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4年6月21日讯）
十三 粟裕頂住了毛澤東的“向南”衝動
毛澤東對華野下達的命令也有同樣的毛病，比如在9月3日給粟裕的電文中就指令粟放棄後方，仍然像抗戰時那樣從敵軍、敵區獲取糧食、彈藥等補給，甚至讓粟裕的部隊“準備在連續作戰之後縮編部隊，準備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個旅”，叫他們“重炮不要帶去”，更要禁絕他們“怕犧牲，怕吃苦，要帶大部隊，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連天等等錯誤思想”。 43 從這個指令即可看出，毛當時仍一如既往，硬給指戰員下達“死亡指標”。粟裕那時只得按毛的指示催促華野各縱隊在魯西南忽而外綫，忽而内綫，北上南下於黃、淮之間，奔波得十分疲勞。好在粟裕雖服從了毛澤東的指令，卻對所要執行的要求打了不少折扣。他並沒讓部隊扔掉重炮和放棄後方，也沒有顧頭不顧尾走得太遠，他甚至敢冒被指責“怕吃苦”的風險，堅持讓他的三個縱隊及時休整，從而避免了劉鄧大軍自廢武功的損失。早在7月29日給劉鄧及陳粟發去的那封電文内，毛澤東已附帶提到讓華東野戰軍下江南的構想。他如此安排：“兩個月内山東全軍仍在内綫作戰，兩個月後準備以葉縱（筆者按：即葉飛的第一縱隊）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蘇中，相機出閩浙贛，兩個月内派幹部或小支隊先去。”毛的構想顯然讓粟裕感到匪夷所思，只不過那是毛的初步構想，粟裕並沒作出任何反應。他那時更不會想到毛澤東拼“外綫”和“向南”進軍的衝動會如此頑固，以致在半年後的1948年1月27日，毛竟以中央軍委的名義電令他率華野的三個縱隊立即渡江南進。毛之所以突生此奇想，蓋因他自以爲解放軍當時已具備全面進攻國軍的優勢。他在楊家溝與陳毅有過多次談話，有一次便揚言“蔣介石要返回過去的形勢，已是不可能，‘黃鶴一去不復返’，今天是我們如何轉入江南、四川、兩廣的問題”。毛澤東未免把當時的戰局想象得過於樂觀，他把東北國共對峙和中原兩軍膠著的情況全丟到了腦後，硬是要譜寫他的南下狂想曲，給裕率部南進的路綫規劃了一個曲里拐彎的大圈子。他要讓粟裕帶上七八萬人“先在湖南、江西兩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應使休息時間多於行軍時間，以躍進方式分幾個階段達到閩浙贛，使敵人完全處於被動應付地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 44 到底會弄得誰“被動應付”和“疲於奔命”？只有馬上就得帶領大隊人馬深入到敵後去“打圈圈”的粟裕心裏最清楚。
粟裕，湖南會同人，侗族後代，1927年入黨。曾入讀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北伐中棄學從軍，在葉挺部下當兵。南昌暴動後，始隨朱德轉戰到蘇區，逐步提升為軍官，從此獻身中共的黨軍工作。他爲人沉默穩重，在長期的實戰中磨煉出其職業軍人的剛毅堅韌。自新四軍開始組建，他即隨陳毅轉戰蘇北，成爲陳毅最爲倚重的副手。1946年到1947年之間，他和陳毅帶領的部隊打了多次勝仗，遂與陳並肩齊驅，獲有“陳粟大軍”的稱號。粟裕儘管戰功昭著，只因起點本低，又一直在遠離中央的處境中度其打遊擊的革命生涯，故與黨内高層向無私人接觸。盡管如此，對於毛這個荒唐的指令，他既不像鄧小平那樣聽話照辦，也沒緊跟著陳毅隨聲附和。毛的電令發到粟裕手中，他一拖再拖，一直都不想領軍開拔。最後他迫不得已，才硬著頭皮向毛上書直陳己見，講明南渡的種種不利因素，提出了華野與劉鄧、陳謝聯合作戰，在中原與國軍來一場大決戰的優選戰略。他上書指出，目前江北的戰局仍處於國共雙方膠著的拉鋸狀態，解放軍應利用此形勢，就在中原地帶尋找更多的運動戰機會，不該捨近求遠，喪失眼前的戰機。毛澤東在與陳毅談他的“大手筆”時，曾點明解放軍已處於“進攻”的態勢，不讓陳毅再用“反攻”的説法。但粟裕在上書中仍認爲解放軍尚處“反攻”狀態，只能說已在政治和戰略上取得優勢，但“在數量上、技術上則尚非優勢”。粟裕在4月18日發給毛澤東的這封“子養電”遲滯了毛的決定，此時毛已與中央機關渡河到達華北，即將與解放軍的朱總司令匯合。置身集體決策的組織氛圍，他不能不認真考慮一下粟裕所提的異議，因而在4月21日致電陳、粟，要他們前來他暫住的河北阜平縣城南莊面議渡江之事。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期間，粟裕的建議被提交討論，最後於5月5日作出了暫緩渡江的決定。毛那時畢竟還沒有剛愎自用到聼不進去任何異議的地步，幸好這次會議有朱德參加，朱一開始即表示支持粟裕的見解，認爲解放軍應集結在中原作戰。粟裕的“斗膽直呈”和朱德的明確表態總算敲醒了毛澤東浮想聯翩的頭腦，讓他多少認清了當前戰局的實情。但書記處在接受粟裕的建議之同時，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仍在發言中為毛的“大手筆”作了些虛應故事的贊許，為顧及毛的面子，決議的行文還是把毛那個“向南”的衝動作爲長遠目標保留下來。45
十四 遼瀋戰役：一場豪賭獲險勝
1946年四平和長春相繼失守後，林彪的部隊一路敗退松花江北，就在孫立人帶領新一軍即將攻取哈爾濱的關鍵時刻，馬歇爾強令蔣介石與中共和談停戰。毛澤東急於獨佔東北的圖謀雖然轉眼落空，蔣介石迅速消滅共匪的計劃不幸也中途擱淺。新一軍儘管以強勁驍勇著稱，可惜在與共軍交戰過程中，其統領孫立人與廖耀湘爭功，多次違背了杜聿明的作戰命令，致使本可以被圍殲的林彪部從四平脫身，再加上國軍各部的配合欠佳，最終都沒能夠在長途追逐中殲滅其主力。逃脫後的共軍因此得以在江北稍事喘息即進行充分的整編，很快就奇跡般恢復了戰鬥力。這也是因爲在那一段時間内，林彪不再受毛澤東電令促戰，他可放手採取劉少奇早先“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案大量補充兵員，在江北沃土上加速建立起廣闊的根據地。此外，由於佔據了背靠蘇聯的有利地緣，中共不但在蘇方的幫助下組建起他們從未有過的兵工廠，而且陸續從蘇方接收到大量蘇式的以及日軍遺留的武器裝備，其中包括數量可觀的大口徑火炮。林彪的部隊因此迅速組建起炮兵縱隊，幾個月後，他們即重整旗鼓，渡江南下，在攻打懷德小城時首次發揮出讓國軍深感驚訝的大炮火力。國軍擁有強大火力的心理優勢始受到沉重的一擊，從此以後，共軍的人海戰術更有猛烈的火海攻勢充當後盾。準確地說，是農民軍的不惜傷亡加上蘇聯支持的砲火，最終為中共贏得了内戰。
中共現在的戰略與抗戰時期有了顯著的不同，那時候他們只重視擴大根據地和壯大自己的軍隊，基本上處於迴避作戰的狀態。為保存日後武裝奪權的本錢，毛澤東從一開始就不讓八路軍和新四軍為大量殲敵而與日軍硬拼，他只樂見國軍單獨對日作戰，一任蔣介石的戰爭機器在抗日硝煙中遭受嚴重的侵蝕。全面内戰打響後的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迅速改變國共軍力的對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持續的殺傷銳減國軍的人數。為達到重創國軍的目標，共軍採取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特別是粟裕和林彪指揮的部隊，在一場場圍聚殲敵的戰鬥中，為了更多地消滅國軍，他們也不得不付出重大的傷亡代價。常言道，“殺敵一萬，自損八千。”毛澤東的“樂戰”、“利勝”之心始終不渝，他每一次下達給指戰員的殺敵數字同時也就是共軍自身必須支出的死亡預算。比如在1947年1月11日，毛便以會計師算賬的口氣下達給林彪一個殲滅國軍的具體方案。該電文如是說：“只要你們能用一切方法將杜聿明現有力量（五個軍十五個師及技術兵種、保安部隊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殲敵一個師（相當於關內之旅）以上，一年內殲敵十二個師以上，就可使自己轉入有利地位。如此打兩三年（因敵被殲後又可補充），就可以從根本轉變敵我形勢，並建立鞏固根據地。”46
