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中旬开始，中国南方突如其来的一场雪灾伴随着春运民工返乡潮，将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社会之败絮暴露无遗。尽管大雪已经停下来，尽管春运也已经基本结束，但对这场雪灾的反思才刚刚开始。近一周多来，海内外媒体围绕着雪灾话题继续报道和分析，学者、专业人士和评论家们继续深入反思。中国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或客观、或先入为主，或就事论事，侃侃而谈。
刘晓波博士从社会制度入手分析发表文章《垄断“救灾” 正是独裁之灾》；文漳先生从计划管理和信息控制入手，并举例中国三年大饥荒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表文章《雪灾、风险社会和计划管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规制研究所所长傅蔚冈从中国户籍制度入手，发表文章《隐藏在雪灾背后的户籍制度》；评论人士方励红从农民工家乡“留守孩”活生生的具体事例入手，发表文章《冒雪返乡凸显中国四千万“留守孩”问题》……
南方大雪灾，表露在外的是返乡民工的苦难，中国危机管理体制的脆弱，能源诸如煤炭、电力、石油的短缺，雪灾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以及对南方生态的破坏，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自然灾害，不可避免。难以抗衡。这不得不使我想起非洲大草原角马、斑马大迁徒，路途遥远，千辛万苦，狮子、鳄鱼等食肉动物也每年等待这一迁徒时期的美餐机会；中国的民工，某种程度上就像非洲迁徒的角马、斑马等，也是在每年的某个季节（春节）进行大迁徒（返乡），返乡的民工也同样千里迢迢，千辛万苦，从购买车票开始，各种陷阱迎面而来，买票难，乘车难，任人宰割；无情的雪灾让许多民工倒毙在回家的路上，就如同角马落入狮子、鳄鱼的口中。但民工不是野生动物啊，他们是人，是社会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返乡过年，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返乡过年。非洲的迁徒动物是为了食物和水，而返乡的民工不是为了食物和水，而是要与留守在家乡的妻儿老小一家人的团员！但现实是多么残酷，民工的返乡过年与非洲角马的迁徒竟然没有什么区别？！难道我们不能反思中国的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等）？
●学者、专业人士和评论人士雪灾后的反思
▲旅居在海外的评论人士文彰发表文章《雪灾、风险社会和计划管理》。
雪灾是自然灾害，这人人皆知；天灾人祸自古相连，也是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但在一个日渐现代化的中国，在“大国崛起”的震天响的口号声中，这样一场大雪给人们生活和生产带来的损失和困难，让官方尴尬，让民间愤懑和困惑，也让人们不得不好好进行一番反思。
现代文明是风险文明，有其内在的高度风险和脆弱性。西方学术思想界“风险社会”概念的出现，就是对这种意识的一种理论概括和探讨，最近这二、三十年国际上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鲜少不涉及这个问题。最知名者，当属英国的吉登斯（Giddens）和德国的贝克（Beck）。
面对清楚意识到的风险，像通常一样，常常会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弃绝现代文明，回到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社会状况。这种主张常常不绝于耳，也会间或有人付诸实践，但不管这种思路在一些人中怎样得到认同，怎样强固，整体上看，并没有阻挡现代文明的脚步。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毕竟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们的认可，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是显见的，人们也很难放弃因此得到的那自由的愉悦和物质上的便利。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症只能靠现代文明本身的不断调适、不断完善来加以克服。这种思路中如细分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式的，像马克思那样，认为现代文明的弊病只是一时、一地或是一种制度造成，改变这种条件，现代文明就是人间天堂，而人类理性的设计是可以帮助人们达成这样的使命。还有一种谨慎的、相对的态度，在肯定现代文明的同时，对其弊病报一种切实的、正视的变动的态度，循着一种可能的途径，不断地去修正这些弊端，但不抱那种一劳永逸可以解决弊端的设想。前者是计划体制的哲学基础，后者是现代开放社会的管理理路。
本来，依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理路，接受后一种谨慎的思路大概是比较正常的，但在种种内忧外患的作用下，百多年来对国人影响最深的思路恐怕还是前者。个中的缘由非一句两句可以黎清，但文化的危机肯定是一种重要原因，这里放下姑且不论。但这种思路对国人就现代文明所采取的态度影响至深却依然还是一个需要面对的严肃的问题。以这次雪灾来看，不管具体的成因如何，但造成如此严重的灾情跟信息的不畅，官僚系统的麻木，缺乏现代的风险管理意识有很大关系。
如以信息的传递为例，现代文明的一个关键在于信息的正常流通和获取，如果说，风险从本质上无法全然规避的话，如何预防、应对风险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信息的正常流通。而恰恰在这点上，现行体制存在巨大的弊端。从非典到松花江污染哈尔滨断水，再到此次雪灾，无一不暴露出这种体制在信息流通上的灾难性的弊端。我们知道，计划管理的核心是对信息的管理，这种体制在运行模式上来自前苏联，信息流通为单一渠道单向的，官僚阶层因自身的利益所在，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层层截取筛选信息，而最终达至各级决策者的信息通常是不完整和过时的，因此做出的决策也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美国政治学界的著名学者、耶鲁大学的教授David Apte先生多年前在跟笔者的一次闲聊中提及，早年他的同事朋友、后来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就跟他提过：苏联制度造成的信息阻碍，有一天会让这个帝国崩解。事实上，切尔诺比利电站危机是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走向信息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压垮苏联帝国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一。
文革后，有批评者称我们国家现行体制是“秦始皇加斯大林”，也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比前苏联可能还要严重。秦始皇所谓的“车同轨，书同文”，其目的显然也是在增加信息和人员物资流通的速度，在那个时代自然有其重要，但这些没有让其免于速亡的命运。如还从信息的流通角度看，原因在于，这些硬件上的改变只解决部分问题，如果缺乏其他软件的匹配依然解决不了信息的有效流通问题：车虽同轨，但可以不开，缓行；书虽同文，却可以谎话连篇。信息依然不能有效流通。49年建国后，官方在通讯的基本建设上花了那个时代所能承付的最大努力，但并没有防止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发生。如果说毛泽东有意饿死人那肯定是冤枉他，但他所借鉴来、借以统治中国的体制是很难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的。看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毛泽东知晓一些大饥荒的真实情况后决定不吃肉，宋庆龄去劝等等。如果我们只听取宣传，去记着毛主席不吃肉了，肯定就会感激莫名，而把问题的实质忘掉。事实上，当年也就是这么一个新闻让许多人感动不已，忽略毛泽东在造成他自己也不吃肉的这件事上的责任。主席可以因饥荒不吃肉，天下百姓可能就要因此吃人。在这些事情上，用一种道德的角度去赞美或是贬低都会有其偏颇，重要的是与权力相对应的应负的责任。这次大雪灾，你可以见到那些吃得很肥胖的官员和警察在第一线抢险，这我们毕竟还是要肯定的，但如果因此感激涕零，忘记可能就是这些人把事情搞到如此糟糕的地步，那我们就还是没有长见识，没得教训，下次遭罪的可能还是我们。
话说回来，其实，某些领导人像毛泽东本人也不是对这种体制的信息窒塞没有意识，从他经常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员利用回家休假的机会为他收集信息就可见一斑。问题是他们为何还要维系这种体制，答案当然是权力的需要。印度裔著名经济学家亚马•森探讨饥荒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发生中国那种大饥荒？”答案从信息的流通角度看，就是印度没有我们这种“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制度。信息垄断和扭曲不会到我们这种程度。
有关公共生活的信息很当大程度上仍被垄断和控制，使得社会面临风险的防范和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的一两人，带有相当的偶然性。这不可能不在面临类似此次雪灾的这种大灾害时暴露出其弊端。雪灾已经成形，但迟迟不见相关单位的救灾动作，直到温家宝出面紧急南下，事情才出现转折，一如非典时胡锦涛冒险上街与人握手，都需要高层的超常的举措才推动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应急运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体制的悲哀，民众的悲哀，甚至是这些领导人的悲哀。
风险文明就需要预防和分散风险的机制。因为其制度的弹性和动态，民主制可以尽可能地排除信息的垄断和决策者专断，同时，在信息渠道的多元之外，社会主体的多元也是为降低风险和应对风险提供了多元的选择。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那些公民社会活跃的国家，一旦发生灾难，往往是公民团体具有高效，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应该值得主政者深刻反省一味地限制自主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信息自由流通的弊端，检审那种计划体制的思路和制度的遗患。雪灾终会过去，但其应该被汲取的教训应该不应随着阳光的再现、冰消雪花而又消失于无形，那样的话，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
▲刘晓波博士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垄断“救灾” 正是独裁之灾》。
在刚刚过去的大雪灾中，灾情波及十八个省区，受害人口高达二亿，但在中国媒体上，严重失职的官权却始终是救灾的唯一主角，全不见任何民间组织或临时组织起来的群体救灾行动。特别是当胡锦涛和温家宝亲临第一线之后，出现在媒体上的灾民们，都配合着官权救灾主旋律，没有质问，没有不满，没有批评，只有满口颂歌，满脸感动。感恩戴德之余，还要表示为党为国分忧的决心，一定不辜负总书记或总理的关怀、期望和鼓励，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共政权的霸道，不但作恶无数，还要垄断所有“善举”。它要垄断政治权力而决不允许民间分享，它也要垄断社会性权力而决不允许民间自治，即便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每一次自然灾害都会变成人祸，独裁者也决不会让民间进行有组织的自救。
在自由国家，慈善大都归民间，大到几百亿美元资产的基金会，小到每个公民的捐款，全部由民间自己筹集、自己管理、自己支配。而在中国，慈善也归政府，民间无权染指，民间捐助也要集中到政府的中华慈善总会。问题是，独裁政府没有信誉，无法筹集到大规模的慈善捐助。而且，政府慈善机构又不能善用民间捐助，致使那点儿可怜的民间捐助被浪费。
