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4年6月21日讯）
七 未得美援美已援
但美國和蘇聯都不願意捲入國共内戰，特別是美國政府派往中國的官員，正是從其“惡戰”的立場出發，才聽信了斯諾等左傾記者和文化人片面的報導，對延安的邊區政府及其迥異於重慶的氛圍滿懷好感。美國人對延安膚淺的好評以及他們戴著其民主有色眼鏡看待中共的美好感覺也感染了毛澤東。毛一直受到莫斯科的監視和控制，他本來就對共產國際的同志有一肚子怨氣，現在面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再也不必掩蓋自己那離經叛道的面孔，言談間反而覺得從容自信，給美國人留下了蠻好的印象。他於是順著桿子往上爬，急欲直接爭取到美國的支持，甚至希望以中國政黨領導人的身份訪問華盛頓，親自與羅斯福見面。毛的請求後來通過赫爾利傳給羅斯福，忙亂中的羅斯福沒來得及認真考慮此事就突然病逝。緊接著迪克西使團訪問延安，毛再次提出要求，而且向該使團表白，說美國是戰後援助中國“最合適”和“唯一的國家。”20 為爭取美國的支持和分享美援，在與美國外交官謝偉思（John S. Service）的談話中，毛澤東甚至滿口與蔣介石爭寵的言辭，以至遊説這位幼稚左傾的年輕外交官道，“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加容易合作。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中國和美囯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關聯的，他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 在苦心説服之餘，毛甚至以撩撥的口氣向謝偉思強求美援，他說：“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國只把武器給國民黨，實際上就是干涉。”21 對毛澤東這類腳踩兩隻船的“現實馬克思主義”行徑，弗拉基米洛夫看在眼中，氣在心頭，他在日記中有聞必錄，從不放過對毛的譴責。他指責毛從沒把他們蘇聯“視爲意識形態上的盟友，而只是用做他達成其個人目的的工具。” 讓弗氏特別反感的是，毛一面企圖拉攏美國，一面又想把蘇聯拖進中共與國民黨的衝突。他指責毛“夢想利用紅軍摧毀作戰區域附近的國民黨軍事及行政機構，把蘇聯拖入與國民黨的衝突。而此謀劃若不能得逞，毛便打算跟在紅軍背後擴充其軍隊，加強其裝備，強佔更多的地盤。總而言之，毛想玩弄的這些詭變伎倆無不把蘇聯的軍隊置於同重慶政府衝突的境地。”22 這是弗氏在其日記終結部分對毛澤東最後的抨擊，1945年9月他應召返回蘇聯，他在延安幾年來牛虻一樣叮住毛澤東屁股的監視和指控至此劃下了句號。
學了一輩子英語都沒有多少長進的毛澤東是有其特殊的美國情結的，只可惜他在延安期間對美國人那一段殷切的期望很快即趨於幻滅，從此導致他長期仇視美帝國主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本有從中國東部沿海登陸打擊日軍的計劃，因此曾一度打算聯合中共，以便利用其沿海的武裝力量配合美軍作戰。對蔣介石厭惡之極的史迪威便曾放話説：“我們必須想法把武裝交給鬥志昂揚的共產黨人。”他甚至計劃親自到延安，商討用美國武器裝備五個中共師的問題。美國人那一段時間内靠攏延安的舉動曾使毛澤東浮想聯翩，樂不可支，中共的談判代表甚至獅子大張口，要求分配到盟國援華的絕大部分物資，企圖從美國人手中得到一直未能從莫斯科求得的“飛機大炮”。只可惜史迪威不久即被解職調回美國，而美軍在太平洋的跳島作戰中又節節獲勝，進逼日本，中國戰場對美軍已不再重要，原來準備拉共軍配合美軍的計劃自然隨之取消。毛澤東本想大批分享的美國軍援因此而徹底落空。接著赫爾利在延安與重慶之間所作的一系列調解不只徒勞無功，還招致了中共的反感。美國政要對中共的民主期待隨即淡薄下來，其扶蔣反共的政策也日益明朗。面對眼前這不如意的現實，毛澤東迅速翻臉，他開始痛斥美國反動派，向黨内發出警告說：“中國將要成爲美國的半殖民地，這是一個新的變化，高級幹部要注意研究美國的情況……”23
從此以後，中共不再奢望美國的支持和軍援，他們唯一能盡力去做的就是對美國人施加影響，好減少或消除美方對國民黨的支持和援助。在這一方面把工作做得很有成效的首推負責談判的周恩來同志，至於好唱高調的毛澤東，他的才能最多只適合去充當抨擊美國政府的喇叭筒。據蔣介石的傳記作者陶涵所述，馬歇爾來中國開展其和平調處的工作，與周恩來初次見面便對周留下極好的印象。周恩來在美國人面前“風度翩翩，世故而又謙虛”，很快即與美國人打成一片。他給馬歇爾猛灌洋米湯，一再“表示中國應向美國學習民主、農業改革和工業化”云云，說得馬歇爾絲毫不懷疑中共的和談誠意。相比之下，蔣介石比較僵硬的態度就讓馬歇爾感到有些隔膜，不管蔣如何向馬歇爾剖析中共的詭變欺詐，馬歇爾總是信賴周恩來的甜言蜜語，對蔣介石難以説服的固執，日漸產生厭煩的情緒。周恩來甚至覺得，馬歇爾“使他想起了史迪威”。比如在馬歇爾好不容易促成的停火期間，共軍在山東挑起戰火，蔣介石向馬歇爾控告中共，但經周恩來一再巧辯，馬歇爾竟接受周的説法，反認爲是國軍挑釁在先，隨後才招致了共軍的報復。受到周恩來的影響，馬歇爾一直認爲中共黨内的“自由派”有和談的誠意，而把破壞和談的責任多歸罪蔣介石，認爲蔣“刻意被軍方拉著走，有如日本一般走向滅亡”。馬歇爾與周一直保持友好親密的關係，有一次他甚至不慎向周洩露了一個重要情報的來源。