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要】
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我实际就是在诠释梁启超的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
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变法，孙中山才开始有市场
这时慈禧又宣布了“五不准”，军机处不准撤、太监不能准撤、旗人的待遇不准改等等。这时她又搞政府体制改革，这个体制改革不搞还好，一搞就更有问题了。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戊戌变法之后，体制外的孙中山就开始有市场了，他的革命党就诞生了。
中国人把盲目排外当爱国，原因何在
我们再想，究竟是杨方那种就是坚持中国传统，哪怕战败也绝不能向狄夷学习，不能向西方学习是真正的爱国，还是像林则徐那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的心态是真正的爱国？为什么中国人都把盲目排外算是真正的爱国呢？
清朝始终坚持天朝上国的面子，最后害了自己
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修个铁路又不是一个什么侵害官员利益的事，是带来好处的事，他都要经过17年，你说他还能做出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实际上最后是害了他自己。
核心提示：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向统治者呼吁，真正地告别激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所以我讲的这两个多小时，实际上就是在诠释梁启超的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作客季我努沙龙（凤凰网历史频道与季我努学社联办），为听众做了题为《晚清大变局：清王朝的失误》的主题报告。《观世变》特刊发雷颐老师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嘉宾简介：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著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
中国现代化自鸦片战争始多次机会被清政府错失
晚清有反复讲的必要，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从1840的鸦片战争到1911年，有70年的历史，实际上给了清政府很多次机会，但清政府完全没有把握住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鸦片战争在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战争，它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了几个港口和几个城市。在中国历史中，一些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有冲突，割土地一割就一片，多少个城市都割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多，所以清政府根本不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一种现代化的开始。清政府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要从我们的历史讲起。清王朝始终抱着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觉得我就是天下，华夏就是世界的中心，只有华夏文化才能称之为文化，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周边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没有中国的悠久与灿烂，周边国家都以中华文化为标准的。而且只有中国的君主才能叫皇帝，越南朝鲜等国的君主只能叫国王，这些国家的新国王继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
但是中国还以为自己是天下中心的时候，欧洲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知道英国等欧洲国家，经过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尤其是英国，经过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生产力在飞速发展。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最注重的是赚取利润，而他们也知道，中国地最广人最多，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们就看中了这个市场。但中国基本上是个封闭的社会，除了在广州开了一个口岸允许少量的对外贸易外就没有什么与外界的商业往来了。英国这些国家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在1793年乾隆皇帝80大寿的时候，英国国王派了一个叫马格尔尼的使臣给乾隆皇帝祝寿。
他带着很多礼品坐船从英国经过大西洋来到了广州，又坐船到天津再到北京。他到广州的时候，中国海关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家主动向我们称臣纳贡，要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了，得赶紧报告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也非常高兴，这个国家我们都不知道，现在主动要成为我们的藩属了。当时接待藩属国的机构叫理藩院，在现在的通州一带。马格尔尼在理藩院住着，问理藩院的官员，见皇帝行什么礼，中国人想当然地觉得天下所有使臣见中国皇帝都是双膝下跪。但马格尔尼当然不同意双膝下跪，乾隆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非常愤怒，他这时才知道，原来你不是要我称臣纳贡的。
