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去世已经25年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经验却永留人间，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令人遗憾的是，当政的几代领导人却都把他视为异类，贬低、排斥不遗余力，以致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用。
胡耀邦少年时代就参加红军，一生轰轰烈烈，特别是他在晚年岁月成就的伟业，足以使他青史留名。
在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上，胡耀邦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人物，是他，或者说，主要是他，开辟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相对最稳定、最和谐的八十年代。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形式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力支持、推进改革开放，掀起了反专制反封建反垄断的民主主义革命高潮。胡耀邦在朝当政的最初几年，是民主革命高歌猛进的年代，是中国社会开始跨入现代文明的年代。可惜的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民主革命高潮，在经过民主和专制的几个回合较量、互有胜负之后，最终仍然被强大的专制势力击倒，胡耀邦被迫退出政治舞台，郁郁而逝。
胡耀邦去世前十来年的中国社会，是民主力量从勃兴到退却的十年，也是专制力量从复苏到进攻的十年。粉碎四人帮后，广大民众痛定思痛，殷切期望着能彻底抛弃独裁专制的毛泽东体制，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所以，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和他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虽然都受到强烈的反对和抗拒，但由于获得朝野社会的广泛支持，终于克服专制势力的阻挠，得以胜利进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在社会上，当时也活跃着一批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在北京的西单墙和一些大城市的民主墙上，发出了清算专制统治的罪行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朝野民主力量的汇聚推进，曾经使社会发展呈现出一幅壮丽美好的前景。
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民主派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的进军。在此之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两个凡是”为箭靶，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掀了下来，接着就需要清算毛泽东的独裁专制所犯下的罪恶，和一党专政的本质性缺陷，以求摧毁专制体制，进而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体制。理论务虚会本应是这个历史趋向的逻辑发展，无奈事与愿违。在第一阶段的理论务虚会上，与会者揭露了毛泽东独裁统治的恶果，批判了一党专政体制的弊病，会议开得紧张而热烈。这个反专制反毛泽东的民主趋势，使党内的专制维护者胆战心惊，胡乔木把会议归纳为“五个否定”：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策动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阻遏了思想解放的胜利进军；源于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法宝有如泰山压顶，消弭了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声，形势顿时逆转。接下来的几年，民主和思想解放的发展趋势，不断受到封建专制势力的遏止和压制。如：西单墙被取缔；李维汉创议的反封建，在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后便如石沉大海，渺无消息；以文艺形式批判文革的“伤痕文学”作品，如《太阳和人》、《天云山传奇》等受到批判；等等。
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在中央占据了一定的领导职位，除胡耀邦外，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先后进入核心领导层，推动着各个领域的思想解放和改革，但维护专制旧体制的老人们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政治能量。维护专制的势力依仗着政治体制的专制性和党内传统的惯性，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占据着有利的优势地位。
斗争形势的优劣在推进改革的大方向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胡耀邦主张进行全面的改革。1983年1月，他在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 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这个高瞻远瞩的改革方针，受到陈云的严厉指责。他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会议上，对胡耀邦提出十点批评。胡乔木、邓力群拿着陈云的讲话当令箭，忙不迭地向全国新闻界的两个会议传达，又要召开会议批判胡耀邦，准备把胡耀邦轰下台来。胡乔木似乎胜券在握，对胡耀邦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幸而习仲勋发现了这些非组织的活动，赵紫阳、叶剑英、邓小平出而干涉，这场政变阴谋才没有实现，胡耀邦的总书记职位虽然保住了，但他提出的全面改革的主张，却再也不能实施。在这次未遂政变中，坚持改革的民主派和反改革的专制派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
专制势力的猖狂，在1983年10月开始的“反精神污染”的叫嚣声中达到高潮。在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鼓噪下，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狂飙拔地而起。从周扬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胡绩伟的人民性，到《离离原上草》、《人啊，人》等文艺作品，从副业雇工、烧香拜佛到花衣服、交际舞，都成了应该“批判、抵制、清除”的精神污染。中共北京市委甚至在大门口贴出布告，规定穿小裤脚的、留披肩长发的人不准进入。诚如人们所说，“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一时满城风雨，犹如文革再现，在社会上造成惊惧不安。面对“清除精神污染”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胡耀邦在11月21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为“清污”规定四条原则，强调要加强正面教育，从而刹住了这场喧闹了28天的荒诞剧。接着，胡耀邦又在接见来京开会的各省市团委书记时，提出“清污”的八条政策界限，并且召集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部署，一步一步地削弱“清污”的影响，终于扑灭了这场后来被人们称为“小文革”的社会动乱。
“清污”和反“清污”较量的结果，党内民主派取得了胜利。对于这场斗争的性质，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指出，“清污”是用“左”的和封建主义的观点，采取文革“破四旧”的办法开展起来的运动。胡耀邦不但当场表示同意万里的看法，而且后来多次引用万里的话，批判“左”的和封建主义的观点。这说明胡耀邦、万里等党内民主派已经意识到斗争的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本质。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八十年代民主与专制对垒的一个焦点。胡乔木、邓力群在1983年8月广为散发并上报邓小平的一份关于“精神污染”的材料里，就已经提到在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清污”狂飙横扫全国期间，也有许多文章、讲话提到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万里在“清污”运动被遏止后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胡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然而，此后几年，媒体上依然时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出现了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激烈争论。