但不管怎麽說，美國人之受中共蒙蔽，還是蔽在他們一味趨利避害的打算，正如陶涵所說，既“要避免介入國共内戰，又想要維持一個非共、非蘇的中國做其盟國，而且這個中國還要包括東北。因此，美國人幻想的最美好的結局是：毛澤東不僅放棄他的革命意識形態、強大的軍隊、廣大的領土和民衆基礎，還抛棄與中國為鄰的超強國給他的支持，只是爲了要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真正融合的大軍和民主政府中當個小夥伴。”24 美國人自己的一廂情願助長了中共的詭變，從馬歇爾致力其和平調處的工作，直到國共内戰全面爆發，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都起到了拔高中共的形象，姑息養奸的作用。為促成聯合政府，他們一直堅持做徒勞無益的調處工作，因而在援助國民政府的事務上處處設限，力圖避免蔣介石把美援用於同中共打仗。說美國人挑起國共内戰，實在是冤枉了他們的良苦用心。說美國人幫助蔣介石打擊中共，未免誇大了他們的功勞。毛澤東雖然沒得到他想要的美援，馬歇爾的調處卻在另一意義上給中共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美援。
八 共軍終於在滿洲“接通蘇聯”
從弗拉基米洛夫指責毛澤東的言論不難看出，莫斯科比華府更不願意被拖入國共内戰。羅斯福一手促成的雅爾塔密約直接導致了引狼入室的惡果，可謂埋下了激化國共内戰，導致中共武力奪權成功的總禍根。我在此要再次指出，斯大林之所以決定紅軍出兵東北，既非出於援助國民政府的好意，更談不上藉此軍事行動扶助中共武力奪權。從密約的内容可以明顯看出，新沙皇派紅軍打日本旨在執行一場趁火打劫的戰鬥任務，他不但要乘此良機奪回沙俄在遠東曾享有的權益，還想進一步攫取更多的好處。由於受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限制，更考慮到履行蘇聯對英美的承諾，佔領東北的蘇聯紅軍在最初尚不便公開支持潛入東北的共軍。這倒不是說俄國人多麽尊重中華民國的主權，而是斯大林最擔心紅軍稍有什麽不慎，招惹起美國人插手。比方説，國民黨若抓住蘇軍支持中共的把柄，也去求助美國出兵東北，蘇聯要在遠東實現其長遠的利益就會踫到很多麻煩了。此外，蘇軍起先並沒有主動幫助中共佔領東北，應該說也與中共當初並沒積極協同駐遠東的蘇軍一起打擊日軍有關。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日記中提到，1941年7月，日軍大舉集結蘇聯邊境，蘇軍遠東司令部曾要求八路軍截斷集結於北平至張家口和包頭一帶的日軍，以解除蘇聯的危機。但毛澤東一口回絕，他說日方若對蘇聯宣戰，中共只會採取小規模的作戰方式，但不可能出動大量兵力。王稼祥甚至說：“我們不需要東北，是你們俄國人對東北最感興趣！”25
俄國人的確對東北最感興趣。蘇軍佔領東北後，全部工作就是抓緊時間搶奪更多的戰利品，至於中共的勢力能否佔據東北，那時候並不是莫斯科最關心的事務。蘇軍在東北大肆搶劫，拆卸有價值的機械設備運往蘇聯，霸佔中東鐵路，妨礙國府的接收工作，甚至殺害中央派去的接收官員。蘇軍的暴行一時間激起民間的反蘇情緒，在重慶爆發了青年學生抗議中共與蘇聯勾結的較場口事件，同時美英法更單方面公佈《雅爾塔密約》的内容，徹底暴露了蘇俄一貫侵華的赤帝嘴臉。蘇聯控制東北經濟的企圖一時間受挫，最終導致中蘇關係急劇惡化。蘇方正是出於報復國民政府，抵制美國勢力滲入，才開始全力支持中共在東北作亂，慫恿其破壞國民政府的接收工作。斯大林一不做，二不休，他的對華政策於是立即轉向，完全背棄了簽約時在政治立場上的承諾。對於中共挑起內戰的舉動，蘇方從原來一再限制的態度一下子轉為撒手放縱，進而竟公開支持。在被迫撤軍之時，蘇軍不但把長春、哈爾濱及中東鐵路全線移交給共軍佔領，而且打開日軍的武器庫把大量的槍炮彈藥，甚至坦克、飛機，都轉手給共軍。
關於中共內戰獲勝的軍事神話，一直有一個廣泛傳播的說法，那就是讚揚解放軍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式裝備的國軍。據蘆笛書中詳列的資料，共軍從蘇軍手中陸續獲得大量的武器裝備和其它戰略物資，“到了48年，共軍的火力已壓倒了國軍。” 國軍的美式裝備其實僅限於個別部隊，而此時在東北的共軍已全面具備日式，甚至蘇式及美式的裝備。毛澤東早在長征途中就企盼“接通蘇聯”後獲得其飛機大炮的夢想終於在1948年的東北得以全面實現。共軍若未能在蘇聯的默許下搶先進入東北，或在進入東北後沒得到優勢的武器裝備，就靠毛澤東在西柏坡那被吹噓得神乎其神的電報指揮，是絕對打不勝遼沈戰役的。26 針對蘇軍在東北劫掠財物和奸婬婦女的暴行，國民政府和普通民衆當時均強烈抗議，一致聲討，唯獨從蘇軍手中討得“摘桃子”方便的中共坐視蘇軍在東北橫行霸道，不但不敢說半個“不”字，而且仍沿襲其在日軍佔領區的那種“鬣狗行動”，一直都是跟在蘇軍屁股後面撿拾人家的戰利品零頭。中共無國家觀念、無民族大義的卑劣黨性於此暴露無遺。