双方想了很多办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马格尔尼说，我带有英国国王的画像，乾隆皇帝接见我们的时候，要把英国国王的画像放在接见的座椅旁，等于说我给你们的皇帝下跪，你们清朝的官员也得给英国国王下跪。中国大臣说，我们天朝上国怎么能给你这蛮夷之邦的国王下跪，这绝对不行的。马格尔尼又说，我们给英国国王行的是屈膝礼，单膝下跪，国王把手伸出来，我们拿着国王的手吻一下。中国大臣说，你要拉着我们皇帝的手亲嘴，这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乾隆皇帝用上对下的口吻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书信，说我是天朝上国，我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如果你仰慕我们的中国文化，想成为我的藩邦，这是可以的，但不需要互通有无。
马格尔尼也很狡猾，马格尔尼走的时候说船出问题了，需要从陆路回去，中方也允许了。他就从陆路到了广州，走了大半年，把中国的情况看了个够，对中国的情况也就心里有数了。因为明朝就有欧洲传教士来，传教士为了让罗马教堂对中国派出更多的传教士，就把中国写成是一个人最多、最富裕、最强大国家。所以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确实是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但马格尔尼这半年觉得，中国远不如英国，并且他觉得中国官员很腐败，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在中国的经历，说中国就像一艘在海上飘荡的腐朽的船，没有碰到礁石算它幸运，如果碰到礁石就可以把它马上碾个粉碎。他的这几篇文章对英国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马格尔尼到中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礼品送给中国皇帝，这礼品其中有两件很值得说一说，第一个是地球仪，他想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谁也不在中心。第二，他带来一支火枪队，中国在当时基本上还处于冷兵器时代，而欧洲已经是热兵器时代，他让火枪队进行了表演，清军的将领看了都觉得好笑，觉得这就是跟放焰火放炮竹相似的一种东西，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新式的武器。后来在嘉庆年间，英国国王又派了使臣给嘉庆祝寿，还是同样的结局，中国皇帝也把他们给赶走了。
中国人把盲目排外当爱国原因何在
英国始终觉得我应该打开中国的市场，后来英国商人找到了一个商品，是大家都知道的鸦片。鸦片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危害，包括人民体质的下降，还有大量的白银向英国流去，而且国家还收不到税。清政府该怎么办，是禁还是不禁，这时候双方有两种意见，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取得了胜利，政府派林则徐到虎门去禁烟。林则徐在当时是最有见识的中国人之一，或者说在中国人之中对世界的看法最清晰的，但是我们看看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当时他完全不了解英国人，也不懂怎么跟英国人打仗，但是中国人又喜欢造谣，这种谣言也查不出来是谁造出来的，反正就有，大家都信。我看史料上说，由于马格尔尼见乾隆皇帝不肯下跪，中国人觉得他不是不愿意下跪，而是他不能下跪，生下来膝盖不能打弯儿。这种传说很多，很多人都信。我们看林则徐的奏折上也反映出这种观念，他到前线看了看，发现英国人膝盖还是能打弯，所以他就在奏折中写，英国军人的装束太紧密了，从脚脖子到大腿都被绷带打得很紧，所以膝盖不容易弯曲。有人向他建议准备几千根长竹竿，双方交战的时候拿长竹竿一捅，英国人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摔倒，而且膝盖不能打弯，一捅就站不起来了，我们就肯定赢。这是林则徐最开始的看法。
我再讲一个人。打了几次败仗后，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英国已经进入现代化，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国家，他们觉得是指挥员不行，就派了湖南提督杨芳去打仗。杨芳到了广州后还没正式接防，第二天英国军舰就来了，他自己去观战。观战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英国军舰在水里颠簸，炮也随之颠簸，但都打得很准，威力还很大，他觉得这用的是邪术，我们要破邪术。他的方法是在在广州征集马桶，因为最脏的东西能破邪术，他还征集了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里歧视妇女，他就征集妇女卫生用品，也就是月经带。等下一次英国军来了，他就把把这些马桶、月经带扎在竹排子上面放出去。他觉得把邪术一破，英军就败了。
当然根本没用。杨芳的想法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看法，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上，杨芳的马桶阵是有来历的，明朝时期欧洲的传教士把火炮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感到很神奇。少数民族与农民在造反的时候看到火炮，不知道这是什么，应该怎么办，于是就觉得要用最脏的东西去破除。当时认为妇女的生殖器是最脏的，所以少数民族或者农民在和官兵打仗的时候，就抓一些妇女来，衣服扒光，对着敌人的土炮。由于当时土炮技术落后，土炮有几次还熄火了，所以当时的人觉得这方法还挺灵验。
所以杨芳并不值得嘲笑，他反映出整体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对世界就是这么看。再讲到林则徐，他经过这个战斗觉得，国外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领域，于是林则徐就违反了规定，悄悄地让一些广东的知识分子搜集了英国的各种资料，地理书，报纸，编了一些书叫做《四洲志》，他知道这是犯忌的，他就没敢公开，但后来还是传出去了。当有人质疑他为何要搜集这些资料时，林则徐说我为了“悉夷”，熟悉外国。很多人就攻击他了，说你是长敌人威风，我们的华夏文化是最好的，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治国之道、伦理纲常，我们就能把英国打败。正是因为林则徐主张抵抗英国，还要主动了解外国，林则徐就被流放了。
