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前言：政治改革的压力与歧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在江泽民时代里，“谁讲民主谁反动”；进入胡锦涛时代，则是“谁讲民主谁主动”。中共权力高层与民间政治精英集团争夺民主话语霸权的情状跃然纸上。

那么，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中共权力高层高调宣讲民主政治呢？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原因不外三点：其一，国际压力，整个世界对中国以经济体积膨胀为特征的崛起表示担心，希望中共政治趋向确定性，而确定性最主要特征就是民主化，且不论这样的民主以何种形式出现；其二，民间压力，中共的训政主义政治呈现出严重的边际效用递减状态，经济改革利益分配严重畸型，民间希望有一套新的政治机制来替代现有运行结构，且不论这样的替代将采取何种形式；其三，自身的压力，党内民主生活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其政治效率与“内在合法化”，党内民主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且不论党内民主以何种形式确定。

由于以上三种压力，中国就出现了“发展中民主”(Developing Democracy)的态势[参见郑永年：“中国民主政治的选择”，载于《南风窗》半月刊2008年第一期]，但是，民间与执政党的理解即民主的远景规划，是有较大分歧的：民间希望迅速引进标准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乃至于军队国家化；执政党希望寄托于儒家文化提高政治的道德性，以党这个道德精英集团的内部民主来促进社会民主，至于军队国家化最好免谈。

一、作为“技术手段”的政府改革

应当说，无论民间与执政党之间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存在多大分歧，政府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是一项十分基础的工作，除非一场全国性革命或全民性骚乱“打倒”了执政党及现政府。当然，政府改革的复杂性也可能为体制内阻挡政治改革力量提供借口，使“政治改革”与“政府改革”等量化。在另一端，这种等量化不仅会摧毁刚见雏型的党内民主，而且还会为民粹化倾向添加催化剂，最终酿成以中心城市为爆发点的整体社会骚乱。

无论如何，政府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在“技术手段”方面看，会提高政府效率，但也可能造成经济领域的更强硬与更庞大的国家（企）垄断。作为政治话语系统的新内容，政府改革旨在提供更完备的“内在合法性”即应付中共系统的内部压力，将本来就很技术化的政府改革说成是坚持邓理论与江“代表”的时代性延续[参见新华社：“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载于新华网2月22日]。同时，为将技术化提升为意识形态或者说技术手段确实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执政党的领袖声称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胡锦涛在主持政治局专题学习之后说：“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服务型政府，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经济化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参见中新网：“胡锦涛主持政治局学习，强调建设服务性政府”，载于中国新闻网2月23日]

建立服务型政府，无疑如同倡导民生政治观念可以导致民主政治一样，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环节。但是，正如“民主”的有趣的变化那样——从讲民主为反动到讲民主为主动，话语权的争夺应当比实际操作更重要。因为不仅民间的民主力量与思想系统已经相对完备，而且国际社会的压力正以“颜色革命”的非暴力形式向中国传导。事实上，“颜色革命”并非一个偶然因应的“国际阴谋”，而是一场西方政治价值全球化的新尝试。作为一项国际战略，这种尝试收获了巨大成果，前苏联析出的传统独裁国家不断从旧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脱魅，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政治智慧的可喜成果。对于中国的执政党，“颜色革命”远比毛时代的“反修防修”的压力更大。因为“颜色革命”的有效示范不仅发生在了乌克兰、格鲁吉亚，而且也发生在了缅甸。尽管缅甸并未如前两者那样成功，但是僧侣民主与其牺牲已经摧毁了军政权的伦理基础。中国是“颜色革命”的最重要目标，已经是西方力量和中国执政党双方无须讳言的事情[参见王晋燕：“‘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系列文章），载于《环球人物》半月刊2008年2月下，配图1]。据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是“颜色革命”的积极推手，“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更加泛滥”[同上引：“麦凯恩亲自上阵”]，因为麦凯恩于2007年11月份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文章称“必须支持全球民主力量”。

在国内民主诉求不断高涨、国际压力倍增的情况下，中国执政党的政府改革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构想实际等于赋予了“反修防修”以新内容。在另一端，国际政治环境趋向有利于民间自由的抗争之情状，必然会大大促进中国民间政治的理性发展。

二、民间理论体系基本完备，“非暴力”仍是主流

本文作者作为1998年秋季到1999年夏季中国民间组党运动的重要参与人之一，以亲自经历体会到：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国民间自由政治较之九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从急功近利的宣示性操作逐渐变成了理性探索，因此，非暴力与合作性（包含传统的劝诫意识）成为中国民间社会的民主思想主流。在“革命性继承”上，中国泛蓝体系以承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为要务，至少在执政党“对面”设置了一个竞争性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国共内战”的延续，相反是一场道德性展示的场所。执政党的政府暨坚定不移的民生主义新政理念，又为泛蓝主义提供了相当大的合法性空间，尽管政治镇压还有针对性地发生。

