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到98岁的于光远，马克思有请，去了。
1992年，我离开中国之前，到史家胡同拜访了他。
这次见面，主要的话题是谈电脑。我也可算是新潮老头了，60岁的时候学会了使用电脑，而三四十岁的人大多不会。那时还没有Windows，也没有Internet，电脑只是用DOS来写文章。我极言电脑之妙用。光远历来对新事物感兴趣，听得很入神，不时赞叹。他问：“电脑写文章究竟有多快？一小时几千字？”我说：“你这就外行了。用电脑比手写当然要快，但究竟有多快，不是决定于电脑，而是在于人脑。脑筋转动得快，输入得快，电脑的出品就快。有时思维卡壳了，两只人手在等待人脑的指令，电脑也只好停工待料了。”他忽然兴奋起来：“哈，找到反驳的根据了！”我以为他要反驳我的什么论点，不是。他说：“钱学森认为电脑可以代替人脑、胜过人脑。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头。因为我不会电脑，被他唬住了。照你的说法，人脑思维的结果输入电脑，电脑才能工作。这道理，就像机器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不能代替体力劳动一样。电脑也不能代替人脑的脑力劳动。”光远有一枚闲章，曰：“无时不思，无日不写”。他的脑海里，常常有许多问题在翻滚。一旦触及某些信息，立即产生敏感的联想。我说：“不光是这样，连电脑工作的程序都是人脑设计出来的，总不能让电脑为人脑设计程序吧？”这一层意思，他还不太明白。
光远比我更老，而且更新潮。他以耄耋之年学会了电脑，还开设了“于光远网站”。他在《我要现代化》一文中说：使用了现代化的手段，思想上的现代化也随之前进了一步。
临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笑着说：“我们来比一比手劲！”不久前，他因患乳腺癌（没错，男人患乳腺癌是罕见的）动过手术，表示满不在乎，藐视癌症。光远给自己戴过两顶帽子，除了“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文革中蹲“牛棚”，他经常哈哈大笑。一位难友提醒他：“你不要笑，他们会说你态度不好。”光远表示虚心接受。不一会儿，他又笑了。所以光远自己都觉得“不可救药”。88岁时又发现直肠癌，切除手术完了，他笑了一笑，说“做了一小时断肠人”。正是凭借“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使他战胜了药石无效的癌症、中风等等，得以享有高寿。我不想让他发力，说：“这一次不比了，你好好休养，下一次再比。”我出国后就回不了国，与光远再也没有下一次握手，谁料得，从此成永别！
我在他那里见到胡耀邦《戏赠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的手迹，幽默诙谐。词曰：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
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牵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
浊酒一杯信天游。
我说，让我抄一份。他说，不用抄，我这里有打印的，你拿一份去。这一页词稿，保存着我对于光远还有“戏赠”他的胡耀邦这两位可敬人物的无尽思念。
于光远是一个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的学者，不仅学术研究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且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改变现实，直接干预社会生活，俗称多管闲事。他是以官方学者的身份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入于内而出于外。健康允许的时候，他每年至少以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南闯北。到了行动不便的时候，还誓言：坐轮椅，走天下。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就是根据他的倡议建立的。海南省的海岛开发和旅游事业也借鉴了他的意见。
他的自我鉴定，特点是“二表”：第一，好表现；第二，爱表扬。他到处发表意见，就是为了“表现自己”，用学术的语言，叫做“实现自我的价值”。他的意见得到社会的承认，受表扬，又更加“好表现”。朋友们调侃：“人家是‘一表人才’，你于光远是‘二表人才’！”其实，常人都有这“二表”，并非于光远所特有，只不过自己不说。于光远的真正的特点是坦率。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大学领导体制的质疑。1979年，全国许多大学发生党委书记和校长的矛盾，只有清华除外，因为清华的党委书记刘达兼校长，这才没有矛盾了。这种矛盾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特别突出。在北大人称“二周不和”，“二周”即党委书记周林和校长周培源。于光远多次来北大考察，这不是属于他的职务范围内的活动。他认为，这种矛盾根源于大学的领导体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本身就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党委有权领导，但不须负责；校长必须负责，但无权领导。
在体制不可改变的条件下，于光远硬要插一手。他找当时负责科技和教育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我来帮助缓解北大的矛盾。”他提了两条建议：一、让周培源进党委，担任副书记；二、让郭罗基出北大，到马列所做研究工作。方毅接受了他的建议。
第一条建议实现了。于光远认为，校长担任党委副书记，可以消除矛盾。但实际上局面丝毫没有改善。党委机关只听党委书记的，不听周培源这位副书记的，他们说周培源是“党内的民主人士”。
第二条建议没有实现。我在北大，被认为和周培源一起，是矛盾的一方。我在公开场合曾扬言：北大办得最好的时候是蔡元培当校长。蔡元培只身赴任，没有一个政工干部，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当然也没有党委。这一番言论，被党委指责为“反对党的领导”。我又被说成“给周培源出主意的人”，故必欲除之而后快。于光远对方毅说：“郭罗基是研究型人才，陷在政治斗争里面可惜了。让他到我们马列所来，与北大脱离关系。”他当时正要去西欧访问，准备到瑞士找个大学，让我去讲学一年，题目都想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光远还说：“郭罗基人都不在中国，北大再有什么矛盾扯不上他了。”他从西欧回来，秘书胡冀燕告诉他：“郭罗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很轰动。”他说：“不好，要坏事了。”果然，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要人事局向北大发调令，院长胡乔木反对。邓小平说，要把北大矛盾的双方都调开。周培源是著名科学家，不好动，那就把给他出主意的人调开。这就是指我了。彭真说，干脆把郭罗基调出北京。因为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触犯了他所主持制定的《刑法》。我在文章中说：“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要动手抓人。”而《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确立了“反革命煽动罪”，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要动手抓人，还要判刑。于是将我和我的全家调往南京。
光远没有忘记我，两次请我去北京。他让人带信给我：“你不要去请假。你请假，他不准，反而不好办。你就走人，到时候说，我回来了。”第一次，1986年，参加“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第二次，1988年，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名曰“文化座谈会”，实际上是为翌年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作准备。这个座谈会规模不小，到会一百多人，除了我以外，还有朱厚泽、王若水、吴祖光、苏绍智、张显扬、阮铭、孙长江等。光远请我来，又关照我不要讲话：“人到场，坐在那里就是示威。你讲话很难得体，调子高了，上面会打棍子，调子低了，又有人会说你妥协了。一言不发，叫人莫测高深。”我不讲话还有人来查问，当时的书记处一位书记说：“郭罗基怎么又出来活动了？”于浩成回答：“郭罗基是活人，是活人就要活动，有什么奇怪的！”于光远说：“是我请他来的！”这二于，一庄一谐，把这位书记处书记的查问顶了回去。
于光远走了，但他的理性的思考，还在别人的头脑中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