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的大年份,又是习近平正式上台的第二年,说“考验习近平的时候到了”和说“考验民间力量的时候到了”一样是让人找不到方向的,因为今年四月底和五月初,各类突发事件一件接一件,政治反对派被抓也超过以往,比如高瑜、徐友渔、胡石根、郝建、刘荻等知识分子及浦志强律师最近被抓,已经说明了一切。对中共有任何幻想,注定是要被现实的残酷所击破的,抓人历来是他们毫不手软的,暴力解决一切棘手问题,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早在延安时期,《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被杀,但这并不是孤例,以“文字狱”方式罗织罪名更是遍地都是;延安之后夺取政权了,杀人的手是否收敛了呢?“反右”和镇压“反革命”都是同样的性质,林昭被杀是一个标志,她明确否定毛泽东,没有丝毫的幻想,结果被枪毙,血殉中华大地。

某些知识分子和律师抱有什么样的虚假幻想


如今,在林昭遇难四十六年之后,为什么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和律师对中共这个“毛泽东党”抱有幻想呢?高瑜被抓,名义上是涉嫌泄密罪,其实是她看透了今日“毛泽东党”的结局:靠暴力生存,靠暴力夺权,靠暴力维持,直到临死之时才能罢休。中共这个“毛泽东党”的今天正是毛泽东前三十年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道路和邓小平后三十年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合成出来的大恶果,高瑜对于习近平提出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宪政、公民社会、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等“七不讲”,直接称其为“皇帝”,她对知识分子提出不要对其抱幻想,幻想终会被现实所击碎。可在今天,甚至有些维权律师却在黑龙江建三江维权,在被打断几十根肋骨的情况下,一再呼吁这个毛泽东党要“落实宪法和法律”,如此“上书”只是说他们对这个“毛泽东党”抱有不切实际、不顾历史事实的虚假幻想。

眼下,到了被残酷现实击破幻想的时候了,最近高瑜和浦志强等人被抓,近十年来高智晟、郭飞雄、许志永等被先后判刑,陈光诚等人被迫去国,还有众多访民、维权人士被死亡、被失踪、被判刑,这些残酷现实的发生,说明了什么?如果知识分子再对这个“毛泽东党”有所善良的期待,再抱有所谓改革的幻想,那么,他们是否应该欢呼一下,因为这个“毛泽东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反右”,新一轮的“文革大革命”,新一轮的“阶级斗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然后再期待它们能够来一个早日平反“六四”呢?

要求平反“六四”其实是一厢情愿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几乎每年都有平反“六四”的种种诉求和呼吁,二十五年来没有中断过,这里需要明确一下“平反”的字义,“平反”指改正错误,可“六四”明明是它们这个“毛泽东党”通过武力平定的“反革命暴乱”,怎么会自我平反?我们可以找到当年的报纸、资料和文件上的定性,都是称“平息反革命暴乱”,既然是“平息”,就是武力镇压、平定,怎么会自我否定呢?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吗?没有,那说明这个“毛泽东党”自始至终都是一回事,不要对其抱有幻想,不必向其要求平反,而是要努力公开真相,是自下而上的努力,而不是期待有任何自上而下的可能。

以丁子霖、张先玲等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受难群体,最近十多年每年都在呼吁“真相、问责、赔偿”,包括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国“两会”公开信等。中共是不会答复的,再说中共历史上剥夺无数国民性命的欠账太多,比如“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强拆征地等等,中共都不会回头认错的,只能等它一头撞倒在南墙上一死方休。

要求真相得不到回应,但要求饶恕与和解才是未来中国的前进方向,这是由不得中共的。这里不能不提两个人,他们都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一位是刘晓波,另一位是柴玲,他们对中共的判断和中共之后的中国局势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重判十一年时有一个法庭上的意见,就是“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柴玲在今年“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有一封写给丁子霖母亲的公开信,提到真相和饶恕,包括饶恕当年下令武力镇压的掌权者和参与者,同时也饶恕了伤害她的人。而打开真相和饶恕大门的一把钥匙就是致力于未来中国的转型正义,刘晓波等已经在《零八宪章》中明确了这一概念:“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再次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这也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中国的一个努力方向。

