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对派
（On the Theme of an Opposition）
原作：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英译：伯尔尼（A. G. Brain）
中译：摘亚津、曾建元
英译前言
《论反对派》（谈反对党的问题）一文首次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的《文学清单》（Literární listy），《文学清单》是继《文学报》（Literární noviny）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周刊。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倾力投入辩论捷克斯洛伐克未来政局的走向，而审查制度于此时期的放宽也促成了大众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登了一篇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专访，他在此用了一个「埃里卡．布莱尔」（Erica Blair）的巧妙化名。哈维尔对此表示：「如我没理解错误，这篇文章受到大众瞩目是因为这是头一次有声音公开要求一个『新的民主反对党』出现。我曾对这件事情有所保留，我对群众性政党的基本原则相当存疑。我认为一旦它涉入政府，就难免让政党走向官僚化、腐败、远离民主。我并不反对将各种利益团体中志同道合的人士团结起来、寻求凝聚力的作法。我只是反对任何遮蔽个人责任，或是为了酬庸某人对特定权力导向政党的贡献，而给予特权的现象。
「现在，那篇文章使我不安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想法应该由一个决心建立的人来提出，而我却不是这个人。在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我仍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作家──『时代的见证人』。换句话说，我丝毫没有成为政治家的野心，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不想成为一个担当起建构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
本文首度以英文面世，系出自伯尔尼（A. G. Brain）的翻译，收录于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选编之哈维尔《公开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文选》（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一九九一年纽约艾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公司出版。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对党出现的可能型态的说法，最近有多项官方声明一一浮上台面，这不让人感到意外，听来就像正要拿到饼而放到嘴里一样。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共产党内较激进也较有民主思想的党员势力大幅战胜保守派，但这却不代表他们能够认真地接受开放反对党成立的建议。事实上，过去一旦共产党员爬上了权力的位置，他们便从未尝试跳脱一党专政的框架。既然共产党现在准备要让这个过去曾是禁忌的话题开放辩论，那么让所有对这个议题有看法的人一同加入讨论，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首先：目前提出的建议有那些问题？
常常有人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有了言论自由（理论上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舆论自然会形成具制约功能的反对势力。这个概念是基于相信政府能从公众评论中获得有用的结论。但麻烦在于，民主不是信仰，民主是保证。虽然公共辩论是民主的首要条件，然而民主的精髓——这些保证的根本—
—则是：公众、合法的权力竞争。同时，舆论（例如，呈现在媒体上的）只有当它有力量去影响政府，而且只有当舆论最终能够通过选举导向一个公共选择的程序，则其才能够有效约制政府，亦得进一步提升它的质量。权力终究只听从权力，若政府有需要改进的空间，我们就必须有能力去威胁它的存废，而不仅是影响它的声望。……
另一个执政党内部民主化时的错误假设在于，他们认为去容忍党内的反对派就是民主的充分保证。说这是一种错误观念不只因为真正的民主应公平地普及于每个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所有革命都有共同的痛苦历程，除非取得绝对权力的政党，能够及时从自己的手上恢复外部势力来制衡该党的权力，不假时日，内部这种自我设限的处境，就会是党衰败的肇因。党的振兴若不是通过用以改善整个团体质量的外部制约、足可改善其领导质量的内部制约，以及或者，代之以持续不断的自我革新，这个团体将会愈来愈僵化和远离现实。