在此次大雪灾中，民间救助活动近乎空白。难道中国人就那么没有同情心和互助精神吗？非也！大灾难中民间自救的空白，源于民间自组织的匮乏，而民间资源没有组织化，民众就是分散的原子性存在，个人的利他精神无法转化为大灾难中的救灾力量。所以，民间即便有心，也无能为力。
中国宪法虽然明文规定“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但独裁党决不允许独立的民间社团和新闻媒体的存在。恰恰相反，中共一直对民间组织进行严格的管制和打压，以至于，中共甚至不惜公然违反宪法而把“颠覆国家政权罪”写进《刑法》，专门为了打击民间的政治性组织。当下中国的民间组织，要么受当局操控，成为政权的统战花瓶；要么被当局镇压，成为阶下囚；要么走向官商匪一家的黑社会，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黑社会化迅速蔓延，已经成为重大社会公害之一。
独裁政治必然是“恩赐政治”，垄断慈善事业和救灾，既是为了维持独裁者的恩人形象，也是为了让民众养成凡事依赖政府的惰性。正是这种政府包揽一切的独裁体制，压抑了民间的创造力，扼杀了国人的同情心和利他精神。富豪们有钱无处捐，百姓有劲无处使，大量民间资源被闲置被浪费。久而久之，对他人苦难和公益事业，国人变得冷漠麻木，所谓“只顾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以至于，鲁迅笔下的“看客”变成国人缺乏公益心和同情感的典型形象。
独裁程度越高的社会，个人就越分散越孤立，社会的一盘散沙状态就越严重，民间就越容易被权力操控，越无力向独裁政府挑战，越缺少自救互助的能力。所以，独裁政府最希望面对分散而孤立的个人和一盘散沙的社会。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一个独裁政府的权力之大，而在于民间之大，只有建立起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才能使民间社会发挥出组织化的惊人力量。
在此意义上，垄断“救灾”，正是独裁之灾；垄断“善举”，也是独裁之恶。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规制研究所所长傅蔚冈2月16日发表文章《隐藏在雪灾背后的户籍制度》。
南方十几个省市的暴风雪只是近十年以来春运危机的一次集中爆发。
面对春运困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办法不可谓不多：从提高运力到使用价格杠杆，但是各种手段用尽却发现春运所要运输的旅客却越来越多，每年增长的运力还是无法满足增加更快的人流的需求。每年春运时刻，外来务工人员为了一张火车票彻夜排队、列车工作人员由于加班加点而连续工作不曾休息，到头来却换得旅客不满意、列车员不舒心和铁道部亏损，唯一开心的可能是那些可以凭借春运而大发横财的铁道部内部蛀虫和在售票大厅外游走的黄牛。
从供给上来分析，在长时间段来看，由国家财政独力承建的铁路运输会严重限制铁路的供给，因为无论在什么国家，都需要控制公共支出，这从总量上限制了铁路的建设。据铁道部的数据显示，我国铁路网密度相对较低，每万人仅拥有铁路0.57公里，人均不足一只烟的长度，在世界上排100名以后；每万平方公里国土拥有铁路78公里，在世界上排60名以后。此外，客货混跑、技术标准低，客货矛盾日益尖锐等因素都加剧了运力高峰时期的紧张程度。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将铁路建设的投资体制放开，以解决这方面的资本紧张。
从需求上分析，除了国家对铁路价格进行最高限价，强化了供小于求的局面以外，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已经有为数众多的专家和学者指出，中国的春运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经济制度下的产物，是中国目前\”只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准许人口自由迁徙\”（张曙光语）的做法导致了每年数十亿人口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导致了每年春运火车站内万头攒动的\”盛景\”.春运表面上是和一年一度要回家过年的习俗有关，但根源恐怕是外来务工人员由于不能够取得所在地的户籍，不能够将家人接到他所在的城市一起生活而不得不在工作地和户籍地来回奔波所致。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考虑提高供给，恐怕也很难解决问题，近几年的春运道路客流量快接近20亿人次，这已经是世界之冠，无论是哪个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都将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就开错了药方，我们只想到要将在外务工的人员送回家过年，但是却没有想过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安家落户。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数量只会是越来越多，范围也会越来越广。在短期之内单纯地寄希望于提供运力来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涌动潮可能是不切实际，唯一可行的是通过降低人口集中流动的方式，可能会起到减缓春运压力的效果。
如果是要减缓春运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势必要对当下的户籍制度作根本的改进。户籍制度原本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而今市场经济是要求人财物在市场的基础上自由流动，但是户籍这一制度却阻碍了人口的有序流动，导致了每年一度的蔚为壮观的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潮。如果当下中国取消了户籍等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落户的制度，春运还会成为难题么？我们还会畏惧雨雪天气在春运时期的威胁么？因此，有没有勇气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安家落户、融入当地的生活，就成为解决春运问题的核心。
2008年南国这场大雪引发的灾难，政府面对暴雪应急体系失灵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拷问的是隐藏在春运背后的户籍制度。引发春运的户籍制度一日不消失，那么这样的春运危机还会重现。
▲居住在北京的评论家吴庸在《议报》发表文章《雪灾与突变》。
这次南方雪灾来势凶猛。从灾区发出的图像看，竟然把三四十米高、负重达两吨的输电铁塔压倒，据说冰雪复盖其上，负重量达50吨，焉能不倒？树林中碗口粗大树竟然拦腰折断，这类受灾森林达全国森林面积10％，因灾减产农田达1.77亿亩，可见灾害之重。看来，这位拉尼娜真是够厉害的啊！
自然界突变引发社会秩序紊乱是值得关注的。路透社记者卢伟奇从湖南郴州市发出报道：宾馆没暖气，没热水，没熟食，没电炉。该市到2月5日已停电10天，何时修好没有音信。从记者的报道看，全城一片黑暗的日子是不会维持多久的，火车站小食店被抢就是严重信号。这时正临年关，大批旅客着急乘车回家团圆，但京广线湖南境内被切断，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奥北段被切断，24个机场关闭。因此，滞留广州市的旅客与日俱增，20余万群众涌堵在车站广场，情绪在雨雪中翻腾。据说，广州机场滞留旅客再三等待而无着落，群情激愤而一瞬暴发，一声“砸”，一哄而起。以“砸”发泄不满，以破坏表达愤怒，说明社会危机达到的程度。
毫无疑问，胡温对这场灾害的反应是迟钝的、无力的。他们到1月底才感知灾情严重，赶急部署救灾，为时已晚。……但他们无需为百姓生命财产损失负责，也没有任何机制向他们追究应当承担的法律过失。相反，他们赴灾区“视察”还有舆论为其歌功颂德。对这场灾害反应迟钝、无力不是过而是功，这就是当前的现实。同时，中央权力结构是勉强拼凑而成的，每人把守一摊儿，各人有个人的拳经。所以，灾情严重已经浮上台面时，温家宝只能唱独角戏。这是一个稀松、软弱、涣散、离心的最高权力中枢，权力者各怀异志。天灾倒是他们寻求桌下伸腿、暗中使绊的契机。用离心离德形容这伙人是最恰当不过了。……地方诸侯理应大声疾呼、疾言救灾，实际却是不动声色，左顾右盼，看中央如何作为，看胡温手忙脚乱。这次冰雪之灾充分暴露了地方对中央的冷眼旁观态度。
自然界的突变引发了统治集团勾心斗角，展示了他们与社会对立的一面。就其面对自然灾害反应迟缓、无力而言，就其内部热衷私利、不顾百姓死活而言，就其彼此恶斗、空耗国力而言，这种统治的腐朽性已是昭然若揭，一场社会性突变的条件在蕴蓄中。
▲评论员梁京在自由亚洲电台（RFA）发表文章《大雪卷走了中国当权者的信心》。
虽然现在评估这场灾难对中国的长远影响为时尚早，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场灾难与98年的水灾和03年的SARS肯定不同，而更类似袭击美国新奥尔良的那场飓风。那场飓风的一个深远的政治后果，就是美国民众不仅对布什政府，而且对美国的高层政治失去信心。
中国的情况当然与美国不同，就多数人而言，中国民众，尤其是农民对共产党早已不存希望，因此也谈不上失去信心。与03年相比，这一次很多农民可能还会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当年政府想强制隔离全部农民工，害得许多农民工像逃犯一样四处躲藏。这一次，不但温家宝亲临广州火车站，谦卑地慰问被滞留的农民工，而且，大批养尊处优的高官也被驱赶到救灾第一线，向农民问寒问暖。
中国当权者此次大灾中的政治秀，给外人一个窥视他们内心的机会。那么，我们从当权者的谦卑姿态中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对民意的真诚敬畏，而是对民情失控的恐惧，是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缺乏信心。
当几十万农民工拥挤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政府马上调来的是数万军警，而不是疏导和救援人员。广东省长黄华华的一句话，\”不出事就是本事，出事就是大事\”，充分暴露了当今中国当权者的真实心态。
从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到黄华华的\”不出事就是本事\”，其间还不到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的GDP几乎又翻了一番，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翻了两番。中国当权者们的个人财富，更是随着股市和房价的飞涨而剧增。不少人认为，中国农民工血汗工资的\”比较优势\”，至少还可以维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中国的当权者不是不知道中国有无数的远虑，但他们的信心来自这样一个判断，凭借经济增长的强势，凭借政府的雄厚财力，中国并无近忧。但是，2008年的这场非常大雪，却让中国的当权者看到了一个极不情愿看到的事实：政府虽然有能力压制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反抗，但并不能因此消除社会危机大规模爆发的现实危险。
这次灾难表明，中国政府介入最深的动力、交通和通讯之脆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人们本来就知道，这些部门垄断利益最肥，内幕最黑，腐败也最深，但中国当权者所期望的是，大量的投资加上现代高科技可以弥补所有这些问题，虽不能固若金汤，但也不至一败涂地。这场大雪证明，中国难以问责的官僚经济，就如同当年的北洋水师一样，完全可能一触即溃，成为大规模危机的导火索。
2008的大雪卷走了中国当权者建立在侥幸之上的信心，但无法卷走他们的侥幸心理。
▲评论人士方励红在《观察》发表文章《冒雪返乡凸显中国四千万“留守孩”问题》。
今春几十万返乡民工被困广州火车站的场面，相信人们仍记忆犹新。旅客在风雪和饥寒交困中煎熬数日，无数的人体力支撑不住而晕倒，有人被踩死，大多数人仍始终不渝返乡与亲人短暂见上一面的信念。返乡的人群中有许多是夫妻双双在外打工的，有的辛苦一整年没有见到自己年幼的孩子，有的甚至是数年没有见到亲生骨肉——冰天雪地苦苦熬盼的返乡人群里我们看到了感人肺腑的骨肉亲情，也触及了中国一个令人心酸的话题\”留守孩\”.