他从家乡福州到新疆的路途中，在镇江碰到了他的好友魏源，两个人谈了很久，他就把鸦片战争的情况对好友说了，他觉得中国要好好了解世界，于是他把他《四洲志》交给了魏源，他希望魏源来帮他完成心愿。魏源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编出了《海国图志》。这本书是当时介绍外国情况最全面的一本书，每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军事，尤其介绍这些国家的武器，轮船、军舰。按照林则徐的观念，这种做法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说，他们还是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好，包括传统与制度什么都好，就是在武器这一点不如人意，所以我们要学习国外的武器。
林则徐除了“长敌人威风”的罪名外，还有一个罪名叫“溃夷夏之防”，就是说中国人长期认为华夏和夷狄之间有一道文化防线，而林则徐则溃败了这道文化防线，换作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安全。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罪名。当时有一个士绅叫梁廷枏，他多少了解一点英国的情况，他写过一本书记录鸦片战争的情况，他写的这本书热烈地赞扬了林则徐抵抗英国是如何地正确，批判了其他一些人，如耆善、杨芳。但他在最关键的一点，“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这个理念他就不敢歌颂，他只敢说这是违反了正统，违反了大道的。
所以在当时普遍的中国人不接受《海国图志》这本书。但这本书很快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两年内翻刻了二十一版，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日本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世界需要什么，觉得他们自己也应该维新，应该图强。我们知道，日本恰恰是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军的道路，反过头来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林则徐启蒙中国人的书，中国人不接受，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日本反而因此强大，反过来又侵略中国，这个历史的悲剧，我觉得是很值得吸取的。我们再想，究竟是杨方那种就是坚持中国传统，哪怕战败也绝不能向狄夷学习，不能向西方学习是真正的爱国，还是像林则徐那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的心态是真正的爱国？为什么中国人都把盲目排外算是真正的爱国呢？
太平天国使清朝的汉人第一次掌大权
晚清总共70年，但要不要向外国人学习使用现代化的枪炮，都耽误了20年，这个王朝我觉得他太没有见识了。他是传统的包袱太深，觉得我是天朝上国，只能你学我，不能我学你，为什么耽误20年之后可以学了？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就提出来要造洋枪洋炮，这时候他们想起来当年的那本《海国图志》，于是把雪藏了20年的《海国图志》重新拿出来大量翻刻，希望官员和读书人都读这本书。
曾左李要造洋枪洋炮，要用枪炮来打侵略者或者镇压农民起义，这对清王朝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遇到的来自朝廷内部的阻力也是极大。为什么会有这个阻力？我们知道清朝是满族入关统治了汉族，满族人比汉族人要少很多，所以清政府一直警惕汉族，不让汉族人有地方大臣，有总督巡抚，军权都在满族人手中。但是太平天国的运动证明了清朝的国家军队不堪一击，镇压不下去，只好让曾国藩自己的湘军去镇压，曾国藩也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军权。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军权。我觉得太平天国一个重要的后果，客观的后果就是使清朝政府入关两百年来，汉族人第一次有了相当的权力了。
曾左李要造枪炮，遇到朝廷内部的阻力有多大，我举个例子。打仗要传递信息，当时还靠马来送情报，在1868年的时候，外国已经有电报，李鸿章向朝廷申请说，要发电报。朝廷坚决反对，这是狄夷的东西，跟当年说林则徐一样，狄夷可以用，我们不能用，所以就是不让修电报。李鸿章提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被反驳回去了。朝廷列了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中国讲祖宗崇拜，我们世世代代祖坟都埋在地下，而电线当时是埋在地下的，埋在地下会有电流通过，电流通过就惊动祖坟，就会使祖宗不安，祖宗不安就是不忠不孝。所以朝廷拒绝用电报。
李鸿章后来当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到1879年，他自己没有经过朝廷同意，悄悄在天津的北洋总督衙门和天津炮台架了一些电线，通过这个电话可以指挥多少个炮台，觉得太神奇了，同时这边说话那边能听得见，这对打仗来说作用大了。他觉得很好，让其他官员来试，那些官员一试觉得确实好，最后朝廷也觉得这个好，所以1880年同意可以发电报了。从李鸿章1868年开始不断地提要求，到1880年才同意，加个电报又不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带来的好处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正常的政府都知道，我跟别人打仗，不断有农民起义，不断有别人侵略我，我要指挥，传达命令，了解前方的信息，我觉得不需要一个高端民主的政府都能看出来好处来，但清政府居然经要过12年的时间的思考，最后才决定建电报。
清朝始终坚持天朝上国的面子最后害了自己