1946年到1947年的冬季，林彪就按照這樣的“死亡指標”發動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戰鬥，東北民主聯軍的官兵多次踏過冰封的松花江，一批批殺傷著杜聿明麾下的大軍。那年五月，林彪緊接著發動夏季攻勢，他的部隊過江後直下南滿，力圖奪回失去的四平。兵力不足的國軍疲於應付，東北戰場上的攻守之勢開始發生轉換。蔣介石對杜聿明在東北的經營甚感失望，杜遂於七月間稱病離任，接下來由陳誠接掌了東北的軍政大權。陳到東北後立即調兵遣將，迅速把國民黨在東北的兵力擴充到十四個軍，四個兵團共五十四萬人。與此同時，東北民主聯軍也將大批地方武裝編入野戰部隊，兵力擴充到九個縱隊，共二十七個師，另有十個獨立師和兩個騎兵師，並設有炮兵司令部。二十九萬人的主力部隊再加上近二十三萬人的地方武裝，共軍的總兵力此時已與國軍不相上下。共軍的攻擊幾無間歇，林彪在九月又發動秋季攻勢，在不到兩個月的交戰中，國軍損兵折將，相繼丟失不少戰略要地，其攻擊共軍的能力也隨之削弱，大部分兵力都收縮到長春、吉林、四平、瀋陽、營口、錦州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帶，一時間陷入孤守待機的境地。共軍奪城十五座，擴大其解放區近四萬平方公里。等到陳誠離職，蔣介石三易其帥於衛立煌之日，國共的兵力對比和東北版圖已出現重大變化，國軍的人數逐漸由持平轉入弱勢，地盤更是急劇縮小。衛立煌上任不久，林彪即在十二月發起冬季攻勢，至1948年3月冬季攻勢結束，更名為東北野戰軍的林彪部隊已達七十萬人，加上地方武裝，計有百萬之眾。此時總兵力不過五十五萬人的國軍已喪失戰略機動能力，從前一年的多處猛攻轉入據城固守，為避免遭遇林彪最厲害的“圍城打援”戰術，衛立煌慎重到近乎怯戰的地步。他與鄭洞國和范漢傑屯聚各自的重兵，死守在瀋陽、長春和錦州三城内拖延時日，企圖在嚴陣相持的情況下尋求其凶多吉少的生路。
拖延到1948年，東北的戰局徹底逆轉，蔣介石明顯看到，東北這塊剛剛從日軍蹂躪下奪回的九省大地，國民黨已難以繼續守護下去。他基本上失去了將共軍逐出東北的信心，進而在考慮如何把國軍的主力撤退到關内。但身為剿總司令的衛立煌並不甘灰溜溜逃之夭夭，他一直按兵不動，還想在瀋陽堅守下去。毛澤東那時的戰略胃口也隨著情況的好轉而貪欲猛增，在1948年2月7日發給林彪的電報中，毛已估計到蔣介石可能要從東北撤出他的軍隊，因而要讓林彪在攻佔東北全境前全殲境内的國軍。他告訴林彪：“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説，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 47 林彪立即回電，表示他會按照毛的方針執行具體的任務。但在如何全殲境内國軍的問題上，林彪與毛的想法從一開始即有分歧。作爲帶兵的主帥，林首先要為確保自己的實力著想，因而在決策上必須根據實際的情況隨機應變。毛澤東遠在戰場外發號司令，他多是面對地圖作他那些想當然的規劃。“向南”的衝動仍在頑固地支配著他的意念，從一開始佈局，他便期盼林彪的部隊佔據從錦州到山海關一帶的交通要道。當時國軍在東北的佈局是：鄭洞國十萬軍隊駐防北面的長春，衛立煌帥三十萬軍隊駐防居中的瀋陽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區，范漢傑十五萬軍隊駐防南面的錦州。毛的構想是讓林彪南下攻佔錦州，切斷北寧路，封閉國軍陸上的退路。林彪卻認爲不必為關閉東北大門而搶先攻佔錦州，只需圍困住吉林、長春的守軍，拖住東北國軍的尾巴，蔣介石和衛立煌就下不了撤兵東北的決心。毛澤東一味在地圖上擺他的陣勢，很想在打響錦州之戰後牽引傅作義在平、津的軍隊北上，從而減輕共軍在華北的壓力，特別是緩解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的險境。此一思路與上述調遣劉、鄧及粟裕部那種不管他人死活，只圖減輕他自己身邊風險的想法可謂前呼後應，一脈相承。但對林彪來説，攻長春顯然比攻錦州便於作戰和更少風險。身為臨陣帶兵的將帥，他既不願讓部隊遠道跋涉，去圍攻錦州那樣難以攻堅的城市，更擔心援兵和守軍兩面夾擊，把他的部隊聚殲在錦州城下。比較而言，若先圍攻相對孤立的長春，損失和風險就會大大減少，等拿下長春再攻打錦州，發動那步步爲營的攻勢才更加穩妥。4月18日，林彪和羅榮桓等人一致去電向毛詳陳先打長春的理由，這才從毛口中勉強得到應允。按照顧則徐的説法，林彪的主張之所以能暫時得到軍委的同意，與朱德一貫強調前綫將領有權見機行事的主張是分不開的。朱德當時即在圍城的戰術上給林彪出了不少主意，後來林彪採取長圍的戰術，即來自朱德的授意。48 由此也可以想見，軍委決策一旦有朱德參與，多少總會對毛澤東私心自用的胡來產生些抵消的作用。
5月24日，林彪部打響了圍攻長春的戰鬥。長春城並非原先預想的那麽易攻，國軍的防守十分頑強，火力也很猛烈，攻城的首日，即打得城外共軍伏屍兩千。在此後的多次進攻中，共軍均以大批的傷亡敗退下去，致使長春城久圍不下。在林彪圍城期間，毛澤東並沒放鬆催林彪部南下攻錦的計劃，爲了迴避麻煩的“戰錦”問題，49 林彪和羅榮桓等東野領導在八月間致電軍委，表示東野大軍即將南下，但他們更願意偏西到綏遠一帶，去協同楊成武部攻打大同。毛澤東斷然否決了林彪偏師遠攻大同的提議，開始以強硬的口氣迫使林彪部向錦榆綫進軍。中央軍令如山，林彪只好接受毛的南下指示。9月7日，毛澤東在發給林、羅等人的電報中再次展示了他殲敵計劃的“大手筆”，這一場惡戰尚未開打，他就搶先把一系列“死亡指標”下達給東野的領導。毛在電文中如是説：
我們準備五年左右（從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打倒國民黨，這是具有可能的。只要我們每年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一百個旅左右，五年殲敵五百個旅左右，就能達到此目的。過去兩年我們每年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一百九十一個旅，平均每年九十五個半旅。每個月八個半旅弱。今後三年要求我軍殲敵正規軍三百個旅左右。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們希望能殲敵正規軍一百一十五個旅左右。此數分配於各野戰軍和各兵團。50
古今中外，還從未見過像這樣將殺敵數字定額量化的軍令，這種把殺敵數量當作生産指標下達給部隊的戰略的確是毛澤東的首創！後來在鎮反和土改中要殺多少反革命和惡霸地主，反右中要定多少右派，包括歷次運動中要犧牲掉多少倒楣鬼充當牛鬼蛇神，全都是按這種預定“死亡指標”的模式規劃出來的。毛澤東始作俑者的狠招實在太多，把戰犯帽子戴在他頭上才最爲合適！
針對東野進軍錦州的攻勢，蔣介石也作出及時安排，他下令從關内快速運兵，海陸並進去出援錦州。由廖耀湘帥十一個師，外加三個騎兵旅組成西進兵團，從瀋陽南下援錦；由侯鏡如指揮的十一個師組成東進兵團，從葫蘆島和錦西北上援錦。毛澤東在九月宣佈打響遼瀋戰役，當時他只考慮到長春和瀋陽兩地會有援軍，因此他仍按已往圍城打援的勝算下達任務，要求林彪“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並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瀋援錦之敵” ，甚至要讓林彪把部隊的作戰範圍擴大到瀋陽，更要“爭取將衛立煌就地殲滅”。等到十月初林彪了解到蔣介石南北兩面夾擊的援錦佈局，他才從眼前的事態看出毛澤東的“戰錦問題”十分嚴重。林彪於是立即致電毛澤東，在電文中強調指出，東邊的阻援部隊“不一定能堵住該敵，則該敵可能與守敵會合。在兩錦間敵陣地間隙不過五六十里，無隙可圖。” 51 這就是說，西進兵團一旦突破阻擊防綫，十一個師的機械化部隊在此狹窄地面上包抄過來，林彪的攻城縱隊將陷滅頂之災。林彪因而對攻錦之事再次猶豫，他於是致電軍委，提議要回師圍攻長春。這一次毛澤東措辭嚴厲，斷然駁回了林彪的提議，非要他攻打錦州不可。毛既然如此罔顧局勢的變化，林彪只得知難而上，讓他的部隊冒著南北夾擊，腹背受敵的危險打響了圍攻錦州的戰鬥。
