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结束前，陆定一提出：“不建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党章。‘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界定不清，容易一刀切。”“当时很多中青年中央委员鼓掌，全场乱了。”然而，最后，还是被称作“总设计师”的人出来定了调：“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定一讲的有一定道理，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十年不变。’”
也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胡思乱想，夜间一觉醒来，忽然想到邓小平，而今年也是他诞辰110周年。
大家不要以为邓小平后来搞了改革开放，搞了深圳特区，1992年南巡时还说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话，甚至肯定了深圳的资本主义试验，就说明他“右”，说明他喜欢市场经济，喜欢资本主义，喜欢西方“那一套”。你错了！真是那样，他后来也不会那么起劲地、甚至是凶神恶煞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不化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死命地维护毛泽东。而中国也不会还像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而是真正繁荣昌盛，真正民主自由，真正文明进步，至少周扬、钦本立能多活几年，而戈扬、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等也不会客死异国他乡。中国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意识形态高于一切！
哪怕仅就本人所读到的一点公开的史实，也足以证明邓小平在文革前很左，是文革或者说是毛泽东把他一再打倒，才有了后来的邓小平和老邓支持改革开放。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多到数不过来，那些所谓两头真的“老同志”，像周扬、李锐、李慎之等其实都有这种情形。只是有的觉悟了，像上面提到的几位——有的却至死不觉悟，甚至还迫害觉悟者，如胡乔木对周扬。这些并非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都是有史有据可查。另据《胡耀邦传》披露，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拒绝胡耀邦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学潮的建议。如果是一个骨子里倾向民主的政治家，不会如此行事，更不会如此固执。
正是从这层意思上说，我们在感谢上帝的同时，甚至还不能不尴尬地要感谢文革。试想，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邓小平没有被打倒，中国穷困潦倒地挨到毛泽东去世，虽然再上来一个“接班人”，可谁敢担保那接班人有邓小平这样的资格这样的魄力，并放弃毛时代那一套，让中国改革开放？人不经过炼狱，没有脱胎换骨，很难“洗心革面”，很难有深刻认识。而若没有改革开放，仍是计划经济，仍是“一大二公”，就算后来的接班人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一点“修正”，可要想看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怕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不多啰嗦，还是来看邓小平文革前极左的一面。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一篇《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谈话纪要，其中谈到了他对1957年打右派的看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第294页）
可见，客观地说，那场运动并非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搞起来的；可见，邓小平对那场历史已经证明根本就是胡来的“打右派”运动，“还是要肯定”，至多虽然也认为是一个“错误”，而这“错误”只不过是“在于扩大化”了。而从他那认为“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的语气来看，对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更是“不共戴天”。可我们现在知道，反对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罪恶，只是人们的一种认识，一种观点，而且不论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进步还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衰败，都不能说不赞成乃至反对社会主义就是什么错误，更谈不上“罪大恶极”。相反，人类历史已经开出证明，反对我们当时那种所谓“社会主义”，近乎几百年前反对“地心说”，反对神创造世界，因此，当年那些反对毛式邓式“社会主义”的人们，简直可以说是“先知先觉”，甚至可以与布鲁诺、伽利略媲美。
另我们从李慎之生前2001年4月15日致胡绩伟先生的书信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这封信在收进《李慎之文集》时有个题目《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信中谈到这个话题时说了这么一件轶事：“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在反右斗争已经打响近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两单位负责人，宣布由吴冷西接替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小平走进来，手里拿了几张报纸（大概是苏联来的电报），先向大家宣布‘苏联出了马卡莫反党集团，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因为他头脑还灵活一点。’然后，就说‘最近两个月，全党挨了一记闷棍，现在形势已清楚了，当时党内知道中央意图的，一个省只有一两个人。’邓小平接着又说‘《人民日报》我看还好嘛，《青年报》就成了大字报了’。”（见《李慎之文集》上册第194页，吴贻编，2004年）难怪，在“打右派”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全中国之所以没有什么“动静”，与邓小平的认识并早已“一锤定音”有极大关系。