清政府有心理障碍，觉得狄夷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为了克服这个心理障碍都用了12年，你可以想其它事阻力会有多大。更大的困难来源于修铁路。李鸿章也是从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来，跟恭亲王说要修铁路，他觉得修了铁路对运兵很有好处。恭亲王也觉得应该修，但是阻力太大了，不敢提出来，后来李鸿章提了，一提那也就是一片反对之声，谴责他，说他是汉奸，说修铁路逢山要炸山、逢河要架桥，这会惊动地神、山神、河神，这些神灵是保佑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的，把这些神灵都得罪了怎么办？李鸿章每次的奏折都说修铁路会带来利益，哪儿修铁路，哪儿就发达。这也让卫道士们抓住了把柄，他们说这正好证明了铁路修到哪里，哪里人心就变坏，因为圣贤书上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铁路经过的地方，纯朴的民风会变坏。还有人说，修了铁路之后，陌生男女在闷罐子几天几夜，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但李鸿章因为他有修电报的经验了。他就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建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需要煤，朝廷同意他挖煤。李鸿章后来也没打报告，他挖了煤之后修了一段9.8公里长的铁路。他觉得，用这段铁路来拉煤，让大家适应一下，感受到它的好处。但李鸿章知道，欲速则不达，他在上报给朝廷的时候得用一些中国人最熟悉的词来报告一个新事物，他打奏折的时候就说修了新马路，因为确实没有规定这种东西必须叫做铁路，朝廷也没有介意。
李鸿章很聪明，他知道不能一步到位，所以他没有用蒸汽机拉煤，而是用几匹骡拉一个车箱，车厢里有煤，在铁轨上拉了9.8公里，完了再卸下来。他想有个适应过程，但是负责修唐山煤矿和小铁路的英国工程师一看觉得太荒诞了，你修了铁轨，用骡拉着车皮。他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没有钱，买不起蒸汽机车，正好唐山煤矿有个锅炉，当时没有用，他没有报告给李鸿章，他自己就把它改装成一个蒸汽机车，把它弄到铁轨上了，铁轨上拉了长长的车皮，还装满了煤，这是1880年的事。但蒸汽机会响，把大多数人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这是妖魔鬼怪，马上就报告给了朝廷。
这下朝廷知道了，原来你李鸿章是修了一个铁路用来运煤，就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李鸿章也很狡猾，他做事总是打马虎眼，他知道政府最忌讳的就是蒸汽机车，他就把蒸汽机车撤掉，又恢复到用骡拉车皮。到1883年，到中法战争比较紧张的时候，李鸿章说，北洋水师需要煤，还得用蒸汽机车拉，朝廷同意了，所以又恢复到把蒸汽机车调到铁轨上，又恢复这9.8公里用蒸汽机车拉。
电影《让子弹飞》用的就是这个情节，电影里的情节不是不是编出来的，这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是多么艰难。修铁路是对朝廷有很大好处的事情，他都不干，他觉得铁路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李鸿章做事有个特点，等机会，他知道没有一个人全力地支持他，所以他一直在等机会，等到什么时候？大家知道，1884年中法海战中，整个福建水师被打沉，暴露出了清政府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舰，都是沿江沿海一些地方官，买一些帆船，让几个熟悉水性的士兵在帆船上，主要是防江盗海盗河盗，当时水师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都是在海上使用军舰侵略，曾左李或者沿海的督抚都用自己地方的钱从英国、法国或者是德国买来现代化的军舰，组建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而且，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有现代化的舰队，还需要一个海军司令部来统一指挥，这几个水师不能你用美国的标准，他用法国的标准。所以左宗棠首先打报告说，朝廷应该成立海军衙门，所谓海军衙门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部，李鸿章也提出来说，几支舰队建成了，应该统一管理。但清王朝拒绝了，为什么拒绝？统治者认为，我用狄夷的军舰都已经是等而下之，不得不这么做，很丢人，你还要让我在政府机构中，我们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再学狄夷，建立一个我们传统没有的政府机构，坚决不同意。
这个事情也反映出清王朝的短视，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裁撤某个机构，侵犯了官员的利益，而是新成立一个机构，给别人有当官的机会。所以在1884年马尾海战，一个福建水师被打沉就暴露出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北洋水师没法增援，暴露出这些问题来。这时候左宗棠、李鸿章抓紧这个机会跟朝廷打奏折，说一定要建海军衙门，朝廷到现在才知道建海军衙门的重要性，才同意了。这个事情也说明了清王朝的变革总是非常被动的。像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是多么忠于朝廷的大臣，他们拿地方自己的钱建立舰队，说应该由中央来指挥，中央居然拒绝，我不要，我不指挥，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知道要建立一个海军衙门。
海军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慈禧当然用了她最信任的醇亲王奕譞来当海军大臣。他一上任后，李鸿章就对他说，我的北洋水师很强大，请你到天津来视察北洋水师。奕譞一视察北洋水师，他没想到现代化的军舰这么厉害，大炮打得又很准，海浪那么大，他觉得站在军舰上非常威风。李鸿章就借这个机会说，为什么军舰能在海上跑那么快，就因为他要靠锅炉的动力来推进。但是我们这一次检阅用的煤靠骡车，得多少骡车拉多少个月，我们这一次就用完了。你要打起仗来，还用骡拉煤吗？跟不上的话，这些军舰在港口就等着挨打。
