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故的英国学者冯•哈耶克，有过一段经典的解释。哈耶克认为，在最开始，自由的秩序，并非被人们有意设计，而是在社会的演进中，自发形成；而一旦当人们认识到，自由的种种优点，那么自然会去巩固自由的制度，以及去完善自由的社会。
尽管这段解释包含真知灼见，但仍然无法回答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哈耶克所描述的“自发过程”中，如果有人试图以专制武力，来劫持社会秩序，那么仅仅依靠这种“自发的力量”，能否扞卫自由，免于被专制扼杀？第二，在一个既成的专制社会中，仅仅依靠这种“自发的力量”，能否最终到达自由的彼岸？
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周王朝势微，而诸侯之间的战争，则日趋激烈。接纳法家专制思想的秦国，弱民强权，富政强兵，在与其它六国的丛林游戏中胜出。这场战争是如此残酷。据史书记载，仅秦军在长平一役，就坑杀了四十万赵军。当然，数字或许有所扩大，但武力统一的血腥程度，则无需争议。
自秦朝以后，专制的一统，而不是自由的自治，就成为中国政治演进的主线。经过了漫长的两千多年，在更换了二十多个朝代之后，直到今天，中国人所能享受的自由权利，仍然是少的可怜。
即便是在现代自由制度的发源地英格兰，自由秩序的建立，也远非一番风顺。16世纪，被英女王玛丽一世视为异见分子的大批非天主教徒，被以残酷火刑焚烧致死，其中，也包括前任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但这些异见分子，仍然以坚定的抗争意志，贯彻他们的信仰，并因此得名为“抗争者”（Protestant），而在汉语文献中，这个单词则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译名——新教徒。
新教徒们的苦难经年积累，终于在一个世纪后爆发，导致了1640年的清教革命，并最终影响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不但为英国带来宪政，更意味着人类历史，从此进入了现代的政治文明。
“自发”，或许可以带来自由，但更可能产生专制。实际上，自由的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例外。在公元前5世纪，除了爱琴海旁的雅典之外，世界大多数的人口，都处在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之下。而即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生活在民主秩序下的人口，仍然不到世界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专制，总是先于自由而存在。而对于被奴役的人们来说，除了抗争，再无其它途径，可以获得自由。
几乎与古雅典同时代，中国一位叫李耳的智者，或许就已经悲观地预见到，中国未来的专制命运。他在《道德经》中写下他的政治理想：小国寡民，甲兵无陈。传说他在留下这部着作之后，骑牛西去，从此杳无音信。三百年后，和他的理想截然相反，大一统的秦朝建立；而由秦朝所开启的这部专制史，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在专制势力抬头的时代，李耳选择了遁世。而英国的新教徒们，则选择了正面抗争。抗争不但代价巨大，而且还存在着失控的风险。然而，新教徒们所付出的巨额代价，以及所承担的巨大风险，终于功不唐捐，开辟了通往自由之路，并为世界贡献了自由抗争的范例。而同时，一部分新教徒的后代，则远迁北美大陆，并建立起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自由国度。
历史是复杂的，并没有多少确定的规律可循。但如果一定要有所选择，那么我相信，今天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终结这部漫长的专制史，并从此开启自由的秩序。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情形，与四百多年前的英国新教徒们，并没有太多不同。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我们，抗争都是通向自由的唯一路径；No Protest，No Free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