在不損害蘇聯利益的情況下，盡量從蘇軍手中爭取更多的支持和幫助，這又是中共為打勝内戰而運作的另一重要策略。必須指出，劉少奇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其實遠比毛澤東紮實。毛一開始就催促共軍佔領大城市，妄圖一舉控制東北全境，率先在那個比鄰無產階級祖國的地方建立其獨立王國。正是因共軍在1945年11月搶佔長春，閙得國民政府無法進行正式的接收工作，國府將事件正式通知蘇聯駐重慶使館，並電告美國政府，美國軍艦於是在大連港外的海面上遊弋示威，驚動得蘇軍很擔心美國介入爭端，莫斯科這才囘過頭找起了中共的麻煩，讓共軍立即撤出長春。事態的突變證明毛澤東冒進的決策完全錯誤。27 毛也正是在此時一下子病倒在床。幸好有劉少奇在毛病休期間主持中央工作，他親自做主，電令初入東北的共軍不要急於佔領大城市，而要分兵到廣大的鄉村發動群眾，清剿土匪，實行土改，建立和鞏固根據地，維持縱深的戰略後方，為共軍在後來從劣勢轉爲優勢提供了保障。包括“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關鍵決策，也是由劉少奇率先提出，並迅速調遣安排，大力推行下去的。劉在毛赴重慶談判以及返回延安後病倒期間獨當一面，做了很多統籌兼顧的工作，指揮共軍在北綫擴張，南綫收縮，及時深入到東北腹地，沒有與國軍拼死爭奪大城市，同時鞏固了華北和華中的地盤，才為後來三大戰役的獲勝打下了良好的基礎。28
九 馬歇爾阻蔣幫倒忙 斯大林助毛添虎翼
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正式簽署停戰協定，但同時規定，中央軍“為恢復主權而開入東北和在東北境内的調動”屬於例外，不受協定的約束。經過反復商討的政治協商會議也在當天於重慶開幕。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出席會議，蔣介石在會上宣佈“保證人民自由，各黨一律平等，實行地方自治和普選，釋放政治犯”四項承諾。政協會議開到1月31日結束，但無論是會議上達成的決議，還是1月13日午夜正式生效的停戰協定，事實上都是一紙空文。從楊奎松書中所載國民黨方面1月17日一天内華北將領發給蔣介石的電報即可看出，共軍一天也沒停止其破壞和挑釁，天天都在對國軍發動各種形式的攻擊。29 而在東北，蘇聯紅軍更協助共軍強佔城市與港口，移交地方政權，轉手繳獲的武器。共產黨一面極力破壞停火，一面反過來指控國民黨違反停火協議。三月中旬，隨著蘇聯紅軍陸續撤出東北，國共在東北境内的軍事衝突日趨劇烈。3月24日，毛澤東電令中共東北局及林彪和黃克誠部儘快與“辰兄”——蘇軍代表在電報中的代號——交涉，“允許我方佔領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綫”，“並動員全力堅決控制四平街地區，如頑軍北進時徹底殲滅之，決不讓其向長春前進”。4月6日，毛又電令林彪，“希望你們能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復肉搏戰鬥，殲敵北進部隊的全部或大部，我軍即有數千傷亡，亦在所不惜。……如我能在三個月至半年内，組織多次戰鬥，殲滅進攻之敵六個至九個師，即可鍛煉自己，挫折敵人，開闢光明前途。為達此目的，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有決心付出此項代價，才能打得出新局面。”30
毛澤東指揮打仗最缺德的一點就是他自己“下定決心”要打，指令別人“不怕犧牲”去戰的一貫做法。他既“樂戰”又“利勝”，每每使共軍將士為他的軍事野心付出傷亡慘重的代價。就像他後來搞政治運動，事先即定下殺多少人抓多少人的指標，毛澤東下達戰鬥命令，竟也給指戰員規定具體的傷亡人數。如上所述，他下令林彪在四平、本溪與國軍決戰，便明確開出傷亡許可證，讓林彪必須付出“數萬人傷亡”的代價。病後康復的毛澤東如今完全撇開劉少奇原先“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緩進策略，現在他要趁蘇軍撤退之機大舉佔領鐵路沿綫的大城市，因而一再電令林彪“抽調南滿部隊保衛長哈”，“死守長春”，催促林彪部從速殲滅孫立人的新一軍，滿以爲一舉佔領北滿，增加了談判桌上的籌碼，再經馬歇爾從中調停，中共中央即可遷往長春，東北就成爲中共比鄰無產階級祖國的獨立王國。但身在東北戰場的林彪很清楚當時的形勢，一是既要守住四平，又要北上佔領長春，如此分散兵力，對共軍十分不利。二是國軍在美國空運、海運的援助下大舉進入東北，急欲驅逐共軍出境，單純指望馬歇爾主持的和談，很難立即實現東北的和平局面。因此林彪主張先集中兵力守四平，並不願意抽出更多的兵力進攻長春，即使是所堅守的四平，林也沒打算一直死守下去。他回電告訴毛澤東說，“應以不造成部隊被動作戰爲主”。但毛又是電令“把長春變爲馬德里”，又是電令“化四平街為馬德里”，結果從四月激戰到五月，四平和長春相繼失守，全殲新一軍的指令不但遠沒完成，共軍自身反而損失慘重，最終算是完成了毛澤東讓林彪必須付出“數萬人傷亡”代價的作戰指標。
就在林彪部撤退到松花江北岸，眼看哈爾濱也難再堅守下去的危急時刻，馬歇爾強令蔣介石停戰，敦促蔣繼續與中共和談。蔣被迫同意，自6月7日起，以十五天爲限就東北停戰問題與中共進行談判。馬歇爾硬插進這一手，在很大的程度上緩解了共軍的窘境，同時也影響了當時的東北戰局，害得國軍錯失了乘勝追擊的良機。但從國軍内部的反應來看，蔣介石當時之所以同意停戰，國軍之所以既沒乘勝追打林彪部到松花江北岸，又未能迅速回師聚殲南滿共軍，也有其内在的不利因素，並不完全是馬歇爾施壓的結果。國軍當時在東北戰綫拉得太長，兵力既不足，補給又困難，關内的國軍更未能大舉增兵東北，這才是戰事難以持續推進的重要原因。在四平之戰前後，何應欽與白崇禧都向蔣介石提出國軍在東北兵員不足，後續乏力的嚴重問題。陶涵也在蔣傳中指出，當時東北的兵力是“共軍較強”；“雖然共軍在東北的主力此時稍有撤退，他們在整體人數上仍佔優勢，也使他們愈來愈覺得不需談判。”31 總而言之，在遼瀋戰役打響之前，中共已在東北佔據各方面的優勢，蘇俄赤帝造孽之赤禍業已釀成，要想速戰速決，一舉消滅東北的共軍，絕非蔣介石所期盼的那麽容易。美國人不支持國民黨打内戰，也是因爲處理援華事務諸人從一開始就看出了這場戰爭黯淡的前景。對國民黨來説，關内的局勢遠比關外危急，放棄東北也許比爭奪東北更有利於消滅關内的共軍。當初蔣介石若接受魏德邁的建議，同意把東北暫時交給聯合國“五強”——中、美、英、法、蘇——共同託管，大概就不會出現蘇聯在東北單方面助中共得勢的情況。後來隨著戰局惡化，蔣介石已預感到東北難以困守，曾決定把衛立煌統領的六十萬大軍調回關内作戰。衛若能及時執行蔣的決策，也不至於慘敗東北，至少為國軍多保住一部分實力。