这种过程导致的结果并不陌生：当情势变得难以维持以后，第一次的崩解会造成爆炸性的冲击，带来的是宫廷革命、暴动、阴谋、荒诞的审判、反革命以及自杀潮。即使极力消除，但权力斗争仍将以相当阴黯的方式影响许多事情，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被隐藏的。如今，法律保障的欠缺，则将打击着这个未能制定相关法律的团体，最终使其自取灭亡。
换句话说，若共产党不加紧脚步去培植外在势力来制约自己的权力，我们也就无法保证共产党不会再次走向衰败的命运。若没有普及于社会大众的民主，党内民主也将无法持久。并非由后者保证前者的发生，而是前者保证后者。
另一个说法是，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和其他组织中工作的独立个人，也有反对派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在反对势力有机会成气候之前，一种暗中安排反对势力极好的方式。在这样的概念下，一个拥有自己的出版、宣传及整体社会计划，且组织完善、纪律分明、有完整意识形态的政党，也将被迫去面对一群没有政治后盾、无策略共识、没有候选人，也没有一套全面、有系统且构想涵盖广泛的政治规划的个人。然这些个人没有较之地方小区更多的责任和权力，因为选民在投票时不会单独考虑各个候选人，而是在政党与政见计划中做抉择，因此这些个人在选举活动中将处于极端的弱势。这些在团体中的个人，因缺少像共产党那般的政治组织，一点机会也没有。也因没有一个受认可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去抗衡，执政党也就无法严肃地谈论权力斗争的议题，或是宣称其垄断的权力可以经得起任何严格的质量控制测试。
另一个被提到的可能的控制或直接反对派的来源，是已经存在的社会组织和利益团体。然即使这些团体最后获得某些政治影响力，他们却也提不出真正或基本的解决方案。这些社团的组成份子并没有政治理念的基础，也不打算共享政治权力，因此他们不太适合扮演制约政府的角色。此外，他们并不满足于成为制约政府力量的一个基本条件，即具制约力的机构须独立于受其制约的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不仅未置身在执政党（或其他政党）之外，他们的领导行政职位几乎都被党员所盘据，这些党员乃皆听命于更高一级的党的组织权威。例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党纪所支撑的连记投票，即便这种操控性的投票方式已有些改变，但这些组织实在无法真正代表任何反对派。……
在官方的圈子内经常被提到的关于建立反对派的一种具逻辑性也最实际的解决方法，是在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的联盟中重振既有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些组织内出现有能力得以领导反对派的力量并非不可能。但我却对这种方法不抱太大期望。过去二十年来，这些政党除了对执政党的所有行动唯命是从之外，毫无其他建树，直到如今，即便他们具有此一提议中的各个优势（已有政党结构，也有自己的报纸等等），一路妥协的结果，却使他们无法克服其最大的弱点：无法赢回已失的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况且，这个途径很容易就被批评成「昔日落伍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死灰复燃」，这在官方圈子内是不时被拿来反驳反对派理念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批评的确有理，这种方式就如同将一九四八年二月前的政治联盟之现已形同枯槁腐朽的尸身再度唤醒一般，简直是毫无胜算的安排。
上述所有概念的缺点都有同样的症结：没有一个能真正让人民做选择。事实很明显，只有人民有机会在一段时间能自由选择执政者，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这也假设社会存在着两个互相抗衡的选择，两个自主且彼此独立的政治势力，均享有相同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力量，而人民也同样能平等地决定谁来领导。
只要有人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存在是合宜的，那么，存在第二个政党而能与其在权力斗争中作为一个有尊严和自主性的对手、从而保证该政党权力不受无谓限制的这一要求，便也是合宜的。因此，我看见了通往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这一条势不可挡和有效的道路（除非有人说服我有其他更好的方向），民主社会主义会是两党制的复兴模式，也呼应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架构。因为这样的两个政党明显不再以社会阶级为其基础，因此阶级利益所支配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冲突观便也不会再受到高举，这两个政党乃可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新联盟型态。在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每个政党在实际进行相互控制的同时，都拥有完全的政治自主性，但他们同时也受到基于他们一致的目标——人道、社会正义和民族开化的自我实现等基本纲领而成立的协议的约束。这可望成为锚定和发展某种能被两方政党（甚至其他社会组织）接受的基本「国家计划」（举例而言，可以由此制定出外交政策的原则等等）的根基，而拘束着他们的各种活动。实现（或不实现）这个计划的程度和方法，以及最终需要进行的修正，将交由人民透过大选来予以评量，而这则将反映出人民对这两个政党无论是结盟或独立行事所抱持信心的程度。