生活的重压逼迫许多中国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微薄的收入和城市的排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将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的苦痛而将孩子常年留在故土，是产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缺少父母关爱的年幼社会群体——\”留守孩\”.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的\”留守孩\”数量大约有4390万之巨。
每一个家庭的骨肉分离都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多少个父母飞泪吻别自己的孩子，多少个孩子追着远去的父母身影嚎啕痛哭……。
一位留守的小女孩在日记中写下了给爸爸妈妈的一段话。\”……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外出打工总有你们的道理，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一走，女儿的心是多么孤独啊！我想你们，白天想，晚上想，眼前晃来晃去的总是你们的身影。你们能带上我到城里上学吗？\”日记表达了留守孩对父母外出打工的无奈和对父母强烈的思念之情，这也是无数个孤独寂寞的\”留守孩\”的心声。
一年365天骨肉分离的苦盼，终于盼来了春节，春节对绝大多数外出打工农民来说大概是一年中能够见到久别亲人的唯一假期。归乡！归乡！人们在雪雨饥寒中苦苦等待通车，旁观的人则发出不解的疑问：春节只有几天，为什么这么辛苦还非要返乡过年呢？只有设身处地站在骨肉分离的立场才能体会这种返乡的意志。这是怎样一种感天动地的亲情呼唤。
人们普遍发现：每逢春节，在外打工父母回乡探望孩子或接他们同住数日，留守孩们通常表现得格外听话、兴奋和活跃。一旦再次分离，留守孩们表现为难过、哭闹、难舍难分。短暂的相聚和分离，孩子们经历了剧烈的感情冲突。
从有关媒体报道的大量材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留守孩绝大多数是由祖父母代养，而这些代养人大都年事已高，除了应付孩子的生活起居，还有忙不完的儿女们留下的田间地头农活，作为代养人的祖辈又多为文盲或半文盲，很难切实承担起对留守孩的教育责任。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很多留守儿童的基本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也得不到正常的疏导，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容易形成人格扭曲。有跟踪多年的专项调查显示：留守孩存在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同龄孩子，留守孩的成长问题堪忧！
一对在广东打工的夫妻曾写信求助故乡的地方政府，希望政府能出面救救自己的孩子。他们刚念初中的孩子迷恋上\”网吧\”游戏而作为代养人的祖母却管教不了，不久前孩子偷了祖母一大笔钱后离家出走\”泡网吧\”，不仅祖母一气病倒无人照料，孩子的人身安全和学业也令人担忧。
也许有人会问：遇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作为父母的不亲自回乡处理，难道孩子的成长问题不如打工赚钱重要？！这个疑问恰恰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民工生活的无奈和艰辛。没有人会认为打工赚钱比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更重要，但如果不打工赚钱就连基本的温饱生计都无法解决的话，逼迫你不得不忍痛放弃自己的孩子，这种痛苦和矛盾恰恰正是需要人们的深思和同情的！
留守儿童辍学而混迹社会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在进入初中阶段后，留守儿童在校比率大幅下降，14周岁留守儿童在效率仅有88％。调查也显示：许多留守孩由于缺乏关爱和管教，早早混迹社会，受坏人引诱而走上了犯罪道路。中国南方某公安部门在统计处理过的少年刑事犯罪案件时发现：涉案的未成年人中竟有20％是留守孩。一些女性留守孩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关护，遭受不法人员，甚至亲属的性侵犯。中国某媒体曾报道一中学17名未成年女生被人诱奸的事件，受害幼女中绝大多数是留守孩。更有少数留守孩在托人代养后因各种意外原因失去生命或导致残疾，成为在外打工父母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创痛。
暂且不论中国政府在此次雪灾导致道路冰封事件的被动、失职和无能。\”别只顾赚钱而忘了管教孩子！\”地方政府人员通常以这种官僚的口吻责怪和教训留守孩的父母。但如果不打工赚钱又如何维持生存？！那些坐享其成、坐拥亲情的官员们是不会设身处地站在农民工及其\”留守孩\”的角度换位思考，官员们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送进好学校，甚至专车接送，哪会体会农民工骨肉分离的酸甜苦辣，体会他们的万般无奈。
共产党在中国建政后，……中国农民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种种的盘剥和歧视。非人道的中国户籍制沿用至今，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为城市的繁荣贡献着中坚力量，用最艰辛的劳动换取最微薄的口粮，城市的大门却仍然对农民和他们的孩子紧闭。
中国政府未曾没有意识到4390万\”留守孩\”问题的严重性，也曾下文要求地方政府开展帮助\”留守孩\”系列活动，各级地方政府也曾被动地、象征性地做做帮教样子，但身在其中的人们都知道那些形式主义都是中国官场为应付统治需要、下级应付上级的政治秀而已。
没有亲情的教育无论如何是残缺的教育，父母的温暖和关爱是其它任何亲情所无法替代的。造成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不取消，农民的悲惨命运就不会有实质的改变，人间就有流不完的骨肉分离的伤心泪。
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人类社会已经造成了数不尽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中国4390万可怜孤苦的\”留守孩\”是共产党户籍制在中国毒害的延续。
▲评论员胡少江在自由亚洲电台（RFA）发表文章《雪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今年袭击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特大雪灾已经接近尾声，各级政府的工作的重点已经由抗击雪灾转向灾后重建和防止各种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
不少经济观察家已经将注意力转向此次雪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上。总体而言，此次雪灾毕竟还只是产生在局部地区和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虽然有关部门初步公布的直接损失有一千多亿元，但是相对于中国二十多万亿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而言，这个损失并不难控制。
雪灾带来的经济损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财富损失，例如居民房屋、基础设施、环境等的损毁；二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农业减产、电力、服务、交通等行业停产等。前一种是存量的损失，对当年国民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有关的行业加班加点的抢修工作和由于更替损毁设备而产生的新的需求等等，有可能还对当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一些刺激效应。后一种是流量的损失。虽然它对经济增长速度有著直接影响，但是其影响规模极为有限，不少专家认为，这个影响不会超过零点三个百分点。
虽然雪灾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的直接负面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它却给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带来了若干重要难题。
首先是通货膨胀有可能在短期内加速增长。去年全年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百分之六点四，为十一年来的最高点。根据本周二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一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在继续攀升，已经高达百分之七点一。其中不乏雪灾带来的物价上涨因素。现在看来，雪灾对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在二月份仍然会继续。这对于担心通货膨胀引发多年积蓄的社会不满的中国政府而言，正可谓是雪上加霜。
其次，由于担心雪灾所造成的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中国政府在选择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方面受到严重的局限。而这对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也会产生身份微妙的影响。本来，应对通货膨胀最有效的工具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自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表明通过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决心。
但是，在这场巨大的雪灾面前，中国政府的心似乎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国政府已经指令国家控制的银行对救灾行动和灾后恢复重建给于全力支持，这等于是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开了一个豁口。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和企业会利用这个机会想方设法从紧缩货币的政策中突围。中央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努力有可能由此受到挫折。事实上，当前中国政府已经转向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的上涨，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或许会有一些效果，但是从中长期效果看，只能更加扭曲经济结构。
中国政府通过对银行信贷进行行政干预的方式来救灾和从事灾后重建的工作并不高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在超高区间运行，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进行优化调整，中国的通货膨胀正在严重威胁著社会稳定和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财政政策和中央转移支付等方式来有针对性地具体解决灾后重建的困难，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政策组合。
▲亚洲时报发表署名Kent Ewing的文章《雪灾突显中国危机管理机制有待改良》。
据中国国营媒体透露，从1月10日开始、持续了1个月的暴风雪导致107人死亡，6900万牲畜被冻死，35.4万间房屋被损毁，近6200万英亩农田被毁。这次雪灾也给中国的渔场造成大面积破坏，估计13个省的2300英亩渔场受到影响。
受雪灾影响，与日俱增的食品价格会继续上涨，这可能推动上月创下11年最高记录的通货膨胀率（7.1%）再度上扬。这次恶劣天气总共给中国造成1111亿元人民币（折合15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怪天气对吗？这就是中国气象学家想要全世界相信的，毫无疑问是政府授意他们这样做。据他们说，“拉尼娜”现象（La Nina，又名“反圣婴”）是冬季这场雪灾的元凶；受“拉尼娜”影响，整个太平洋东部和中部地区持续异常变冷，出现极度恶劣的天气；这个冬季天气非常糟糕，中国领导层对此也无能为力。
