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5日斯大林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

苏联卫国战争宣传画

苏联大清洗是人类历史上耸人听闻的暴行史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为高尔基抬灵柩

年轻时代的斯大林

斯大林与列宁在哥尔克村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大清洗、大饥荒以及集体化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

但是，经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并有幸活下来的两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后被问及列宁和斯大林谁更严酷时，莫洛托夫说：“当然是列宁。因为我曾见到列宁当面斥责斯大林性格软弱和自由主义倾向。”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基洛夫的掌声超过了2分钟

1934年1月召开的苏共17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最伟大战略家”等等，他甚至提出 “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上去，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欺骗，他知道，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汇集。

他闻出了汇集到17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17大前后的斯大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1932年开始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持续了一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正蠢蠢欲动，四处串联对斯大林不满的力量。

托洛茨基，这家伙从来就像蜘蛛一样忙碌地编织着阴谋。仅在被驱逐到中亚后的1928年4～10月，他就在阿拉木图发出政治信件800封，电报550份，收到政治信件1000封和700份电报。把他驱逐到海外后，因为国内的困难，更让他成了各种反对派的精神领袖。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极左的反对派领袖在倒台后，一度无人理睬，同志们都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但这几年国家出了困难，原本不赞同他们意见的人现在也开始同情他们，这两个阴谋家现在成了国内一切反对势力的中枢。

人们真正同情并支持的是有“党内经济学家”之称的布哈林，大饥荒和一切经济困难正如他所预料。不过，布哈林和李可夫有更高的党性，为了团结，他们一起求见斯大林，要求和解，斯大林也答应了和解，但是，这个人却在不久前评论教皇的文章中有含沙射影的意味。

斯大林知道，这些年，以老布尔什维克名义写给《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信雪片一样多，他们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

从1929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1930年起，城市因粮食大量出口和大量减产，恢复了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斯大林希望通过强调阶级斗争转移一下令人尴尬的饥荒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呛声道：“我们总是喊叫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史、彼得留拉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家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斯大林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了错误，他说：“我们错了。”

是的，苏联经济暂时出现了困难，但是，他们却偏偏没有看到，随着粮食源源不断出口，宝贵的机器源源不断流入，新的工厂、矿山如雨后春笋般树立起来，从中部、西部一路延伸，越过乌拉尔山直到遥远的亚洲边疆。

是的，的确存在可怕的投资失误、惊人的浪费、恶性事故、大量残次废品、消极怠工，但无疑这都显示出潜藏着的阶级敌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破坏，内务部破获的其中一个恐怖集团成员就高达20万人。

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只会说大饥荒、大饥荒，他们看不到苏联伟大的工业成就，如果因此中断列宁伟大理想的实践，这才是最大的犯罪。

17大果然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基洛夫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用以打击季诺维也夫的，但这个一贯信任的人已经不那么可靠了。据说，17大召开前几天，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想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

还有，前莫斯科州委书记柳京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他甚至公开提出要用暴力打倒斯大林，内务部破获柳京集团后，斯大林要求枪毙柳京，但基洛夫等政治局的同志竟然否决了这个建议。被判处徒刑的柳京出狱后还在四处窜连搞阴谋。

如果等到下一次党代会，结果也许是斯大林下台。

第二次内战和第二次大饥荒

斯大林曾对邱吉尔说，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战争，压力甚至比纳粹德国入侵的压力还大。

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集体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意味着农民将成为被国家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工，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集体化遭到农民疯狂反抗，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2/3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的都被破坏。

1929年全苏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翻了一倍，3月则是80万……。最严重的反抗来自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为警告其他小游牧民族，哈萨克人的反抗遭到最严厉镇压，近1/3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

人类在20世纪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量消灭人口的制度，它在苏联一共制造了三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大饥荒是真正最严酷的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因持续的干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

不过，此时被迫实施“新经济”的列宁向一切国际友好势力开放。美国民间通过胡佛发起的“美国救援组织”提供了70万吨粮食和药品援助。高尔基曾这样评价：“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第二次大饥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数纪录。

