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近代史研究所作报告时指出，社科院内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他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这篇报道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上发布，后由人民网转载，接着中国新闻网等各大网站转发，很快，国内外网站反响强烈、“引发舆情震动”，报道在人民网被删除，但本文行文时，官方的中国新闻网上却仍然可见看到。
知情者透露，人民网及各大网站报道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领导与张英伟本人感到极大困扰，这本是所内一次报告会，没想到掀起一场风波，除了让人民网删除，他们无法进行任何解释，尽管他们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并可以通过宣传渠道，对相关报道进行封杀。相关知情者说，其实这场报告会并不是针对社会科学院的，由于近代史所领导与纪检张书记有交谊，所以请来这位领导做一次吹风会，这位纪检组长所言的四大问题，泛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界。
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我们还能发现五月二十日该院召开的思想维稳工作会议，这让我们看到，张英伟书记的吹风会不是一次偶然的， 它预示着“维稳工作”在向社会科学界延伸，社会科学界为什么需要维稳，因为西方价值观、独立的思想，会影响社会稳定，怎样影响社会稳定呢？张英伟在近代史所的报告是详细说明：敏感时间国外势力与国内学界勾联，进行点对点渗透。但人们没有追问，张英伟所说的现象，在中国学界出现的概率，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中所占比例，特别是，应该有案例加以说明。张纪委没有例证，但却完全可以空口来风，国家最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听凭一个纪委人员大放厥词，通过虚拟的事实，来恫吓所有的学人。这种通过报告或通过传达文件的方式恫吓媒体人与专家学者的方式一直没有停息过，多年前我担任文化部主管的一份杂志社社长，参加的会议或被传达的文件，多是这样的内容：敌对势力通过媒体影响中国，要改变中国制度，甚至在文件中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政治改革以及六四等敏感问题等等不允许谈，也是一以贯之。
文革之时，工宣队或军宣人员就可以管控一个单位的研究人员、教授，无论你怎样学贯中西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现在这些人改变了身份，以党的书记或纪委书记的官位，来坐镇一方，管控知识界。翻开纪检张英伟书记的履历，我们发现，他早年只是内蒙古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教师，不知通过怎样的渠道，进入中央宣传系统，并获得了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通过学术文献网站，我们查不出他对任何一个领域有学术性研究，甚至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在官样文章《论民族精神》中，“ 所谓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导思想是一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精神是几千年来形成的精神体系，马克思主义才有多少年的历史？用阶级斗争精神或革命精神，如何指导汪洋大海一样丰富博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样的无知与狂妄，只有宇宙真理教能说得出来，这样一位知识浅薄的政客，按照学界规矩，他连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门的资格都没有，不知哪来的权力，让他端坐在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台上，恫吓专家，整肃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注与研究的是国内外历史与社会科学问题，涉外课题多，各类学者云集（总人数上万名），如果要整肃学界，必然要从这座学府入手，如果学界有普通存在的问题，即点对点地被国外势力支持，以及在敏感时期与国外勾联，社会科学院也必然存在，现在，人们要坐等张纪委抓典型，像打击大V那样，重点打击这些学界的敌对势力，以儆效尤。但是，如果张纪委威胁恫吓半天，最后没有抓到一个敌对势力，那么，这位纪委书记如何向王岐山交待自己的工作成绩？如果社会学界或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抓到一个敌对势力，那么，问题是不是出在张纪委这样的书记自己身上？
纪委书记一般都是检查经济腐败，张书记开了一个先例，就是避开学术腐败与经济腐败不谈，大谈学界存在与国外敌对势力的关联，并视其为头等工作大事，高调施压，挥旗亮剑，营造在思想界打一场战争的气氛。
现在，宣传系的纪委书记要求社会科学院“自查自纠”，学界要自己来打击自己人，但宣传系的纪委书记有没有给一个标准？哪些学术问题属于敌对势力渗透？哪些人接受了敌对势力资助？这些秘密最清楚的应该是国家安全部门或警方，而不是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们，但安全部门与警方为什么没有对已发现的相关人员进行打击并公诸于众？
显然，这里有一个非常模糊的空间地带，如果学术基金资助了专家学者们关于人权或维权方面研究，在学界看来，完全是学术问题，中共明确提出，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既然研究无禁区，那么，国外学界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与研究，就无任何问题。至于敏感时期，学界与国外联系或研究相关敏感学术问题，这难道违犯法律或学术规范吗？如果学界在中共反右之时，与国外学界研究反右，或者对反右运动、对文革进行抵制，难道不是拯救国家灾难、制止中共犯错吗？既然中共的历史就是不断犯错或犯严重罪错的历史，那么，学界当然有权力与义务，以任何方式进行研究，并予以批评或抵制，这是对历史与人民负责，中共的纪委应该感谢说真话、做真研究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将其敌对化。
体制内的学者难以公开表示对张纪委书记的诘问或批评，更谈不上反对，但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知识界，已然有了另一种抗打击能力，就是不合作方式，主席台上的人自说自话，台下的人听着当耳边风，你别指望像当年反右与文革那样，上面吹个风，下面斗争出人命来。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如何与纪委书记形成合作？如果大量抓出敌对势力，那么谁来对此负责？如果像反右那样，按比例抓敌对势力学者，那么划线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当年信息不发达，一些人被划成右派，无声无息地承受苦难，但今天已然不可能，学者们要么奋起抗争，发表声明，要么诉诸法律，对簿公堂，还有国际社会的声援与谴责。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如果因政治缘由而打击他人，他将来如何面对社会与被打击对象？一个纪委书记说走就走了，一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却要承担责任与后续的麻烦。
许多宣传系与党团专职干部，他们内心既有危机感又有自卑感，其危机感是，中共一旦崩溃，或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们将变得一文不值，自卑感则是他们一无所能、一无所长，完全靠空头宣传与编造谎言为谋生手段。文明世界中，党系与宣传系都是多余的，所以这些人极其敌视西方社会与普世价值，他们在做最后的抵抗，并通过制造敌人，夸大专家学者在国际交流活动中的政治问题，对上要使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加强打击力度，对下，恫吓专家学者，任何蛛丝马迹，都要嗅出敌对势力的气息。
我们拭目以待张英伟们启动的对学界整肃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