然而，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到受暴风雪影响的19个省的地方官员，中国政府上上下下对这场雪灾的反应措施严重不足，产生了严重后果，而且还显示出，中国处理未来危机的能力存在严重缺陷。
正当中国为筹备2008年夏季奥运会改善自己的形象之际，这场持续1月之久的严重雪凝天气的爆发表明，当面临需要全国协调一致来解决的紧急问题时，中国的应急能力仍有待大大提高。事后来看，气象预测专家原本应该预测到这次暴风雪的严重性，而且要是政府如果有更好的危机管理计划的话，灾害影响原本会大大降低。然而在这次雪灾中，所谓的危机管理计划似乎主要就是发雪铲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去铲雪。
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没有通过考验。毫无疑问，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严重环境破坏成了这场雪灾的帮凶。
这场雪灾还暴露了中国经济政策的缺陷。正是中央政府的电力价格控制体系导致电力公司减少发电燃料的储备，结果在紧要关头出现能源危机。经历这次雪灾之后，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来，中国跟世界一流国家的距离还是多么遥远。
鉴于这场暴风雪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东部浙江和南部广东（重要的工业区）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在下月前不会恢复正常。浙江省仍有600多个村庄断电。
因为农作物被破坏、交通不顺畅，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中国的煤炭供应也因为中央价格控制体系妨碍生产而严重不足。
然而，在遭遇这样的雪灾时，中央政府从上至下都表现得准备不周。因为缺乏准备，恶劣天气造成的破坏严重加大。到明年这时候，希望中央政府拿出一个合理的危机管理计划，而不只是再发铁铲铲雪，并派所谓的“人民总理”温家宝去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发表冰冷的慰问和空洞的口号。
最后，中央政府承诺拿出27亿元（折合3.76亿元）救灾，但是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计划是中央政府规划中的一个明显疏漏。
另一个明显需要改善的领域是气象预报。这类暴风雪是可预测的自然现象，但是中国气象预测专家显然失职了，结果导致灾难接踵而至。因为没有协调一致的道路排障计划，重要的公路和铁路干线被暴风雪封锁。数百万民工因而搁置或推迟回家过年计划。这些民工明年春节回家途中所经过的道路和铁路急需改造。
当局也要反思电力价格控制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妨碍电力公司储备足够的燃料发电，以备遭遇像刚熬过的雪灾这样的紧急情况时使用。
最后，毫无疑问，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严重环境破坏是导致该国出现恶劣天气的原因之一。这个充满灾难和怨气的冬季也应是一次令人痛苦的提醒：中国早就应该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了。当然，今夏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可能感受到的令人窒息的污染将是又一个提示。
●海内外媒体继续对雪灾一系列社会问题进一步报道和分析
▲华尔街日报2月22日报道：冻灾给中国过度依赖煤炭敲响警钟。
恶劣天气带来的震动显示出，高度依赖煤和其他商品的及时运输来推动经济飞速增长的中国其实已经没有多少缓冲余地了。1月中旬开始出现降雪和冻雨时，高压电线和电塔被压断、倒塌，致使电力供应中断。当时尚能运转的发电厂也因恶劣天气而迟迟不能获得燃煤补给，电力短缺的状况由此扩大。电力公司的存煤量本来就已经很低，电力公司必须按已然大幅攀升的国际市场价格买煤，但收取的电费价格却受到政府限制，这种情况让电力公司限定了发电量。
制定中国产业政策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天气原因造成的短缺再次给中国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敲响了警钟。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中国更新雪灾数据死者增至129人。
中国持续多时的雨雪冰冻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129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516.5亿元人民币，另外尚有四人失踪。
这是中国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星期六（2月23日）公布，关于这次50年一遇大雪灾的最新统计数据。
李立国还表示，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78亿亩（约1186万公顷）；倒塌房屋48.5万间。166万人被紧急转移安置。
农业部稍早时候也透露，1月10日以来的全国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蔬菜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严重影响。
农业部表示，截至2月18日，湖南、江西、贵州、湖北、广西等20个省份蔬菜受灾面积4427万亩，占全国秋冬种蔬菜播种面积34%。
目前许多地区仍在忙于重建，尤其是电力供应方面，重建电塔等电网抢修工作仍在进行。
另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初步统计，中国三家主要电讯公司在这次雪灾中的资产损失达27.9亿元人民币。许多线路和基站等受损。
人类造成雪灾？
在雪灾灾情趋向平定之际，中国科研人员也开始分析大雪灾的成因。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认为，人类过度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有可能作为冰核，加速了华南地区冰雪天气的成冰过程。
气象局称，监测显示受冰雪灾害最严重的南方地区，与中国污染物排放最多的区域基本吻合。
气象局预测减灾司司长矫梅燕说，这场冰雪灾害为政府和公众敲响了警钟。
矫梅燕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正频繁走进百姓生活，并带来严重影响，保护气候环境已越发紧迫。
▲新快报报道：雪灾导致生态倒退 部分林区恢复期需50年。
没有战火，只是一场持续近月的纷扬雪花，却轻易令郁郁葱葱的森林成片倒伏，将粗如水桶的百年老树连根拔起，让大量动物、鸟类倒毙荒野。今年春节前的罕见雪灾，除了让太多人的新年过得格外艰难，对整个中国的自然生态来说，同样是一场生死考验。在素有“物种宝库”之称的广东韶关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少需要30年至40年时间。
广东
南岭经济损失 超过30亿元
春节前的一场80年一遇的雨雪及低温冰冻天气袭击粤北地区，造成山区林业大面积受灾。据统计，目前仅南岭保护区就有95%的林木被毁，整个南岭经济损失超过30亿元。
在专家眼里，南岭珍贵无比，“是温带动植物最南端的最后避难所，也是热带亚热带动植物的基因宝库”；在普通市民眼里，南岭同样为珠三角的生生不息提供了一片阴凉。
在韶关仁化地区，又饥又冻的深山水鹿为了觅食求生，不得不逃出空空如也的深山老林，白面狸、狐狸、白鹇等一些深山鸟兽，在逃出冰雪封冻的大山途中，最终饿毙郊野。
湖北
万亩柑橘绝收 良种减产三成
连续十几日大雪，湖北丹江库区、富水库区、三峡库区等退耕还林区，75%以上的柑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冻害。其中，当阳市23.5万亩柑橘全部遭受毁灭性冻害。此外，全省竹林受灾面积达388.3万亩，占该省竹林总面积的近80%。冻害损毁新造幼林213.1万亩，占该省新造幼林的81.9%。预计开春气温回升后，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都将下降至50%左右。
同时，雪灾还损毁该省各类育苗大棚36792平方米，60处良种基地、25处采种基地的林木种子产量平均将减产30%以上。
湖南
雪封林中城 树干皆“冰瘤”
湖南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之一，在受灾最严重的“林中之城”郴州，目前已有1300万亩森林受损，其中近670万亩几乎完全被毁，直接经济损失56.35亿元。据国家林业局冰雪灾害考察组的初步预计，雪灾将导致郴州森林生态系统至少倒退20年，局部地区需要30-50年才能恢复。
在京珠高速郴州路段，公路两侧随处可见大面积折断、倒伏的树木，有的山坡更是完全变成了白雪覆盖的秃山。那些挺住风雪伫立的树也完全被厚厚冰层包裹，树干上结出了密密麻麻、橙子般大小的“冰瘤”，甚至连柳树都被冻得凝固。
郴州市林业局谢植平主任表示，郴州许多地区的林木仍处于冰冻状态，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保护，情况还有恶化的可能。目前，林业部门已制定了救灾补损方案，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并保证春季造林工作的顺利进行。
贵州
雪锁草海 国宝黑颈鹤险断食
1月12日以来，贵州遭遇50年来最严重的雪凝灾害天气，致使威宁县草海自然保护区约10万只鸟禽觅食面临严重威胁，尤其是1194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颈鹤觅食困难。
黑颈鹤是世界上15种鹤中最晚被发现的一种，也是唯一生活在高原的鹤类，全球仅存7000余只。由于每年来草海越冬的黑颈鹤达1000只以上，就数量和种群集中程度来说，草海是迄今所知黑颈鹤自然种群密度最大的栖息地。
为缓解黑颈鹤食物短缺的状况，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采取临时紧急措施，以人工投食方式，每天在5个黑颈鹤夜宿地及其它鸟禽夜宿地投放玉米等食物，令-们绝境逢生。
▲中央社陈幸嫚报道：雪灾摧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成林木。
受到雪灾袭击，素有“物种宝库、南岭明珠”之称的中国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七十八万亩林木中九成被毁，南岭整个生态系统遭严重破坏。
“广州日报”今天引述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办公室主任龚粤宁表示，雪灾导致动植物大量死亡，经济损失至少人民币三亿元。可是灾难并未就此停止，动植物遭害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到。
他表示，这次遭受灭顶之灾的树木主要集中在海拔七百公尺至一千三百公尺的区域，其中九成以上的林木遭受破坏，大部分林木被拦腰折断。
这些倒下的树种大部分是常绿阔叶林，是整个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对象，包括红豆杉、伯乐树、广东松、福建柏、长苞铁杉、乐东拟单性木兰等珍稀植物。
初步估计，南岭整个生态系统要恢复雪灾之前的情况，至少要三、四十年的时间。
另外，“世界红豆杉之乡”广东乳源县也同样受雨雪冰冻灾害袭击，十万多颗国家一级保护濒危植物红豆杉呈不同程度受损或折断，广东某预备役高炮团迅速派出一百多名官兵，紧急赶赴抢救。
根据广东省林业部门的统计，截至二月十八日为止，全省重灾市和省直属国有林场受灾面积一千一百二十四万四千亩，直接林业经济损失达六十六亿四千八百元。
●广州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引发激烈争辩
▲星岛网报道：广州政协副主席炮轰铁道部救灾不力。
春运期间为什么火车站会聚集这么多人？在2月17日的广州政协小组讨论中，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在谈到雪灾时炮轰铁道部：“这一次有两个部门要批评，一个是气象部门，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天气的严重性。不过更严重的是铁道部！”
《新快报》报道，郭锡龄列举铁道部一系列问题：当时衡阳和株洲已经完全停电，并且不知道何时可以修复电路的时候，已经可以预见未来几天开不了车了，铁道部却还在卖票。后来因为断电，只能去找内燃机，最后在新疆才找到，但是会开车的人都下岗了，只好再花时间把他们都请回来，找到人之后，又找不到可以用的5号柴油（现在用的都是10号柴油）。“这些事情铁道部都没有公布。”
