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后，赵紫阳的幼子赵五军说：“平反（赵紫阳）对我们一家不很重要，但对国家很重要。”他说：“中国历史上太多这些冤案，但终归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否则一整代的人民都会问你，这事怎会发生的。如果你现在不说清楚，就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耻辱，成为共产党的耻辱。”

赵五军还说，他的父亲晚年政治思想出现了变化，过去他相信在一党专政下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但后来发觉，除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改革“就别无他途”。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探访学生，是他一生人最后的一次公开露面。

赵五军说：“他（赵紫阳）知道情况有多严重，但他不能公开说出来。他试图劝服邓小平改变初衷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告破灭。”从戒严那天开始，中国的历史已走上六四流血镇压的不归路。

赵五军说：“有一件事我父亲从没后悔过的，那就是他坚决反对向学生开枪。”他回想起父亲的话：“这是我的信念，是我最后的一步，身为党的总书记，我有这个历史责任去劝服邓小平，就算他不愿意听我的话。”

解放军的坦克六四进城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之后的第三个星期，中共在6月23和24两日召开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上赵紫阳被褫夺党内所有职务，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赵五军说：“如果时光倒流重来一次，我的父亲也绝不犹豫会作出同样的决定。他感到非常非常忧伤，他总觉得他欠了邓小平。”

赵五军说：“为了坚持真理，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当你坚持个人的道德信仰，你当然要付出代价，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在赵紫阳失势下台之后，中共用尽办法试图将赵紫阳这个人从人民的记忆中抹掉，甚至在他病殁之后，人民日报也只不过发出短短一行字的讣闻，刊登在最后一页天气报告一栏之上，内文连他之前的头衔也统统不提。

中共2008年大锣大鼓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负责推手的赵紫阳，完全遭到官方媒体遗忘。

赵五军说：“他名义上是党的总书记，是军队的副主席，处理国家外交事务达10年之久，而现在你跟我说这个人完全不存在？他们知道他们是错了，但他们不敢面对，因此他们不许人民讨论这件事。”

赵五军这篇访问，刊登在20日出版的南华早报。2011年1月香港支联会创办人司徒华病逝，赵五军代表“赵紫阳全体后人”到香港教堂在司徒华的吊唁册上签名，但由于赵五军刻意低调，在场人士并无察觉，后来才获得赵紫阳女儿王雁南的证实。

赵紫阳失势之后，曾数次写信给中共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运动，并希望当局解释为何将他软禁在家，但他的请愿有如泥牛入海。

赵五军说，他的父亲对本身命运乖舛反而比不上他对国家目前的情况所感受到的伤痛，“看到国家产业进入私人口袋，这只会更证实政治改革的必须”。

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之后，赵紫阳刚起步的政治改革被立刻叫停，保障新闻自由的立法胎死腹中，本来在十三届党大会达成的党政分家共识，遭到腰斩。

赵紫阳生前亲眼看到中国快速而失序的经济增长，但由于缺乏对政府权力的监管，从而造成贪污丛生、裙带资本主义、全球最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社会群众事件日增。赵五军说：“他经常说，这种情况多令人羞耻。他想要做的事情，都被弃之如敝屣，十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我们错过了改造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我不知道历史会不会给我们另一个机会。”

赵五军说，他的父亲在晚年对国家缺乏政治改革越来越不满，他关心的不只是贪污和社会缺乏公义，还包括物质主义泛滥以及道德的失落。

赵五军说，在软禁期间，他的父亲的政治思想出现了变化，过去他相信在一党专政下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但他后来发觉，除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就别无他途”。赵五军说：“1989年之后，他逐渐觉得他的改革还不足够，就算共产党是多数党，我们也得需要一个议会政治制度。”

赵五军说，如果他父亲生前有什么遗憾，那大概就是他失去了他的导师邓小平的信任，他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讲过邓小平一句坏话”。赵五军说：“他经常觉得他欠了邓小平，这是他晚年最大的精神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