與馬歇爾一系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調處努力完全相反，在國共打響全面内戰的前後，悻悻然撤出東北的蘇聯紅軍一直都在暗助中共，力圖抵消美國在華的影響。爲強力制止蔣介石打内戰，經馬歇爾建議，美國在7月29日宣佈對華實施武器禁運。至於後來簽署的《中美剩餘戰時財產協定》，其中所列那些存放在太平洋島嶼上的物資，都是些車輛、船隻、器材之類的東西，實在算不上什麽武器。然而紅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卻並非民盟領袖羅隆基所說的那麽中立，他明顯表現出唆使中共打内戰的態度。那時候中共東北局要求蘇方幫助中共阻止國民黨佔領哈爾濱等城市，蘇方代表嚴厲反問東北局代表：你們為何不在關內開闢戰場，以減輕關外的壓力？為資助共軍在關内開戰，蘇方陸續通過東北局向華北和華中各主要根據地秘密輸送武器彈藥，在五月到六月兩月内，就有三批軍火從東北運送到山東，而在七月，僅其中一次輸送，即轉運了一百多車皮的軍火。32 由此可見，蘇聯對共軍的軍援不只限於關外，隨後也擴及關内，早在淮海戰役開戰前，粟裕所率的野戰軍各縱隊已武裝得很不錯了。也正是在那時候，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内豪邁地告訴美國記者：“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毛這番話一直廣泛傳播，影響深遠。他所宣稱的“小米加步槍”只能反映共軍1946年以前的情況，1946年以後，共軍實際上已鳥槍換炮，逐步改善了裝備，火力因而大大增強，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壓倒國軍之勢。而與之相反的是，美國的調停卻使蔣介石處處受挫，其間的多次反復使國軍貽誤了戰機。經過十三個月的徒勞，馬歇爾最終宣告調處失敗。他滿懷遺憾，打道回府。國務卿艾奇遜為他解嘲說：“將軍是在錯誤的時間，被派到錯誤地方的錯誤的人。”
十 國軍強勢進剿 共軍殊死反擊
共軍果然迅速在關内開闢戰場，採取了毛澤東授意的“堅決有力之報復行爲”。在十五天的休戰期間，毛與華北和華中的各軍區領導人密切聯係，電令山東方面奪取泰安、德州等地，準備進攻濟南；要求太岳區共軍佔領太原至臨汾的同蒲綫。共軍的挑釁一時間驚動得國民黨的各地守軍四處告急，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到東北的蔣介石此時才意識到，共軍在關内造成的困擾遠比在關外嚴重。國軍在當時的總數雖多於共軍，但因必須調遣大量的軍隊駐防城市，保護運輸綫，致使兵力極其分散，實際上能開往前綫作戰的兵力在某些戰區未必多於共軍。在全面内戰爆發初期，國軍發動強勢進攻，首先對李先念、王震部以猛烈的打擊，將其驅趕出鄂豫交界處根據地。李部雖成功突圍，未遭殲滅，沿途逃竄中減員近三萬人，可謂損失慘重。共軍在華北戰場上失地更多，毛澤東先是指令晉察冀和晉綏兩軍區集中兵力圍攻大同，攻城一月之久，不但未能攻克，反受到援軍的沉重打擊。接著共軍佔領的張家口失守，最後被傅作義部整個地趕出了熱河、冀東和察北的根據地。陳毅和粟裕部在蘇北和山東受到國軍更強烈的攻擊，至十二月底，被整個趕出蘇北根據地，倉皇退入魯南。共軍處處敗退的局勢讓國民黨人一時間過於樂觀，蔣介石因此寄望速戰速決，滿以爲消滅共匪指日可待。馬歇爾返美之後，他在下達的手令中宣稱，“我國軍剿匪工作至此已達九仞一簣之時”；參謀總長陳成甚至認爲三至五個月就能解決中共問題。蔣介石剿共多年，屢屢失敗，他期望這一次全國範圍内的搏擊最終能根除赤禍。
然而這強勢的佔領也有其負面的後果，國軍從共軍手中奪取的城市越多，防守的負擔便越重。徐永昌將軍那時即在他的日記中指出國軍的這一困境。他說：“蓋每發動一次攻勢，勝後即將能機動之部隊悉用於駐守，爾後即再無主動能力。今日正入此境中。”33 國軍那一段時間内收復失地雖多，但從關外到關内，從西北到蘇皖，蔓延的剿共戰綫實在拉得太長，被趕出城市的共軍反而活動方便，展現了來去無蹤，聚散隨機的自由。他們既便於深入農村休整，取得足夠的補給，又有充分的迴旋空間，可相機破壞國軍的交通運輸。守護城市的國軍遂逐漸陷入畫地爲牢的境況，讓四散的共軍切割在無形的大包圍圈中。中央軍委不斷向分佈在太行、山東和中原的共軍發出指令說：“我愈取堅決有力之報復行動，美蔣對我愈有所顧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國民黨不全面停戰，我絕不片面停戰。”“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爲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爲主。”“待敵分散有機可乘之時各個殲滅敵人。”“集中最大兵力，攻擊一點，逐一殲滅敵人。”34