郭锡龄连珠炮式的“控诉”引来会上许多委员的共鸣，大家都纷纷摇头叹息。“本来农民工到火车站上不了车就回去了，可铁道部一声恢复运力，害得农民工又涌到广州火车站。”郭锡龄说到最后声音里都冒出火药味来：“铁道部的人要撤职！”
此外，市人大代表、广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刘敬军表示，信息不公开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在于铁路部门工作不到位。代表们认为，发布政府信息确实能有效减小政府压力，并建议在交通枢纽设立大型电子公告栏，应急预案的制定要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
问题
问题之一：信息公布不及时导致人流集中
“春运期间，为何一下子几十万群众全部聚集在广州火车站？除了春节是传统佳节，农民工希望回家团圆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旅客在途中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得不到政府及时有效发布的信息。就在前几天，节后民工来粤工作，火车站又堵了，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也许我们早就化解了这一危机。”在天河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中，市人大代表、天河区冼村街党工委书记何继雄表示，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信息管理体系刻不容缓。
市人大代表、广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刘敬军则表示，信息不公开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在于铁路部门信息通告工作不到位。“地方政府掌握不到情况，我们从铁路部门根本了解不到今天会发多少车，卖了多少票，火车有无延误，情势非常紧张。直到后来省委领导严重干预才有了转机。”
随后，刘敬军在分组讨论上报料，“1月26日铁道部门声称票全部卖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卖票。但是我们得知的消息是，铁道部门在2月1日又卖了17万张票，2月2日卖了14万张，2月4日卖了4万多张。原本疏散的人群一下子又全部冲向火车站，这一下子导致解放路都全部封了。在这个时候，只有省委省政府出面才能与铁道部协调。”
刘敬军表示，幸亏省市领导及时下令启动琶洲会展中心疏散了群众，才没有出现群体群伤事件。
问题之二：京珠北高速设计存在缺陷
市人大代表、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补充道，这次的春运堵车与高速公路、铁路设计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京珠北高速一堵就是十多天？京珠北的部分路段都是斜坡，这样的设计本来就是不科学的，一旦路面结冰，汽车根本不敢动。刘敬军也补充道，京珠北从北面南下主要都是下坡路，南面北上又有很多上坡路，这对以后高速公路的设计是一次大的教训。
刘敬军还表示，作为熟悉路况的人士，他个人认为，在最开始出现冰冻的时候，就不应该封路，而是应该让车缓慢行驶，这样才能使马路产生热能，逐步消化冰冻。一有冰就封路，10多天下来，冰越积越厚，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堵路问题。
市人大代表、广东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刘传景则表示，一开始有部门提出撒工业制盐融化冰冻，但是高速公路的主管部门不同意，认为工业制盐会破坏高速公路的路面，就这样被耽误了。到了后来，冰冻越来越大，就是撒盐都效果不大了，只能用铲车去铲，结果路面更是坑坑洼洼的。
建议
建议之一：交通枢纽设大型电子公告栏
何继雄建议有关部门在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码头等主要交通枢纽设立大型电子公告栏，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及时发布最可靠的信息。其次，要加强媒体的公共服务，及时发布相关信息，而一些商业电子广告牌在特殊时期也必须让位于公共服务，这样就可以全方位及时公布信息。
建议之二：应急预案应参考国外经验
刘传景表示，政府部门的应急能力还是存在问题，应急措施也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现在是硬着头皮上，但如果事先有了紧急预案，就可以见招拆招了。“广州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有可能面临各种突发事件，政府必须加大力度，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否则‘大都市’就会变成‘大都死’。”刘传景说。
刘敬军也表示，从政府层面看，今年开始一定要有应急预案，希望政府与铁道部门交涉好，每天发多少车，卖多少票，进行严格控制，做好信息的发布，不要让老百姓死等在火车站附近。
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明华则认为，我国现在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还不成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制定的应急条例就有几十万字，“汪洋书记一直强调要有世界眼光，我们广州市以后在制定相关条例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时候就应该多学学世界上先进的规定。”
建议之三：“平安广州”要重视农村安全
在白云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中，市人大代表陈传誉表示，不久前的“雪灾应急事件”和几天前发生的三水烟花爆竹仓库爆炸事件，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眼下，广州郊外也有烟花爆竹仓库、化学品仓库、危险品仓库，因此对农村突发事件也该有所准备。要建立和完善城乡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一旦农村有了突发应急事件，政府才不至于在处理过程中被动。之外，“春运”是多年来的一个老问题，以后东莞、佛山、深圳等火车站应充分发挥分流作用，不至于使绝大多数人都挤到广州火车站来。
▲星岛网报道：铁道部发言人怒批广州官员郭锡龄。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19日下午接受媒体访问，谈及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的旅客疏运工作，特别回应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南方都市报》20日发表评论称，王勇平虽是据理力争，却也针锋相对，批驳之势急切凌厉，回应之心反而淡薄。事实上，对公开批评的不适应已成现在公共机构的痼疾，对质疑权利的不自信构成了公众情绪的严重压迫。王勇平的发问，近乎要以道德优势取消郭锡龄的批评资格。
铁道部发言人称，郭副主席所言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这样的语句，用于科学辩论是可以的，用于回应公民的质疑，却是十分的不妥。铁道部作为国家铁路管理和运营的唯一机构，一手掌握铁路系统的所有资讯，这是作为普通公民的郭锡龄不可能占有的。这种资讯的不对称，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公共机构与个人的能力不对称，使得质疑成为公民的天然权利，而不必受制于事实的绝对准确。事实与常识，衡量的只是权利行使水准的高低，却丝毫无损权利行使的正当。如果以违背事实和常识的认定，来否定郭锡龄批评与质疑的权利，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评论称，而事实上，对公开批评的不适应已成今天公共机构的痼疾，对质疑权利的不自信构成了公众情绪的严重压迫。而当发言人王勇平质问，“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这样的发问，近乎要以道德优势取消郭锡龄的批评资格。
铁道部发言人的批驳表态，在网上迅速为更汹涌的批评浪潮所反噬。抛开郭锡龄言论的事实依据不论，郭锡龄所遇到的极不对等的机构批驳，变形成为让批评者感到紧张的威压信号，构成公众行使批评与质疑权利时要自觉弱势的鲜明印象。铁道部发言人的所谓回应，流露出对社会批评的极为敏感与不适应，更在不经意间传达了对正当质疑的无礼棒喝。一家政府机构的公开发言，给公众造成如此的社会观感，是相当失责和没有风度的。
评论称，刚刚过去的这场灾害，既使全社会真的相信皆由天灾而起，也自然还有公共事务的不足之处可堪追问。完全没有缺点暴露、机制反思的灾后重建工作，是极不正常的，也是违背事实和违背常识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说，抗击冰灾、成功疏运的壮举，是各界齐心努力所达成的，理应倍加珍惜。而今日难得的批评局面，复苏的质疑精神，萌芽的公民权利，渐进的公共探讨，在不在这理应倍加珍惜之列呢？
▲专栏作家潘小涛在亚洲时报发表文章《广州政协副主席怒轰铁道部剑指何方？》
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日前在市政协小组会上，怒轰铁道部在雪灾中严重失职，并点名铁道部官员应该被撤职！在中国官场，这种妄顾潜规则“犯上”现象绝无仅有，郭锡龄为什么如此胆大包天？是“恶人先告状”，替广州当局把救灾不力的污名推给铁道部，还是另有内情？这颗重磅炮弹除了射向铁道部，还射向何方？
这些罕见的坦率批评见报后，一石激起千重浪，不少网民为之喝采。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则反驳，指郭的话“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声称“从来就没听说过铁道部从长江以北调过任何一台内燃机车到广州地区参与救灾”，并反问“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
王勇平说：“我认为，这次抗灾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广州地区滞留的350万旅客的成功疏运，是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一次壮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我们理应倍加珍惜。”这种说法，就是要从道德上令郭锡龄失去批评的资格，因为他没有参加救灾；而且，此话也是向郭扣政治帽子，让人以为，郭批评铁道部就等同不珍惜抗灾成果，甚至是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既然其罪可诛，其言也就不足信矣！
仅以常理，我们就知谁是谁非了！理直者（郭锡龄）气也壮，反之，王勇平只好舞棍子、扣帽子。退一步说，即使郭锡龄作为民意代表（若政协还有半点民意基础），看到铁道部在雪灾时表现得一无是处，看到万千乘客像难民般逃生，火车上的乘客缺水缺暖、冷冰冰的饭菜被职员哄抬到每盒四、五十元（人民币），甚至发生人踩人的夺命惨剧，仅仅这些，就足以提出“铁道部的人要撤职”的要求！
王勇平及其铁道部官僚，不仅不反躬自省，稍尽职责的竭力释疑，还大言不惭说什么“抗灾斗争的胜利”、“抗灾成果”，简直一派胡言！做官做到如此无耻，慨古往今来所未有也！！！
诚然，广州当局在雪灾其间，曾就调动内燃机来广州疏散旅客一事，因费用谁负而与铁道部产生龃龉，要温家宝南下调解。也因为这段过节，不少人以为郭锡龄充当“烂头卒”，替广州当局诿过铁道部！表面上，这个推测颇有道理，因为郭在一年半前还是广州市财政局长，多年来在广州工作，理应对广州有深厚感情，替广州市出头出气，责无旁贷！
不过，一个六十岁的退休干部，一个在仕途上走到尽头的人，替地方政府充当对付中央部门的打手，对他有什么好处？不要忘记，炮打中央不仅有违官场潜规则，而且每位部长大有来头。因此，风险是很高的，弄不好甚至会引火烧身，那时候，广州市领导会出面保他吗？据称，王勇平发难后，郭锡龄就受到很大压力，多次婉拒传媒采访要求；而发炮那天，他在谈到政府官员改任政协委员应如何参政议政时，还说，“那肯定不能是一套阳一套阴，可以出位一点，个性化一点，因为你也是政协委员嘛！”
显然，郭锡龄所发的正是一颗“个性化炮弹”，不仅要铁道部的人下台平民愤，还提出中国官场要有政治问责的文化和制度。很可惜，中国只有一个郭锡龄那样的政协委员，而正在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广东省，也不能为他顶住压力；更可惜的是，郭锡龄的炮弹，最后很可能如泥牛入海，政治问责制度仍然是杳无音讯！
