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奥斯威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Auschwitz Birkenau German Nazi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 1940-1945）是纳粹德国所建立的最大的集中和灭绝营。在4年多期间，先后关押过数百万人。囚犯主要为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和苏军战俘。估计有110万人丧生，其中超过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因没有关押和死亡的准确数字，难以计算死亡率。这里如今是举世闻名的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达豪集中营（德语：Konzentrationslager (KZ) Dachau）是纳粹德国所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距离慕尼黑16公里。达豪集中营曾先后关押过21万人，其中3.2万人死亡。死亡率为15%。达豪集中营如今也是国家博物馆。奥斯维辛集中和灭绝营以及达豪集中营都是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有40余个，关押战俘约50万名。如果算上日军在各地临时设立的上百个战俘收容所和留置场，关押战俘的总数 超过一百万人。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在日军管理的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日军对战俘最残酷最野蛮。
中国的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1957-1961）关押了三千多名“右派分子”，死亡率高达85%以上，远远超过了达豪集中营，也超过了日军在中国建立的战俘营。而且，夹边沟还发生了“人相食”的骇人惨剧。如果说奥斯威辛灭绝营是杀人工厂，那么，夹边沟右派劳教营则是杀人农场。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专制集中和灭绝营”。理应在夹边沟修建一个“虐杀右派博物馆”，向后人展示历史苦难，避免悲剧再现。可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特权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死保共产专制，千方百计抹杀历史真相，掩盖中共的滔天罪行，在高叫“中国梦”的今天，竟然伤天害理、灭绝人性，在夹边沟干出了“砸碑毁墓”的罪恶行径，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更令人怒发冲冠的是，中共正在修建“夹边沟渡假村”，妄图让人们沉湎于歌舞升平中，彻底忘掉先人们在毛撒旦共产极权专制统治下悲惨死亡的历史。
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夹边沟位于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祁连山下的荒漠戈壁之中。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
1957年，流氓暴君毛泽东为了树立其绝对淫威，精心策划了一整套打垮知识分子的阴谋诡计。他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诱饵，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帮助中共“整风”。随后，毛同杀人魔王张献忠一样出尔反尔，发动反右运动，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官方曾长期声称，有五十万人被划成右派分子，但根据罗冰先生的《历史解密：1957年反右运动真相》，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定为右派分子，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列为中右。1957年8月，中共将1955年创建用来迫害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劳教制度法制化，用于镇压右派。许多右派被判处劳教，相当一部分被迫害致死。劳教比劳改更为残酷。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夹边沟农场变成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曾在农场搞宣传工作的“右派”司继才后来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准确人数是3136人。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大都浮肿死亡。两地的幸存者总数不足五百人。此时此刻，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三十多处豪华行宫，穷奢极欲。他无视饿殍遍野，只顾自己尽情寻欢作乐，不仅不开仓赈灾，还主动卖国，廉价出售大量粮食给东欧，赠送大量金钱物质给外国，导致全国饿死四千多万人。短短3年之间饿死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两千多年来所有大饥荒饿死人数的总和。
甘肃省总共“挖出”9700多个右派分子，其中三分之一被送到夹边沟。甘肃省为何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事实上，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整人害人。毛撒旦公开宣扬“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快乐是建立在人民的血泪、痛苦和白骨之上的。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的三年多时间，前一年多是右派的劳累史，后两年则完全是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他们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如野菜、草籽、树叶、兽骨、老鼠、晰蜴、鼠粮、死人肉和内脏等，最后绝大部分人成了饿殍！其中包括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他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结果被打成右派悲惨地死在夹边沟。许多惨死的右派都是这样的专家学者。毛泽东是对民族精英进行群体灭绝的罪魁祸首。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中共当局命令一位医生留下来给两千多名死者伪造病历。他们被说成是死于各种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人活着时，中共编织罪名整人，人被害死后，还要伪造死亡原因欺骗世人，这是中共的专制本性决定的。
夹边沟砸碑毁墓的罪恶行径
夹边沟原为劳教犯住宿的生活区及埋葬死者的公墓区，都是寸草难生的荒漠野地。在六十年代中期，当局已用铁丝网与农场隔离。许多右派的遗骨被1969年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经过五十多年岁月洗刷及人为破坏，公墓区原有的墓堆及小墓碑已荡然无存。因当地气候干寒，埋在地下的骸骨及死者衣物，部分仍能保存下来。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里有一群受尽磨难的亡魂。当年劳教犯自行开挖用以栖身的狭小地窝洞穴，还可以在生活区看到。人们后来在荒漠野地中，又找到了一些右派骸骨。
为了让后人不忘记夹边沟这段惨痛历史，幸存的“右派分子”及死难者遗属，包括两名夹边沟的幸存者刘光基和黄自修，决定实现多年来的心愿，自行筹款在夹边沟竖立纪念碑，建造遗骨墓，准备今年清明节到现场祭奠。
2013年8月兰州市原九名受害老人，联署致函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及相关部门，要求在夹边沟及明水摊原址，分别设立五七纪念碑。其中三名年过八十岁的老右派和凤鸣、刘光基和杜博智，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到省委申述。他们被告知，党中央对历史问题没有新的决议前，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低调。酒泉市领导起初也表示“不支持，也不会拦阻。”高台县表现较为开明，县民政局表示支持重修公墓并在今年清明节竖立纪念碑。
可是，中共高层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横加干涉。夹边沟的环形遗骨衣冠冢和黑色石碑原本在2013年11月1日已经初步建成。几日后中共肃州区委宣传部来人严厉斥责、阻挠施工。至11月14日夹边沟内纪念设施，已被中共雇佣的流氓全部砸毁，并用黄土覆盖碑石碎块。一直支持建立纪念碑的夹边沟林场场长邹大军被撤职降级。夹边沟入口处设置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遗址保护标志，也被拆除。更为恶劣的是，今年清明前半个月，高台县通知右派联系人张遂卿，明水滩农场的公墓原址，已改建成新村，说是当地居民反对在村内竖立纪念碑，要求取消原定清明节举行的集体祭奠。兰州气象局退休办也口头警告张遂卿，若参与此事，退休福利将被取消，其儿子办退休手续也将受到影响。许多参与者因受到中共各种压力而被迫取消行程。
坚持参加清明节集体祭奠的张遂卿、艾晓明、吴娟和任众等人，都受到劝阻、强扭酒店、堆土堵路、路障阻拦等各种刁难。当局甚至以预防山火及临时军事演习为名，封闭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出租车司机也接到公司电话，不得驶向夹边沟，而要驶回酒泉。艾晓明等人无奈，只得在离开前朝夹边沟三鞠躬，向亡灵致意。
已有近百位五七老人发出怒吼，遣责当局在夹边沟做出了砸碑毁墓天理不容的逆行。他们声讨法西斯暴行，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为此，我打电话询问了一位在北京的记者朋友。他说，这种事，皇帝不下令，谁都不敢做。中国人有习惯性的错误思维，皇帝是好的，只是贪官坏。我想，老人们把矛头指向刘云山，也许是出于策略考虑。
人们强烈抗议中共在夹边沟砸碑毁墓、阻扰公祭的罪恶行径！也奉劝中共权贵稍微保留一点做人的良知和道德，正确面对历史责任！
2014年5月初 写于纽伦堡
（全文大约3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