蔣介石自以爲把共軍趕出城市，驅為流寇，即便於清剿，結果卻並未取得實效。在全面内戰打響的四個月之内，國軍儘管佔領解放區縣以上的城市一百五十三座，但卻爲此付出了很大的傷亡代價，致使國軍減員達三十萬人之多。這樣的奪地之勝，在徐永昌看來，可謂“勝亦不勝”。三十萬人中傷亡的官兵佔半數，另一半則屬於被俘或叛投的官兵，這些人大都在整訓後編入共軍的隊伍。共軍四個月内傷亡十二萬人，但很少有被俘的官兵補充到國軍中的情況。因而隨著内戰的全面展開，國軍的人數在逐步銳減，共軍的人數反而在不斷增加。按照劉統的説法，解放軍能打勝内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善於改造和利用俘虜過來的國民黨官兵。陳毅在談到華東野戰軍能夠迅速壯大的原因時就明確指出，是因爲他們會用俘虜兵。陳毅說：“俘虜兵是好東西，戰術素養非常好。我們要是招翻身農民當兵，得訓練他打槍、扔手榴彈，然後才能打仗，俘虜兵來了就能用，而且在戰爭裡表現相當不錯。”中共不但把大量的國民黨俘虜兵編入解放軍的隊伍，而且秘密使用日軍俘虜，在東北野戰軍的軍工厰、軍醫院和軍事院校中，大量的技術人員都選自日軍俘虜。黃克誠的部隊僅一次就從日本待遣返的難民營中徵用了八千名醫生和護士。這一大批日籍解放軍為中共做了很多中國人做不了的工作，直到1953年才被秘密遣送回日本。35中共之受益日軍侵華，的確是多方面的，還有不少被掩蓋的事實有待進一步揭發。由此也可以想見，在毛澤東内心深處，其感謝皇軍的恩惠恐怕要遠多於蘇聯了。
國軍的強勢進攻在1947年春夏之間接連遭受重挫，從退卻逃逸中反撲過來的共軍一再兇猛地纏鬥被圍困或中埋伏的國軍，整個的戰局逐漸轉入膠著狀態。蔣介石企圖從速消滅共軍的期盼眼看就要落空。1946年10月上旬，馬勵武所率整編第二十六師和國防部第一快速縱隊戰車營自山東韓莊向嶧縣以西的中共部隊發起攻擊，並佔領棗莊；與此同時，徐州綏靖公署整編第七十七師也佔領了嶧縣。後因七十七師被共軍圍困，馬勵武命戰車營側擊葉飛所率山東野戰軍第一縱隊，使葉飛部損失慘重，二十六師遂乘勝進逼臨沂。這一攻勢在當時的報紙上被稱為國軍的“魯南大捷”。但到了十二月下旬，國共對壘的形勢突然變生不測。由於馬勵武部挺進過遠，孤軍深入，山東野戰軍決定集中優勢兵力，殺一個回馬槍快速殲滅魯南國軍。馬勵武當時也發現山東野戰軍主力正向臨沂一帶集結，他於是急電徐州绥署，要求移師後撤。但公署主任薛岳不同意後撤，只令他就地固守。按照《馬勵武致友人信》中的敍述，結果使二十六師“孤軍久暴，既不進又不退，前後左右皆空”，最後陷入共軍四倍兵力的重圍。1947年1月2日半夜，共軍對二十六師發動猛烈進攻。特別倒楣的是，天公不作美，到了第二天，忽然雨雪交加，道路泥濘，戰車營的坦克、汽車和大炮被困泥塗，不但難以發揮威力，反而堵塞道路，致使突圍的國軍亂成一團，遭到了共軍致命的圍殲。在近20天的戰鬥過程中，共軍抓住此有利機會，接連發起攻勢，奪回嶧縣和棗莊，殲二十六、五十一師全部和第一快速縱隊共5萬餘人，師長馬勵武也在戰敗後被俘。魯南戰役獲勝後，山東和華中兩個野戰軍合編為華東野戰軍，下轄十一個步兵縱隊，並用所繳獲的火砲、汽車、坦克以及俘虜的技術兵組建了一個特種兵總隊，全軍共二十七萬人，從此扭轉了被趕出蘇北後的劣勢。
十一 從萊蕪到孟良崮：圍點打援的殲滅戰
從共軍這次轉敗為勝的戰鬥可以看出，所謂“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打法，實在談不上什麽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那向來都是處於被追逐狀態的共軍為死裏求生，在與國軍頑強纏鬥的過程中磨礪出來的戰術。共軍的此種戰術之所以多次得逞，也要怪國軍不善打運動戰，誠如蔣介石批評的那樣，他們“或株守一地，或陣布長蛇，首尾不能相應 ”，結果總是讓共軍僥幸獲得機會，成功地實施了他們最拿手的打法。粟裕在魯南的險勝同時也得利於某些隨機的因素，雨夾雪的壞天氣轉共軍的劣勢為優勢，國軍各部一貫缺乏協同的缺陷更使馬勵武部陷入絕境。針對國軍的這一缺陷，蔣介石當時即明確批評說：“我們一般赴援部隊因為在未出發的時候不先加研究，更沒有切實的準備作積極的行動，而只怕在中途被匪軍伏擊或包圍，這樣一開始便沒有信心，就存著不能達成任務的心理。同時被圍的部隊因援軍不能及時達到，又不相信援軍能達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寧可冒險突圍，以致全部覆滅。”36
國軍的這種缺陷接下來在萊蕪和孟良崮的兩次戰鬥中導致了更嚴重的損失。魯南戰役後，華東野戰軍仍受到國軍大批人馬的追逐，當時國軍集結兵力從蘇北、濟南兩個方向南北夾擊華野，其中南線兵力六十三個團，北線兵力二十多個團。華野副司令員粟裕決定避實擊虛，主動放棄華東軍區首府臨沂，迅速北上求殲李仙洲集團。華野除留第二、第三縱隊偽裝主力阻擊南線的國軍外，主力暗中兼程北上。2月23 日，北線的整編四十六師由新泰退至萊蕪與第七十三軍匯合，很快就落入華野的包圍。被包圍的國軍向北突圍，但因萊蕪城已為華野攻佔，北逃的後路遂被完全切斷。戰至中午，國軍也沒能突圍出去。此時華東野戰軍以二十四個師的兵力自東、西兩面發起猛烈攻擊，將五萬多國軍包圍在芹村、高家窪的狹小地域内。國軍整編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是長期潛伏的中共黨員，他不但預先向共军提供軍事情報，並運用其師長的職權延誤軍機，致使全師陷入重圍。更有甚者，韓在國軍突圍之初即離開指揮位置，故意讓一位資歷最淺的軍官代理其指揮，結果導致全軍指揮系統陷於癱瘓，致使共軍一舉殲滅整編四十六師和七十三軍五萬餘人，生擒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韓練成顯然罪該萬死，但他卻在臨陣逃回南京後未受任何懲罰，而且能繼續在國軍中出任要職，並暗中為中共做事，直至1949年敗露後逃至香港。
