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京时间算，陈一谘和胡耀邦的祭日都是4月15日。人们不禁会想，这个巧合能被赋予什么特殊意义吗？一个自然的联想就是”六四”。耀邦之死是震惊世界的”89风波”之导火索，而陈一谘也正因为奋起反对邓小平”动粗”而不得不去国近25载，最终客死他乡。而且，两人的人生轨迹数度交错，都对80年代中国的改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对中国今日的经济崛起有决定性影响，而邓小平在这个改革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一点没有争议。同样没有太大争议的是，若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支持，邓小平改革难以成功，或者说走不了这么远。陈一谘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如果没有他首创中共史上空前绝后的自治性改革智库，胡赵的改革也很难走那么远。
文革后的中国，尤其是在青年人中有一个相当强烈的冲动，就是要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西单”民主墙”的文字激动人心，自发的政治交往十分流行。以陈云和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能从华国锋手中夺得实权，也利用了这种情势。但是，邓小平非常清楚，党内外强烈的民主政治冲动对中共政权非常危险，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引导大家向前看，（也包括向钱看，即以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中心）。
今天看来，这个路线很正确，或者说很高明，但这个路线能否成功并非必然。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党内外的知识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识精英当时如果不支持这个路线，或者在这个路线中找不到自己的角色，这个路线难以成功。陈一谘在胡耀邦等改革领导人支持下，创建青年人自主和自治的改革智库，把一批完全可能走上激进政治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引上了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轨道，增加了邓小平路线的胜算。
这一创举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分化、因此削弱了激进的政治力量，同时也为中共改革领导人对付中共专业官僚系统带来了一支生力军。中共有两股强大的保守势力，有机会毁掉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一个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队伍。对付这股势力，耀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足以成就改革，因为各级掌握经济运行实权的业务官僚，完全有能力对改革派进行有效抵抗。
赵紫阳精明地看到了陈一谘组织的”青年军”的战略价值。在中央层面上，这支”青年军”以新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清新眼光，挑战守旧官僚们的惰性思维；而在地方层面上，这支”青年军”成为那些敢于主动推动改革试验的地方领导人与中央改革领导人之间的”联络员”。上下夹攻，改革派瓦解了省级大员中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抗。
没有陈一谘的贡献，这一切都不是必然会发生，必然会实现的。因此，邓小平的改革完全可能走不到今天这么远。这就是陈一谘历史地位的基本逻辑。
陈一谘的人生选择，招来两种议论。一种议论是，陈一谘太傻了，他自己什么也没有捞到，而许多当年机会远不如他的人，如今不是大富就是大贵。另一种议论，就是陈一谘帮中共政权延续了寿命，实为助纣为虐，改革功劳越大，历史罪过也越大。
对于这两种议论，笔者的回应是，陈一谘一生坦荡，精彩卓越，实乃有志者梦想成真。至于陈一谘的历史功过，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有公允和切实的评价。作为一个有幸创造历史的人，陈一谘比千千万万的先行者们要幸运太多，因为他所在的时代留下的历史记录，要比过去详尽千百倍，而后人的史观和史论对于历史逻辑的把握，也一定会比古人和今人更加透彻。
其实，中国今天的局面，也有助于理解陈一谘当年角色之重要。如果习近平能找到一个人来扮演当年陈一谘的角色，把体制内外青年精英整合起来，调动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扎根地方推动改革试验，则不仅是习近平之幸，也是国家之幸，世界之幸。我相信习近平会有此心，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还有可能出现陈一谘这样的人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