其实邓小平在文革前一直紧跟毛泽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文革，把他给打醒了，以至于1979年他在去美国访问的飞机上，陪同访美的李慎之在途中“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国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我们再来翻看于光远的《我忆邓小平》。这本书2005年在香港出版，作者在《写在前面》这种近乎“自序”的文字中不经意间告诉人们，文革前中苏论战，中方的领导者正是邓小平：“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全是一堆废话。为何这样说？我们看何兆武先生去年秋天接受南都周刊时就告诉采访他的记者说，“他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自己订阅《人民日报》，直到中苏论战之时，有一天他看到评论里写：今天看起来，双方说的都是废话。而这之前，他们投入近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学习《九评》。劳动就这样白白废掉，他有些黯然。”
有知情者说，中苏论战中，也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方这九篇文章，事实上比苏联还左。难怪当时整个中国上下都那么起劲地骂人家是“修正主义”。殊不知，短短十几年过去，就在1978年后，我们比人家“修正”得还厉害。当然喽，在我们很厉害地又“修正”十几年后，人家苏联不再“修正”，而是彻底抛弃。
正当本文开始敲起，又从互联网上读到陆定一之子陆德接受《新周刊》的专访，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人们：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结束前，陆定一提出：“不建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党章。‘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界定不清，容易一刀切。”“当时很多中青年中央委员鼓掌，全场乱了。”然而，最后，还是被称作“总设计师”的人出来定了调：“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定一讲的有一定道理，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十年不变。’”
乖乖！三十年！我们可以掰着指头数一下，也就是说2026之前不变。不过本人很想问一句，为何30年后就可以变了呢？是30年后资产阶级自由化变了，还是中国执政者变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肯定不会变，那就一定是中国执政者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执政者变得可以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呢？是那时中国也实行了民主制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其实陆定一在1996年三月病重期间，以口述的方式，经工作人员根据记录、录音整理，后经陆定一本人审阅，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整封信先后口述了九天，近二十个小时。之后，陆定一亲自将此信命题为《我对党、祖国和人民最后一次交心报告》。全信长13000字，共谈了十二个问题，包括应对毛泽东重新评价，要勇于承认中共所犯过的严重错误，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政治体制必须改革，要依法治国，支持民主党、无党派团体办报纸等真知灼见。
如此说来，邓小平即使在复出后，也仍时不时也还是有“左病”复发，而一个人一旦不正常，也就很难实事求是了，这是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
2014年4月15日定稿
也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胡思乱想，夜间一觉醒来，忽然想到邓小平，而今年也是他诞辰110周年。
大家不要以为邓小平后来搞了改革开放，搞了深圳特区，1992年南巡时还说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话，甚至肯定了深圳的资本主义试验，就说明他“右”，说明他喜欢市场经济，喜欢资本主义，喜欢西方“那一套”。你错了！真是那样，他后来也不会那么起劲地、甚至是凶神恶煞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不化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死命地维护毛泽东。而中国也不会还像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而是真正繁荣昌盛，真正民主自由，真正文明进步，至少周扬、钦本立能多活几年，而戈扬、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等也不会客死异国他乡。中国就是一个政治大国，意识形态高于一切！
哪怕仅就本人所读到的一点公开的史实，也足以证明邓小平在文革前很左，是文革或者说是毛泽东把他一再打倒，才有了后来的邓小平和老邓支持改革开放。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多到数不过来，那些所谓两头真的“老同志”，像周扬、李锐、李慎之等其实都有这种情形。只是有的觉悟了，像上面提到的几位——有的却至死不觉悟，甚至还迫害觉悟者，如胡乔木对周扬。这些并非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都是有史有据可查。另据《胡耀邦传》披露，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拒绝胡耀邦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学潮的建议。如果是一个骨子里倾向民主的政治家，不会如此行事，更不会如此固执。
正是从这层意思上说，我们在感谢上帝的同时，甚至还不能不尴尬地要感谢文革。试想，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邓小平没有被打倒，中国穷困潦倒地挨到毛泽东去世，虽然再上来一个“接班人”，可谁敢担保那接班人有邓小平这样的资格这样的魄力，并放弃毛时代那一套，让中国改革开放？人不经过炼狱，没有脱胎换骨，很难“洗心革面”，很难有深刻认识。而若没有改革开放，仍是计划经济，仍是“一大二公”，就算后来的接班人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一点“修正”，可要想看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怕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不多啰嗦，还是来看邓小平文革前极左的一面。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一篇《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谈话纪要，其中谈到了他对1957年打右派的看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第294页）