國民黨内戰中最終失敗，可以說主要敗於其内部的腐敗和整體上的四分五裂。共軍固然比國軍能征善戰，但共軍的驍勇及其得勝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國民黨軍隊的種種缺陷餵養出來的結果。假使換一個完全不同的對手，共軍那些硬讓國民黨鋪墊起來的優勢就未必能充分發揮作用，甚至壓根就成不了氣候。總而言之，沒有國民黨十足的拙劣，就不可能顯示出共產黨相對的優秀。中共在政治、軍事上逐步壯大的過程，真不知從國民黨腐敗的沃土中獲取了多少救命的營養！正因爲中共集團本質上是從那腐朽中詭變出來的神奇，國民黨一旦被趕出大陸，他們本來的劣質就日益顯露，至今已惡化到百孔千瘡，糜爛不堪的地步了。
針對國民黨軍隊的上述缺陷，張靈甫曾上書蔣介石說：“以國軍表現於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得其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一耳。” 這是張靈甫在孟良崮戰役開戰前向蔣介石痛切陳述的危機，不幸這一危機當時已彌漫整個國軍，他和他的“王牌模範師”整編七十四師最終也沒能逃脫由此導致的厄運。那年三月以後，國民黨對解放區的攻勢從全面進攻轉爲重點進攻，特別是集中進攻其東西兩翼——山東和陝北，至四、五月之間，以四十多萬的兵力，對山東共軍形成弧形包圍之勢。當時的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内潛伏了一個重量級共諜，此人名叫郭汝瑰，任職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的作戰。五月中旬開戰前，郭已通過其身邊的聯絡員任廉儒將湯恩伯兵團的作戰計劃洩露給共軍。共軍因而得知，國軍以整編第七十四師為主要突擊力量，準備在兩翼和後續強大兵團掩護下，對華野實施中央突破的打擊。當時國軍已偵知坦埠為共軍指揮部所在地，因此對華野採取中央突破的戰法，一是直擊坦埠，以便聚殲共軍；二是在共軍躲避迎戰的情況下將其趕過黃河。針對國軍的此一攻勢，華野迅速作出反包圍的部署，採取從敵方戰鬥隊形中央楔入的冒險戰術，以五個縱隊的優勢兵力打擊中路先鋒七十四師，以其他四個縱隊阻擊來自各方的援軍。其中第六縱隊行動特別神速，連夜急行軍一百五十里，事先佔據垛莊，切斷了七十四師與周邊部隊的聯絡，更堵死其後退之路，迫使張靈甫領軍固守在空間狹小的孟良崮山上。
對國軍來説，當時的陣勢雖十分兇險，卻也包孕著殲敵的戰機。蔣介石特別看重後者，以爲終於等到了與陳、粟部正面決戰的大好機會。他於是命令七十四師堅守陣地，吸引華野主力，再調十個師的兵力增援七十四師，以圖裡應外合，兩面夾擊，中心開花，一舉殲陳、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徹底扭轉華東戰局。周邊的四十萬國軍當初若能在七十四師被消滅前趕到孟良崮，佈成共軍腹背受敵的陣勢，陳、粟部恐怕就難逃滅頂之災的下場了。然而戰況並未如蔣介石預期的那樣進展下去，張靈甫率部血戰三晝夜，各方援軍始終都被堵截在包圍圈之外。連近在咫尺的八十三師都未能發揮救援的作用。據説該師師長李天霞與張靈甫有宿怨，他早在5月11日之前就接到掩護七十四師的命令，卻為圖自保而消極應付，一直未傾力相助，最終竟坐視華野攻佔孟良崮，全殲了七十四師。張靈甫本人也在兵敗後擧槍自殺。一代抗日名將就這樣飲恨而終，灑血在打敗日寇後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戰場上。七十四師的覆滅讓蔣介石深感悲憤，對嚴重失職的李天霞，蒋曾電令湯恩伯撤職查辦，就地槍決。但蔣的電令並未得到執行。李不但逃脫死罪，後來還官運亨通，平安蒙混到台灣。張靈甫慨嘆的“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得其志”現象此後也未能得到切實的糾正，一直延續到國民黨退出大陸。
孟良崮戰役可謂國共内戰的轉折點，國軍在此役中的敗績極大地挫傷了士氣，至1947年底，剿共戡亂的戰局已逐漸暴露出國軍的敗勢。不過就華野本身的情況而言，此役的險勝也付出了極大的傷亡代價。對比中央軍委在1947年5月22日發給華野的電文，中共官方後來公佈的華野傷亡數字——11343人——似乎有所縮小。那封電文曾說華野“殲滅七十四師，付出代價較多，但意義極大……”，並讓陳、粟部“休整若干天”。37 可見華野戰後亟需大量的補員。筆者無意在此考證華野真實的傷亡數字，提出這個問題，是要特別指出陳毅、粟裕部多次打敗國軍的一個特點：那就是不惜用自身盡可能多的傷亡來奪取勝利。陳毅在激勵部下猛攻孟良崮時如是説：“現在成敗在此一舉，要不惜一切代價吃掉七十四師，拿下孟良崮。你們打掉一千，我給你們補一千，打掉兩千，我給你們補兩千，那怕縱隊打光了，只要把敵人消滅也在所不惜。我給你們補充，恢復你們的番號。” 陳毅在指揮部如此心狠地下達死命令，前綫上的士兵只有一千兩千地衝上去送死。他們的血肉之軀已不再具有個體的生命價值，而完全被指揮員當成可持續補充的兵力。有個國民黨老兵後來撰文回憶說，“在大崮頂背面的驚魂谷下，攻山士兵的屍首就堆積了七層之厚，這個山頭的每一寸土地都經歷了炮火硝煙和血的洗禮。”38 “樂戰”與“利勝”的動力於是以革命的名義淩駕於生命之上，把死亡預先強加給共軍的每一個戰士。死亡就是他們的未來，是革命賦予他們的未來。
十二 不是高招是敗筆