民间理论家段振坤先生虽不是泛蓝的组织成员，但是他的“三民主义政治5原则”实际上大大地发展了孙中山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就是“拿来即用”的新三民主义版本。其理论构架仅之于民生问题，就开掘出“民生哲学”与“民生原则”两个分支体系，其中“民生哲学”之阐释不仅将民生问题设置为超验命题——“唯生存论”，而且将民生问题美学化，称曰：“向美而生的事实是灿烂和积极的，是人类生存的主调和主题。”作为价值标准，“（民生哲学是）把人道和天道联系起来的纽带，是天人合一理论的枢纽。”[参见段振坤《政治与原则》，P83，在P58至128，2007年自印本，配图2]

如果说段振坤积十五年之探索研究提供了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性继承”理论体系的话，那么以有体制内身份背景的郭泉与郑存柱则是冒着巨大人身风险提出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超验价值——非暴力的多党竞争政治体制。

与段振坤全面理论构建及郭泉郑存柱等的核心价值明了化不同，由网络技术提供的空间里存在着一个庞杂的启蒙领域——各种政论及政治学术发表，构成中国民间自由的一大特色。尽管在这个领域里存在着“情绪高于理性”、“清议高于设计”的倾向，但是带有学术含量的政治分析报告还是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的。用经典的自由经济理论来看，它近乎萨伊定理的表述——供给自创需求。中国社会对来自于民间知识分子群体的国情分析、改革设计等重大问题之研究，存在着强烈的潜在需求。当一些理论供给出现后，则可迅速由“出口转内销”的模式反向传播。即是说：国外“反动网站”的一些中性政治改革的言论（——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言论在国内没有发表的空间），被以转载的方式刊登在国内思想、政论性网站上，甚至出现在非常专业的网站上。比如说，本文作者发表于《民主中国》网刊的文章《实现民主，需要间接力量》一文（1月25日）先后被国内的《书法网》（www.shufa.org，1月27日）和《美术论坛》（www.21c888.com）转载，通过百度链接很快能发现此文并得以打开阅读。

面对国内自由力量的强烈政治道德诉求，执政党一方虽然拥强大的合法暴力镇制资源，但其已经沦落为道德上弱势群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实行技术性政治改革，执政党党内不得不放弃邓理论中的“不争论”戒条，从而开启了“再解放”思想造势运动。这种造势虽然主旨在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暨寻找失落的政治道德地位，但它也为民间自由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空间。同时，也为中国可能的政治和解提供了一个前提，换言之，非暴力主义将是中共党内开明力量与间自由力量理性合作的一个要件。

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或许在中共主导下的以“孔子公共伦理”为文化合法性的“中国特殊的民主”将会实现[参见京特•弗里斯：“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载于《新德意志报》2008年2月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月14日]。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看来，中国式的民主应当在2022年实现[参见吴万伟译桑顿：“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载于《观察》网刊2008年2月11日]。但是，西方观察家却没有发现，以所谓的孔子公共理论为基础的中国民主可能存在先天不足，并将为日后的民主危机留下隐患。可以肯定地说，以“孔子公共理论”为基础的民主将大大有损于民主政治的公开性，使中共中下层反民主力量逐渐由使用“审查的权力”对公众进行迫害，转化成联合性抵抗，比如更有选择性地“执行政策”，更扩大化地将所谓的公共目标置于个人自由之上。

三、“可控民主”间接贡献：民间评价机制的形成

尽管以政府改革为导向存在着执政党体系“中下层反动化”的危险，甚至说这种危险在历次以裁汰冗员的改革屡次失败过程中已经积累，但是独裁社会主义具有可变革性则是其内在特征。否则，我们就无法从宗教与哲学的最基本层面来理解“苏东波”以及后来的巩固性成果即“颜色革命”的发生。

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言为政治冷战，实际上是宗教与哲学层面的热战。西方阵营因于基督教传统的坚固及革新性冲动，终于战胜了由于宗教失败进而哲学贫乏而导致生命力下降的政治体——东方阵营。质而论之，共产主义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它力图以世上天国的实现来证明自己的神性，结果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独裁社会主义导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这种后果极其严重的灾难不仅促使了独裁社会主义政权内部的深刻反省，而且连与社会主义价值有关的西方传统民主国家（如西班牙和英国）的左翼政党也进行了深刻的发省。后者是促使独裁社会主义进行基于人道的改革的重要力量。

独裁社会主义不同于独裁封建主义，前者声称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负责任的观念迫使它寻求比机会主义生存更重要的道德目标。因此，中国从独裁社会主义脱魅的过程的民众基础基本上是“小康生存——民生质量”这样一个轨迹。独裁社会主义的可变革性在政治操作层面是“可控民主”，即在保证执政党根本利益（如防止被妖魔化）或拿住不可谈判的底牌（如拒绝军队国家化）之条件下，进行类似于化学试验的民主改革。基中，政府改革仍是一个构成部分。公平地说，执政党主导的可控制民主，为民间自由的壮大即中国整体民主化也做出了间接贡献。