奕譞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这时候他才明白修铁路运煤的重要，李鸿章就跟他建议说，你应该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报告，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奕譞说，我现在提了，反对的力量会很大，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铁路抓紧时间修。有他的支持，李鸿章也不用打报告，大张旗鼓就这么修起来了，把这一段铁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师的码头。1888年醇亲王奕譞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说军队有个军舰，有了码头，需要修铁路运到码头。这个奏折就到了朝廷上，慈禧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因为奕譞权力很大，这时候反对的和赞成的意见就半对半了。
这时候地方大臣张之洞就出来表态了，他觉得应该修铁路。在诸多大臣的赞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修个铁路又不是一个什么侵害官员利益的事，是带来好处的事，他都要经过17年，你说他还能做出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实际上最后是害了他自己。上纲上线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在文革达到顶峰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还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感觉所有外国国家都是我的藩属国，虽然他被英国、法国打败了，但他还是不承认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所以清政府迟迟不愿意成立外交部，成立外交部就意味着我承认和英法等国家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上司。清政府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五口通商，即五个城市允许外国人居住、经商，这个五个城市是上海、广东、福州、厦门，宁波，都在南方。清政府设立了一个南洋总督，专门来和外国人打交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觉得别看你把我打败了，但是你只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证明我还是天朝。
所以，他就规定长江以南，凡是跟外国人有交往的事务由南洋大臣来处理，长江以北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事务北洋大臣来管。另外，清政府特别不喜欢外国人到北京来，他们规定外国人有什么事先跟北洋大臣谈，北洋大臣如果解决不了的再到北京来，反正从天津到北京也近。北洋大臣事实上就成为中国的“外交部”，这样地方官员就获得了外交权，这个权力不得了。你看如果我们还是闭关锁国的话，只有河北省委书记有权力和外国人打交道，那河北省委书记的权力你想想大到什么地方去了。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是天朝上国的面子，把外交权交给地方，尤其交给北洋大臣，而李鸿章又能干，利用权力做了很多事。袁世凯也能干，也做了很多事。
我们看，无论是建电报，修铁路还是建外交部，反对派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总是用孔孟之道的理由来反对，一直上纲上线。所以上纲上线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这个思想在文革就达到顶峰了。中国的清政府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他才愿意做一点点改变。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为什么中国会惨败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刚才我讲过，军队需要运煤，需要建铁路。铁路一修通之后，李鸿章在1890年又看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也修通了，而且俄国到中国东北的运兵速度比我们快。这时候日本的野心也开始显露出来了，所以现在最紧迫地不是修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而是打通山海关，修天津到奉天，就是现在沈阳的铁路，再从奉天修到各海军码头的铁路。朝廷一看李鸿章的建议，觉得他分析是有道理的，就同意了，全力修这条铁路线。但是这条铁路修到一半就停工了，为什么停工了，因为这时候慈禧要用海军的钱修建颐和园。我想，她为什么要用海军的钱，仔细一查就明白了，李鸿章是用海军的钱修铁路。
所以慈禧就用了这一大笔钱来修了颐和园。北洋水师到后来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维修，这时候你们也知道，这十年间世界的军舰造船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力和射速更快了，而日本恰恰是晚了中国10年建的海军，他是针对北洋水师建起来的，他的装备比北洋水师少，但是军舰航速快和火炮射速比清朝的快，你五分钟发两发，我五分钟发五发甚至六发，就比你强。在建立海军上，日本与清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想方设法拨款买军舰。因为明治天皇本身就是省吃俭用来给买军舰筹款的，国家元首都这样做了，老百姓看了很感动，当然也会跟着做。而我们清政府是把海军的钱来修园子，所以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打仗了，打仗之前就知道谁胜谁负。我们知道在民主的国家里，应该有国会，国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议财政，即使是皇家，钱也不能乱用。但中国人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我当皇帝，是我打的天下，我想怎么用钱就怎么用钱。
我们看，近代的革命都是跟财税有关。英国贵族不满意国王随便征税，他们联合起来跟国王谈判，英国国会是怎么建立起来，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最后确定了国家不能随便征税，如果要征税得通过国会的同意。美国独立也是是吗，它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跟他征税，但美国人说，我没有人在英国国会里当代表，我就不纳税，无代表就不纳税，美国人就跟英国人干起来了。