我并不打算为尚不存在的政党创造出某种「正面」的计划，并将这种想法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虽然作为一个作家，从而对一个在虚构和奇幻领域着墨的作家而言，我感到相当有意思。但你不能没有军队就创造战略：政治计划不是在作家的书桌上诞生的，政治计划来自那些每日执行政治活动的人，来自他们对运动所表达利益的长期反思，以及他们长期与社会现实的对抗，也来自舆论、专家的分析等等。我也因此想自我设制在仅仅提出评论。
捷克斯洛伐克强而独特的民主和人道传统近日经常被提起。但没被人提及的是，许多人奉行民主和人道价值，却可能因舆论的原因，或共产党目前在民主和人道上的表现依旧不足，而未（在共产党内）投入政治生活。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和人道传统为新的政党揭示了可能的智慧与精神上的架构：即可从如此的民主和人道传统中，勾勒出一个民主政党的轮廓。当然这并不表示这个政党会妄自将自己称做是唯一合法的民主代表，就如同共产党不该将自己妄称是唯一正统的社会主义力量。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范畴适用于社会所有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所有人的事。
如果此联盟中的两个主要伙伴是共产党与民主的政党，这仅意味着他们的名称是这种「联盟」的任务：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两根支柱的象征性保证。这一民主政党的正向的出发点，用更富于情绪性的术语来说，就是我国道德重整的观念。
在独裁专政的这几年里，超个人的范畴以及大众的社会理想被强化以便压抑人民从事个人生活的权利。正如我们今日常听到的，这样的做法已将我们的国家带往道德危机的边缘，当无人性的政党官僚对社会展开集中控制，在它四面包夹、不着边际的陈腔滥调之中，社会逐渐颓萎腐败，这样的说法就显得特别准确。工作场域中发生道德败坏的情事也不过是经济领域衰退后的自然产物。共产党在其内部正与这种败坏过程中的所有重担和结果进行费力而耗时的斗争。
然而，新的政党就毫不受这些障碍限制，且能够快速而彻底地再次将人的个体性列为关怀的重心，将真实的个人视为社会和体制的尺度。不再选择以关于人的抽象观念做为一个新的教条的起点，而是选择简单而实际的方式：重视具体的人类生活，而非以意识形态的滤网远隔他们立即和无条件的需求；透过争取特定的人权、需求和利益；透过重建近来被认为是「形上学」的价值，像是良知、爱你的邻居、慈悲、信任、了解等等；也透过重新定义人性尊严；透过对领导人人格和道德连续性的关怀等。
似乎对我而言，幸亏有这样的需求，新的可能性应运而生，不仅针对来自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包括因为其坚定激进的人道主义而被不公平地抛掷在社会参与边缘的世界观，以及更重要的，最年轻的世代。就我所知，关于他们的自觉过程（例如，学生运动中出自于不同观念的演说，顺便一提，这些学生运动也是我认为几种能为自己创造真正政治独立的新的社会力量），基于不同的理由，我怀疑这些年轻的孩子离这样的精神气候并不远。显然这不属于为了政治而「掳获」这些年轻人的状况（共产党不能掳获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打算这么做），而是尽可能地让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有机会能够成为主体而非客体；且不将他人的意志和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并接受他们的意志和想法。
以上就是有关第二个政党的论点。
在结尾处，我想触及一个我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恐怕在占全国多数人口的非共产主义者间永远也不可能建立一股更广泛、更活跃的政治力量，除非非共产主义者能遵循某种程度的政治和道德认知，接受不证自明的真理，并采取明确实际的手段，将从未有人试图要导正的错误给校正过来。没有这样的认知，非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冒险事业中就不会就其目的和可能的胜利感到信心。
