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说：“25年前，当我看见坦克车滚滚开进天安门时，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图像：‘天安门的坦克为贪腐开路，从此贪腐会一发不可收拾’。25年后看，当年脑海里的影像今天不幸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
天安门的坦克，除了为贪腐开路，也同时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今天回过头来看，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可以追溯到25年前的那场屠杀。
25年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四步曲：
一，权力“赎买”政策
二，国有变党有、党有变私有
三，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扭曲
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历程
现分述之。
一，权力“赎买”政策
“六四”后中共最高层之间（所谓”八老“）背着人民做了一宗龌龊的交易：
1.以金钱交换年迈的领导人手上的权力，美其名为“赎买政策”。
2.答应退下来的“权力老人”的某些政治要求：
——每一家人允许在其子弟中提拔一个为高干。这一部分人就成为目前党政军内的太子党高官。
——其他子弟则安排他们从商“下海”。这一部分人成为商界的太子党巨富。
数目有多少？笔者无从知道，但肯定不会少，因为笔者认识一位元商界朋友，就专门为获得这些钱的“权力老人”及其子弟安排把来自国库的钱逐步逐步搬到国外，这个过程就花了不少时间。这是最早拿到第一桶金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抢掠行径。笔者是因为采访工作关系，接触到相关的人士才获悉这种私相授受的勾当。
关于安排干部子弟接班方面，八九“六四”镇压后，陈云有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据此，陈云向邓小平提出一项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 （他在「六四」更曾经高调表示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无奈陈云作出上述建议，他也不便反对），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档，正式成为官方政策。档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2010年《半月谈》作为党媒首谈红色富豪话题，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产业，借助权力赚取财富。 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是典型的“红二代贪官”。陈同海有句名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二，国有变党有、党有变私有
苏联东欧崩溃后，中共提出了一套应对方案: 《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档的第五部分：《五、面对苏联变化，中国怎么办？》提出七条应对政策，其中最后一条是：“ 7，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我当时一看，就明白这是明目张胆地宣布把“国有”资产变“党有”。文件说：
共产党必须控制财产经济，在目前局势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1)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由谁来承担财产所有者的角色最为合适？结论是谁与经济运行过程结合得最紧密，并保证国有资产在运行中能够增殖，就应该由谁负责。“一五”期间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谁干的？乡镇企业谁在抓、谁在管？中国农村的财产谁在负责？地方上项目由谁负责？这些事说到底都是共产党在干，共产党负责。
2）略去。
3）党管财产经济有利于维持稳定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党握有财产，政治稳定便有了载体，社会进步会依据强有力的利益主体的导向而不出现失控。现在党政一家，攻击政府便意味着攻击党，共产党没有回旋余地。设若党成为庞大的利益主体，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施加各种影响，政治操作上可有较大的空间。
4）党管财产经济的改革思路便于操作推行。十年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我们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资本积累的老路，其结果是财富的流失程度远大于财富的积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体又与共产党离心离德。
5 ）历史经验证明，在东方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先进的、掌管一定财产的、有运作能力的部队，稳定将无法维持，现代化将难以实现。
在过“去共产主义”时代，所有属于私人的财产都被“公有化”，而每个国民努力生产出来的财富，当然也更是“公有”财产。虽然这种“公有财产”的理论所有者是全体国民，但实际支配权还是共产党，中共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称之为“党产”。但自从这个档下达后，中共就堂而皇之地视理论上属于全体国民的财产据为党有。所以这个档是中共正式掠夺国民财产的滥觞。而自从“国有”变成“党有”后，下一步自然就是“党有”变“私有”了。
三，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扭曲
正如“国有”变成“党有”需要一个档来确认，下一步 “党有”变“私有”，也需要一个政策来启动。这个政策就是把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具体化为“让干部子弟先富起来”。这样，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把“党产”转化为干部子弟的“私产”。
2008年内地官方网站《新浪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无意中把这个扭曲过程披露了出来。
根据这篇文章，邓小平在一次非公开的会议讲话说：
要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形态上培养起一批富人来，那么总会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也就会有人大富，有人小富。政府可以动用国库主动培养几位大富先富，在社会上将走向富裕的道路带起来。”
“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这就等于向高干子弟大开绿灯，放手让他们去敛财，让他们去瓜分已经变成共产党“私产”的所谓“国有资产”。
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历程
接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用名正言顺的方法，使“国有资产”正式成为私有财产。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2014年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习近平也看得很清楚：很多人都是趁国有企业改革而牟利的。
根据毛派知识分子张巨集良的估计，过去30年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被瓜分）的历程：
•第一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九十年代的所谓管理层收购。
•第二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2005和2006年达到高潮的银行改制。
•第三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吸收民间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国企改革。
通过这三个瓜分潮，很多理论上属于“全民”的东西就合法地流入权贵的手上。由于整个过程，都同“六四”及其对策息息相关，所以可以说：天安门的坦克催生了一个权贵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