“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斯大林说。1928年，他还亲自乘火车视察过，那些地方有的是粮食没有收上来。粮食的确有减产，所以粮食出口在减少，1930年出口4800万普特，1931年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1933年1000万普特。

斯大林在工业学校读书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告诉斯大林，所有学员都在诉说可怕的大饥荒，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人死亡，只有学院党委书记不敢议论大饥荒，斯大林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赫鲁晓夫。于是，这个幸运的胆小鬼就以电梯般的速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回击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诋毁，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见到了很多红光满面的老人和儿童，他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成千上万的农民跑进城市，但饥饿的城里，所有食物需要凭票供应，迎接他们乞求的是孩子们的白眼和石块。这些人都是万恶的富农！孩子们从课本里刚刚学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个富农的孩子，他响应党的号召举报了亲生父亲，后被富农杀害。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

普京评价说，大饥荒并非只针对乌克兰，它是苏联人民共同的不幸历史。今天披露的资料看，从最东端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端的乌克兰，苏联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件。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

其实，斯大林一开始是反对残酷掠夺农民的集体化政策的。如何对待“集体化”，是列宁留给同志们的一个未解难题。它也成为一个引发列宁接班人之争的关键性问额。

今天，前苏联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将“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因为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激烈战斗并不存在，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掌握在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手中，政府已更迭到大家不以为意的程度。

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十月政变”，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革命试验。布尔什维克轻易夺取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权后，没有一个人有过行政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实验一开始就遭遇全面失败，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1/7。布尔什维克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有不满和反抗，这是一场暴力保障的社会实验。

列宁在大饥荒爆发的1921年，及时地终止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和个体经营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结果是，工厂逐渐开始运转，城市里有了可以向农民购买粮食的产品。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谁来领导这场实验？

曾一手创建红军、乘着红色专列指挥打赢了内战的二号人物托洛茨基，不认为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这个“三人帮”是竞争对手。他激进的不断革命论中，理想社会应是个非组织化、非官僚化的大民主社会，这种观点，稍有现实感的人都不会接受。列宁去世前几个月，“三人帮”已经把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称为“反对派”。

当年的13大上，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失势，会后，托洛茨基愚蠢地发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遭迎头痛击。当年他与列宁私下词锋锐利但无损友谊的文字都成了重磅炸弹：我们是要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1月，托洛茨基遭点名批判，全会号召全党都必须警惕托洛茨基主义。

1925年12月的14大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布哈林为农业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除了那句“我们要发财致富”的口号外，斯大林全盘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进一步放松管制，尊重市场的观点，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认为，应当终止 “新经济”，迅速实施掠夺农民的“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在主张集体化和超工业化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出奇地一致，斯大林迅速给新的极左分子一个帽子–“新反对派”。

“新反对派”的观点在14大上被多数人反对，加米涅夫在全会上孤注一掷：“我现在向大会重申这一点，我已经确信，斯大林同志担负不了把布尔什维克的总参谋部团结起来的职能！”但他的声音立即被“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和“斯大林万岁”口号声淹没。14大上，559票对65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局。

4年前，同志们在大会结束时高喊“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口号，2年前他们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万岁”口号，托洛茨基幸灾乐祸地看到现在口号变成了“斯大林万岁！”

1927年秋，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斯大林乘专列巡视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一路严令地方必须短时间内完成粮食收购。迅速变成季诺维也夫信徒的斯大林认为，这是富农的敌视，要抢、要管；布哈林则仍坚持认为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致，要少管，要提粮价。两人发生漫骂争吵，1928年的中央全会上虽然互相妥协，可矛盾已经公开化。

1929年初，斯大林从托洛茨基洋洋得意的文章中获悉，布哈林竟然与反对派私下会晤，斯大林大怒，认为这超出了正常的政策分歧，于是布哈林与他的支持者李可夫理所当然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于是，“全党的宠儿”布哈林出局。