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要人们在任何主要的道路上为政治献身，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保证，即非共产主义的真理将永远战胜共产主义的错误，则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许多非共产主义者可以眼见共产主义的错误，而同一时间共产主义者本身却对自己的过错浑然不觉，只得于今透过回顾，难堪地一一揭开疮疤。若这点没有做成，就表示共产主义者是一种拥有特别血统的超人——原则上他们都是对的，纵使他们也有错，而非共产主义者原则上都是错的，纵使他们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非共产主义者做出任何表态，也实在过于莽撞。若共产主义者有一个被担保的权利可以偶尔犯错，那么非共产主义者就必须要拥有一个可以对的被担保权利；否则一切都是枉然。
实际上这究竟代表甚么意思？非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者弄清许多事之前就明了某些事情，因而为此受苦了多年，非共产主义者至少需先完全复原（他们始终忍受着该隐（Cain）的名字被烙印在额头上的阴影）。更要紧的是，那些因质疑社会主义会为自身发展的利益而牺牲民主与自由而受到惩罚的人，正因发现国家领导人正趋向同样的结论，而对此一事实感到无比的痛苦，但也因而知悉自己的观点正确。目前则尚未显示这一类的意志有意公开，以及对此一现象做出任何实际的结论。
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间，上千位前途无量的学生仅因为不认同共产党的政策（或是在甄选委员会那些狂热成员的眼中被认为具有异议能力），或仅因为他们未入党，因而被迫放弃大学学业。……若那些曾经实施清算整肃的人们（也可能是那些现在在公开集会和学生游行中怀着共产主义青年团那般的狂热谴责着「黑暗时代」，并谈论自由、民主、正义的同一群人）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较不那么引人侧目，却使他们关于自身进步与否的证据更受实质的肯定，意即愿意挺身为他们从前的「意识形态对手」争取权利，而这些对手因为历史的嘲讽，至今仍然迫于无奈地要为二十几年前他们所信仰的价值付出代价，这样难道不是很理想吗？
有些事情无法弥补，但更多事情却得以挽救。人们心中一件极度不公不义的事，造成的影响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从农夫到工匠，从大学教授、作家到村庄里的神职人员。（在这一方面，一九五○年代的八万多名政治犯，代表了最重要的一整个社会部门的政治潜力没有被开发到：这些政治犯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对其道德强度和凝聚力的试炼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若不将这些政治犯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还有另一个相关事件似乎受到我们的忽略：是关于受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余波冲击而离开这个国家的那些人。这群人中的主要部份，仍旧被视为我国及人民的敌人，他们当中大多数的罪责，在于坚信民主不应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牺牲。他们大多数人选择单独逃离出境，是因为留下就将面临入狱及遭受起诉的威胁，或因为在他们所被分派的领域中，他们并没有工作的机会。由于当时移民境外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在〈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庇荫之下，这些非法离境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还值得争论。除非国家对这些移民者展现宽容的胸襟，否则这里的情况就无法完全正常化；毕竟，一个民主国家眼见移民问题在自己的国际帐上被记下一笔负债，谁都不会感到光荣。
简言之，我认为现在要单独就一九四八年二月冲突事件来检视这个国家，既站不住脚，也不具历史观点。──如果要这么做，毋庸置疑，将会一开始就造成两个阵营的冲撞。我不谈论它，是因为我正倾全力以求维持现状（即使我们目前正积极要回复当年受到认可的许多事物），相对而言，也因为回复原状现在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中。
对于在道德及政治中一致承认非共产主义者地位的问题，不太可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且在如此浅碟的承认中得到的权利也没有人能够握紧手中。非共产主义者必须靠自己逐步赢取这些权利。而且，即便不被承认，也还有其他的非共产主义力量可能崛起。然我觉得，不被承认，反对派会三心二意，还会受到保守派的阻挠及不信任。只要这样的反对派无法完全成立，也就无法完全有效地运作。如此一来，过去二十年来鼓吹组织反对派的境外人士和二等公民，要想进入公共政治生活的场域，恐将有所困难。
一九六八年四月
2014. 2. 26摘亚津中译初稿
民国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五时半曾建元定稿于新竹香山