可见，客观地说，那场运动并非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搞起来的；可见，邓小平对那场历史已经证明根本就是胡来的“打右派”运动，“还是要肯定”，至多虽然也认为是一个“错误”，而这“错误”只不过是“在于扩大化”了。而从他那认为“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的语气来看，对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更是“不共戴天”。可我们现在知道，反对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罪恶，只是人们的一种认识，一种观点，而且不论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进步还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衰败，都不能说不赞成乃至反对社会主义就是什么错误，更谈不上“罪大恶极”。相反，人类历史已经开出证明，反对我们当时那种所谓“社会主义”，近乎几百年前反对“地心说”，反对神创造世界，因此，当年那些反对毛式邓式“社会主义”的人们，简直可以说是“先知先觉”，甚至可以与布鲁诺、伽利略媲美。
另我们从李慎之生前2001年4月15日致胡绩伟先生的书信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这封信在收进《李慎之文集》时有个题目《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信中谈到这个话题时说了这么一件轶事：“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在反右斗争已经打响近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两单位负责人，宣布由吴冷西接替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小平走进来，手里拿了几张报纸（大概是苏联来的电报），先向大家宣布‘苏联出了马卡莫反党集团，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因为他头脑还灵活一点。’然后，就说‘最近两个月，全党挨了一记闷棍，现在形势已清楚了，当时党内知道中央意图的，一个省只有一两个人。’邓小平接着又说‘《人民日报》我看还好嘛，《青年报》就成了大字报了’。”（见《李慎之文集》上册第194页，吴贻编，2004年）难怪，在“打右派”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全中国之所以没有什么“动静”，与邓小平的认识并早已“一锤定音”有极大关系。
其实邓小平在文革前一直紧跟毛泽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文革，把他给打醒了，以至于1979年他在去美国访问的飞机上，陪同访美的李慎之在途中“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国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我们再来翻看于光远的《我忆邓小平》。这本书2005年在香港出版，作者在《写在前面》这种近乎“自序”的文字中不经意间告诉人们，文革前中苏论战，中方的领导者正是邓小平：“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全是一堆废话。为何这样说？我们看何兆武先生去年秋天接受南都周刊时就告诉采访他的记者说，“他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自己订阅《人民日报》，直到中苏论战之时，有一天他看到评论里写：今天看起来，双方说的都是废话。而这之前，他们投入近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学习《九评》。劳动就这样白白废掉，他有些黯然。”
有知情者说，中苏论战中，也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方这九篇文章，事实上比苏联还左。难怪当时整个中国上下都那么起劲地骂人家是“修正主义”。殊不知，短短十几年过去，就在1978年后，我们比人家“修正”得还厉害。当然喽，在我们很厉害地又“修正”十几年后，人家苏联不再“修正”，而是彻底抛弃。
正当本文开始敲起，又从互联网上读到陆定一之子陆德接受《新周刊》的专访，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人们：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结束前，陆定一提出：“不建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党章。‘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界定不清，容易一刀切。”“当时很多中青年中央委员鼓掌，全场乱了。”然而，最后，还是被称作“总设计师”的人出来定了调：“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定一讲的有一定道理，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十年不变。’”
乖乖！三十年！我们可以掰着指头数一下，也就是说2026之前不变。不过本人很想问一句，为何30年后就可以变了呢？是30年后资产阶级自由化变了，还是中国执政者变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肯定不会变，那就一定是中国执政者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执政者变得可以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呢？是那时中国也实行了民主制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其实陆定一在1996年三月病重期间，以口述的方式，经工作人员根据记录、录音整理，后经陆定一本人审阅，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整封信先后口述了九天，近二十个小时。之后，陆定一亲自将此信命题为《我对党、祖国和人民最后一次交心报告》。全信长13000字，共谈了十二个问题，包括应对毛泽东重新评价，要勇于承认中共所犯过的严重错误，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政治体制必须改革，要依法治国，支持民主党、无党派团体办报纸等真知灼见。
如此说来，邓小平即使在复出后，也仍时不时也还是有“左病”复发，而一个人一旦不正常，也就很难实事求是了，这是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
2014年4月15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