▲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质疑是公民的权利 释疑是政府的义务》。
昨天下午，铁路部发言人王勇平接受媒体访问，谈及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的旅客疏运工作，特别回应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虽是据理力争，却也针锋相对，批驳之势急切凌厉，回应之心反而淡薄。熟知惯常的言辞句式语气，不免要从这番严辞厉句的机构发言中，看出今日批评的际遇，作一番如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遐想。
郭锡龄所说，无非意指铁道部应该为广州地区旅客滞留负责，至少是负部分的责任。而郭的质疑，不过是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说出了民间普遍存在的疑问。疑问的存在，是以释疑的不及时、不主动、不公开为前提的。公众疑问的真实与否根本无须追责，而释疑的姗姗来迟却正是机构失责的反证。大灾大难过后，公开讨论谁要负责，谁要挨罚，本是正常的公共生活，也是必要的社会情绪出口，就像公开宣传谁应该得表扬，什么机构应该授奖一样，是一个公共事件完整的正负两面。这个道理本来浅显，只是落实到政府机构的奖优罚劣之上，便无来由地敏感起来，使得可能从灾害中增进的全民经验，也一并敷衍塞责过去。这种状况，无疑要令民众心痛而不忍见。
铁道部发言人称，郭副主席所言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这样的语句，用于科学辩论是可以的，用于回应公民的质疑，却是十分的不妥。铁道部作为国家铁路管理和运营的唯一机构，一手掌握铁路系统的所有信息，这是作为普通公民的郭锡龄不可能占有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公共机构与个人的能力不对称，使得质疑成为公民的天然权利，而不必受制于事实的绝对准确。事实与常识，衡量的只是权利行使水平的高低，却丝毫无损权利行使的正当。如果以违背事实和常识的认定，来否定郭锡龄批评与质疑的权利，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而事实上，对公开批评的不适应已成今天公共机构的痼疾，对质疑权利的不自信构成了公众情绪的严重压迫。而当发言人王勇平质问，“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这样的发问，近乎要以道德优势取消郭锡龄的批评资格。
铁道部发言人的批驳表态，在网上迅速为更汹涌的批评浪潮所反噬。抛开郭锡龄言论的事实依据不论，郭锡龄所遇到的极不对等的机构批驳，变形成为让批评者感到紧张的威压信号，构成公众行使批评与质疑权利时要自觉弱势的鲜明印象。铁道部发言人的所谓回应，流露出对社会批评的极为敏感与不适应，更在不经意间传达了对正当质疑的无礼棒喝。一家政府机构的公开发言，给公众造成如此的社会观感，是相当失责和没有风度的。
……在面对灾害时，一个社会敢言无忌的反思与众志成城的抗击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
刚刚过去的这场灾害，既使全社会真的相信皆由天灾而起，也自然还有公共事务的不足之处可堪追问。完全没有缺点暴露、机制反思的灾后重建工作，是极不正常的，也是违背事实和违背常识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说，抗击冰灾、成功疏运的壮举，是各界齐心努力所达成的，理应倍加珍惜。而今日难得的批评局面，复苏的质疑精神，萌芽的公民权利，渐进的公共探讨，在不在这理应倍加珍惜之列呢？
▲专栏作家空戒僧在亚洲时报发表文章《中国铁道部：最近有点烦》。
因春运老大难问题，中国大陆铁道部向来是民众诟病的焦点部门。最近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的一番话，及铁道部极不虚心的回应，把民众对铁道部的非议推向了高潮。
2月17日，在广州政协的一次讨论会上，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就南方雪灾广州火车站的情况，对铁道部提出了批评。
铁道部19日回应了郭副主席的批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一方面声称，“铁路欢迎社会各界的批评和监督，我们当然也欢迎郭副主席对铁路提出批评意见”，但王勇平话锋一转又表示，“如果郭副主席对铁路的指责都是真的话，那么我作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要请辞”。王勇平直指，“郭副主席说的一些情况，让我感到惊讶，难以理解。因为这些话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
王勇平振振有词，引述大量事实，逐一批驳郭锡龄的言论，诸如“从未新疆找内燃机”、“铁路部门果断停止卖票”、“铁道部一声恢复运力，害得农民工又涌到广州火车站”等，把郭批得体无完肤。王并质问，“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他的这些信息又是来自何处？”
而王勇平的另一番话，则让人们替郭锡龄捏了把汗，“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郭锡龄、铁道部各执一词，让人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从权威性来说，绝对应该相信铁道部。而从动机论来说，郭副主席似乎没有必要撒谎、造谣；生活在社会高层、身为社会精英的郭锡龄，他应该十分清楚，这个谎是万万撒不得的。
新民网20日联系採访郭锡龄。郭的秘书与其他人员表示，郭锡龄对整个事件非常清楚，亦知晓媒体以及铁道部对他的回应，及网友关心这件事，但不方便接受媒体採访，不否认遭受到的巨大压力。一个“巨大压力”，道出了郭锡龄目前的处境，也道出了大陆人经常踫到的“祸从口出”的无奈。
郭锡龄批评铁道部的言论及铁道部的回击，成为一大热点新闻，在大陆民众中激起巨大反响，线民热烈讨论，大多数都是支持郭锡龄。有网民问﹕“是不是铁道部的老虎屁股摸不得？”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大陆执政党的优良传统，是大陆官方一直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铁道部也表示，“铁路欢迎社会各界的批评和监督”。可一旦有人提出批评时，却又是如此的不虚心，且怒斥乃至威胁批评者。若然对待批评是这么个态度，又如何相信他们有“自我批评”的勇气呢？
郭锡龄的话或许确有不实及过激之处，但也不应成为铁道部严厉驳斥郭的理由。难道铁道部已做得尽善尽美而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了吗？即便郭话不实，按照大陆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话，铁道部也应虚怀若谷地对待郭的批评，给予耐心解释而不是有力回击。毛泽东向来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大陆有关部门是否该自我检讨一下？
大陆政府机构一直强调监督、欢迎监督，“人大、政协监督”“舆论监督”即为监督形式之一。政协更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郭锡龄身为政协副主席，却不能代表政协，那么请问谁才能代表政协？即便纯属个人言论，也还是可以监督政府的吧，不是还有个“人民监督”或“群众监督”吗？
说起来，郭锡龄的级别已不低。郭曾任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党委书记，现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广州属副省级城市，由此推论郭锡龄应是正厅级高干了。如果连正厅级高干都摸不得铁道部门这个老虎屁股，更遑论一般小老百姓了。
现在，开始有网民关注郭锡龄副主席的结局了。如果郭锡龄因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形下，贸然说了几句不识时务的话，就遭到撤职甚或查办，将会贻笑大方的；以后谁还敢摸铁道部门或其它部门的“老虎屁股”？“欢迎社会各界的批评和监督”不就成了句空话？
铁路是大陆交通的主要骨干，大陆因此特设了个铁道部。大陆主管交通的部门有三个﹕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从重要性和显赫性来说，铁道部最大，远超过交通部，号称“铁老大”。
细心的人士还会发现，大陆铁道部不同於一般的部，如公安部、农业部、卫生部等，因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没有相应的铁道厅、局等；铁道部实行的是独立性很大的垂直管理，下设铁路局，几乎与地方政府无涉。这可部分解释为什么郭锡龄副主席敢於“炮轰”铁道部，及为什么铁道部对郭副主席的批评大动肝火。
铁道部的垂直管理方式符合中国国情，特别符合铁路管理业务。民航总局也是大致採用与铁道部一样的垂直管理方式。
铁道部还有个政治部，这使得该部带有军警色彩。事实上，该部刚成立时就有很强的军队色彩，前几任部长均为军人或军人出身；建国初期，解放军有个特殊兵种，即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是王震上将。
还有，从建国初期开始，国务院（政务院）的一些部委，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一些老部消亡了，一些新部诞生了，但铁道部一直雄居不动。这说明铁道部对於中国的国计民生起着重要作用，不可或缺。
铁道部非常重要，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居功自傲，容不得别人批评。多年来，春运已成为痼疾和老大难问题，悲剧时有发生，民众异议极大。铁道部承诺﹕2020年春运紧张状态将不复存在。这个承诺好是好，但能不能像列车提速一样，来得更快一点？
▲南方都市报发表署名小康的文章《以常识的名义为郭锡龄先生辩》。
昨日（2月20日）南都社论《质疑是公民的权利，释疑是政府的义务》一文，行文有理有据，姿态不卑不亢，对当前这场关于政协委员批评铁道部的争端已经作了最好的诠释。面对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急切凌厉”的批驳和来自“道德”与“公器”的双重弹压，舆论尚在静待当事人郭锡龄先生的回应，然而，记者得到的答复却是：“郭副主席正在开会，不便接受采访”。简单的说，郭先生是因为“不便发言”，缴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雪灾之后，检讨春运责任，是民众的普遍心声，作为政协委员行使其合法权益，为民众陈情，为主政者拾遗，本来无可厚非。而郭锡龄在“一位委员提到今年南方雪灾广州火车站的情况”时，“忍不住”发飙，一个“忍”字，生动的描绘出监督环境无奈与尴尬。2月19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作客人民网，回应郭锡龄的“炮轰”，其言谈之间，急切凌厉之势溢于言，讥讽弹压之心形于色，至于评价郭先生的批评，发言人用了十个字“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说到“常识”，还真值得与发言人好好论辩一番。
常识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政协委员监督政府是共和国民主政治的基本之义，也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之力。不晓得发言人声色俱厉的言辞之间，何处可以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意思？发言人还搬出“广州市委主要领导”的言论，认定郭先生的质疑“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这又是要置“互相监督”与百姓观感于何处？
常识之二，春运时，受暴雪冰冻灾害影响，交通线时断时畅，数百万旅客滞留，铁道部发布信息的不及时、不透明、不全面、不严肃，是民众困惑、质疑的主要原因。是走，是留？让滞留旅客左右摇摆。既然是“会天大雪，道不通”，电力紧缺到无法保证电力车正常运行，铁道部还要迫不及待的表述自己抗击冻灾的成果，不时发布过于乐观的信息，就显得十分不严肃。
春运期间，铁路部门掌握着绝大部分信息，但是，该发布哪些，不该发布哪些，是多强调困难，缓解旅客滞留的人道困境，还是多表现成绩，宣扬铁路战线战天斗雪的豪情，这一切都在铁路部门的掌握之中，而取舍的标准，其实只有一条：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政绩服务。
常识之三，为了抗击50年一遇的冻灾，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南粤大地上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因此，温家宝总理才有“感谢人民”的肺腑之言。但是，发言人一句“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却几乎是要郭副主席划出“人民”之列，使其成为抗击冻灾的反面典型了，这又是什么逻辑？
