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失踪于中国媒体已经很长时间了，坊间关于他的传言不绝于耳。他的曾经的下级，包括过去的秘书、办公室主任等，基本上都已经被关押审查；与周永康有牵连的部级干部，被双规的已经有好几位；他最近的亲属，包括儿子、儿媳、亲家、兄弟等也已经被控制。但是，“康师傅”本人－这位案中案的主角，却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中国执政党高层政治生态的演变和现状，人们不难分析其中的原因。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虽然已经掌握了周永康本人贪腐滥权的证据，但是担心如果将这些骇人听闻的证据公诸与众，可能会形成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进一步损害。这是因为中国官场的腐败早已是臭名昭著，民间对这些腐败事实早就见怪不怪，对造成腐败的制度原因，也都心知肚明。
为了维持执政党的总体形象，对于哪些倒台的高级官员们，办案者常常是高高提起，然后轻轻放下。陈希同案是如此，陈良宇案是如此，薄熙来案也是如此。即便如此，由于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广，腐败的程度越来越深，人们对这个党、这种制度治理腐败的动机和能力早已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形之下，再挖出“康师傅”这个常委级的蛀虫，人们怎能不得出“洪洞县里无好人”的结论？
“康师傅”一案久久难结的第二个原因是党内高层的阻力。每一个高层腐败官员的曝光，都使得其他高级官员的“同病相怜”。这是因为在共产党的高层，腐败是一种常态，不腐败则是例外。官阶越高越腐败，而且腐败得越安全。他们将“安全的腐败”作为一种特权。从根本上说，取得腐败而不被惩治的特权正是这些人在官场上奋力拼搏的原动力。
抛出“康师傅”则意味著这个特权受到进一步损害，这是那些高层政治老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对他们而言，由曝光官员腐败引起的执政党合法性危机只是是一个说得出口的原因。但是，在这个说辞背后的真正原因，却是他们要保留腐败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他们要保留长期形成的对不同级别的官员容许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腐败的制度，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社会主义”的制度。
“康师傅”千呼万唤不出来，也是习近平力反腐不彻底和得不到党内广泛拥护的结果。虽然习近平、王岐山、俞振声等人所代表的中国官场的“红二代”十分强势，但是他们公开声言，他们掌握权力保证他们父辈的权力的世袭和所谓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这种“历史使命感”在如今的执政党内得不到普遍认同。平民出身的官员们，对习的旨在“保江山”反腐运动缺乏热情。
在许多平民出身的官员看来，他们没有“太子党”们的强硬背景，没有父辈为他们的官位和财富打点一切。他们今天所得到的东西，是他们长期苦心经营才得到手的。那些颐指气使的“太子党”们，只要在政治上不造反，再腐败也是安全无虞。例如，著名的“王震家族”、“李鹏家族”等等，习近平的反腐是碰不了他们的。
如今的反腐，更多的是反哪些平民出身的官员的腐败，周永康也不例外。执政集团对普通民众没有道德优势；高级官员对于低级官员也没有道德优势；“太子党”对技术官僚没有道德优势。这样的反腐，即使在表面上能够遏制腐败浪潮于一时，风头一过，一切照旧。这样的反腐，在对待“康师傅”这样的高层官员能不困难重重吗？中下级官员现在也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民间普遍反映，现在的中国，表面上看，“吃饭的少了，送礼的少了，但是活也没人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