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一身兼任七组长
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新设立了四个正国级威权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一口气兼任了这四个机构的组长（或主席）。网上有人调侃说，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官是主任──中顾委主任，最小的官也是主任──村委会主任；习近平时代最大的官是组长──“领导小组”组长，最小的官也是组长──村民小组组长.迄今为止，除了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三项最高职务之外，习近平还兼任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机构两块招牌）三个组长职务，加上新近获得的四项兼职，他已经成功打破了一项党史纪录，成为有史以来一把手头衔最多、尤其是“领导小组”组长头衔最多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特别喜欢荣誉称号和奖章、勳章，他一本正经给自己颁发了六十多枚金光闪闪的徽章，加上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获得的勳章，此公一生共获勳章一百一十四枚之多──足够开一个展览馆了；明朝正德皇帝认为只做专职皇上未免大材小用，委屈了自己盖世无双的军事才华，他封自己为“镇国公”，亲自兼任“大将军”。在旁人看来，上述这些都是智力不大正常的愚蠢举动，除了自娱自乐和自讨没趣，没有别的意义.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对於已经获得具有正统性、唯一性的最高职务者来说，他本已拥有辖制下属、号令百官的国家最高权力，再添加其他的头衔概属多余，不论实衔虚衔，於他只是点缀，甚至还是累赘。
所以，人们难免会感到奇怪，难道习近平也有勃列日涅夫或正德皇帝那样的怪癖，否则何以理解他如此热衷於组建一堆名不见经传的“领导小组”，谋取区区组长兼差至达七项之多？未必不设那几个“小组”，不当那几个小组长，以党中央（包括权力巨大的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现有的机构及其叠床架屋的庞大统治网络，就行使不了那几个“小组”所承担的权力和职责？未必以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正式身份，就领导不了党建、国安／外事、对台、深化改革、网络安全、军队改革等各项工作？
“领导小组”是中共权力的怪胎
特别的事情当然需要有特别的理由，不然很难解释。习近平不像是勃列日涅夫或正德皇帝那样的政治怪癖患者，他之所以锺情於“领导小组”之类的临时机构而宁愿舍弃五套班子的常规体制渠道，也许是他的“制度自信”并不那么牢靠，谋“全面改革”，谋“国家安全”，才发现五套班子的现行制度其实很不好用；也许是他个人有现行体制所不容的雄心或野心，必须借助体制之外的临时机构去实现；也许只是精力过盛、事必躬亲的从政风格使然。不管怎样，但我们应该首先瞭解“领导小组”是什么东西，有些什么奥秘。
“领导小组”在公众视野之外，政治黑幕之后，的确有几分神秘。但它不是新生事物，而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传，从延安时代就已经大行其道了。可以说，我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耳熟能详，财经领导小组、农业领导小组、港澳协调小组、宣传思想领导小组，这些名号大家都很熟悉，也都知道它们对相关领域政策的制定发挥过独特的作用；陌生是因为对其作业规程不明所以，中共从来没有公开颁佈过任何一份关於“领导小组”如何运作的规范性文件，从来没有人确切瞭解这些“领导小组”是怎么样在黑暗角落里发挥领导作用的。
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是一个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人物，典型的反法治、反制度主义者。毛一生以自我为中心，从不尊重体制、从不遵守规矩──哪怕这体制和规矩是他自己亲手“缔造”的。毛时代往往正式的会议想不开就不开，非正式的会议──比如什么“扩大会议”、“碰头会”、“吹风会”、“打招呼会”之类──则想开就开，想开多久开多久；正式的机构想闲置就闲置、想废弃就废弃，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样的事情，都能被他折腾成为一场政治运动，而非正式的机构──比如什么“领导小组”、“工宣队”、“军管会”、“革委会”、“专案组”之类──则想设立就设立、想使用就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完全不必管党章、宪法、规章制度上有没有依据可言，真可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领导小组”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登上中共舞台的权力怪物。
其中，毛时代最为臭名昭着的两个“领导小组”，一个是从属於毛家夫妻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掌握实权的副组长），另一个是操控在林彪派系手中的“军委办事组”。前者一经成立便权势薰天，取代了由刘少奇、邓小平主管，被毛泽东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后者本为取代罗瑞卿主管的军委秘书处而设立（毛曾爆粗口评价军委秘书处说：“秘书带个长，放屁就是响”），渐渐权力越界，排斥老帅，实际上取代了原先由贺龙、罗瑞卿管事，被林彪认定为有“政变”、“兵变”之嫌的中央军委，小山头主义十分扎眼，由此也埋下了毛、林互忌的祸根。文革动乱之祸，这两“组”人马罪责难逃，而毛家夫妻店“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首当其冲.这两个权倾一时的临时性法外超级机构正是“领导小组”工作机制之集大成者，它们正是当今深改组、国安委等“议事协调机构”的前身和范本。正因为“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殷鉴不远，它们告诫我们须对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保持警觉，它的威力之大，足以凌驾体制，它的祸害之深，足以祸国殃民。
“领导小组”乱政祸国
相比於常设机构，“领导小组”的最大优势在於其灵活性、随意性，它的层级、规模、人事组织结构是高度灵活的──所以很容易被帮派体系所劫持，它领导什么、怎么领导、谁来领导，全由“领导小组”的设立者自己说了算──所以很容易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它不受党章指引，不受法律约束，不受舆论监督，不被公众知晓，充分体现了人治体系的专断特色。因此，“领导小组”最大的弊病也在於此。“领导小组”往往因事而设，因时而兴，是为了服务於短期目标而把各个“有关方面”强行聚集在一起，“共襄盛举”，因而“小组”之内完全是党政不分，公检法不分，决策、执行、监督不分，中共政体原本十分脆弱的权力制衡结构在“小组”之内被完全打破，宪法授予人大、国务院、检法“两院”等常设机构的权力被各“小组”肆意侵犯、随便瓜分。
也许有人会说，“全面深化改革”困难重重，要摆脱旧机构、旧体制、旧利益集团的束缚，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此时此刻紧急启用功能强大的“领导小组”，去冲出一条深化改革的血路，可谓平时依法，事急从权，习近平用心良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这样的理由放在毛泽东刚死的时候还有些说服力，放在今天，就完全没有道理。中共当局号称“尊重宪法”、“建设法治国家”，宪法和法律本由中共一党所定，对当局来说，这不应该是一件很彆扭、很难堪的事情。要言而有信地“尊重宪法”、“建设法治国家”，就起码应该做到，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超级权力机构不要擅自设立，更不要轻易以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之至尊地位为“领导小组”之类违宪非法机构的合法性去轻易背书。
“全面深化改革”是光明正大的事业，有从长计议的远大目标，不是“事急从权”的权宜之计，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紫阳语），更应该比从前更多地利用人大、政协等现存的“民主”渠道，让人们恢复对宪法的信心，也更应该更多地吸收公民社会的参与，让人们恢复“当家作主”的勇气，而不应该借“全面深化改革”之机重新走回毛泽东式蔑视规则、荼毒法治的老路，不应该复兴“领导小组”之类最缺乏改革精神、最背离宪政意识，而且已经半截入土、行将就木的专制独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