（On the Theme of an Opposition）
原作：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英译：伯尔尼（A. G. Brain）
中译：摘亚津、曾建元
英译前言
《论反对派》（谈反对党的问题）一文首次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的《文学清单》（Literární listy），《文学清单》是继《文学报》（Literární noviny）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周刊。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倾力投入辩论捷克斯洛伐克未来政局的走向，而审查制度于此时期的放宽也促成了大众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登了一篇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专访，他在此用了一个「埃里卡．布莱尔」（Erica Blair）的巧妙化名。哈维尔对此表示：「如我没理解错误，这篇文章受到大众瞩目是因为这是头一次有声音公开要求一个『新的民主反对党』出现。我曾对这件事情有所保留，我对群众性政党的基本原则相当存疑。我认为一旦它涉入政府，就难免让政党走向官僚化、腐败、远离民主。我并不反对将各种利益团体中志同道合的人士团结起来、寻求凝聚力的作法。我只是反对任何遮蔽个人责任，或是为了酬庸某人对特定权力导向政党的贡献，而给予特权的现象。
「现在，那篇文章使我不安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想法应该由一个决心建立的人来提出，而我却不是这个人。在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我仍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作家──『时代的见证人』。换句话说，我丝毫没有成为政治家的野心，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不想成为一个担当起建构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
本文首度以英文面世，系出自伯尔尼（A. G. Brain）的翻译，收录于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选编之哈维尔《公开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文选》（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一九九一年纽约艾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公司出版。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对党出现的可能型态的说法，最近有多项官方声明一一浮上台面，这不让人感到意外，听来就像正要拿到饼而放到嘴里一样。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共产党内较激进也较有民主思想的党员势力大幅战胜保守派，但这却不代表他们能够认真地接受开放反对党成立的建议。事实上，过去一旦共产党员爬上了权力的位置，他们便从未尝试跳脱一党专政的框架。既然共产党现在准备要让这个过去曾是禁忌的话题开放辩论，那么让所有对这个议题有看法的人一同加入讨论，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首先：目前提出的建议有那些问题？
常常有人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有了言论自由（理论上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舆论自然会形成具制约功能的反对势力。这个概念是基于相信政府能从公众评论中获得有用的结论。但麻烦在于，民主不是信仰，民主是保证。虽然公共辩论是民主的首要条件，然而民主的精髓——这些保证的根本—
—则是：公众、合法的权力竞争。同时，舆论（例如，呈现在媒体上的）只有当它有力量去影响政府，而且只有当舆论最终能够通过选举导向一个公共选择的程序，则其才能够有效约制政府，亦得进一步提升它的质量。权力终究只听从权力，若政府有需要改进的空间，我们就必须有能力去威胁它的存废，而不仅是影响它的声望。……
另一个执政党内部民主化时的错误假设在于，他们认为去容忍党内的反对派就是民主的充分保证。说这是一种错误观念不只因为真正的民主应公平地普及于每个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所有革命都有共同的痛苦历程，除非取得绝对权力的政党，能够及时从自己的手上恢复外部势力来制衡该党的权力，不假时日，内部这种自我设限的处境，就会是党衰败的肇因。党的振兴若不是通过用以改善整个团体质量的外部制约、足可改善其领导质量的内部制约，以及或者，代之以持续不断的自我革新，这个团体将会愈来愈僵化和远离现实。