遼瀋戰役作戰圖
10月3日，林彪指揮六個縱隊的重兵開始圍攻錦州，同時留少數兵力佯攻長春。為堵死兩方面的援兵，他派三個縱隊和一個獨立師於新民阻擋廖耀湘的西進兵團，派八個師的兵力在塔山阻擊十一個師的東進兵團。廖耀湘率領的大隊人馬遷延遲疑，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直到十月中旬才出擊彰武、新立屯一帶，但受到東野三個縱隊的鉗制，始終未能突破防綫，根本就沒起到側擊攻錦共軍的作用。林彪最擔心的塔山防綫易攻難守，無論就兵力的強弱還是攻守的條件而言，國軍都佔了明顯的優勢，但雙方激戰了六天六夜，國軍始終攻不破防綫。攻守兩方面都打得十分頑強而無可指責，國軍中號稱“趙子龍師”的九十五師發起一波波猛攻，東野四縱冒著密集的砲火死守陣地，寸土不退。林彪對司令員程子華下達死令說：“我不要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僅10月13日一整天打下來，攻守兩方均傷亡一千多人。有一位參戰者後來回憶當時可怕的情景說：“從葫蘆島北山上向塔山遙望，但見海空火力集中轟擊，真是地動山搖，霎時間塔山成了一片火海，硝煙直沖雲霄，凝結成 一團巨大的烏雲。”
錦州的攻城戰打得更激烈。林彪在錦州督戰，因久攻不下，異常焦急，與粟裕的鉄血督戰相類似，他也是以不惜傷亡的人海戰術鼓動手下的官兵奮勇衝鋒。據一個被俘的共軍軍官向審問他的黃仁宇透露：每當衝鋒令發出，總是由老兵端著槍從後面督促，硬逼著從東北翻身農民家庭招來的新兵一波波衝鋒陷陣，前仆後繼在機槍掃射之下。52 這就是共軍在内戰中一再制勝的“人海戰術”，也是共軍官兵為完成毛澤東的殺敵指標必須付出的自損代價。如前所述，毛澤東早在中共七大時即把他要打的“解放戰爭”定義為“農民戰爭”，自從他在湖南發動紅色的“亂暴勢力”起，被武裝起來的農民群體一直都是為中共打天下而完成殺敵指標的中堅力量。為打勝内戰，中共從農村人口中徵召的兵員高達二百六十多萬，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解放戰爭，主要是靠了完成土地改革的解放區的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不惜傷亡的肉陣一方面抵消著國軍砲火的威力，另一方面，從蘇軍手中獲得的重型武器在那肉陣後發出壓倒性的轟擊。10月15日，東野五百門以上的重砲轟隆齊發，硝煙彌漫中堵死了城內的反擊。錦州城於當日失守，塔山仍在激戰中，防綫猶未突破。本可以置林彪攻城縱隊於滅頂之災的東進和西進兩兵團一直受阻於防綫之外，攻城縱隊最終避免了林彪一直擔心的雙鉗夾擊。對共軍來説，這個險勝確實有僥幸的成分，很難歸功毛澤東英明的預見。要論功請賞，也該歸功林彪的卓越佈陣和強勢指揮，以及東野全體官兵的浴血奮戰。至於毛澤東，不過是仰仗東野官兵的奮勇和犧牲，冒險贏得這一場豪賭而已，他那急於完成殲敵指標而不顧形勢變化的決策實在談不上有什麽英明之處。史家、學者多好以成敗論英雄，我看到大量論述遼瀋戰役的文章，幾乎衆口一詞，統統稱讚毛澤東決策多麽高明，連處處挑毛澤東軍事失誤的蘆笛都在其批毛專著中認爲，毛促林彪打錦州的決策比林的眼光要高。但也有個別論者洞察到毛澤東的破綻，比如網絡作者周劍岐和一位名叫蕭瑜的年輕學者，他們的論述便不落俗套，對筆者以上論述遼瀋戰役所把握的著眼點和分寸感即有所啓示，助益不少。53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蔣介石與他那群缺乏協作的指揮官所犯的衆多錯誤為毛澤東的歪打製造了正着的條件，最終促成了一個負負得正的吊詭效果。首先，攻城共軍的脫險全賴塔山之役的成功，而共軍在該地的阻擊始終沒能被攻破，實在含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蔣介石任命侯鏡如為東進兵團司令時，這位長期潛伏的共產黨員那時尚未暴露其身份。儘管詳審六天的戰鬥記錄，並無確鑿的事例可證明侯鏡如嚴重失職或有意怠慢，但不管怎麽說，他沒有像林彪那樣不顧傷亡地——“我不要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迫使指戰員拚死硬衝，則是明顯的事實。羅奇讓遠道而至的九十五師到陣後休息一天，按理說也合乎常情。但正是因次日休戰一天，無疑讓四縱贏得了修復被毀防綫的良機，否則，四縱在連續的強攻下未必堅守得住那塊僅佈有戰壕和鐵絲網的陣地。此外，海、陸、空三軍組合的攻勢本應對東野簡陋的防綫形成毀滅性的打擊，但卻未能取得應有的實效，這顯然與國軍總是互相配合不佳有關。就因在國軍的作戰中出現了此類缺失，最終削弱了他們本有的優勢。錦州陷落後，廖耀湘兵團始終攻不破黑山防綫，錯失逃往營口的退路，廖本人突見一群誤闖其指揮部的共軍散兵，便以爲陷入重圍，驚慌失措之下，他竟用明語呼叫全軍集合，結果暴露目標，自投羅網，一連串的失誤造成十餘萬官兵被殲被俘。所有那一切均發生在共軍似有天助的陰差陽錯之下……
總的來說，國民黨守不住東北的形勢早已逐步形成，但這塊土地會以何種方式從他們手中丟失，共產黨最終會怎樣得手，在雙方較量的過程中則有很多可能。在事態的發展變化中，種種偶發事件促成了隨機的連鎖反應，最終才形成了後來的結果。共軍主要贏在了不惜重大傷亡也要更多殲滅敵人這一將殺戮物化的出發點上，比較而言，國軍在戰術的非人化運作方面遠不及共軍幹得那麽兇狠殘忍，因而其戰鬥力才越戰越弱。但不管怎麽說，作爲帶兵人的林彪，他更偏重穩紮穩打的作戰方式總要比毛澤東急於求勝，好走險棋，硬是拿手下將士的生命去搞一場豪賭的做法妥當一些，因而就事論事地講，還是應給予林彪比較性的肯定。
十五 粟裕梟將，卒皆死士
1948年初，國軍在各戰場上兵力不足和支撐困難的情境日益明顯，針對當時的戰略形勢，八月於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原先的分區進剿作戰方式被調整為重點防禦。根據參謀本部的戰略指導，徐州剿總於是決定以徐州為中心，將分散的各兵團和綏靖區集中部署，準備與共軍進行大規模的決戰。中共此時也作出相應的部署，陳、粟率華東野戰軍十六個縱隊集結於徐州北面和南面，劉、鄧率中原野戰軍七個縱隊集結於徐州西面，對徐州形成夾攻之勢。但眼前的決戰到底在何時何地開打，國共兩方似乎均在伺機觀望之中。至於“淮海戰役”這一提法，在最初則全出於粟裕個人的構想。
湘西民風驃勇，從小在那裏長大的粟裕顯然受到一定的熏染，再加上他學業未就即步入行伍，在長期打遊擊的經驗中更錘煉出鬣狗般反噬的兇猛，與朱德、劉伯承等進過軍校，有留學經驗的將領相比，傳統的或西方的軍事人文修養在他身上就欠缺多了。他的確堪稱一員梟將，但卻夠不上帥才。古人有“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之說，像粟裕這種敢打硬仗的將領，他手下的官兵自然就得跟上他隨時隨地尋找戰機，個個都要當拼命三郎了。内戰打響後，他領兵在蘇北魯南一帶“七戰七捷”，曾榮獲毛澤東特別的誇獎。但他用兵太甚，不惜傷亡的作戰方式也在華野内部引起不滿，包括他麾下最得力的縱隊司令葉、陶、王在内，都對他評價不高。因此有論者就認爲，把粟裕放“在統帥部做總參要比做野戰司令更合適”。 54 像粟裕這類人，久已過慣戎馬倥傯的生活，在戰爭年代，尋找戰機，爭取戰功，本來就是他的日常功課。九月下旬，濟南戰役尚未結束，粟裕即想趁秋涼天氣，領一批休整過來的部隊，南下去打一次小仗。這就是他的“淮海戰役”計劃。在9月24日致電中央軍委、華東局和中原局，他建議先由華野蘇北兵團攻佔淮安、淮陰一帶，讓華野主力在宿遷迎擊徐州援軍，接下來再以三個縱隊攻占海州、連雲港，然後華野全軍轉入休整。粟裕所說的“淮海戰役”，本是指華野要在兩淮與海州地區去打的一場小仗。
