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4年5月12日讯）自五月初以来，北美华裔学人中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迅速地传播着一个几乎令所有人震惊和愤慨的消息： 中国著名的当代史学者徐友渔教授因发起一个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被中国警方拘留。这一研讨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另一位当代史研究学者郝建教授的家里进行，参加者也大都是历史学者和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因而，这一聚会又带有一种鲜明的学界同人交流和私人聚会性质。
对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场学生运动，无论你今天的认知是“民主运动”还是“反革命暴乱”、抑或“政治风波”，它都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存在于世了。因此，历史学家们对此聚会讨论，进而厘清真相、总结教训，实在是天经地义的学术活动。与所谓的“寻衅滋事”的罪名，风马牛不相关。而借用中共最新倡导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尚，对于历史上的“暴乱”和“风波”不是更要多加总结讨论、以吸取历史的教训来实行现时的“维稳”吗？
从正常的学术思维出发，我实在无法理解中共有关方面要采取如此不可思议的专政手段，来刑拘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刘荻的等历史学家和“六四”的亲历者。这甚至使我怀疑： 是否北京的雾霾实在太厉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有关方面的官员们执法决策时的神志清明？但又使我感到正常的是：徐友渔等被刑拘的五人都一致否认当局的指控，认为他们的私人聚会和学术活动绝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徐友渔教授在前几天会见他的律师时坦然承认他是这一聚会的组织者，但又指出：所有的与会者五年前都曾經在一間酒店參加過六四二十周年座談會，有关方面当时也并不認為這是犯法行為。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现时的法律常常混乱矛盾，但五年来至少这一条还没有产生歧义，而混乱的只是有关方面的神智而已。
这一匪夷所思的事件使人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气节和统治者对他们徒劳的迫害。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设置了史官。中国历史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更迭变迁，但史官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史官的节操更成为千古美谈。如：春秋末年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姜光，然后命太史伯在史简中写上庄公是得病而死。太史伯非但不从，还如实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大怒，遂杀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兄弟，名字分别叫仲、叔、季。太史仲见哥哥死了，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继续写下史实，也被崔杼所杀。接着太史叔写下了同样的话，又被崔杼所杀。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来了，他将写好的竹简递给崔杼，上面还是写了这几个字。崔杼对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意思写，我就免了你的死罪。”太史季既不愤慨，也不惊慌，他平静地说“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记录，这是我作为史官的责任，与其失职而苟活，不如殉职而死！况且此事路人皆知，即使我不写，天下总会有人去写。所以我不写也掩盖不了相国的丑行，反而惹来有识之士的讥笑。我并非不爱惜性命，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气所震慑。他终于认识到，史官的气节是无法改变的，最终不杀史官。
如果说历代史官的节操和统治者的被迫让步告诉了我们什么，那首先是封建君王尚能认识到他们只能主导当政时期，而史官却传承千年中华历史。中国千年以来的史官们秉承着“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秉持了“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为华夏族历史真理的捍卫者。我们在徐友渔教授等人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伟大的承传。遗憾的是，我们在北京有关方面的决策者身上看到的，却是明显低于历代最平庸的君王的智商。
为此，我真诚地希望北京的决策者们在构建他们的“中国梦”大业的同时，能稍微学一点历史，不要在对历史做出不可思议的“决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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