至于柴玲的“饶恕”一说,很多人表示反对,包括一些天安门遇难者的家属,这可以理解,因为真相至今都没有公开揭示,没有真相,饶恕从何谈起?柴玲此说,有她的原因,也需要进一步理解。柴玲在“六四”天安门广场被清场前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逃亡法国,后又流亡到美国,她对于自己当年对着外国记者的摄像机镜头说期待血流成河作了解释,一是她这话是从听李录那里听来的,二是她当时提到这点是准备留有遗言,并有一些情绪化的语言,比如不流血不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但实际上她一直守护在天安门广场,并坚持到清场的最后一刻,虽然言语上有反复,但行动上一直表明她没有畏惧,而且有死的决心,不然不会坚持到最后时刻才被迫撤出广场。柴玲曾说只有流血才能擦亮人们的眼睛,其实这些情绪化语言在今天仍然会受到众人的围攻,因为实在是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太多了,“六四”难道没有流血吗?流血会让人们不再抱有幻想吗?未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声势浩大的“改革”,再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声势浩大的“深化改革”,仔细看,中共到底改了什么?有真相吗?假如说流血能够不让人们再抱有幻想,请问中国人所流血的还不够吗?侯德健曾说他没有在他所目击的“六四”凌晨看到流血的现场,但只是他没有看到,不等于就没有流血:当夜开枪的真相还用质疑吗?流血的真相岂不更能说明一切吗?丁子霖女士的儿子蒋捷连,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还有至少数百位母亲在六月三日夜到四日凌晨失去了儿女,这样的流血真相还不够说服力吗?当然,死亡的还有一些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士兵,官方的定性就是平息暴乱,就是武力平定,流血的事情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但真相只有一个,只有真相才能说明一切,真相就是对下令镇压者的最终审判:是真相对中共进行的审判,而不是受害者要求中共“平反六四”。

按照“天安门母亲”所言,真相是第一位的,没有真相,就没有问责和赔偿,现在真相这一步还没有开始迈出,问责和赔偿作为第二步、第三步更是毫无可能的。真相的早晚公开是必然的,目前却不知道是哪一天。按照目前中共抓人的严酷程度,可想而知,对当年“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受害者的限制政策也不会有任何松动,真相的公布恐怕只能等中共垮台之后才有可能。这一天不知是何日。

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与和解,没有宽恕与和解就没有未来

柴玲提到的饶恕,和南非图图大主教提出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两者说到底是同一个方向,南非黑人面对白人统治者的种族隔离和血腥镇压,图图大主教提出非暴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并领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另外一个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年轻时是一个恐怖分子,曾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暴力方式进行反压迫斗争,结果被囚禁在监狱二十七年之久,出狱后于一九九三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被选为首任南非民选总统。图图大主教和曼德拉在南非转型正义中以非暴力的“真相与和解”方式解决了白人和黑人的种族矛盾,结束了血与火的镇压与反镇压斗争,也避免了一轮又一轮的“冤冤相报何时了”,为南非的白人和黑人都赢得了长久的自由与和平。真相与和解也可以用于中国未来的和平转型,从历史规律看中共必然不能持久,它还有可能从其内部开始分裂至瓦解,像历代专制王朝以及苏共一样重蹈覆辙。问题是中共之后怎么办?中国人之间难道要仇杀和报复吗?南非已经翻过了这一页,难道中国人还要继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吗?难道中共下台后再换上来另一个中共吗?一个暴力统治中国长达六十多年的“毛泽东党”还不足以让人清醒而丢掉幻想吗?善良的人们还要对另一个“新毛泽东党”抱有期待吗?

一个倡导并实行暴力的党肯定没有未来,对于未来民主中国而言,只有真相、宽恕、和解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刘晓波所倡导的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和饶恕,都是当下和未来最需要的,这一共识没有必要质疑。没有敌人,就等于饶恕(宽恕)了屠杀者、施暴者,并向他们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没有仇恨,就等于不再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至于饶恕,则是以此为和平的出发点,走向《零八宪章》所提到的“大家共治、和平共生”。 “天安门母亲”群体同样提到了爱和没有仇恨,这也是出于无私的大爱。至于“真相、问责和赔偿”,和饶恕同时进行的,当年镇压的下令者和执行者邓小平、陈希同等已经去世,即使不饶恕他们,也只能是“历史的审判”;对于江泽民、李鹏等健在者,被害人饶恕他们那些屠杀者、施暴者,并不等于不要真相,不要问责和赔偿,并不等于不要审判,饶恕他们就是在真相大白之后赦免他们,与他们和解,不再以他们的方式对待他们,但前提是他们要认罪与道歉,以此取得受害者的谅解,获得饶恕,走向和解。至于赔偿,由国家来赔偿,因为当时中共代表国家,中共使国家蒙羞,中共若不存在了,但中国还在,中国新政权要负责向受害者进行赔偿。这样以来,虽然中共没有未来,但中国有了未来——因为藉着真相与饶恕,完全开通了一条未来通向社会和解的和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