这种过程导致的结果并不陌生：当情势变得难以维持以后，第一次的崩解会造成爆炸性的冲击，带来的是宫廷革命、暴动、阴谋、荒诞的审判、反革命以及自杀潮。即使极力消除，但权力斗争仍将以相当阴黯的方式影响许多事情，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被隐藏的。如今，法律保障的欠缺，则将打击着这个未能制定相关法律的团体，最终使其自取灭亡。
换句话说，若共产党不加紧脚步去培植外在势力来制约自己的权力，我们也就无法保证共产党不会再次走向衰败的命运。若没有普及于社会大众的民主，党内民主也将无法持久。并非由后者保证前者的发生，而是前者保证后者。
另一个说法是，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和其他组织中工作的独立个人，也有反对派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在反对势力有机会成气候之前，一种暗中安排反对势力极好的方式。在这样的概念下，一个拥有自己的出版、宣传及整体社会计划，且组织完善、纪律分明、有完整意识形态的政党，也将被迫去面对一群没有政治后盾、无策略共识、没有候选人，也没有一套全面、有系统且构想涵盖广泛的政治规划的个人。然这些个人没有较之地方小区更多的责任和权力，因为选民在投票时不会单独考虑各个候选人，而是在政党与政见计划中做抉择，因此这些个人在选举活动中将处于极端的弱势。这些在团体中的个人，因缺少像共产党那般的政治组织，一点机会也没有。也因没有一个受认可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去抗衡，执政党也就无法严肃地谈论权力斗争的议题，或是宣称其垄断的权力可以经得起任何严格的质量控制测试。
另一个被提到的可能的控制或直接反对派的来源，是已经存在的社会组织和利益团体。然即使这些团体最后获得某些政治影响力，他们却也提不出真正或基本的解决方案。这些社团的组成份子并没有政治理念的基础，也不打算共享政治权力，因此他们不太适合扮演制约政府的角色。此外，他们并不满足于成为制约政府力量的一个基本条件，即具制约力的机构须独立于受其制约的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不仅未置身在执政党（或其他政党）之外，他们的领导行政职位几乎都被党员所盘据，这些党员乃皆听命于更高一级的党的组织权威。例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党纪所支撑的连记投票，即便这种操控性的投票方式已有些改变，但这些组织实在无法真正代表任何反对派。……
在官方的圈子内经常被提到的关于建立反对派的一种具逻辑性也最实际的解决方法，是在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的联盟中重振既有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些组织内出现有能力得以领导反对派的力量并非不可能。但我却对这种方法不抱太大期望。过去二十年来，这些政党除了对执政党的所有行动唯命是从之外，毫无其他建树，直到如今，即便他们具有此一提议中的各个优势（已有政党结构，也有自己的报纸等等），一路妥协的结果，却使他们无法克服其最大的弱点：无法赢回已失的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况且，这个途径很容易就被批评成「昔日落伍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死灰复燃」，这在官方圈子内是不时被拿来反驳反对派理念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批评的确有理，这种方式就如同将一九四八年二月前的政治联盟之现已形同枯槁腐朽的尸身再度唤醒一般，简直是毫无胜算的安排。
上述所有概念的缺点都有同样的症结：没有一个能真正让人民做选择。事实很明显，只有人民有机会在一段时间能自由选择执政者，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这也假设社会存在着两个互相抗衡的选择，两个自主且彼此独立的政治势力，均享有相同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力量，而人民也同样能平等地决定谁来领导。
只要有人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存在是合宜的，那么，存在第二个政党而能与其在权力斗争中作为一个有尊严和自主性的对手、从而保证该政党权力不受无谓限制的这一要求，便也是合宜的。因此，我看见了通往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这一条势不可挡和有效的道路（除非有人说服我有其他更好的方向），民主社会主义会是两党制的复兴模式，也呼应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架构。因为这样的两个政党明显不再以社会阶级为其基础，因此阶级利益所支配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冲突观便也不会再受到高举，这两个政党乃可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新联盟型态。在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每个政党在实际进行相互控制的同时，都拥有完全的政治自主性，但他们同时也受到基于他们一致的目标——人道、社会正义和民族开化的自我实现等基本纲领而成立的协议的约束。这可望成为锚定和发展某种能被两方政党（甚至其他社会组织）接受的基本「国家计划」（举例而言，可以由此制定出外交政策的原则等等）的根基，而拘束着他们的各种活动。实现（或不实现）这个计划的程度和方法，以及最终需要进行的修正，将交由人民透过大选来予以评量，而这则将反映出人民对这两个政党无论是结盟或独立行事所抱持信心的程度。
