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周永康案件还未尘埃落定，但与周滨关系密切的四川富商刘汉案近日一审结束，刘氏兄弟均判死刑。联想起刘汉与2006年辽宁富商袁宝璟案的关系，我突然想到，刘、袁两位用自己灿烂一时但结局却不美妙的人生，共同证明了近30年《中国商界生死书》的三条重要诫律，即每一条成功之道，都为成功者留下了一道不知何时可能启动的死亡暗道。
*诫律一：游走权贵与江湖之间是把双刃剑*
中国富人在傲视穷人的同时，却又自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这所谓“弱势”，当然不是与普通平民百姓相比较，而是与政府的强权相比较。在政府那凌驾一切的政治强权面前，“财富的权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企业家们自然又成了“弱势群体”。2006年3月中旬东北富豪袁宝璟因一条命案，袁氏一门三兄弟全判死刑。因此案内情复杂、判刑结果奇特，中国网路言论一反常态，即每当富人遭杀身之祸时网友一片叫好，称此案是“现代中国之大冤案”。
袁案留下诸多悬疑，诸如他当时用来买命的钱近500亿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笔钱，其下落流向何方；那个想要他死的人是谁；……所有这些，都随着袁的离世而成为商界的耳语流传。直到2014年刘汉的“黑金帝国”崩塌，刘家兄弟的种种故事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话题，外界才知那个想要袁氏兄弟死的人是刘汉，刘汉通过商界朋友“周滨之父”的势力达成灭袁氏三兄弟的心愿。
至今，官方对周永康干预袁案审判不置一辞。尽管媒体报道都言之凿凿，坊间演义非常丰富，但在刘汉庭审时未露出丝毫端倪。根据中国特色，已经被媒体如此“捕风捉影”大肆报道过的事情，自然不可能毫无根据，之所以未现全豹，乃因其中人物位高权重，完全揭露于世，不只与某权势要人有关，还与朝廷体面攸关。当局并不想自我坐实自身的体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恶制。
*诫律二：摸清竞争对手的靠山是谁*
中国商界之间的商业竞争，需要很多“市场外”的竞争，在资源与经营特许权的获得上，比的是背后的靠山与人脉；在市场竞争中，除了经营才能之外，还需要凭“狠”，这狠除了斗心术、斗腹黑，还得比谁的手段毒辣，包括买凶杀人等各种毒招。
袁宝璟一介平民子弟，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2006年曾被称为“中国首富”），当然不会不知道这种中国特色的生存之道，即必须游走于权贵与江湖之间，因为那既是致富之道，也是保全身家性命与财富之道。但他显然运气不好，因为“下结江湖”的需要，他有一位红黑两道都很“玩得转”的朋友兼手下，即辽宁省辽阳市原刑警队长汪兴。这位汪参与了袁公司太多的“机密活动”，并以此为由屡屡向袁敲诈，并因敲诈不遂向有关部门举报袁宝璟各种罪行，例如挪用公款16亿用于股市炒作“郑百文”（所谓“中国十大股案”之一）、派人枪击刘汉、伪造国库券、杀人灭口等等。袁因不堪其扰，才有其兄长雇凶杀汪之举。
但袁宝璟的腹黑与刘汉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刘汉也曾欲花1000万元买仇家人头，刘氏兄弟欠下的命案有多起。但那些命都是草民的命，最大手笔乃是借助朋友周滨父亲之手，通过法律将“中国首富”袁宝璟兄弟三人判处死刑。
当时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袁宝璟可能还不知道信息乃制胜之宝，竟然漏掉了“竞争对手背景调查”这项基本工作。因此，中国商界生死书今后一定要加上这条诫律：摸清竞争对手的靠山是谁，以便决定是否让道。
*诫律三：家族公司难免覆巢之痛*
中国的民营公司不少是家族公司，从道理上讲求，不少人知道这是瓶颈，严重阻碍了公司做大做强，但形格势禁，这种企业形式仍将长期存在。
我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信用流失。人类社会的信用体系依靠四个层次的信用支撑，即国家信用（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信任）、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个人信用。这四个层次的信用在今天的中国都陷入严重危机，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崩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血缘纽带，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公司，即由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共同经营。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发展而来：家中有某人发达之后，逐渐将各种血亲网罗进来。一则是各种血亲也有谋职致富的需要，二是基于血亲关系的互相信任。
这种从农业社会传承下来的“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须要父子兵”的传统，虽然解决了基本信任问题，但人无千日好，中国商海棋枰翻覆之事太多，且不说公司内部兄弟反目、亲属成仇之事常见，就以公司遭遇翻船的外部灾难来说，家族公司也难免覆巢之痛。比如袁宝璟一家三兄弟因汪兴命案共赴黄泉路，另一位堂兄弟被判死缓，形同灭门。事过八年，站在被告席上的刘汉也因“汉龙帝国”高管的血缘关系而遇到麻烦，需要就企业性质是公司还是黑社会组织进行庭辩，庭辩内容之一是刘汉与刘维之间的长期合作及共同行动究竟“是兄弟亲情，还是犯罪组织关系？”
假设周滨与刘汉对簿公堂，公诉人称两人的关系是权钱交易为主的朋友，我猜想这两位大概都不会否定这种概括。但要刘汉与刘维两人弄清楚他们每次重大行动的动机究竟是“兄弟亲情还是黑社会组织关系”，恐怕非常困难。他们因兄弟身份而共同组建了汉龙集团，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其合作基础，类似情况在中国民营企业很常见，这种庭辩内容甚至不会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困惑，只会让人产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
*中国人为何喜好《袁刘恩仇录》的复仇版本？*
时隔八年，袁宝璟与刘汉这一对商界冤家先后被政府处以极刑。国内商界对刘汉兄弟命运的判词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此论暗含“做坏事必有报应”之意，有意忽视其靠山的倒掉才是主要原因。更有意思的是，现代社会日见其稀的复仇色彩成了《袁刘恩仇录》的新结尾。以下是“导演宋翔V”的微博原文：“中国首富袁宝璟因与刘汉交恶遭至三兄弟灭门。袁氏夫人央金不能释怀，遂雇佣三名顶级私家侦探数年来长期潜伏成都暗中调查刘，耗资数百万，挖出刘氏大量犯罪证据。央金通过文艺界朋友将材料秘密递达第一夫人，后成为快速拿下刘汉兄弟的关键材料。今刘氏兄弟被判死刑，央金完成了一次基督山伯爵似的复仇。”
这个复仇版本的故事更符合中国人的道德审美与伦理想象，一位歌舞称于当世的美丽女子为夫报仇的故事，可以安慰成千上万中国成功男人的寂寞心灵，写小说拍电影肯定卖座，注定会成为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在我看来，它还暗含国人对于《中国商界生死书》的肯定，即只承认三条诫律导致其成功的一半，却将另一半暗埋的死亡暗道看成是“出来混”，“混得不好”才可能支付的代价。我想，刘汉如何踏上黄泉路的真相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袁故事将构成《中国商界生死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篇章，他们用生命共同证明的三条诫律，仍然将被中国商界群雄当中那少部分运气不佳者继续演绎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