郭锡龄先生的“不便发言”，让关心这场争论的民众失去一次目睹当事双方正面交锋的机会。但所谓舆论者，激浊扬清，以恢弘志士之气，呵护黎民之愿，总归是期待着公正的声音，因此代郭锡龄先生一辩，还希望这场争论能为中国民主政治进步、公民意识复苏助力。
▲南方网发表王龙的文章《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舆论监督? 公民监督权需珍惜》。
如果不是有人指斥铁道部“抗灾不力”，声称要把“铁道部的人撤职”，铁道部发言人针锋相对称其“既违背实事又违背常识”，双方火药味让人瞠目结舌，纵然春运问题再突出，也没有新闻价值。
我认真地看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的全文，也拜读了媒体对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访谈录，其中有许多言辞语气很情绪化，尤其铁道部对于批评的态度，套用王勇平先生的话说，“让我感到惊讶，难以理解”。其实，对于这样的现象，在网络时代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如今的许多事情往往都是越想搞明白就越胡涂，直至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追问的兴趣，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这个问题似乎不像娱乐圈里的八卦那么简单，因为王勇平特别告诉网友，“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言外之意无非是说“个别同志”的言论只能代表自己，而这样的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和铁道部“掰腕”。这未必不是另一种“既违背实事又违背常识”的说法，宪法赋予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权利，他有责任对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提出质疑。就算郭锡龄是个普通人，履行公民的天然权利也理所当然，倒是动辄就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让人觉得不靠谱，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违背常识”。
换个角度说，既然知道郭锡龄只代表自己说话，却以铁道部的名义对其横加指责，首先缺乏一个新闻发言人应有的风范，在不经意间表露出了“铁老大”的霸气。其实，郭锡龄的提出的不过是大部分中国人想问的问题，只要上网搜索，每年春运期间民众对铁道部的质疑就层出不穷，这些呼声并不是因为雪灾才有的，而是多年来老百姓对铁路部门唯利是图的强烈不满。最有力的实事是，不久前铁道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提出“尽快完善应急抢险设备设施”，倘若雪灾中铁路部门的措施得力，各种工作井然有序，所谓的“完善”不是多此一举吗？
有人认为，在整个抗雪灾的过程中，铁路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为疏运滞留旅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精神可嘉。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农民抢收抢种、警察危难之际救人，每个职业的责任与利益向来同等，即使成功完成疏运350万旅客是壮举，其中凝聚了铁路干部职工的心血和汗水，也没有理由当成绩去炫耀。作为全国惟一的铁路运输机构，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如果不能成功疏运旅客，不能与党政军民齐心协力，那就不仅是“抗灾不力”，而是严重的渎职。
也许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地方政协委员与中央部委“叫板”，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官场上相互吹捧、相互粉饰的语境，对这样的唇枪舌剑非常新奇。于是，各方舆论争相传播，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使这一事件迅速升温并趋于白热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社会舆论的跟进并没有使郭锡龄快慰，据新民网2月20日报导，记者采访辗转采访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身边工作人员不否认他遭受到了巨大压力。旁观者无从洞察这样的压力来自何方，也不必猜测这种“压力”将会反弹出多少话题，既然铁道部可以说自己疏运旅客是壮举，那么郭锡龄担当起反映民意的职责算不算也是壮举？不管郭锡龄的意见是否正确，铁道部都应该以宽容心态对待，而不是对建言者进行道德式的责难。进一步说，国家总理尚且冒着严寒站在拥挤的火车站向民众表示歉意，铁道部凭什么就不能接受一个政协委员的批评意见呢？
众所周知，社会舆论之所以大都站在郭锡龄一边，一方面是因为铁路部门与民众积怨太深，凭借着垄断地位变相提价、宰客现象严重，他们早已把“人民铁路为人民”的理念抛到了天外；另一方面是中国人自古崇敬义士，所谓的“侠肝义胆”直到今天仍然是不畏强暴，不计得失，主持人间公道的代名词。这样的侠义之士是古代处于被压迫境地而无力自救者的一种精神寄托，就像期盼“清官”只是古人可怜的自我麻醉一样，今天的人们寄希望于某些人和部门的“自律”无异于与虎谋皮。
铁道部对待不同意见如此颐指气使，连政协委员依法议政都置若罔闻，更不要说他们会把社会舆论监督当回事了。我不相信在此次天灾中铁道部做得完美无缺，甚至没有一丁点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至少拒绝批评的心态就不可取。既然发言人王勇平要求人们倍加珍惜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社会力量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监督权，是不是同样值得他们珍惜呢？
▲东方早报发表署名沈彻的文章《舞台喧嚣，我们该如何自处？》
近日，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应对南方雪灾不力，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针对这一批评的回应引发了各方热烈的讨论。人们大多关注王勇平所谓郭锡龄的“炮轰”“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这一论断是否成立，却忽视了郭先生身上的多重角色。
首先，无可否认的是，郭先生在发言时是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进行参政议政活动，无论他的发言是否代表了民众的真实呼声，是否符合事实或常识，至少相对于地方行政机关的“块块”或者铁道部门的“条条”而言，郭先生扮演着“非官”的角色。
在这场雪灾带来的考验中，甚至早在灾害发生前，民众在认可铁路部门工作成绩的同时，长期以来也一直对“铁老大”有着相当数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但应当看到，民众并未得到太多虚心的回应和认真的总结，甚至是起码的尊重。可是，为什么这一次郭先生的批评会引来铁道部如此迅速、强烈的反应呢？
答案恐怕还是在“广州市政协”这一称谓所代表的级别及其背后的体制力量，或者在于郭先生曾经担任的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广州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所象征的体制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则郭先生还有着不妨称之为“半官”的另一重角色。
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看到王勇平指出的“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2月19日新华网），看到铁道部宣传部门某负责人认为的“郭副主席可能表达了自己的良好愿望，但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发言还是要慎重，对相关事实要做出核实”（2月21日《成都商报》），那么我们或许还可以认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兼党组成员郭锡龄先生更是身兼“干部”、“同志”这重“官员”角色。
非官、半官、官员，这些角色的交织与驳杂，使得民众认为郭先生是在为他们呐喊，也使某些部门提醒郭先生要注意影响，更使某些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可能来自体制本身的注目与质疑。这些重叠的角色，吊诡地为旁观者展示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
当不同的角色、不同团体的要求使置身于其中的人处于矛盾状态时，角色冲突便产生了。在角色间寻求妥协，还是放弃某些角色？这正是尴尬的郭先生所要面对的问题。而广州市长张广宁所期望的“铁道部与地方加强沟通”，或许能让郭先生拿到能更易于他演出的剧本。
要避免角色冲突，事主须在不同情境下明确区分不同的身份；而对其所关注的对象的期待与其实际表现之间的差异，公众也必须保持更为宽容与开放的心态。价值取向选择一还是多？权力依靠自身制衡还是外部监督？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面对着这些问题。
当角色模糊、错位、混杂与重叠到了说不清、道不明、分不开、扯不断的地步时，当舆论监督可能过多地承担起了公权力所不能及或不作为的功能、成为道德与价值取向单一化的工具时，当网络讨论折射出民众对权力和道德既警惕地防范又迷信地诉求的矛盾心理时，我们应当时刻警醒自己，不应放弃自我的独立与自由，不应丢失自身的主体意识与自治的精神空间。
▲光明网-光明观察发表署名蓝山的评论《我们果真委屈铁道部了吗？》
对于雪灾刚刚开始的一场反思，我们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做客人民网时，迫不及待回应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的“炮轰”言论。
“这些话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这就是我们这位发言人对于民间批评发字肺腑的高度评价。
这一次，我们的发言人这次可谓是有备而来。在与网民的交流中，王勇平针对日前郭锡龄先生对铁道部的发难，可谓是来了个一一回应——
关于“回请下岗技师”，他回应说，新疆到广州铁路里程达6000多公里，把内燃机车开过去，至少要7到10天，何况当时正处于线路非常拥堵的特殊情况下。他并且略带嘲讽地说：“我不知道郭副主席是通过什么高明的方法把新疆的内燃机车一下子调到广州的。”他表示，在摆渡运输中，所有值乘任务全部由广铁集团具有内燃机车司机资格的乘务员来承担，没有一名返聘、借用和下岗人员。
关于“找不到5号油”，王勇平表示：铁路内燃机车一直以来使用0号柴油，从来没用过5号柴油；而从1月28日到2月9日，广铁集团为摆渡机车及各车站发电车共提供4326吨柴油，从未发生一起因柴油供应不上而影响列车运行的情况。
关于“停电后还售票”，王勇平“澄清”道：事实是，广铁集团春运售票是按照预售期提前10天售票的，在元月25日，广州站就已经售完了2月3日以前的票。在冰雪灾害发生后，元月26日、27日，广铁集团全面停止了广州地区车站窗口、集中售票点、代售点和电话订票系统的售票工作，只保留了广州东到深圳间的城际公交化动车组和广九直通车的售票工作。整个广东地区的售票工作于2月5日才开始恢复，而且只发售2月7日也就是大年初一以后的车票。
关于“误导旅客”的职责，发言人所认为的事实是，前一段时间京广南段的运输能力情况，铁路方面每日甚至是每隔几个小时就向广州市春运办作了及时通报，铁路部门在尽全力迅速恢复运输能力和秩序的同时，也与广州市政府一道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发布相关信息，引导旅客不要盲目向车站集中，地方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为旅客留在当地过年创造条件。
——够了。发言人的这些回应，似乎已经从一个角度诉说了他所代表的“铁道部”所承受的冤屈和无辜了。如此看来，作为一名普通的公众，好象我们还真有要为端坐于垄断高地之上的铁道部抱上一记重重的不平了！
王勇平认为郭锡龄先生对铁路的指责“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说到“常识”，我不知道作为铁路管理者的责任人，我们的发言人可真具备了起码的常识？