回顧毛澤東從蘇區到陝北帶兵的往事，我們不難發現他在用兵之道上一明顯的缺德之處，那就是在行軍或作戰中很少積極策應友軍，但卻好以中央的名義發令，隨意調遣部隊策應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長征途中，由於與張國燾草地鬧分裂，他私自決定，率中央機關和他的一方面軍潛逃北上，把四方面軍大批人馬撇在南邊，置他們於吸引蔣介石派重兵圍剿的險境，他自己帶領的小股紅軍則因此而得以乘隙在陝北落腳，有了喘息的機會。後來他又任憑西路軍在河西走廊一帶出沒，再次誘國軍西行堵截，從而減輕了寧夏戰役失敗後河東紅軍的壓力。
內戰打響後，毛澤東又故伎重施，把他這種為自保而隨意調遣部隊的做法濫用到顧頭不顧尾的地步。1947年3月，在共軍東翼於山東遭受攻擊的同時，胡宗南部攻佔了延安，全力進剿共軍的西翼。毛澤東及其中央機關開始了山溝裏亂鑽的逃竄，直至次年3月21日東渡黃河，毛一直都處於不斷轉移的狀態。在國軍長驅直入的掃蕩下，當時的陝北赤地千里，人口銳減，部隊的補給很困難，無論就毛澤東及其中央機關的安全而言，還是就部隊的生存條件而言，情況都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一時間陷入從前在蘇區四面受圍剿的那種窘迫。正是在此一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刻，毛澤東構想出蘆笛稱之為“外線病”的進攻性戰略。7月間，胡宗南屬下劉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機關暫住的小河村一帶，迫使他們在8月1日作遠距離轉移，向西北野戰軍總部所在地佳縣倉惶逃去。7月29日，鄧小平收到毛澤東發來的一封密電。據毛毛寫她父親的那本書所述，鄧讀完那封電報，立即焚毀，多年後鄧曾對女兒解釋說，“毛主席的電報很簡單，就是‘陝北情況很為困難’……”毛毛在她的書中明確告訴讀者：“劉、鄧打過黃河，一是實現戰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殲滅敵人，更主要的是要減輕陝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難處境。”39 鄧小平收到的那封密電並未因焚毀而不復存在，其原件收在《毛澤東軍事文集》内，現摘抄其有關段落如下：
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賡），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40
鄧小平接到電報後二話沒說，稍事休整後即率其劉鄧大軍從魯西南長途跋涉，進軍大別山區，去建立毛澤東構想的根據地了。劉鄧大軍的南下果然吸引國軍二十多個旅向南尾隨追擊，其中就有西安綏靖公署從陝北抽調的部隊。應該說，劉鄧大軍向大別山挺進，在一定的程度上確實緩解了陝北的壓力，但劉鄧大軍本身卻因此一調遣而損失慘重。據蘆笛和顧則徐的描述，他們勞師遠徙，不但沒建立起大別山根據地，反而一路上丟棄重型武器，以出征時十二萬多人之眾的大軍，到次年三月被迫撤出大別山區為止，竟減員到不足六萬人的程度。那六萬多共軍的耗損，就是毛澤東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隊策應己方的結果。對毛澤東這種“外線病”戰略，蘆笛的批評特別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圖出奇制勝的一面，將毛的此類胡來描述為一種浪漫冒險的風格。我在此還想進一步指出，在毛那些大肆張揚的浮誇之詞背後，其實更掩藏有他本性中色厲內荏的一面。對毛的言説，我們仍需以反讀法審視，他那些誇誇其談的陳述其實一貫都是與他迂回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戰慣性相表裡的。應該看到，他催促別人去冒險的戰略多謀劃於他自己處境窘迫之日，那些動聽的大放厥詞常不著邊際，充其量釋放了他一時的緊張心情。
當時毛對內戰獲勝的前景尚持比較保守的估計，他準備用五年時間與蔣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個“戰略進攻”的佈局未免鋪展過大，對他和中央機關在陝北的困境，頗有遠水不解近渴之嫌。1947年9月1日，他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電令中作出此宏大的佈局，要求解放軍“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 41 爲了他和他的中央機關更加安全，爲了把來自京津的威脅疏解到中原，把國軍在中原的重兵引離到江南，好降低共軍在國軍各路兵力鉗制下遭到圍殲的風險，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他更提出了“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的戰略進攻。解放軍的兵力當時已相當壯大，毛澤東卻並未隨著軍隊主體的升級而提升自己的戰略水平，他似乎還想發揮當年“打圈圈”的戰術，好作些聲東擊西的突破。縱觀他那些貌似反攻性的遠徙指令，只要針對當時的戰局稍加琢磨，即不難看出其長期打遊擊養成的逃遁意圖。他那種號稱雄才大略的大膽，只是把別人指派到遠處去冒險的大膽，對於近在他身邊的情況，他往往又過於謹慎，十分膽小。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本來在山東打內線戰頗有斬獲的華野部隊，後來也由毛獨出心裁，被指令南下去蔣佔區另辟根據地。