就好尋戰機，且具有強烈殲敵欲的意向來説，毛澤東與粟裕正好同氣相求，不謀而合。經劉伯承和陳毅推舉，粟裕的提議立即獲得毛澤東贊同。但毛的戰略胃口遠大於粟裕，他在回電中提出另一艱巨的任務，要讓粟裕先北上去殲滅黃百韜兵團，然後再南下去打淮海。該兵團五個軍十一個師共約十二萬人，正在向新安鎮移動，遠非粟裕原計劃的那場小仗好打，若僅靠華野單獨行動，粟裕深恐自己擔當不起此一重任。因而在10月31日，他再次致電中央說：“此次戰役規模很大，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粟裕沒有林彪那樣的資歷，唯一的靠山就是陳毅，他實在怕毛澤東在戰役打響後又趁著發電令大做文章，造成預想不到的干擾，因此定要把陳、鄧趁機拉進來給他做緩衝的墊片。陳毅當時任中野副司令員兼華野司令員，鄧小平任中野政委，名為華野副司令員的粟裕實際上已在華野全權指揮作戰。粟裕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要落實野戰軍將領在前線指揮打仗的主動權。當時兩軍的交火已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毛澤東急於用人，也看中了驃勇善戰的粟裕，因此毫不遲疑即致電陳、鄧二人說，“具體攻擊任務，由你們按當面情況臨機決定。” 55 將華野與中野置於劉伯承、陳毅和鄧小平的統一指揮之下，名義上是華野要受陳、劉、鄧指揮，實際上則賦予了粟裕在華野獨當一面的權力，如遇到作戰的需要，粟裕還可以隨時調遣中野。這樣由粟裕直接與陳、鄧打交道，正好可避免毛澤東在戰役開打後以軍委的名義亂插手華野的事務。粟裕由此獲得相機行動的大權，自起步即為打一場可操作的大戰役打好了基礎。
回到當時前線上各自為戰的實際情況中，我們便可以明顯看出，毛澤東及其軍委多是在上面發揮協調作用，來自前線指揮的建議則作爲關鍵性的參考補充進去，隨時修改和糾正著軍委的計劃。至於後來描述內戰的電影中不時插入毛主席千里外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的那些畫面，全都是導演所玩的老套，不過以一閃而過的鏡頭在銀幕上來幾個渲染性的亮點，一再歌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罷了。毛澤東這一次神就神在了能容納粟裕的異議，他不但沒逼華野渡江南下，而且破格任用粟裕，使得粟裕在這場大戰役中從頭到尾都發揮了他那靈魂人物的作用。
粟裕從前在黃橋一帶玩“鬣狗戰術”，是因為兵員很少，武器太差，只好跟在鬼子後面“撿洋撈”，趁機對國軍搞一些伏擊偷襲的行動。如今他麾下十六個縱隊，其中特種縱隊擁有三個炮兵團、一個騎兵團和一個坦克大隊，總計四十個師，約三十五至四十萬人，兵力居四大野戰軍之首，遠比當年壯大多了。他們的“鬣狗戰術”於是也隨之有所升級：那不再是吃腐屍般的零星偷襲，而是集中優勢兵力，將受堵截或被沖散而陷於孤立的國軍大兵團團團圍住，以密集的火力和猛烈的硬攻一舉殲滅。他現在有權臨陣發揮，因而採取了“吃一個，夾一個，看一個”的打法，硬是將毛澤東攤派給他們的“一鍋夾生飯”就那麽“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這位既非井岡山出身，也未經長征考驗的年輕司令具有頑強的鬣狗性，打了十幾年遊擊，已磨練成鉄血梟將。如今他正好在最利於發揮其謀略的時勢下脫穎而出，踴躍擔負起領銜中原戰局的重任。在塵埃落定的今日回顧當年，我們完全可以說，淮海戰役前後，若不是粟裕大膽抵制了毛澤東讓他南渡的指令，然後為尋找戰機而無端提出其淮海小戰役的計劃，毛澤東也未必胸有成竹去打後來那一步步擴大起來的徐蚌會戰，而國共相爭的結局，也就很可能演變出另一種情況。因此蘆笛堅持認為，“粟裕敦促毛澤東作出這一戰略思想的根本改變，才是中共奪權戰爭的轉捩點，……他才是比毛更稱職、更有眼光的戰略家，儘管他提出的也只不過是常識而已。” 56
十六 淮海戰役：從人海戰術到死人戰略
但我在此引用毛澤東所說的“夾生飯”與毛原來此話的所指並不完全相同。毛的意思是淮海戰役打響時，國共雙方在力量對比上共軍處於劣勢，他稱讚粟裕勉爲其難，以劣勢兵力戰勝了國軍的優勢。後來論述淮海戰役的文字大都從從渲染這一亮點出發，從而誇大了毛澤東能指揮“小米加步槍”軍隊打勝仗的膽識和魄力。據正式公佈的統計資料，國軍當時出動的作戰部隊是八十萬，共軍是六十萬，而且國軍的武器裝備的確優於共軍。但共軍的六十萬只反映了華野和中野的總兵力，若加上中原和華東兩個軍區的四十萬二綫軍隊，共軍的總數實際上在百萬左右。若再把可臨陣補員的遊擊隊和民兵包括進去，其兵力實際上遠遠超過國軍的八十萬。除了此撒豆成兵般召集兵員的潛力，共軍真正的強勢在於從速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敵的戰術原則，在局部戰場上，這種打法最能起到強化兵力的作用。就淮海戰役中三階段的局部戰場來説，共軍都是以壓倒多數的兵力圍殲了被切割的國軍兵團：如在碾莊以十三個師圍殲黃百韜兵團的八個師，在雙堆集以二十九個師圍殲黃維兵團的十個師，在陳官莊、青龍集以二十六個師圍殲杜聿明集團的二十個師。由於共軍在一段時間内確定了主要的用兵方向，並以各種手段阻擊援軍，致命地遏制了國軍集中兵力的行動，即使國軍擁有多於共軍的兵力，也常在共軍無所不用其極的切割下減多為少，而共軍反得以聚少成多。在毛澤東定義為“農民戰爭”的這場内戰中，中共正是立足廣闊的農村，從中汲取了源源不斷的物力人力，消耗了可持續補員的人命，才摧毀了本已讓抗戰硝煙侵蝕到精疲力盡的國民黨及其軍隊。
我引用毛澤東所謂“一鍋夾生飯”的用意在於強調，毛澤東硬派給粟裕的殲敵任務實在太硬太大，他先是讓華野全殲黃百韜兵團，接著又要求華野和中野“就地全殲劉峙集團”。這樣一來，戰役的範圍便已遠超出原定的淮海——從兩淮到海州——，而擴大到從徐州至蚌埠的廣大區域，讓粟裕一時間甚感吞嚥不下的艱難。按照國民黨方面的命名，該戰役稱爲“徐蚌會戰”才更爲準確。毛澤東的戰略胃口總是很豪邁的，他在西柏坡給各戰區起草電令，心裏盤算的總是他們已殲敵多少萬，以及還得再殲敵多少萬的問題。在11月11日發給東北局的電文中，毛即為四個月來“共殲敵近百萬”的數字而興奮不已，他進而擧筆揮舞，勉勵指戰員們完成再殲敵一百多個師的任務。然而對粟裕的部隊來説，要解決那一大鍋“夾生飯”——也就是全殲那麽大的國民黨兵團，難免會有“吃不掉”的困難，“嚼不烂”的危險，弄不好他們自己的部隊反會陷入敵方援軍的包圍。就必須完成全殲敵人的戰鬥任務來説，粟裕面對的情況要比林彪在東北更爲殘酷。林彪必須攻佔的只是錦州，毛澤東讓粟裕全殲黃百韜兵團，卻給華野招來一系列要殲滅的兵團：李彌的，孫元良的，黃維的，邱清泉的……
淮海戰役作戰圖
這些“夾生飯”後來能夠讓華野和中野一口口吃掉，並不是毛澤東料事如神，決策英明的功勞，而是一連串的陰差陽錯讓粟裕的部隊碰巧逮住了戰機。黃兵團本應按徐州剿總的命令於11月6日立即向徐州靠攏，黃百韜卻為等待從海州北上的四十四軍而推遲一天才撤離新安鎮。在你拼我殺的戰場上，抓不住時機，就等於白白送命。黃百韜後來在碾莊戰敗，他擧槍自殺前，便曾痛心追悔自己的這一失誤。接著在過大運河時又因通道堵塞而拖延時日，並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更爲要命的是，就在此關鍵時刻，第三綏靖區的副司令何基灃和張克俠按預定的計劃在賈汪帶領兩個軍的人馬叛變投共。這兩個長期潛伏在國軍内部的中共黨員帶領叛軍切斷了黃兵團西撤徐州的退路，並幫助華野迅速渡過運河，使粟裕贏得追擊黃兵團的寶貴時間，最後才把黃兵團在碾莊團團圍住。我在此要補充説明的一點是，為切實還原毛共真相，我一直力求在行文中滌除中共官方沿襲已久的規範化用語。孔子說過：“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進行還原工作，首先必須正名。中共的黨史敍述把主動投奔共軍的國民黨部隊稱爲“起義”或“投誠”，我在行文中不再沿用此類用語，而一律稱其為“叛投”。
11月14日是華野圍攻碾莊的第三天，由於國軍嚴陣以待，火力異常兇猛，共軍自身傷亡極大，向前推進十分緩慢。毛澤東來電督戰，向前線諸指揮和地方黨組織發令：“目前數日內必須集中精力，徹底解決黃兵團全部及宿蚌段敵人。……此戰役為我南線空間大戰役，時間可能要打兩個月左右，傷亡可能在十萬以上，彈藥、民工需要極巨，請華東局、中原局用全力組織支援工作。” 57 毛澤東手頭一向不吝，他給部下開出的人命預算著實充足，據淮海戰役結束後公佈的統計數字，共軍在該戰役中傷亡數字只多不少，超額十萬，共計124,772人，另有11,752人失蹤（國軍的傷亡數字為171,151人）；其中僅在碾莊圍殲七萬人的黃百韜兵團一戰，華野即付出了近五萬人的傷亡。58
