖关系改变和湖泊水情与湿地生态明显调整，长江特有鱼类繁育和四大家鱼鱼类产卵场以及珍稀水生动物生存等受到严重影响。”
报告认为，三峡工程不可避免地改变库区干流及下游水文情势，并对库区与中下游沿岸生态环境、中游江湖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洞庭湖和鄱阳湖作为长江中游仅存的两个自然通江湖泊，因受三峡工程的严重影响，生态迅速恶化。
*地质灾害明显增加*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曾有不少文章指称与三峡大坝修建有关。尽管后来有专家出面解释说没有关系，但是，三峡工程修建后，库区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却是事实。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指出，三峡水库建成后，有可能诱发构造性和非构造性地震。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自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几年间，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
《东方早报》（2011年5月31日）在“三峡大坝所在地地质灾害增多”这篇报道中，对秭归在三峡大坝修建前后的情况加以对比，指出，据秭归县志记载，历史上该县属于少震区，从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以来，秭归（原称归州）共发生地震46次，其中多数地震震级较小。但从三峡工程开始修建的2000年起，当地地震开始变得频繁，2000年5次、2001年2次、2002年2次。而在2003年三峡蓄水当年，秭归地震陡增至18次，而此后几年地震遗址发生频率较高，每年均有几次，2008年多达12次，最高震级4.1级。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5月28日）在“三峡蓄水后周边地震增多 灾害防治缺位”指出，与秭归毗邻的巴东县在三峡蓄水后，地震数量陡增。延续千余年的巴东县志对各种灾害，如失火、滑坡都详加记载。在截至1985年的1000多年记录中，仅1次地震记录。巴东县国土局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3年6月三峡135米蓄水后，巴东库区频繁发生微震活动，自2003年6月至2011年5月，巴东发生3级以下地震1400多次。
这些报道未谈及地震对民众造成的具体灾害有多大，但以中国现有的防震能力与建筑水平，可以想象这些数字后面隐藏的民众痛苦与财产损失，以及让他们深感无奈的环境恐慌感。
*三峡工程体现了“人定胜天”自然观的狂妄*
极权统治与威权统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极权统治者将自己看作能够支配人间、自然界，凌驾于宗教之上的全能者（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威权统治则主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治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人定胜天”、“战天斗地”这类标语在中国城乡遍地张挂。因为要享受“与天奋斗”的无穷乐趣，科学不免沦为政治的婢女，号称“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的潘家铮先生就是这样的实例：在科学与政治之间，他最后总是选择政治，但科学良知又使他深感不安。潘先生曾列出水坝的20大罪状，认为不宜修建；但后来又认为水坝有害论是西方借以“限制穷国的发展，以免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不能上当；他曾担心过修建三峡工程可能面临“爆发核战争”带来的灾害，对“景观被淹、古迹被毁”、“珍稀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地震、滑坡、水库淤积、航道堵塞”等也表示“忧心忡忡”，一度是三峡工程的反对者。但“经过思想转变”后，又成为力挺三峡工程的主将，而且听不得批评三峡工程的声音。问题是，作为一位资深水利专家，不断地向政治低头，毕竟成为潘先生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他在《三峡梦》中写过自己曾做过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被判“开除人籍，永堕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期望中共现阶段对三峡工程之危害认真反思，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的生态影响只会是笔糊涂帐。但人可以装糊涂，自然界却不会让人类糊涂了，总会以各种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三峡大坝将以其存在作为这个荒谬时代“人定胜天”自然观的见证，长久倾听中国人那“还我河山”的痛楚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