我并不打算为尚不存在的政党创造出某种「正面」的计划，并将这种想法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虽然作为一个作家，从而对一个在虚构和奇幻领域着墨的作家而言，我感到相当有意思。但你不能没有军队就创造战略：政治计划不是在作家的书桌上诞生的，政治计划来自那些每日执行政治活动的人，来自他们对运动所表达利益的长期反思，以及他们长期与社会现实的对抗，也来自舆论、专家的分析等等。我也因此想自我设制在仅仅提出评论。
捷克斯洛伐克强而独特的民主和人道传统近日经常被提起。但没被人提及的是，许多人奉行民主和人道价值，却可能因舆论的原因，或共产党目前在民主和人道上的表现依旧不足，而未（在共产党内）投入政治生活。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和人道传统为新的政党揭示了可能的智慧与精神上的架构：即可从如此的民主和人道传统中，勾勒出一个民主政党的轮廓。当然这并不表示这个政党会妄自将自己称做是唯一合法的民主代表，就如同共产党不该将自己妄称是唯一正统的社会主义力量。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范畴适用于社会所有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所有人的事。
如果此联盟中的两个主要伙伴是共产党与民主的政党，这仅意味着他们的名称是这种「联盟」的任务：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两根支柱的象征性保证。这一民主政党的正向的出发点，用更富于情绪性的术语来说，就是我国道德重整的观念。
在独裁专政的这几年里，超个人的范畴以及大众的社会理想被强化以便压抑人民从事个人生活的权利。正如我们今日常听到的，这样的做法已将我们的国家带往道德危机的边缘，当无人性的政党官僚对社会展开集中控制，在它四面包夹、不着边际的陈腔滥调之中，社会逐渐颓萎腐败，这样的说法就显得特别准确。工作场域中发生道德败坏的情事也不过是经济领域衰退后的自然产物。共产党在其内部正与这种败坏过程中的所有重担和结果进行费力而耗时的斗争。
然而，新的政党就毫不受这些障碍限制，且能够快速而彻底地再次将人的个体性列为关怀的重心，将真实的个人视为社会和体制的尺度。不再选择以关于人的抽象观念做为一个新的教条的起点，而是选择简单而实际的方式：重视具体的人类生活，而非以意识形态的滤网远隔他们立即和无条件的需求；透过争取特定的人权、需求和利益；透过重建近来被认为是「形上学」的价值，像是良知、爱你的邻居、慈悲、信任、了解等等；也透过重新定义人性尊严；透过对领导人人格和道德连续性的关怀等。
似乎对我而言，幸亏有这样的需求，新的可能性应运而生，不仅针对来自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包括因为其坚定激进的人道主义而被不公平地抛掷在社会参与边缘的世界观，以及更重要的，最年轻的世代。就我所知，关于他们的自觉过程（例如，学生运动中出自于不同观念的演说，顺便一提，这些学生运动也是我认为几种能为自己创造真正政治独立的新的社会力量），基于不同的理由，我怀疑这些年轻的孩子离这样的精神气候并不远。显然这不属于为了政治而「掳获」这些年轻人的状况（共产党不能掳获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打算这么做），而是尽可能地让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有机会能够成为主体而非客体；且不将他人的意志和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并接受他们的意志和想法。
以上就是有关第二个政党的论点。
在结尾处，我想触及一个我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恐怕在占全国多数人口的非共产主义者间永远也不可能建立一股更广泛、更活跃的政治力量，除非非共产主义者能遵循某种程度的政治和道德认知，接受不证自明的真理，并采取明确实际的手段，将从未有人试图要导正的错误给校正过来。没有这样的认知，非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冒险事业中就不会就其目的和可能的胜利感到信心。