完成這麽大的死亡指標，共軍到底都採取了什麽樣的具體戰術？無論是圍殲黃百韜、黃維兵團，還是打豫南戰役（中原會戰），粟裕的華野都是以大量傷亡的人海戰術去攻堅奪勝的。粟裕梟將，自然是“卒皆死士”了。據戰爭的親歷者所描述，那是倒下一批，又接著撲上來一批的衝鋒，其勢如波濤洶湧，活人踏著死人前進，讓持續掃射的國軍機槍手面對屍體盈野，血流成河的現場而感到噁心和害怕。據一篇有關“中原會戰”的回憶記載，在一次共軍的攻堅戰結束後，國軍在陣地前的屍體堆中發現了一種奇怪的“裝備”，那是一條長約三尺的麻繩，一端縛在屍體的腳上，另一端則壓在束腰的皮帶之下，還結了一個繩圈。59 顯而易見，做這樣的裝備，就是讓戰士預先做好“敢死”的裝置，以便中彈倒斃後讓他人迅速拖回屍體。這就是說，繫繩的戰士早在衝鋒之前已被毛澤東的大筆批入他下達的“死亡指標”。毛曾有一聯詩曰：“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讀到如此革命浪漫主義的詩句，誰又能從那豪言壯語中讀出千百萬被斷送到“死亡指標”中的生命呢？關於華野進攻碾莊的人海戰術，龍應台書中有一段國民黨幸存老兵林精武的訪談記錄。龍應台畢竟是一位在兩岸頗有信譽的作家，引用她筆下的資料，諒不至於捕風捉影。林精武的回憶如下：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彈的時候，彷佛漫天灑下大批糖果，然後戰壕里的林精武看見對面“整片凹地像油鍋一樣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湧上來，正對着發燙的炮口。
前面的幾波人，其實都是“民工”，國軍用機關槍掃射，射到手發軟；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實在不忍，有時候就乾脆閉起眼睛來硬打，不能不打，因為“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機關槍暫停時，探頭一看，一條壕溝里就橫着好幾百具屍體。他們開始清理戰場，搬開機槍射口的屍體，用濕布冷卻槍管。
抗日名將黃百韜的國軍部隊在十米寬的河邊構築了強大的防禦工事，每一個碉堡都布滿了機關槍眼，對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沖向槍口，達達聲中屍體逐漸填滿了河，後面的解放軍就踩着屍體過河。60
毛澤東既是狡黠的“倖存軍事家”，也堪稱為大手筆的“死亡軍事家”。無論是對敵方或己方，對軍人或平民，他向來都持不吝犧牲其生命的態度，一律作視死如送歸的處理。正因在武力奪權的歲月中慣於用高額的“死亡指標”屢獲全勝，後來搞經濟建設，他也採取類似打仗的“死人戰略”。大躍進中，他對高層講，“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61 毛這種動輒拿人命換取財富和繁榮的死亡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來更是被運用得變本加厲，惡貫滿盈：看一看頻頻發生的礦難中死於非命的民工，暴力拆遷中被逼死打死的冤主，各種偽劣食品害死的消費者，還有大面積環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死亡，中共武力奪權的勝利以及毛澤東“死亡觀”在今日造成的惡果已嚴重地危及中華民族整體的生存。
更為恐怖的是，毛在世之日，一直沒放棄挑戰帝國主義，不惜打一場世界大戰的準備。1957年在莫斯科開會，他竟在蘇聯領導人面前拿中國人的生命許下巨額的 “死亡賭注”，揚言為世界革命的勝利而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的生命。毛的狂言一直鼓舞著大量的毛粉毛左所謂“中國人死都不怕”的好戰狂熱。幾年前，解放軍中有個名叫朱成虎的少將，竟然在公開的講演中叫囂說，不惜毀滅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與美國打一場核戰。這樣看來，我們今日破解毛共的軍事神話，就不只是做辨析真偽，訂正史實的純史學工作，更不局限於共軍將領與毛澤東在軍事才能上的優劣對比了。我們更應做的正本清源工作是，深入解剖毛式軍事動員體制以及毛本人的歪才邪能如何敗壞了傳統的武德，如何把現代中國的軍事建制導向了黨化武裝的歧途，如何在全國全民的範圍內造成崇尚暴力和賤視人命的缺德現象，如何在斫喪國民人性的同時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非人化傾向……
除了靠耗費大量農民的人命去盡可能多地殲滅國軍以外，中共最終能打勝内戰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依靠地方黨組織全面發動群衆，有效地調動了戰爭所需要的物資和人力。特別是在淮海戰役中，中共調動民工達五百多萬，並根據不同的任務，把他們分爲隨軍常備民工、二綫轉運民工和後方臨時民工。到戰役後期，參戰兵力與支前民工的人數高達一與九之比。“有些地區人力出動已佔總人口的16%，超過了一般戰爭常規所能負擔的12% 最高負荷。”陳毅曾說：“淮海戰役勝利，是靠千千萬的獨輪車打勝的。”正是有成千上萬的民工肩扛車載，把高達1.65億公斤的糧食送到前綫供共軍食用，才打敗了僅靠空投食物充飢的國民黨軍隊。62 大批國軍臨陣嘩變，紛紛投共，其中有不少都是因飢餓難忍，在共軍的施食接濟下被引誘過去的。龍應台書中另有一段敍述，可供我們想象山東的老百姓為滿足共軍的補給曾經被誅求到何等敲骨吸髓的地步。龍應台參觀淮海戰役紀念館時聽到解説員說：“郯城是魯南地區一個普通縣城，人口四十萬，縣府存糧只有一百萬斤，但上級下達的繳糧任務是四百萬斤，郯城最終繳糧五百萬斤。幾乎是勒緊了腰帶去支前……在為淮海前線籌糧碾米活動中，豫西地區有兩百多萬婦女參加了碾米、磨面和做軍鞋等活動。”龍應台接下來列舉了日本皇軍佔領時以及國軍統治下徵糧拉伕的數字，他們全都榨取得很厲害，但都遠不及共軍徵用的那麽多。63 動用那麽多超限度的民工，又讓他們做那麽繁重的勞動，還上繳那麽多的糧食，沉默的農民群體是否全都是自願奉獻，就像宣傳文字或電影上渲染的那麽踴躍投入和歡天喜地呢？包括衝鋒在戰鬥前列充當肉陣的民工，是否都是甘願為革命去肝腦塗地呢？如果不是的，而是受到中共洗腦、逼迫或欺騙，那確實就該以違犯國際法典的“戰爭罪”搜証和追究了！
毛澤東及其毛共向來以無法無天自詡，更以“不信邪”自負，對其所做的傷天害理之事，他們當然都不會有任何犯罪感。我們現在努力還原各個事件的真相，為的就是通過文字討伐，對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展開個人主持的民間審判。 “樂戰”、“利勝”和“樂殺人”的目標塑造了毛澤東的冷漠心態，同時也影響到粟裕這類急功近利的將領。中國傳統的軍事人文價值很講究將帥五德——智、信、仁、勇、嚴，其中“仁”是核心，是根本，是統禦和調節其他四個方面的關鍵。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一貫蔑視仁德，踐踏信義，他與他指揮的將領在“不仁”的價值取向上基本一致，都把派到戰場上的士兵物化成戰爭機器，全把他們的生命當作革命工具去肆意揮霍。包括毛本人在内，在發動革命暴力的過程中，那個叫做“革命”的異己力量也支配了他，使他沉淪到他所謂的“人或為魚鱉”的境地。
革命的幸存者都是腳踏過死人堆走向其勝利的終點的，他們的餘生難免帶有“活屍體”的陰氣。據粟裕的夫人楚青回憶，粟裕多次對她講：淮海戰役的文章他不寫，淮海戰役的書他不讀，淮海戰役的電影他不看。但楚青並未解釋，這位以淮海戰役頭等功著稱的將軍對自己的輝煌戰績何以會一味迴避，如此淡漠。是往事不堪回首，幸存的老將軍怕面對地下的冤魂英靈？還是他的一世英名到後來落得譭譽參半，讓他想起來甚感心煩？抑或多年的血戰把他磨蝕得靈已殘缺，以致晚年的精神狀態一片荒蕪？楚青還向來訪者出示粟裕一首題爲《淮海戰役》的沁園春詞，那張手稿算是粟裕有關該戰役唯一留下的文字。粟裕的詩詞修養實在有限，從最起碼的詞作要求來講，他那首沁園春很難算一首詞作，充其量只是幾行附庸革命風雅，追隨毛主席文采的詞語組合。