慈禧实际上没想到甲午战争是清政府灭亡的重要一步，而这一步就跟她乱花钱有关，最终害了民族害了社会，最终也害了政府。清政府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改革是由几个读书人来承担了，整个政治体制变革，如果说最高权力者慈禧不支持，我觉得他们是很难成功的。而恰恰由于光绪与慈禧，一个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一个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又有矛盾。这群想要进行体制改革的是体制内最边缘的这一群人，他们终究还是体制内的，当清政府把他们用最激烈的手段镇压之后，那么承担起改革任务的就是体制外的人，由体制外的人来进行这个变革，那性质就变了，就要推翻清王朝，那就是革命了。
戊戌维新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首先我讲一个细节。那天晚上慈禧连夜回京，从颐和园赶回了宫中，把光绪和其他的大臣都叫来，让光绪跪在左边，其他大臣跪在右边，训骂光绪，她说，你为什么要听康有为的话。光绪皇帝说，我倒不是听康有为的，是因为康有为说要变法，我觉得现在洋人老欺负我们，我们只有用洋人的的方法才行。这其实也就是当年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另一种说法。但是慈禧一句话就把他回绝了，她说，按照你的说法，祖宗的法子就不灵，洋鬼子比祖宗还灵？
祖宗家法是慈禧的工具统治者，弘扬传统总有实际考虑
慈禧训光绪，她说祖宗的家法不能变。祖宗的家法是什么呢，就是皇位继承法。但是其实慈禧是最不遵守祖宗家法的，她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后，按照皇位继承法就应该是这个皇帝的下一辈，找一个男性当皇帝。但慈禧说不行，得从同治皇帝同辈人中找一个人当皇帝，这是严重违反了皇位继承法的。当时1875年，就找到光绪这么一个小孩，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如果是她儿子的下一辈当皇帝，那么权力就掌握在了那个小皇帝的父亲或者母亲手上，她自己的位置很低了。当23年后的戊戌维新，她又觉得这会违反到她的权力了。所以我们看所谓的家法，就是慈禧手中的一种工具，当家法威胁到她的权力时，她一定要变。但是变革威胁她的权力的时候，她又强调传统。所以我现在一听到有人说要弘扬传统，发扬传统，我总要问一下，是什么人在提倡和发扬什么样的传统，他背后的真实的目的是怎样的？统治者一般来说是不会轻易地去弘扬什么，他总是有背后实际的考虑的。
戊戌维新有三个后果：第一个，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从这儿开始的，虽然当时没有政党，但是知识分子开始组织学会，在一起探讨政治，并且有的学会是有纲领的，你认同才可以加入，不认同不可以加入。包括一些小团体选举领导人，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从这儿开始的。第二，维新派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声势造得很大，为什么？梁启超影响太大，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在报纸上的论争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才知道原来报纸是天下之公器。
第三，社会的解放，尤其是妇女解放。康有为早就看到了小女孩缠脚的痛苦，但是不敢提，因为提了之后要遭遇很大的社会压力。直到戊戌维新的时候他才提出解放天足，而且他知道光靠呼吁是没有用的，他还组织了各地的学会，比如说成了一个“天足会”，总部设在上海。他们到民间去放幻灯片，讲缠足对骨骼的残害，他们劝农民，说富人家可以缠足，但是你是一个穷人，还得靠女儿干活呢，她缠了足怎么办。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认为天足会确实是对妇女的解放起了作用的。
再说到慈禧与光绪。戊戌变法失败后，她想废掉光绪，但是西方列强不同意废掉光绪，慈禧就不敢废，所以慈禧觉得光绪是个隐患。慈禧曾经说光绪皇帝身体不好，法国驻华大使说，让我们带法国医生去看看，慈禧也不敢不让人去检查，检查之后说光绪帝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被关的时间久了，精神不太正常。
这时候慈禧看到了一个力量的存在，就是北方的义和团，义和团获得了一些士绅的支持，但是慈禧从来没有对它表过态。这个时候有人跟慈禧说义和团，刀枪不入有神术，能够打败洋鬼子，她就有点不知道是真是假，她就派了一个大臣叫赵舒翘，说你去看一下。我们知道中国专制社会下级官员总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情的，他出京之前，有几个大臣就跟他说，特别希望慈禧利用义和团废掉光绪。所以赵舒翘回来就对慈禧说，我确实见到了一群可以刀枪不入的人。慈禧就说，他们可以进京。义和团就进了北京，官方给他们发粮，这些人觉得自己很英勇，很正义，又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所以行为很极端，开始杀洋人，杀跟“洋”有关的中国人，包括戴眼镜的中国人，包括卖洋货的铺子也烧了不少。那外国人就提出来，我要派军队来保护使馆，慈禧就面临着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意味着宣战，但她觉得外国人实际上要想把她自己废掉，让光绪重新掌权，所以她向八国宣战了。当时朝廷上有几个大臣说，我们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打仗都败的那么惨烈，向这么多国家宣战，绝对是打败仗。最后大家都知道，八国联军进北京，血洗北京。
慈禧在西逃途中，这时候就准备向外国人求和了。在西逃途中她说了之所以酿出这么巨大的祸害，都是义和团造成的，所以她下令剿灭义和团。我觉得官民双方都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政府来说，不要轻易鼓动民心民意，群众本身都觉得自己很正义，行动肯定要过激，过激的话政府就很难收场，最终会造成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民众不应因为自己的事业很正义，又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就行为过激。最后会成为政府的替罪羊的。