毛澤東爲什麽會在這一段時間内作出那一連串“大手筆”的戰略佈置呢？按照顧則徐的分析，由於陝北丟失，朱德和劉少奇三月底已離開陝北去華北組建中央工作委員會，只留下毛澤東與周恩來、任弼時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正是趁朱德離去之機，毛得以獨攬指揮各根據地和解放放軍各部的大權，爲了以戰略反攻的名義來展示他出奇制勝的指揮，他一發令即閙出了“千里躍進大別山”那步臭棋。顧則徐特別指出，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有兩大弱點：“一是不懂軍事技術，對戰術只是粗知皮毛；二是由於他的軍事知識是從長期的遊擊戰中得來的，而且主要是來源於朱德的熏陶，在正規戰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幾乎空白。當朱德在身邊時，毛澤東進行戰略決策就不容易犯錯誤，但當朱德不在身邊時，毛澤東進行決策時他的兩個弱點就很容易暴露出來，從而導致戰略決策的失誤。”把劉鄧大軍硬派到大別山去建立根據地，正反映出毛“不懂大兵團正規作戰技術”，依然“在用遊擊戰的經驗安排戰略” 。42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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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參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計秋楓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684-685。
21參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382-383。
22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 491.
23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頁394。
24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頁439、462-464、466-469、504-505。
25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 38.
26參看蘆笛：《毛澤東用兵真如神？》，頁404-413。蘆著中列舉了蘇方支援中共軍火四種正式公佈的數字，現抄錄第一種數字如下：“步槍70萬枝，輕機槍11000挺，重機槍3000挺，大炮1800門，迫擊炮2500門，坦克700輛，飛機900架，軍火庫900個。” 由此可以想見這些軍火在解放軍打勝内戰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27參看楊奎松：《走向分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2323-233。
28同上，頁424-425。
29參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589-590。
30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153、159。
31參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639-640；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頁458。
32參看蘆笛：《毛澤東用兵真如神？》，頁411-412。
33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651。以上所述戰況亦參考該書頁645-650。
3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289、330、487、490、492。
35參看劉統網文：《1948年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
36蔣介石在1947年4月20日所作的《剿匪戰略戰術的總檢討》。
3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81。
38陳毅的話轉引自維基百科，“孟良崮戰役”詞條。國民黨老兵回憶，見“鳳凰衛視”2012年5月24日有關孟良崮戰役的節目。
39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500。
4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158。
4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230。
42顧則徐：《朱德別傳》，頁71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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