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参与者 受害者 经历者见证六四

吕京华当年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当年因为同情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而将加入到支持他们的行列中，最后成为动运领袖之一和广场上原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在六四以后，因遭到通缉而流亡，与当时只有一岁的女儿天各一方。

吕京花 网络照片 DR

吕京花：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加入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因为那里边的女人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个女人出现的时候就显得相对很明显。我们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边有一个帐篷，比较隐蔽一些，我们想搭一个棚子，但是这个棚子不是一时半会能搭起来的，但是广播必须有声音，所以就搭了一个桌子，有机器开始响，我就开始念来自各地的稿件，也念工人的章程和宣言以及各地收集的信息。那时候，我们的听众在天安门广场上围得一层一层的，上千人等着听。

后来到六月四号凌晨的时候，开始有一辆装甲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半路上就被街上的障碍给阻拦住了，结果那辆装甲车着火了，这时候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开始群拥而上。那时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在喇叭里使劲地大声喊：“市民同胞们，我们热爱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对我们的人民下手了。”一遍一遍地喊。当时很多人就被激怒了，当时我就明白第一要逃命，第二可能就很快就不能见到家人了，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可是我又不能不在广播里讲，因为是我亲眼看见当时我们的人流着很多血，捂着头跑过来告诉我们新华门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军警如何用军棍打死和打伤人，然后如何把人拉走等等，这些我必须要宣传，因为要对在广场上的听众和市民学生负责。

这个时候我就不停地在广播，因为我的声音有点沙哑，当时政府就已经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上有一个人用沙哑的声音怒吼着……实际上就是说我。

后来共产党开始通缉我了。我是在6月9号看见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就想我们这些人早晚会被戒严部队抓走，就开始南下，买了火车票，不是一次直接到南方，而是陆陆续续转，到一个站就给家里发一个电报报平安，然后又换一个火车站。最后坐上了西安到广州的列车。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从北京往广州跑，那我就不坐这一趟车，中途转车。一路上就开往了南方。
后来我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在公用电话接电话的张大妈就说：“你惹事了，你们家里来了很多戒严部队，解放军站在你家房顶上，你在哪儿呢？”但是这时候就知道有危险，把电话给挂了，那是我就知道我有危险，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遭到通缉。

后来我就直接和香港的支联会联系，他们就说马上救我，因为我已经在通缉名单上了。8月23号就安排我逃亡到香港，然后转往第三个国家。就在通知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告诉和我街头的人说我的心里特别矛盾，因为我特别痛苦，我的女儿刚刚一岁，6月2号是她的生日，我也没有参加，因为我当时在广场上。我当时心里特别矛盾，我想我为了生而生，我离开了我的亲生骨肉，离开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一岁的孩子……但是我一想，警车在不断抓人，我藏身的这个广州的家也来了公安局的人员，他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将我抓获。所以我想，干脆义无反顾吧，就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自由之路”……

我8月23号到了香港，1989年12月8号，拿到美国的政治难民身份，飞往洛杉矶。
在美国，因为在已经获得了难民身份就可以办理家人团聚，我就开始申请我在中国的女儿和我以前的先生家庭团聚，但是我先生拒绝来美国，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后来我只能单独申请女儿来美国。我和女儿分开五年后见到了她，那时候她刚刚六岁半，到美国来上小学一年级。我们团聚了。现在我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了。

法广：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六四事件给你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吕京花： 对我的家人，我是有亏欠的，尤其是我的母亲，因为我走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得了癌症，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不会再外人面前流眼泪，但是我看到妈妈照片的时候，和我原来的记忆截然不一样，人非常瘦。因为她不晓得我会遭到当局什么样的迫害，她也不知道我逃亡，她一直在苦苦地守着我，等到我的消息，也就是说，我是死是活她都不知道，而且她一直在照看着我女儿，我的女儿刚刚一岁就没有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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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在六四中失去了双腿，他这25五年经历的磨难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方政 网络照片 DR

方政：1989年6月4号上午六点钟左右，我在西长安街六部口，被从身后追杀的坦克碾去了双腿，所以那一刻就给生活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改变。从我受伤到出国，在国内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总的来说是一种比较艰难的谋生，这当中也面临着非常多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这些不公对待我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受伤的政治原因。

归结起来讲，在六四之后的最早期，中共的官方，不管是学校还是官方部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掩盖六部口坦克压人的真相，所以在对我的要求中，首先就是不让我说出我的受伤原因。

我受伤之后从医院回到学校，在北京当时有很多的“清查”，审查，包括每个人的鉴定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他们希望我否认坦克压人这个事实，当然我一直在坚持说出我受伤的真实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实是不能够被轻易更改的和掩盖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的一切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毕业证一直不给我，很长时间都让我留在北京，不能给我一个结论。那个时候，有一个结论就是要搞清楚你是“暴徒”还是“误伤”，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当时中共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所有被镇压的，死亡的和伤残的，都希望将其定性为“暴徒”，这样就让镇压有了一定得到合理性。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完全是和平的，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市民和学生。尤其我个人经历的这个特殊的例子，当时我们学生是在6月4上凌晨4点钟从广场和平撤出，经过六部口，也就是西长安街上，走回学校的这个过程中，突然遭到了解放军的坦克从身后的追杀，不仅坦克高速的冲向学生的队伍，而且还释放了毒气弹，所以我觉得就在六部口造成了一个非常血腥残酷的惨案，也就是“六部口惨案”，有很多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包括我在那里被压死，压伤，具体的人数我们也无法得到，大概现在我们知道当在那里有九个学生被压死，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这二十多年在北京的生活就因为我们不愿意妥协和坚持真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也被抄过家，被短期拘禁，长期被限制自由等，这些都是一言难尽。因为20年的时间非常长。