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要人们在任何主要的道路上为政治献身，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保证，即非共产主义的真理将永远战胜共产主义的错误，则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许多非共产主义者可以眼见共产主义的错误，而同一时间共产主义者本身却对自己的过错浑然不觉，只得于今透过回顾，难堪地一一揭开疮疤。若这点没有做成，就表示共产主义者是一种拥有特别血统的超人——原则上他们都是对的，纵使他们也有错，而非共产主义者原则上都是错的，纵使他们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非共产主义者做出任何表态，也实在过于莽撞。若共产主义者有一个被担保的权利可以偶尔犯错，那么非共产主义者就必须要拥有一个可以对的被担保权利；否则一切都是枉然。
实际上这究竟代表甚么意思？非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者弄清许多事之前就明了某些事情，因而为此受苦了多年，非共产主义者至少需先完全复原（他们始终忍受着该隐（Cain）的名字被烙印在额头上的阴影）。更要紧的是，那些因质疑社会主义会为自身发展的利益而牺牲民主与自由而受到惩罚的人，正因发现国家领导人正趋向同样的结论，而对此一事实感到无比的痛苦，但也因而知悉自己的观点正确。目前则尚未显示这一类的意志有意公开，以及对此一现象做出任何实际的结论。
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间，上千位前途无量的学生仅因为不认同共产党的政策（或是在甄选委员会那些狂热成员的眼中被认为具有异议能力），或仅因为他们未入党，因而被迫放弃大学学业。……若那些曾经实施清算整肃的人们（也可能是那些现在在公开集会和学生游行中怀着共产主义青年团那般的狂热谴责着「黑暗时代」，并谈论自由、民主、正义的同一群人）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较不那么引人侧目，却使他们关于自身进步与否的证据更受实质的肯定，意即愿意挺身为他们从前的「意识形态对手」争取权利，而这些对手因为历史的嘲讽，至今仍然迫于无奈地要为二十几年前他们所信仰的价值付出代价，这样难道不是很理想吗？
有些事情无法弥补，但更多事情却得以挽救。人们心中一件极度不公不义的事，造成的影响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从农夫到工匠，从大学教授、作家到村庄里的神职人员。（在这一方面，一九五○年代的八万多名政治犯，代表了最重要的一整个社会部门的政治潜力没有被开发到：这些政治犯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对其道德强度和凝聚力的试炼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若不将这些政治犯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还有另一个相关事件似乎受到我们的忽略：是关于受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余波冲击而离开这个国家的那些人。这群人中的主要部份，仍旧被视为我国及人民的敌人，他们当中大多数的罪责，在于坚信民主不应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牺牲。他们大多数人选择单独逃离出境，是因为留下就将面临入狱及遭受起诉的威胁，或因为在他们所被分派的领域中，他们并没有工作的机会。由于当时移民境外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在〈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庇荫之下，这些非法离境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还值得争论。除非国家对这些移民者展现宽容的胸襟，否则这里的情况就无法完全正常化；毕竟，一个民主国家眼见移民问题在自己的国际帐上被记下一笔负债，谁都不会感到光荣。
简言之，我认为现在要单独就一九四八年二月冲突事件来检视这个国家，既站不住脚，也不具历史观点。──如果要这么做，毋庸置疑，将会一开始就造成两个阵营的冲撞。我不谈论它，是因为我正倾全力以求维持现状（即使我们目前正积极要回复当年受到认可的许多事物），相对而言，也因为回复原状现在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中。
对于在道德及政治中一致承认非共产主义者地位的问题，不太可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且在如此浅碟的承认中得到的权利也没有人能够握紧手中。非共产主义者必须靠自己逐步赢取这些权利。而且，即便不被承认，也还有其他的非共产主义力量可能崛起。然我觉得，不被承认，反对派会三心二意，还会受到保守派的阻挠及不信任。只要这样的反对派无法完全成立，也就无法完全有效地运作。如此一来，过去二十年来鼓吹组织反对派的境外人士和二等公民，要想进入公共政治生活的场域，恐将有所困难。
一九六八年四月
2014. 2. 26摘亚津中译初稿
民国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五时半曾建元定稿于新竹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