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变法，孙中山才开始有市场
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戊戌变法之后，体制外的孙中山就开始有市场了，他的革命党就诞生了。他自己都回忆说，在1900年以前，几乎没有人支持他，1900年以后，他开始感觉到有人支持他，哪怕人还很少。但是从1904年、1905年起支持他的人突然高涨起来，为什么？因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日本大胜的这个结局这个对中国人的刺激很大，实际上比在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还要大，为什么？因为这是世界近代史以来，被认为落后的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这让很多人看到只要政治体制先进，小国也是可以打败大国的，这一下子就使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商人、读书人要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派一下子就成了社会中坚力量。
慈禧也不糊涂，她宣布1905年预备立宪。她一提出立宪，一下子万众欢腾，觉得朝廷从上到下边的变革是最好的，而革命是从下往上，社会容易动荡，代价太大了。所以大家都支持清政府立宪，张灯结彩，编歌的，游行的，喊大清皇朝万岁万万岁。君主立宪应该从改官制入手，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这个官制改革，她用的她最信任的袁世凯，袁世凯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虽然非常有才干，但他的问题是太年轻，没有足够的权威。有一次开会，一个八旗官员就拿着枪，对着袁世凯说，你别太猖狂了，你只是个奴才，不用你来规定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还有，袁世凯提出来改官制，首先要把军机处撤了，要把太监制度给撤了，那太监一听说了，100多个太监把袁世凯围起来拳打脚踢，后来是庆亲王奕劻把他给拉了出来。
很多旧的机构，像理藩院、鸿胪寺这些机构都要撤销，但这些机构都是满清贵族当权，他们觉得天下都是爱新觉罗的，我当官我掌权。袁世凯说我要到广东阅兵，不管这件事了。这时慈禧又宣布了“五不准”，军机处不准撤、太监不能准撤、旗人的待遇不准改等等。这时她又搞政府体制改革，这个体制改革不搞还好，一搞就更有问题了。问题在哪儿呢？它打破了原来形式上的满汉平等，在新的机构中，满族人的权力占了绝大多数，使很多汉族人心里很不满。本来大家都支持维新，都支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但这时候支持她的立宪派开始质疑了，说你是假立宪。而我看到梁启超给他老师的信说，他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开始论战，因为孙中山觉得革命力量开始形成了，孙觉得这时候可以开始和立宪派争夺了。实际上从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之后，一批原本爱国的留学生，觉得清政府卖国了，就倒向了革命。1905年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三种力量：一个是立宪派，主张改革；一个是清王朝，决定按原状维持下去；一个是弱小的革命派，他们已经组建了同盟会。这三种力量，从1905年开始对立。
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
我们刚才讲到，清政府宣布立宪的时候，支持立宪的人多，但后来大家觉得受骗了，所以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就谈到这点，说在改官制没宣布之前支持我的东京留学生特别多，改官制一出来，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开始多起来。梁启超在1907年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重要，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现政府与革命党》，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经典，他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他看到了现政府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让革命发生，但清政府看不到这一点。
清政府在1908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它在理念、过程与具体规范的结构等方面都深受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但清王朝觉得日本天皇权力太小了，老百姓享有的权利太多，所以清政府就对日本明治宪法进行了改动。比如说在日本明治宪法中，规定的百姓的权利是14条，清朝的只有9条。历史学界对于清政府的立宪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有不同看法，有的人根据清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情，不管怎么样，中国有了宪法，有了资政院，认为他是真立宪。有的人认为，他做的很多东西都做的不到位，甚至没做，是假立宪。我觉得这是标准问题，说他是真的有道理，说他是假的也有道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受众、被统治者认为它是真还是假。
日俄战争之后，支持革命的人就多了，革命就开始大踏步地往前走，赶上了维新派，赶上了改革派。清政府这时还是没醒悟过来，在1908年8月，统治者发出一个通缉令，事实上要通缉梁启超，说梁启超罪大恶极。这时候革命派说，你梁启超天天跟我们说政府是好的，会进行改革，现在他通缉你，结果你成了他最大的对手。慈禧在1908年这时候，根本没有感觉到形势紧张，还耿耿于怀十年前梁启超跟光绪皇帝在一起的维新，她没想到把梁启超为自己所用。这一下革命派高兴坏了，通过搞改革，这是最好的方式，结果梁启超成了最大的敌人，这是梁启超的悲剧。这也是清王朝的悲剧，你本来就岌岌可危了，你还把一个替你十几年在海外跟人论战，来替这个王朝辩护的人，反而把他当成罪犯抓起来。