在可控制民主的保守性变革中，民间的自由能量得以释放，尽管其中民间承担的政治风险偏高。比如说，执政党对宗教控制办法（其机构称为“宗教管理局”），甚至不合法的镇制仍时有发生，但是宗教的多元化以及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替代成为促进民间社会发育的重要力量。

民间的评价机制的形成也是这样一个机理，或者说在“民间”概念已经模糊的现状中，与官方话语体系进行道德竞争的体系已经形成。这个系统是重要的启蒙资源，又是具有公民议政性质的“影子议院”。官方所倡导的“尊重人民的表达权”正是民间评价系统存在的合法性依据。2008年初的两个重要的“文化事件”突显了民间评价系统的重要性。第一个事件是一月份的由40余家媒体组织“2007年十大图书”评选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名列第一[参见中国图书网：“2007年度十大图书在京揭晓”，载于www.press-mart.com，2008年1月28日]。作为文化事件，《丧家狗》的获奖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自觉性空前提，以给孔夫子抹涂“民主色彩”来启动中国特色的民主的方式遭到了空前的质疑。

第二个文化事件是发生在二月份的“最烂剧集”评选。应当说，这个带有民粹色彩的事件与《丧家狗》高度获誉的精英表达相比，具有明显的游戏性。但是，其中对民族主义分支即所谓军旅文化的公开评价却能向公众展示民族主义话语强权的脆弱性。《士兵突击》被评为“最烂剧集”第二名[参见《世界娱乐报道》：“《士兵突击》被评为最烂剧集，遭名导严重质疑”，载于ent.icxo.com2008年2月15日]的结果远超过这场“游戏”的本身，因为娱乐民主即公众投票早已经成为底层民主的一部分。在以往，权威导演与著名演员们构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由官方纸媒《中国青年报》主导、以接受大众匿名投票方式表达娱乐民主的诉求，不仅使“民间”的概念模糊化，而且使精英与民粹的分野变得不那么重要。

民间评价机制的生成虽然远没达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所提出的透明性之功效，但是官方有选择的透明性与民间有选择的透明性，都将推动公众知情权的扩大化。在“谁讲民主谁主动”的执政党与民间自由力量的竞局中，涉及国家立法、议政机关“腐败构成”的问题也得以充分暴露，官方媒体在全国“两会”之前一抢先机地公开了29名全国人大政协两类代表因腐败而落马的统计结果并进行了分析[参见魏蓝：“全国人大政协过去五年共29人因腐败落马”，载于中国新闻网2008年2月16日]，比如在报道有代表身份的高级官员落马的原因时称：“从腐败官员的落马原因则五花八门，可谓丑态百出，有的为‘财’，有的为‘官’，有的为‘色’。”至此，2007年曾在网上盛传的州长强奸北大女生事件也得到了证实：湖南湘西自治州的州长杜崇烟不仅被纠出强奸行为，而且还是凤凰桥坍塌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不可否认，媒体在公开或表达民间评价机制的时候具有相当的经济目的即提高媒体知名度，但是对于滥用公权力趋势的狙击成为一种“间接贡献”。

结语：重新界定“民间”的概念

中国的“发展中民主”由于官方即执政党力求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体制内的开明力量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甚至说他们（媒体与建言人士、策划“分子”）是纯官方与纯民间的中间体。这个中间体可从民间吸纳思想资源，并与纯民间（如传统意义上的异议群体）互动，从而形成合法建议机制下对中共权力核心层的压力。同样，纯民间力量也发生了相当的分化，仍有相当庞大的力量试图以“减小变革成本”的方式支持体制内开明派改革。

“民间”的概念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正是“发展中民主”的希望之所在；“发展中民主”由于有了民间力量的校正，未来的质量肯会比纯粹的“可控制民主”的设计质量要好许多。

当然，“民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如极端民粹化下的“语言暴力”以及“永不和解”的传统革命性主张，都是来自“民间”的负现影响。然而，民主政治又不允许排除“异端”的纯粹化出现，而“异端”作为压力未偿没有它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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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5日构思于古运河畔小树林，27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鸣谢：段振坤先生的《政治5原则》由王光泽先生赠与，特此说明并感谢。
 
图一：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半月刊（2月下）封面指责倡导“颜色革命”的西方学者阴谋颠覆中共，并在刊内以“封面故事”为专栏配发具有情报性质的系列文章。
 
图二：近500页的段振坤自印《政治5原则》，
流亡美国的政治学者陈奎德与国内政论家马利军对该书给与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