十七 毛的鬥爭邏輯：能消滅者一定消滅之
1949年的一月是最殘酷的一月。
困守陳官莊一帶的杜聿明集團傷亡慘重，缺糧少彈，援兵既無望，突圍更乏力，受惡劣天氣的影響，南京派來的飛機空投作業有困難，士兵挨餓受凍，根本無力作戰。再加上共軍發起政治宣傳攻勢，極大地動搖了軍心，戰場上的士氣低落到極點。1月6日，被圍困二十多天的國軍已趨於自行瓦解，休整多日的共軍發起猛烈的總攻，經過數日激戰，至1月10日，共軍全殲被包圍的國軍。六十多天的淮海戰役至此告以終結。
在淮海戰役進行的同時，以入關的東北野戰軍爲主，再加上華北軍區的第二、三兵團和地方部隊，在西起張家口，東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區，對傅作義集團及其他部隊發起圍攻，這就是殲滅和改編了國軍五十餘萬之眾的平津戰役。共軍此役對國軍採取“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的戰術，先從西向東逐一分割包圍各個據點的國軍，同時由入關的東野部隊進逼平、津，切斷傅部海上的退路，完成對平、津的戰略包圍。至1月16日，共軍先後攻佔張家口和天津，傅作義及其華北剿總二十二萬人死守的北平遂陷入共軍的嚴密包圍之中。經過多次談判，傅作義最後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他與中共進行所謂“和平談判”的結果是，達成了一項照顧情面的“非投降”協議：在1月23日，傅部官兵按中共指示地點接受“離城改編”。1月31日，共軍在傅部移動完畢後開入北平。至此，長江以北的土地大都為中共佔領。
國民黨敗局已定，一直支持蔣介石政府的美國政要也認爲，即使美國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干預，最終也於事無補。因此美國政府不但不可能出兵助蔣，甚至不願再借款給國民黨政府。宋美齡親自到白宮求助，結果亦無功而返。美國政要當然不願意眼看著共產黨在中國當權，那時候他們唯一能盡力去做的事情就是促使國民黨重新與中共和談，以免共軍渡江南下，直搗南京和上海，最後弄得中國大陸上再無美國人插足之處。受到美國的鼓動，副總統李宗仁向中共發出五項和談的動議，爲排除蔣介石干擾和談，桂係勢力逼蔣引退。蔣作了一番周密的安排，在1月21日正式宣佈下野。
三大戰役後的中共已非昔比，解放軍如今佔了絕對的上風，他們怎肯與國民黨平起平坐舉行談判。對毛澤東來說，以前與國民黨談判搞妥協，是由於中共處於弱勢，是為求幸存而不得不作出種種詭變。但每一次和談後渡過難關，他們很快即強硬起來，於是又接著與國民黨更加兇猛地纏鬥下去。因爲中共最終的革命目標是打倒國民黨，武裝奪取中國的政權。自帶領紅軍上井岡山以來，毛澤東從未放棄用武力消滅一切敵對力量的努力。大決戰前夕，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已講得很明確，對包括國民黨在内的一切反動派，他堅決主張，“能消滅者一定消滅之”。在談到美國會出兵，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戰的問題時，周恩來在發言中表示擔憂。然而毛澤東依舊以“天塌不下來”的口氣鼓勵與會諸人說：“中國共産黨是一個打仗的黨，也不怕，我們對此有精神準備。”他在這次會議上定下了中共的戰略原則，那就是“要把戰爭打下去，不給敵人以喘息之機，直到最後勝利”。在一月初再次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繼續強調，“戰爭必須打到底”。針對李宗仁所提的五項和談條件，毛澤東提出了“懲辦戰爭罪犯”等八項和談條件。64 毛明知提出這侮辱性的八項條件，即等於讓國民黨無條件投降，對方絕不會接受。他自己也在會議上明言，他之所以定出這八項條件，並將其公佈出來，就是爲了從國民黨口中逼出那個“拒絕”，這樣就能給中共提供“一個打擊國民黨的武器”，從而將“要把戰爭打下去”的罪責加在蔣介石等被宣判為戰犯的國民黨要員頭上。這樣一來，他毛澤東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反戰的鬥士，更可以把他自上了井岡山就開始執行“樂戰”、“利勝”和“樂殺人”的暴行名正言順地宣佈為革命路綫，他和他的同志們自然也就有資格以戰勝者的姿態去懲辦被他們宣判為戰犯的階級敵人了。
劉少奇在七月初率團去莫斯科拜見斯大林，大老闆滿口誇獎中共在中國武裝奪權的成就，而且當面勉勵劉少奇說：“勝利者是不能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65 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的斯大林當時剛建立起從東歐到東亞的社會主義陣營，正處於躊躇滿志之日，他未免把世事看得太短太淺。他哪能料想到自己死後不久，赫魯曉夫即在黨内作出反對個人崇拜的報告，對他的罪行進行了公開的審判，連他的僵屍都移出紅場，予以火化。毛澤東去世至今已三十八年之久，中共當局仍不願意，也不敢公開審判毛澤東的罪行。因爲毛罪與共罪始終連係在一起，在毛及其毛共衆多的罪行中，首要的罪惡就是他們的戰爭犯罪。他們從蘇共那裏拿來武裝奪權的革命激素，將其盲目注射到我們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硬是憑藉被激活的農村亂暴勢力完成了他們血腥的竊國工程。他們才是一群戰爭罪犯，毛澤東自當為首犯。
國民黨兵敗東北前後，蔣介石即已啓動退守台灣的準備工作。接著中原、華北相繼淪陷，蔣一面嚴令加強長江沿岸的防守，一面暗暗把海、空軍總部、軍工設備及有關人員向台灣迅速轉移。李宗仁可謂尷尬人偏遇尷尬事，他要在如此艱難的時刻搞他那艱難的奪位動作，結果把自己的代總統職位當得捉襟見肘，窩囊地處理了不少替代蔣介石丟臉受辱的事情。蔣則在引退後遊刃有餘，依舊以其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操控黨政軍方面重大事務的決策。在他的指令下，蔣經國負責把國有銀行中庫存的美鈔和金銀秘密轉運到台灣，為政府遷台後的需用預先做了足夠的充值。包括早在抗戰前就從北平遷出的故宮文物，戰火紛飛中幾經輾轉，也都是在那殘酷的一月間裝了三千八百箱珍品運往台灣保藏。五月中旬，共軍搶渡長江，至下旬已佔領南京、上海及蘇、皖、浙大部分地區。國軍殘部仍在東南隅和大西南零星抵抗，蔣介石則離開家鄉溪口，先是到舟山群島督導防務，然後從容飛到台灣。他甫至台北，即做起亡羊補牢的整頓工作，組建了一系列機構，任命了得力的人員，開啓了黨務、經濟等各方面的改革，為國民政府的播遷做了登陸前必要的鋪墊。十月中的金門古寧頭大捷和緊接著的登步島激戰大煞了中共的威風，使共軍渡海作戰的銳氣頓遭重挫。緊接著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東亞的軍事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解放軍儘管一直高喊 “一定要解放台灣”，但此後再也沒能解放到舟山群島以東的廣闊海域。中華民國於是絕處逢生，在金馬澎台再造存亡繼絕的宏業，將辛亥革命的法統一直延續到今日。賴有三十萬子弟兵枕戈待旦，毋忘在莒，至少保住海峽東邊的幾處土地免遭赤禍，更護持幾千萬國民享有了自由民主的生活。儘管在東海沿岸，共軍的成千枚導彈一直瞄準目標，至今仍在毛澤東“能消滅者一定消滅之”的計時裝置下蓄謀著發射的一刻。
