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四川刘汉集团36人案件判决，刘汉、刘维兄弟一审被判处死刑，曾经煊赫一时的刘汉集团终于画上了句号。四川大亨刘汉暴得大名，还是在512地震期间，由其捐资兴建得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在地震中屹立不倒，当时正在教学楼内的511名师生无一伤亡，这所学校因此被称为“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不过，在媒体的光环背后，四川“社会上”的人，却几乎无人不知刘汉发家的黑社会背景。在1990年代初期，刘汉发家的广汉市曾被称为小香港，赌博、卖淫和商业诈骗（俗称撞货，即用预付款取得商品，再低价卖掉，然后赖债乃至逃债的诈骗形式）盛极一时，依靠对老虎机等赌博业务的垄断，以及为商业诈骗提供高利贷，刘汉集团迅速发家。由于为时不远，刘汉的早年事迹仍在坊间流传，即使在其名声最显赫、形象最正面的时候，刘汉的涉黑根底，在四川其实都是个公开的秘密。

坊间普通大众都能知道的，当局更不可能不了解，何况刘汉兄弟行事也远远说不上低调，近年来更是大加扩张，构筑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一般来说，统治越严密有效，所谓黑社会的生存空间越狭小，更很难壮大发展，所谓“天子脚下无刁民”，中共建政后，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全面控制体系，对社会的掌控程度可谓空前，刘汉从发迹到壮大的每一步，都不可能逃离专政机关的严密掌控，刘汉集团之所以能够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并一路混迹到今天，固然有依靠编织关系网，寻找保护伞等常规手段，但在笔者看来，更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与最高权力意志的选择密不可分。

1990年代初期，因为64事件，民主国家实施对华制裁，与此同时，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倒台，中共面临着重大的路径选择。在防止和平演变、反自由化等诉求的支撑下，试图重新加强对社会控制的保守势力逐步集结，并在体制内占据了上风，邓小平所开创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停滞不前，甚至有被彻底否定的危险。在这一危机背景下，邓小平选择了所谓南巡，试图唤起体制内外的改革支持，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如今回顾，邓通过南巡完成改革重启，固然有赖于其个人权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邓抛出的重启策略，获得了极其强烈的社会响应，从而使得保守势力知难而退。

邓的重启策略包含了明暗两个侧面，明的一面，是通过对社会控制的松弛，让民众自发地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而在暗的一面，则是对体制权力中人攫取利益行为的放任，以换取相关群体对改革的支持。前者赢得了当时尚处于普遍贫穷的大多数国人的支持，并积极投身到了经济热潮之中，后者则让当时与体制紧密相关，具有权力、资源和头脑的各色人等从中看到了自己攫取巨大利益的机会，从而也加入到了支持改革重启的行列中来，刘力群先生称之为：“枪声一响，变偷为抢，权抢钱，自由化。”换言之，邓的重启改革，不外是以暂时放松控制的方式，来赢得政治支持。

刘汉集团的发迹和壮大，正是上述逻辑的现实版本。对社会控制的松弛，使得原本在极权体制下难以存活的各种灰色乃至黑色产业，一时间泛滥有加，从1990年代走过的来的人，大都对当时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老虎机、洗头房、卡拉ok等等印象深刻。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国人的道德水准在短时间内有了巨幅的沉沦，而是极权专政的社会控制有了突然的松动。随着这些产业的迅猛发展，因其行业属性，各种黑社会组织也找到了壮大的土壤，刘汉集团的迅速发迹，恰与此相伴随，并非偶然。

同时，放任权力中人攫取利益，也使得权钱交易称为常态，1990年代以来腐败现象的扩大和深入，也不能归结为权力群体的道德失范，而是因为权钱交易或者腐败成为了官场潜规则，一些学者也曾论证，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权力中人受身份和角色限制，需要通过与特定对象交易的方式获取自身利益，而在当时，能够具有充足的资本进行权钱交易的对象并不太多，就这样，从黑色产业中迅速掘到了第一桶金的刘汉，自然也就成为了大规模权钱交易的先锋。对于刘汉而言，通过权钱交易不仅可以寻求到更大利益，同时还能黑钱洗白，换取权力中人的保护，一举数得。而对于权力中人来说，在管束松弛的官场潜规则下，和刘汉这样的黑道大亨来往，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而又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可谓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刘汉集团通过黑色产业发迹，通过权钱交易膨胀壮大，折射出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在自己身边发现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刘汉：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了原始积累的可疑富豪，又迅速通过权钱交易膨胀壮大的故事，在这20多年来可谓是层出不穷。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在最高权力意志的容忍之下，刘汉们如鱼得水，风光无限。不过，刘汉们的好日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尽头，在市场化改革尝试中，体制一度松弛了对社会和权力中人的控制力度，但基本框架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经过长期的运行，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稳固，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则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维持稳定，保证政权的存续，体制的重心又回到了加强对社会和权力中人的控制上来。

在体制重新加强控制的意图面前，在改革年代顺风顺水的刘汉们，如今却成了体制试图加以钳制乃至消灭的对象。在统治者看来，对于体制外来历不明的各路大亨们的打压，既可以重树当局的社会权威，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同时又能够清理官员队伍，重塑体制纪律。也因此，打黑和反腐，也就成为了统治者当下的工作重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将所谓的重庆模式看作是体制重新加强控制的先声，而不是什么文革重来的信号。赵楚先生曾指出，就算薄熙来已经入狱，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仍在进行。18大以后，无论是打黑还是反腐，其实都上了一个台阶，但需要指出的是，对刘汉们和各级老虎们的打击，指向的都是专政体制重新加强控制的企图，与所谓的进一步改革不仅毫无关系，反倒可能是其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