在这个草案里有这样几句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陆定一在会前讨论时就主张不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决议。在六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删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陆定一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说法，最早是1956年苏联批评我们时提的，他们说我们的“双百”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刘少奇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其中谈到“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1966年文革初起时发布的《五一六通知》，批评彭真等人起草的《二月提纲》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说我在怀仁堂对文艺界和科学家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决议不要同苏联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说法混淆在一起，我主张删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几个字。
万里也说，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得民主、法治，都不能搞自由化。所以，这个自由化，加到社会主义不对，加到资本主义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
杨尚昆、薄一波都发言表示应保留原来的措辞。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写这个。
陈云、李先念、彭真也表示应该保留，李先念还接应着邓小平的话说，二十年、三十年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赵紫阳有保留地赞成维持草案的原文。于是，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仍然保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民主派和专制派在六中全会上的交锋，以民主派的失利而告终。六中全会决议通过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取得了党中央决策的旗号，成为专制派制约、打击党内民主派和民间民主运动的主要武器。1986年在许多大中城市兴起的学生运动，就是被当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镇压下去的，它同时也成了专制派逼迫胡耀邦下台的导火索。
1986年引发学生运动的因素，外有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台湾蒋经国的取消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内有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方励之关于民主政治的讲演。更重要的是这几年社会上和校园里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培育出关心国家民主前途的一代青年学子。这一年的12月上旬，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要求民主选举人民代表、上街游行开始，民主之火迅速燃遍28个城市的高等学校。学生们或张贴大字报，或上街游行，提出从改革政治体制到改善校园生活的广泛民主要求。对于这个在形式上显得有些混乱的社会现象，胡耀邦认为应该采取“冷处理”的方针，坚持开导、说服、教育的办法。专制派则坚决主张镇压。王震年底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说，学生闹事，总书记说要冷处理，什么冷处理！我就是要热处理。三百万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三百万解放军。王震接着还说：现在有人要小平同志退位，岂有此理，只有“三种人”才希望小平同志退下来。你们谁愿意小平同志退位啊？举起手来！噢，没有人举手，好，你们都不赞成小平同志退下来。
王震的报告实际上宣布了胡耀邦的两大罪状，一是保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是逼邓小平退位。后一事缘起于不久前邓小平对胡耀邦说，我们年纪大了，十三大应该退下来，我全退，你半退，你可以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邓小平的话带有试探性，老实的胡耀邦却信以为真，在向北京和外地的一些领导人谈话时透露这个设想，意在使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十三大换届时，思想上有所准备。不料传回到邓小平那里，却成了他要取而代之。王震后来回答一高级干部问起“耀邦同志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时，直截了当地说：“他最大的错误是要小平下台。”
经过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生活会”，胡耀邦在遭受极不公平的严酷批判后退出领导岗位。这不仅是胡耀邦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挫折。胡耀邦在当政的十年里，在各个领域推进民主，树立了党内民主派的典范。专制统治者把他斥为“自由化的保护伞”，恰好证明了他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军地位。无奈专制力量的过于强大，他的努力，随时随地受到专制维护者的掣肘与阻挠，最后成为共产党和国家的民主祭坛上的牺牲。
八十年代的“胡赵体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走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社会的机会。但是，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绝对的优势。一百多年来，民主主义的屡次胜利，无不遭到专制主义的反击而丧失。“胡赵体制”是在摧毁文化大革命这个专制极权的疯狂模式的废墟上产生的。它的出现和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它的命运——因胡耀邦下台而削弱，因北京戒严而消失，这些虽然都是偶然事件，但它最终被赶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却是不可违抗的必然趋势。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历史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所提供的优秀人物，他们的辉煌业绩和凄壮悲剧，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光彩的记录，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政治遗产。在“胡赵体制”下，民主主义不论是胜利进军，还是受压溃败，都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供我们总结吸取。在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专制极权的斗争中，他们的思想、精神和品德，将成为鼓舞我们奋勇直前的强大动力。
我在5年前写过一篇《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5年后的今天，我写下这篇《胡耀邦和中国民主革命》，纪念他逝世25周年；我希望未来有那么一天，能再写一篇《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来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某个周年。不知道历史是否能给我这么一个幸运的机会？
2014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