面對1949年一月的中國戰事，美蘇兩國均及時作出十足勢利的外交反應，都在為中共奪權後能夠確立有利於本國利益的政策而進行初步的試探。早在1947年初，毛澤東就計劃訪問蘇聯，一是急欲尋求蘇援，二是想學習老大哥的治國經驗，三是在政策路綫上請示大老闆指點和認可。接下來多次聯係毛的出訪事宜，蘇方都是在答應毛的要求後很快又取消原先約定的日期，致使毛的莫斯科之行一直受阻於萬里之外。斯大林在對華事務上總是顧慮重重的：他一是對美國在華的舉動戒心很重，唯恐在對華事務上處理失當，惹了美方，會招致意外的麻煩；二是對發跡農村的中國黨同志缺乏信任，總擔心這個缺乏工人階級領導的武裝集團勢力壯大後會走到偏離蘇聯的路綫上去。因此在是否全力支持中共奪取政權的問題上，大老闆的態度一直都不太明朗。據説毛澤東有一次連皮鞋和呢子大衣等出訪的行頭都準備齊全，興沖沖就要披掛上路，莫斯科突然又發來暫緩訪問的電文。毛的訪蘇之行三緩兩緩，一直緩到一月底，就在其行程依然難以敲定的日子裏，斯大林突然改換了兩黨交換意見的方式，直接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來到西柏坡與毛澤東會談。因爲莫斯科發現美國正在作一些拉攏中共的動作，爲抵制美帝國主義離間社會主義陣營的陰謀，蘇共必須立即向中共明確表態。那時候斯大林只得把他對毛澤東的鉄托嫌疑降低到最低程度，讓米高揚向中共表示，蘇聯全面支持中共打勝内戰，並許諾了新中國成立後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種種援助。
李宗仁把政府從南京遷往廣州之日，連蘇聯駐華大使都及時跟隨前往，令人不解的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及其機構卻一直留守南京。原來美國高層特擔心中共建國後成爲蘇聯的附庸，司徒大使遲遲不行，據説是受指使留下來觀望局勢，讓他便中多做些溝通中共的工作。司徒大使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曾主持燕京大學多年，共產黨的幹部中就有他教過的幾個學生，因此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曾有幸與毛會見過兩次。毛澤東的美國情結直到那時候仍未徹底斷絕。多年以來，與蘇俄及其黨徒打交道的不愉快經驗往往激發他根性中反向選擇的衝動，這種趨向異類的興趣來自他一貫排斥同類的動力，因爲與同類相處，他總是顯得相形見絀，特別是來自莫斯科那些不容置辯的指令，壓抑了他在本黨中居於領袖的自負意識，有時候就逼得他產生逆反心理，逆反到力圖擺脫莫斯科處處干預的方向上去。毛澤東靠攏美帝，固然與中共尋求美援的現實需要有關，但對蘇聯黨同志的拒斥傾向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構成了他更傾向美方的心理基礎。
中共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曾就讀燕大，受周恩來的指使，他私下多次會見他老師司徒大使，並邀司徒去燕大過他的七十大壽。毛澤東得知美國人的意向，對可能得到的經濟援助——據羅隆基所説，可能援助的美元遠遠多於給國民黨的，他現在又有了與美國人溝通的興趣。杜魯門受民主黨左翼思想的影響，滿以爲中共政權具有其民族主義的特質，會容納資本主義因素，有可能像南斯拉夫那樣不受蘇聯的支配。因此他期待與中共建立起互惠的關係，至少可爭取到中共掌權後在美蘇之間持中立的立場。但美國向中共提出的那些民主執政建議——如要求中共在新的聯合政府中允許反對黨存在等主張——觸犯了毛澤東的大忌，而且在美國國會中，兩黨的對華政策也有分歧。因而有關與中共領導正式接觸的問題，美方在當時尚處於猶豫磋商之際。司徒雷登原打算乘重訪燕大之機北上與毛澤東見面，但他的北上計劃沒獲得最高當局的批准。這位熱愛中國的美國人對中共的親善動作剛剛開頭，旋即在7月2日接到艾奇遜召他回國的電令。不久他即告別中國，離職返美。毛澤東的美援夢再次破滅，中共因此果斷確立與蘇聯結盟的“一邊倒”政策，從此把美帝國主義徹底劃入與蔣介石反動派合流的敵人之列。
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為其對華政策作出長篇辯解，同時也嚴詞批評蔣介石及其政府，竭力聲明美國已對抗戰後中國的情勢盡了最大的努力，國民黨應為其最後的失敗負起全責。白皮書發表後，美國即停止對中華民國軍事援助，同時也公開表示，不承認中共政權。國民黨那時已焦頭爛額，對美國那些冗長的自我開脫之詞，根本顧不上發表異議。毛澤東此刻卻大爲光火，對艾奇遜的白皮書作出極其強烈的反應，接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狠批美帝國主義的文章。透過文中連篇累牘的反動修辭，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那種因受挫而產生的反彈火氣：幾年前，他意欲訪美會見羅斯福的書面請求石沉大海，接下來做得很好的美援夢相繼破滅，美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些讚賞他和認同共產黨的言論也都一風吹過，只留下毛澤東倍受挫折的氣惱。所有這些令他氣悶難言的事情都在他心裏造成情緒的發酵，最後便經過極度的政治化處理，升級爲新華社論調的大批判文章了。
按照毛澤東對待一切反動派的消滅主義第二條原則——“暫時不能消滅者將來消滅之”，他似乎遲早都要找機會打擊美帝國主義，不打擊何以緩解他心底怨婦般的情結。韓戰一打響，毛便決定抓住此打擊美帝的良機。那時候中共高層對出兵朝鮮的事情爭議很大，唯獨毛澤東執意要派自願軍去抗美援朝。共軍本是一支打内戰打出來的軍隊，抗戰中一直都避免與外敵交手，結果一出兵到朝鮮打起外戰，立馬暴露出這支勇於消滅國軍的軍隊並不是美軍的對手。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總共才消滅了美帝五萬多人，志願軍自身即陣亡十八萬多，其中也有毛澤東年少氣盛的長子。
十八 進京趕考的路上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這是一次制定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後建國執政的決策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總結，報告中特別談到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入城市的問題。從鄉村發展壯大起來的共軍佔領了越來越多的城市，但佔領後的城市由誰去管理和如何管理，則是擺在中共面前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了人民解放軍既是戰鬥隊，“又是一個工作隊”的指示。他說：“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爲工作隊。這樣，幹部就夠用了，廣大地區的工作就可以展開了。我們必須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幹部學校。” 這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基本上是一支農民軍，他們從井岡山一路上走過來，無論是打土豪籌款項，消滅敵人，繳獲武器武裝自己，還是開展群衆工作，從中獲取補給，把分得土地和鬥了地主的農家子弟大量徵入軍隊，所藉以維持部隊生存和壯大的有效方式即中共特有的軍事動員體制。他們寄生在廣大的農民群體中，打的是土地革命的旗號，行的是搶劫、剝奪和榨取農民群體的物力人力資源之實。毛澤東帶領這樣一支納了投名狀的隊伍打江山至此已告成功，但分配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進城後去當管理各項事務的幹部，去從事經濟建設，去打造現代化的文明社會，實際的情況就不是毛在會議報告中宣佈的那麽簡單了。毛澤東還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絕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 66 在大量的軍隊幹部還沒有完全進入城市前，毛就向他們灌輸敵情嚴重的觀念，並習慣拿大量的軍事用語來指稱和定義各種非軍事的事物，把處理從行政、經濟到社會、文教，乃至日常生活各方面的事務都模擬成軍事化的行動。總而言之，中共在進入城市前後，由於臨時使用了大量的軍人幹部管理非軍事方面的業務，自然助長他們建國後繼續沿用戰爭時期的軍事動員體制。可以說，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被認爲“開國有功”的毛澤東已為他後來一系列“治國有錯”的事件開通歪路，埋下了伏筆。