1929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迎来了斯大林50寿辰。这天是全苏联人民的节日，是斯大林画像的海洋，是赞美诗的海洋：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

列宁遗嘱和列宁主义的团结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用了“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若执行列宁遗嘱换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中的任何一人，也许斯大林悲剧就可避免，至少程度会轻得多。

其实，遗嘱中提到的6个领导人中，相对其他几位演说家和理论家型领导人，稳健、务实、果断的斯大林更适合扮演总书记角色–原本这个相当于秘书处的岗位迅速变得举足轻重，正是斯大林长于事务性工作的证明。

斯大林早期的评价是与谦和、低调、冷静、做事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的。就政治观点而言，斯大林的反对派一个比一个更极端。与地位高支持率低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斯大林历来就是政治局成员中支持率最高的人。

斯大林也是与列宁发生观点碰撞时最能坚持自己意见的一个。在外贸进出口权的国家垄断等问题上，列宁最后以党内地位要挟才迫使斯大林让步，而斯大林放松国家外贸垄断的观点无疑更能获得今人的认同。

列宁的遗嘱不可能阻挡斯大林登顶的脚步，因为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胜利，几乎全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党心所向–布哈林虽然有无数党内同情者，但他的性格显然不适合担当政治局的重任。难道指定接班人是更优越的办法吗？

关于他的粗暴，斯大林谈笑风生：“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

斯大林甚至反对过清洗：“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放血的方法，是具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在他曾经的盟友布哈林受攻击时，他说：“他们想要布哈林的血，不成，我们一滴也不给！”

“新反对派”曾利用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打击斯大林，斯大林很不屑：“虽然她跟列宁同用一个马桶，并不等于她理解了列宁主义。”

但克鲁普斯卡娅甚至准备参与“新反对派”的政治示威活动，斯大林终于忍无可忍：“告诉那个娘们，如果她再不闭嘴，我们就不承认她是列宁的妻子，我们会给列宁再找一个寡妇！”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原配遗孀终于公开呼吁“新反对派”为了党的团结应当克制自己的政治活动。

但为了反对斯大林，19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两股力量组成了“联合反对派”，他们组织过多次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他们散发传单、他们掌控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反对派只差另起一个党的名字。

列宁强调“党内无派”，季诺维也夫在成为少数派前强调“铁的纪律”。

–14大前，季诺维也夫掌控的列宁格勒州委就通过开出托洛茨基党籍的决议，并要求将其逐出政治局。14大上，季、加力主赶走托洛茨基，遭到斯大林的反对。

列宁比斯大林更能容忍党内越来越大的意见分歧吗？

1903年，还是社会民主劳工党领袖之一的列宁给另一位党内领袖马托夫安上孟什维克（少数派）的帽子，自己这派则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于是这个党分成两派，最终变成两个党。

1921年4月，列宁撰文称：“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还是伪装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列宁语气升级：“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当一律予以枪决。”

1917年，列宁下令组建KGB的前身“契卡”，承担肃清党的敌人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重任，1923年，党通过了党员有义务向“契卡”检举党内小宗派势力的决议。以制度化的暴力肃清党的异己分子，以制度化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就是列宁主义的团结。

这样团结有力的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它能消灭孟什维克，消灭在社会基础和民意选票都对占压倒优势的社会革命党，所以它能战胜一切压迫，能战胜一切反抗。

通向大清洗之路

列宁描绘过共产主义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我的”，只有“我们的”。

斯大林为迎接1930年新年写了篇社论《伟大转折之年》，苏联人将在意气风发的斯大林率领下，学会没有“我的”的生活。

于是，苏联人民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集体农庄”，接着，又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大饥荒”。

面临空前信任危机的斯大林将会怎样？

许多人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

1929年，斯大林已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成了他选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

英明如列宁，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斯大林会把战时确立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消灭异己的制度和纪律，用于和平时期的党内矛盾。在全国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经不断使用KGB这个武器打击一切反对力量。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前定，只要它选择了社会主义，或被社会主义选择，就选择了通向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命运。所有的国家都不曾例外。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