回乡者过年要回乡，要回乡就有可能要坐火车。可是在朗朗乾坤、和平年代，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到回乡的火车票——面对这样常识性的疑惑，不知王勇平先生该如何回应？
乘客好不容易买到车票坐上火车，可是拥挤的火车上，不说惬意舒适的活动空间了，更多的火车上，就连最起码的饮水就餐也无法如愿，有的甚至在车上乘客出现了身体不适时连最基本的治疗条件都不具备——面对这样常识性的疑惑，不知我们的发言人先生又会如何从容地回应？
不错，春运是非常之际，但是，在服务标准下降、服务环境陡然恶化的同时，车票的价格可有一分钱的下降？作为铁路部门管理者的铁道部，果真在春运前把准备做到最好了吗？在雪灾到来的时候，发言人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机构，果真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了吗？一年年的春运都如同一场无数平民迁徙的灾难，铁道部的管理真的都已经做到淋漓尽致了吗？如果不是雪灾的“帮助”和掩盖，这场春运果真就会安然度过吗？
其实，在一场灾难行将过去的时候，又正逢广州的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举行，代表和委员们针对前些时候出现的状况表达自己的所想，原本是一件可贵的好事啊。当然，毕竟不是内行，在叙述事实的现象和追究事实症结的时候，也难免会存在一些不够准确的细节表述；但是作为铁道部的发言人，就这么急急地出来为自己所代表的部门进行叫屈和辩护，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是不是显得有失铁路老大起码的风度？
也许，铁道部太强势了，断是听不得一点带“错”的批评；也许，铁道部太敏感了，对于这场才刚刚开始的责任问罪和教训总结，他们的身上和内心里面，隐藏着太多过敏的神经。
但是，我们就真的委屈了无辜的铁道部了吗？相信每个人的心中，自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至于王勇平先生拍胸脯说：“如果郭副主席对铁路的指责都是真的话，那么我作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要请辞。”我想，如果哪天王勇平先生真的因为对于一些明可知道的问题和情况“一无所知”，因为不具备“一个新闻发言人应有的状态”而被撤职的话，我个人是绝不会有丝毫的遗憾的了。
▲山西大学法学院学者萧锐发表文章《对公民的质疑难道只有棒杀一途？》
2月19日下午，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接受媒体访问，谈及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的旅客疏运工作，特别回应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很难看到接受批评的诚意，甚至还上升到“当广大铁路职工与广州人民并肩战斗、奋起抗灾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的道德质问。
笔者认为，如何面对公民的质疑与批评，公权力部门的姿态似乎还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但这并不是棒杀言论的当然理由。对公民的质疑，难道只有棒杀一途吗？代表堂堂国家部委发言，姿态的极度傲慢与心态的极度僵化已经不是失责与没有风度的问题，而是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的一开始，王勇平发言人就祭起了“别有用心”的大旗，貌似不经意的说到这一消息自己是从“广东某家报纸、某些网站尤其是在境外媒体上都看到过，影响不小”。把郭锡龄先生对铁道部的批评架构在一个预设的“别有用心”的框架之下，言外之意是在国内极个别报纸和网站在炒作此事，而且影响已经极为恶劣：“尤其”有境外媒体参与了报道。可在笔者看来，这不但不能证明郭锡龄先生质疑“言者势单，应者寥寥”，反而恰恰说明想要批评一个国家部委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是何其艰难。而当公民的批评顶着压力侥幸走到公众面前时，我们的发言人又搬出“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压人，可是郭锡龄先生也并没有说自己的言论可以代表市委、市政府以及市人大和市政协啊，只是纯粹的公民表达而已。
权力部门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公民的质疑与舆论公器的监督？是那“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之类的大义凌然吗？还是靠不对等的威压迫使大多数媒体悄无声息的自我审查？让批评的意见畅通无阻、毫无恐惧的出现，让质疑的声音有起码的表达机会与平台，怎么就成为天方夜谭与痴心妄想？恰恰因为这位发言人的“技巧性指证”，笔者反而更想表达对那“广东某家报纸、某些网站”的由衷敬意。
公权机关与垄断大佬还不习惯于公民社会的逐渐觉醒，还不习惯于用谦卑的姿态做好自称的“人民公仆”。我们要问：对正当质疑的无礼棒喝在什么时候成为了某些部门的习惯？！“难得的批评局面，复苏的质疑精神，萌芽的公民权利，渐进的公共探讨”难道真的要成为一厢情愿的民间诉愿吗？
我们保持善意的期待，尽管这样的期待传统已经很是久远；我们依然心怀耐心的劝导，尽管驯服权力者已经是不断重复的常识。
●刘晓波、丁子霖、胡平等海内外人士致函“两会”。
▲海内外人士致函“两会”：立即废除城乡户籍二元制，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名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各位委员：
你们好。
在刚刚过去的这场大雪灾中，最大的受害群体莫过于农民工。雪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交通大阻塞。按说，世界各地每年都时有雪灾发生，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讲究合家团聚，但唯有中国的这场雪灾阻隔了数千万人的归家之路。因为中国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农民工。按照保守的估计，其总数也超过两亿，仅珠江三角洲地带就有三千多万。他们要在春节期间返回家乡和亲人团圆。这就形成了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人类大规模迁移现象。由于雪灾阻断归程，他们不得不餐风宿露，忍饥挨冻。构成“盛世”下的巨大反讽。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出现的一个奇怪的新名词，古今中外都没有现成的词汇与之相对应。照理说，农民既然进入城镇，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转而从事其他体力劳动，那么他们就不再是农民而成为市民成为工人。但问题是，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规定他们不得改变农村户籍；按身份他们仍然是农民。所以才有了“农民工”这个不伦不类的新名词。
众所周知，迁徙自由是基本人权。早在六十年前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就明文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民国时期，国人享有迁徙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迁徙自由也存在过一段时期。1954年宪法仍然写有迁徙自由的条款。然而其后不久，中国政府就通过一系列“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政策和文件。1958年1月9日，毛泽东更以主席令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明显违反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其中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籍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籍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从此就正式确立了所谓城乡户籍二元制。从此，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就沦为二等国民。
今年是中国改革的三十周年。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由农民甘冒风险，分田到户，迈出第一步。然而，三十年过去了，农民的二等国民地位却依然如故。广大农民在自由迁徙、合法定居、正常就业和平等入学等方面受到严重的制度性歧视。这既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践踏，又是对当今普适价值的侵犯。即便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它也是对广大农民的人格侮辱以及对人伦人性的极大摧残。尽管在民间以及学术界，一直有人呼吁废除城乡户籍二元制，但政府却始终未作出正面回应。在中国，每逢谈起改革，总有人抬出所谓“国情”作挡箭牌。但城乡户籍二元制绝对算不上“国情”，它不过是毛时代的一项恶名昭著的弊政。据说，最近，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在考虑户籍制度改革，有个别城市已经开始试点。但问题是，废除城乡户籍二元制既然并非制度创新而只是一种回归，哪里还用得着试点呢？废除城乡户籍二元制是一件关系到全中国每一个人的大事。在中国，哪家城里人没有几个亲戚是农民呢？凡年长一点的，当年几乎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应该深知农民疾苦，难道还有人认定农民天生低人一等？让城乡户籍二元制多拖延一天，那不仅意味着让数亿同胞多受一天苦难，多受一天羞辱，而且也意味着让我们的良知与人性多一天沉沦。
值此两会召开之际，我们大声疾呼：立即废除城乡户籍二元制，从立即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开始，让农民公民化，让“农民工”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此致
敬礼
2008年2月15日
国内
刘晓波（北京 自由撰稿人）
丁子霖（北京 教授）
蒋培坤（北京 教授）
于浩成（北京 法学家）
张显扬（北京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江棋生（北京 学者）
张祖桦（北京 宪政学者）
艾晓明（广州 教授）
焦国标（北京 学者）
唯 色（北京 作家）
王力雄（北京 作家）
张耀杰（北京 学者）
王晓渔（上海 学者）
高 瑜（北京 记者）
王小山（北京 记者）
昝爱宗（杭州 记者）
冯正虎（上海 宪政学者）
杨宽兴（济南 自由撰稿人）
刘 荻（北京 自由撰稿人）
腾 彪（北京 律师）
李柏光（北京，律师）
温克坚（杭州 自由撰稿人）
赵达功（深圳 自由撰稿人）
杨恒均（广州 自由撰稿人）
野 渡（广州 网络编辑）
智效民（山西 学者）
刘逸明（湖北 自由撰稿人）
秦 耕（海南 作家）
杜导斌（湖北 自由撰稿人）
高 兟（北京 艺术家）
高 强（北京 艺术家）
欧阳小戎（云南 自由撰稿人）
王清营（河南 公司职员）
境外
胡 平（美国 政论家）
王丹（美国 89学运领袖）
杨建利（美国 学者）
陈奎德（美国 学者）
张伟国（美国 学者）
盛雪（加拿大 自由撰稿人）
张菁（美国 编辑）
刘国凯（美国 民运人士）
陈破空（美国 政论家）
唐元隽（美国 民运人士）
张 伦（法国 学者）
齐家贞（澳大利亚 作家）
阿 木（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老戴维（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陈 标（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简昭惠（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蔡 楚（美国 诗人）
徐文立（美国 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郑 义（美国 作家）
白 夏Jean-Philippe Béja（法国 汉学家）
廖天琪（美国 编辑）
康正果（美国 学者）
李 劼（美国 学者）
吕京花（美国 人权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