其中还有让我觉得很特殊，很有代表性的迫害就是取消我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比赛的资格。受伤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残疾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残疾人，因为我热爱体育，原来我也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所以我在受伤之后，只要有机会我当然希望参加，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体育和政治是紧密挂钩的，一切都是政治化的方式。所以在1994年，我有一个机会参加相当于现在亚洲的残奥会，这是一个洲际的比赛，可是最后，尽管我是中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但因为我受伤的原因，就在临比赛前取消了我的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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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发生时，盛雪正在等待前往加拿大的签证，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但正因为看到了六四发生的惨剧，到加拿大后开始从事民运，从此再也无法回到祖国。她目前是中国民主阵线的主席。

盛雪 网络照片 DR

盛雪： 1996年时候，我知道国内的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也知道海外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可以回国了，所以在1996年的中秋节，9月份我就回北京了，结果在首都机场就被抓了，然后被审讯了一天，最后被遣返回加拿大。在过海关的时候就把我抓了，然后带到机场的临时审讯室里，那个屋子里站了一圈警察，中间放了一个长条桌子，三个人站在桌子后边，他们给了我一个长条板凳，我当时一进门就笑了，我觉得特别戏剧化，特别象演电影，然后就一直审我，后来几个小时过去了，本身我就有晕飞机的问题，我又晕，又渴有头疼，我就告诉他们我特别难受。结果他们就决定把我带到首都机场宾馆，五个人一直轮番审我。

法广：他们要审出什么来呢？

盛雪：刚一开始，在首都机场刚刚把我带走的时候，一进房间，中间那个人就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叫什么名字”，我就说我的护照子他的手上，所以就不用问我这个问题了。他就说让我老实一点，要把所有反政府的行为都说清楚，我就说要更正一个概念，在加拿大反政府是合法的。然后他就又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当然说的是你反中国政府。”我说：“那我必须和你说清楚，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中国有好处的…… ”

他们就显示出对我在海外做的事情非常清楚，非常了解，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见了什么人，组织了什么活动等都非常清楚，还有我身边还有那些人他们也能数得差不多，所以我也说：“既然你们掌握了这么多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用在问我。”他们说，他们掌握的情况和我自己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后来主要是要让我写悔过书，让我写我出国以后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误导，所以就参与了西方反中国的一些行动，我对此感到非常悔恨等等，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根本不可能些这些东西，即使是写了，我和你们都知道我是骗你们的，我也会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反正就是在24个小时的时间内讲了很多话，所以我不可能写这个悔过书的，后来他们就说，既然我不写，那就对不起了 ……
2008年的2月6号我去香港，在香港入境处又被抓了，在关了一个晚上后遣返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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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昕，是盛雪的丈夫，他在六四凌晨亲眼见到了一名女孩被子弹打中头部，他希望可以通过广播见证这段历史。

六四遇难者张瑾 网络照片 DR

董昕：1989年6月3号晚上，6月4号凌晨在西单的十字路头，我当时跟一个朋友开一个小店，小店面对的是长安街，西单那一段，所以当时我看到了一些非常血腥的一些事情。

在我身边发生的最血腥的事情是，当时军队进来以后，天黑了，有很多市民在路上，我本人是在我的店里，当时我们关着门，就是趴在窗子上看，很多市民在大街上，开枪以后就躲在路边暗一些的地方，有一个女孩子就躲在我的商店门口，枪声很杂，突然有一个女孩子就躲在我的商店门口，枪声很杂，这个女孩就倒在我的商店门口，因为我的后面是一个居民院子，就把这个女孩拉到院子里。然后就看到这个女孩的右太阳穴有一个枪眼，左边大脑的脑盖被掀开了，她当时还在喘气。他当时的男朋友急了，他就从院里抄了一把菜刀，要往外跑，后来就被大伙抱住了。

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抱着这个女孩，肯定要送她到医院，但谁也不敢上街，大家都躲在院子里，几个小伙子就把她拖着，驾着从房上把她送到了医院里。这是我对六四印象最深的，也是见到的最血腥的一幕，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的眼前的事情，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大岁数，叫什么。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以后， 在我的商店门口，看到那颗从这个女孩的脑子里出来的子弹，又打在我的商店的玻璃上打碎了，我的商店门口那一片都是脑浆恶化头盖骨。
后来我就出国了，在多伦多这边有一批朋友捐了一些钱给丁子霖他们这些“天安门母亲”，1993年的时候有机会回国送捐款，我当时到丁子霖家，见到丁子霖，她就拿了一些受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我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张瑾，当年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