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我的朋友,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王怡牧师在街头散发反对堕胎的传单时,被警察强行带走,理由是“非法散发商业广告”,半小时后他被释放。三天后,他再次被几名不肯出示证件的警察带走,这次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经过12个小时的审讯,他于当晚24时被释放。
我在新浪微博上公布了这个消息,有人表示抗议和愤怒,另外一些人的表现则令人非常吃惊,一位网友评论说:“警察干得漂亮!”
在这些满怀敌意的评论中,我很怀疑有多少是发自内心,又有多少是出自政府的授意(有关“网络信息员”及“网络评论员”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些人被称作“五毛党”,他们由各地政府聘用,主要工作就是赞美政府和为政府辩护,以及攻击那些批评政府的人士。)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其中有一部分是真诚的,而这多多少少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
5月28日,在山东省招远市的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一位名叫吴硕艳女子被六位凶手围殴致死,旁观者无一人上前制止。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这六人为“全能神教”信徒,并暗示他们行凶的原因就是受了“全能神教”的影响。
几天后,政府公布了一份包含20个邪教组织的名单,接下来的事情更加顺理成章:各地的电视和报纸都开始宣传邪教的危害,许多社区、村庄和学校都开始布署反邪教的专项行动。
反邪教运动犹如项庄舞剑,其意并不仅限于邪教,还有那些主流的宗教活动。人民网和官方的《环球时报》更是高瞻远瞩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地下基督教会,《环球时报》的文章认为“地下教会和邪教传播极为迅速……形势极为严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中国政府的反邪教运动以一宗命案为契机,但其用意却并非是为了公共安全,而是要整肃、打击所有不顺从的独立教会及其信徒,从而加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稳固其自身统治。
很难知道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但毫无疑问,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截止到2010年,中国的官方数字是2305万,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的数据则认为,中国基督徒占总人口的5.1%,即约6700万,包括5800万新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美国普度大学教授杨凤岗根据此推算,认为中国在15年内将成为基督徒最多的国家。
中国有两种宗教,一种合法,一种不合法。合法的宗教必须首先获得政府的批准,不合法的一般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
合法的被称为“三自爱国教会”。由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 其基本原则是不受境外干预,即“自治、自养、自传”。 合法的前提是接受政府的管理:大多数神职人员都在国家神学院接受教育,甚至直接由政府任命。
不合法的是指那些未经政府批准的独立教会,它们常常受到政府的打压。《人民日报》的文章更是把地下教会视为美国孤立中国、“干扰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
最近几个月,在中国东南部的浙江,连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教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数十座教堂被拆除了十字架,有的甚至是整体被拆除,其中以永嘉县的三江教堂最为著名,这座教堂于4月28日被夷为平地,此前它一度被评为温州市最美的建筑,而温州则因为教堂众多而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
自共产中国建政之后,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一直被推崇为中国人的“宗教”,传统信仰备受打压,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寺庙教堂被拆除、焚毁或挪作他用,许多僧侣被强迫还俗,甚至强迫婚嫁。因此,儒家和佛教等传统信仰体系被削弱。旧的信仰如儒教和佛教渐趋势微,但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拥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也重新燃起了对信仰的渴望。对于许多信徒来说,基督教不仅可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更可以提供中国生活中极为稀缺的归属感。
虽然基督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在数十年反宗教的宣传和鼓动之下, 大量的民众不仅缺乏宗教常识,而且对各种宗教都极为反感。和100多年前的义和团一样,他们很容易就会把一切新兴的、外来的宗教都视为邪魔外道,把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视为自己的大敌。
6月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了“邪教组织的六个特征”,其中包括个人崇拜、无视道德以及限制人身和精神自由等等。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在共产中国找到现实的证据。这段话在网上被大量转发,许多人都有意地将它指向共产党自身,含蓄地发表评论道:感谢政府感谢党,我终于知道哪个才是最大的邪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