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总要剥夺自由，而这必然会招致民众的反抗。为了降低统治成本，专制统治者有意瓦解民众的反抗能力，要么在物质方面进行弱化，如压榨民间财富以及取缔民间组织，要么在精神方面进行奴役，如打压异见分子以及推行洗脑文化。独裁者的这些举措，在人类漫长的专制史上屡见不鲜。从秦始皇到尼禄，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萨达姆到卡扎菲，这些暴君，莫不是以制造大批的奴民，来作为自身的统治基础。暴政必然产生奴民，奴民反过来巩固暴政，这就是暴政的统治逻辑。
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系统，环境变化、国际纷争、经济起伏、思潮变迁，这些都有可能对专制造成强有力的冲击。专制下的权力，由于缺乏社会的监督，本身并不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长期必然会趋于腐败退化。如此种种，将从内外多个方面，侵蚀专制统治的根基。而一旦当专制虚弱到无法应付的地步，长期被压制的民间抗争潜能，则会像火山一样般突然爆发，以暴力的方式将暴政推翻，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大众革命。从这一点来说，所谓暴民，就是掌握并诉诸暴力的民众，是大众革命的具体参与者与实施者。始于恐怖，治于奴民，亡于暴民，这大致就是历史上暴政的共通命运。
那么，当暴政被暴民的革命推翻之后又如何呢？从历史来看，其结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再建的政权，延续以前的专制体制，典型如中国的多次改朝换代，而另一类，则是出现一种崭新的政治体制，民众由此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典型如英国清教-光荣革命，以及法国的一系列革命。
人类的政治组织模式，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当某种体制稳定成形之后，如果社会继续停留在封闭的政治环境中，要突破这种体制，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观念的创新，未必会带来制度的突破；但是，如果没有观念的突破，则绝不会产生制度的变革。
从历史来看，在暴民运动勃然兴起之时，就必然已有精英分子参与其中，并逐渐主导运动的方向。当暴政被终结之后，围绕着如何重建政权，若干采取不同政治道路的新生精英集团，将会因此展开激烈的竞争。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既缺少外部激励，也缺乏内部创新，那么选择过去的道路甚至更为专制的那一派，将会更容易在政治竞争中取得优势。因此，在封闭的政治环境之下，一个暴政的倒下，通常只不过是另一个专制的开始。
所以，暴民可以推翻一个暴政，但仅凭自身的能力，却很难决定政治的未来。从这一点来说，决定暴政灭亡的，是暴民的力量，而决定重建政体性质的，则是新兴的主导精英的属性。因此，知识界对暴民的很多指责，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片面认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长期在专制的循环中打转，这并不是暴民的过错。最主要的责任在于，主导社会进程的精英，继续选择了专制统治的道路。
顺便提及，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暴民所表现出的破坏属性，其实也是大同小异。英国的清教徒，在清教革命期间，大肆破坏天主教堂；美国的波士顿爱国者，在独立革命前夕，化妆成印第安人销毁英国商人的茶叶；法国的无套裤汉，在攻占巴士底监狱后打死监狱长。从某种角度来说，暴民的激进行为，既是长期被压迫之下的复仇情绪的爆发，更是一种将博弈推向激进的大众动员策略。没有激进则没有动员，没有动员则没有革命，这是历史演绎出来的事实结论。
暴政的本质，是统治者按照自身的意志，对社会所实施的强制。暴政在抹杀社会意志、剥夺社会能力的同时，也取消了与社会妥协的可能，因此，暴政最终必然会陷入到自身所导致的暴力漩涡。这是所有暴政的宿命，并不值得过多同情。但是，暴民运动所带来的真正问题，在于终结暴政之后，如何告别过去的阴影，建立并巩固善政。但严格说来，这个问题，并不应该去苛求暴民，而应该由那些未来的新生政治精英们来回答。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极难解答，或许已接近天问，但至少，那些专制国家的未来精英们，应该具备直面这一问题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