这时候立宪派就就要求加速开国会，从1910年开始，几次要求开国会。每次开国会都是士绅，商人占重要位置，都是各大商会的领导人。第三次开国会的时候，上海的商会副会长沈缦云组团到北京请愿，他就跟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说，朝廷主动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越是富的人越不希望社会动乱，不希望革命，而希望从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奕劻仍觉得天下还是我的，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没有资格来要求我们干什么。
清政府对立宪派进行了几次镇压，你镇压一次，就会损失一些立宪派的人。立宪派本来很温和的，但镇压越激烈，他的反抗也越激烈，这时候立宪派就开始激烈化。而沈缦云的请愿被拒绝后马上就打道回府，他觉得不能和这个政权联系了，他临走之前说了那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他一回到上海，就领导上海商会集体参加同盟会了，上海商会本来是与同盟会对立的，现在就证明了立宪派承认自己失败了，革命胜了，革命与改革的赛跑，革命胜利了。
清政府在1911年的时候，因为压力很大，成立了内阁。但是他成立的内阁里面皇族成员占绝大多数，立宪派现在更觉得你根本不想改，13个内阁成员有9个是满族人，满族人中又有7个是皇族的。刚才说了越是富的人越希望改革，不希望革命，于是立宪派赶紧去跟朝廷谈判，说按照内阁的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但是我们认了，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阁员，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总理大臣别让皇族成员当，哪怕是个不是皇族的满族人也行。但是朝廷的回答还是很傲慢，说你们太嚣张了，说天下是爱新觉罗的，你们怎么能来决定皇室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们就是奴才。
所以这时候最富的人也觉得无路可走了。没过多久，清政府又在自己的倒台上加了一把火，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因为清政府早几年同意全国修铁路，但政府修着修着没钱了，就下一纸谕令允许民间的铁路公司修铁路。而民间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以后，又不愿意按照市场价去赔偿，他总觉得让你修，是让你发财，是我的政策好，我现在就要收回，你必须听我的话。在此背景下四川保路运动就爆发了，紧接着武昌的新军就展开起义。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得到了立宪派首领、富商汤化龙出来的支持。中国当时商人是有商团，汤化龙发言号令，东南各省的商人都纷纷起来支持革命，商人的武装都很厉害，是革命党和商团联合起来就开始革命了。这时候各地纷纷独立，你看江苏，士绅力量大，说独立就独立了。还有广东，在4月份的时候的黄花岗起义，打的那么厉害，而在这时候，商会领导跟两广总督一商量说独立吧。两广总督说，我是清朝的官员，但我不反对你们，我自己偷偷跑了，你们就宣布独立吧。
独立的省份大都是在南方，北方因为比较保守，就山西和陕西独立了。当时整个大局还都看不清，但是山西有一个富商，本来是清政府的官员，回去开矿，又开银票，他表示支持阎锡山，给了他大量的钱，阎锡山就在山西独立了。商人往往要在政治尘埃落定之时才决定支持谁，而现在商人也起来革命了，我觉得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商人觉得清政府气数已尽；第二，对清政府很反感，所以我要支持革命政权。再看，清朝的汉族官员在各省纷纷独立的过程中没有人自杀，1850年太平军打来的时候还有不少官员自杀、殉节，而这个期间没有一个汉族官员自杀。
我们可以看出，从1906年改官制开始，汉族官员心里头是有抱怨的，因为清政府太偏重满族官员，而不重视汉族官员。清政府看到独立的省份多了，他在10月30日一天之内连下三道诏令：允许组党、释放政治犯，制定宪法等。但问题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完了，你再做什么都晚了。大家都知道严复，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面说到，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说如果早一个月做这些事情，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清政府的灭亡是他一步一步的失误导致的，他是步步被动，他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甲午战争之后，他都不愿意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到了庚子之乱之后才开始提出预备立宪，接受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由于他不改革，社会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而民间的激烈情绪越来越大，人们甚至觉得，我宁愿和你玉石俱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甚至同时鱼死网破。
我总是觉得，从历史上看，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有对政权极不满的人存在，而这种人只要你社会制度比较好，社会比较公平，他们永远是在社会的边缘，成不了气候。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很多，而统治者又不愿意改革，不通过改革来缓解矛盾的时候，这就是梁启超说的，给革命提供的一个土壤，信仰革命，造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激烈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向统治者呼吁，真正地告别激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所以我讲的这两个多小时，实际上就是在诠释梁启超的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