開完七屆二中全會的毛澤東處於興奮的峰巔狀態，3月23日，他率領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進駐北平。官方毛傳中記錄了他們出發前一幕很戲劇的情景：
出發前，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笑著回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67
關於“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黨化教育深重的國人幾乎衆口一詞，全都對主席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節操讚揚不已。唯獨劉亞洲將軍目光如炬，看出了毛澤東以及打進城的共產黨幹部身上濃厚的農民意識。他說此話反映出毛“心靈深處的暗影”，說毛的“脈管裏有李自成的血”。68 即將進京登基的毛澤東此刻的確有些得意忘形，他那種說著玩笑話給自己打氣的神態活像個成了精的妖怪酒醉中現出原形。毛澤東率領農民軍打了這麽久血腥的内戰，如今終於打到了進京坐天下的一天。但剛剛贏得的黨天下到底該如何治理，他心裏還沒有底。他之所以叫喊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口號，是由於他“心靈深處的暗影”在一邊作怪，唯恐自己落了個李自成沒坐穩江山就遭到殲滅的下場。為避免共產黨重蹈歷代流寇的覆轍，他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遠遠超過歷代農民暴動燒殺搶掠的總和，他從蘇聯引入的暴力革命和意識形態更比清兵入關和漢人辮髮千百倍地荼毒戕害了我華夏民族。在資本主義根本就沒發展起來的中國，毛澤東大搞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各種運動，結果把國民經濟閙到瀕臨崩潰的地步，反而閙得封建專制的遺毒在各個領域變相地復活。所有這一切就是毛澤東及其毛共進京趕考的“好成績”。直到毛澤東下地獄去見馬克思，中共内部少了這攪屎棍從中作梗，鄧小平及其鄧共才帶上不及格的成績退回到舊社會的起跑綫上，爲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繼續幸存下去而摸著石頭過了河，大踏步走上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
（全文完）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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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236。
4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271-271。
45同上，頁307。另參看《朱德別傳》頁727-729；《毛澤東用兵真如神？》，頁483-490。
4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612。
4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391。
48《朱德別傳》，頁735-736。
49毛澤東1963年《吊羅榮桓同志》詩曰：“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很多註釋者都認爲，“戰錦”一句指林彪不服從毛打錦州的指令。也有個別解讀該詩者不同意此一解釋。筆者認爲毛這首詩寫得實在拙劣，“戰錦”一句生湊硬拼，幾不知所云。
5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1。
51同上，頁2、36。
52參看黃仁宇：《黃河青山》，聯經出版社，2001，頁175、189-195。
53參看“博訊博客”，周劍岐文集中《無形的決戰——從1945年後國共決戰與分裂說起》；蕭瑜：《毛澤東的戰略決策最英明？——錦州攻堅戰再考察》，《二十一世紀》，2009年4月號。
54參看數字証的博文：《從碾莊之戰看粟裕:為什麼在解放軍中威信不高》。
55參看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886。
56 《毛澤東用兵真如神？》，頁490。
5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頁215-216。
58參看周明、王逸之：《徐蚌會戰》，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08，頁237。
59 見東方綠《記國共內戰期間的“中原會戰”之役》（http://adfxtl.blog.hexun.com.tw/7732124_d.html ）。
60見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台灣天下文化，2009，頁184。但也有不少人否認有關“人海戰術”的此類記載，現錄劉統的博文如下，聊備一說：“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錄，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戰爭，幾乎沒有一個服氣的，像胡璉，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十八師的師長，在華東戰場幾次跟粟裕較量，在淮海戰場上隻身逃脫。最後胡璉打勝的一仗就是金門。胡璉說共產黨打仗是人海戰術，前面一群老百姓拿著手榴彈往陣地上沖，我們能忍心開槍嗎？我很負責任的對大家說，我查遍了解放戰爭的檔案，可以說解決戰爭重要戰役的檔案我都看了，但是沒有看到一個戰例解放軍是這麼打仗的。” 劉統的解釋是：“胡璉可能是一種誤解，因為我們解放軍當時裝備、服裝肯定不如國民黨軍，有很多戰士是穿不上正規軍裝的，所以胡璉的這種說法沒有根據。”（《1948年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
61參看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頁383。
62參看《徐蚌會戰》，頁12、223-229。
63《大江大海——1949》，頁186-189。
64這八項條件是：（一）懲治戰犯；（二〕廢除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65以上所引毛澤東及斯大林語，可參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530、531、538、551。
66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26-1427。
67《毛澤東傳（1993—1949）》，頁917。
68劉亞洲：《中國人和中國軍隊怎麽了？》，見“牛摩網”（http://www.newmotor.com.cn/html/glzwz/39059.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