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统治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论述，其中不乏大道理，也有各种小道理，但是最具说服力还是具体的真实细节，细节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细节更具有研究的价值，通过这些真实细节作出的结论也比较客观，更能符合历史逻辑。
中共不是“解放”全中国，其实是奴役全中国
先举一个例子，中共治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其市委机关报名为《解放日报》，这是一份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所创办的“党的喉舌”，其名为“解放”，意在图谋武力推翻和窃取民国政权。此“解放”之名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迷惑了不少人，包括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也曾被迷惑了。1945年8月24日，胡适致信毛泽东说，“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甚至把中共比作已“成为绝大多数党”的英国工党，望其放弃武力，“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结果呢？不到五年，中共这一武装力量就成了改朝换代的新政权，胡适因此荣登中共通缉的战犯榜单，其本人也迅速逃离大陆，流落台湾。
所谓解放，实乃暴力推翻当时的合法政权，并不是解放全中国，而是奴役全中国。《解放日报》先是在延安创刊，后因中共战略重心转移而停刊。中共军队武装进入上海后，这个被中共控制的第一大城市、全球著名的通商口岸城市、国际大都市、中国的“纽约”，又拾起了这面“解放”的旗子，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遂变成上海市委机关报，意在“解放全世界”。结果呢？不是解放，而是祸害上海，看看1949年后的上海与香港差距到底有多大就可以知道。上海有个真实细节足以表明其中的区别，那时著名海派小说家张爱玲，原本是很春风得意的文人，但自共产党军队进城后，就从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中看到了红色恐怖，她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被“解放”的命运，时刻想逃出去，不久她便趁解放军还未对其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出境逃到香港，总算给自己留下一条活命。如果张爱玲留在上海，恐怕被“解放”的命运就是被“革命”；假如有幸能活过1957年“反右”，那么1966年的“文革”也会在劫难逃。彻底反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林昭于1968年在上海被枪杀，张爱玲岂能活过1968年？林昭若逃出大陆，就能活下来；张爱玲若留在上海，只能重复林昭的命运——包括曾为共产党唱过赞歌的鲁迅也肯定活不过“文革”。
正因为中共“解放”了大上海——中共成立地也是在上海，上海以“红色大本营”出名，上海的市委书记多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任，从上海市委提拔中共高官更是惯例，“文革”时期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提拔，“文革”后由军方人物接管一阵子，到了“六四”后，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习近平、俞正声、韩正历任书记，除了陈良宇因为权力斗争失势入狱外，几乎都是从上海得到提拔进入中央的，他们多是宁“左”勿“右”。假如上海不是向中共中央输出“打江山、坐江山”的“红色接班人”，而是输出建立以真正保障人权和自由为己任的普世价值制度的精英人才，恐怕中共早就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了，中国也能真正彻底地和平演变了。
记得胡平先生有句话非常精彩，他说，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以前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现在是以“革命”的名义分赃。如果换一个词，也比较形象，就是中共既以“解放”的名义抢劫，又以“解放”的名义分赃——既以“改革”的名义抢劫，又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前如此，现今也是如此，因为整个中国所有的资产、资源、财富，甚至全民都是中共的“囊中之物”，无论是以“解放”的名义，还是以“革命”、“改革”或“人民”的名义，结果都是随意挥霍，随意杀戮，不容异己。
此外，中共的“解放”还常常要求百姓怀着感恩的心，邓、江、胡时代，百姓用手指数点钞票的镜头常常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出现。习近平时代更甚，“感谢共产党”的公益广告，从报纸电视上走下来，被粉刷到城市大街小巷的墙上。它奴役你，你还有感谢它，因为它是“解放者”，它的枪口可以对准你，谁敢说“不”呢。
“解放全中国”恰恰是中共统治失败的象征，因为枪杆子成了惟一的真理，成了惟一的标准，法律、公正永远稀缺。笔者曾目睹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严打”时期公判大会的现场，被捕者站在汽车的车厢上，背后有武装警察和武装民兵用枪口指着，然后用高音喇叭宣判，在闹市游街。而那些审判者，却是一身军装，原来这些人都是军队转业干部，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审判，以“革命”的名义杀人。其中有一个细节，我曾见过一名县委县政府所在镇的镇委书记，不久调离了，新的位子是县法院院长。他可是一个不懂法的人，凭什么当法院院长？因为镇委书记和县法院院长是同一个级别，就好比副省级的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副省级的省高级法院院长是同一级别一样，各种人事任命不是以法律为准，而是以级别为准，铁路局长可以当检察长，宣传部长可以当公安局长，这正是中共政治及社会治理的彻底失败之处。在中共各级政权范围内，不光县级法院院长如此，最高法院也是如此，被称为“首席大法盲”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没有当过一条法官，却是全国“首席大法官”。接替王胜俊最高法院院长职务的周强，是从湖南省委书记位子调过来的，同样没有当过律师，也没有当过法官。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当最高法院院长、全国首席大法官，这不是中共政权失败的症结所在吗？法律是全社会的最后一道底线，最后一道底线都彻底输光了，中共还统治谁？中共执政只能靠强权，靠枪杆子，与民为敌，直到最后一刻。
中共不是中央才有“太子党”，各地各有大大小小的“太子党”
对于胡平先生那句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抢劫与分赃的结论，还有一个具体的细节可以作为细例证，中共早在地下党时期就在香港建立了“红色企业”华润，最初的经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陈云拿出的两块金条作为“本钱”，这钱并不是中共党库合法经营的钱，很有可能是“打土豪分田地”从地主老财家抢劫来的，因为陈云当时作为一个店员小伙计不可能家财万贯并拱手奉献金条，再说苏联共产国际资助的卢布也不可能很快转到陈云手里，但如今替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华润集团已成为庞大的跨国资本集团，可他的“掌门人”宋林最近却因贪腐被中纪委抓捕，这说明那“两块金条”打下的华润“红色江山”最后又葬送到自己人手里，华润的结局可能也是中共命运的缩影。因为中共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真正拆除专制、建造民主的制度，而是一个自己胡乱建造又自己胡乱拆毁的专制制度，说胡乱的依据中共上上下下惟利是图，惟利是图的政权免不了继续“抢劫”，继续“分赃”，直到完蛋那天。几十年前有句名言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苏联解体了，苏共垮台了，如今的中共依然免不了重蹈覆辙。
“文革”期间，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也是中共奴役中国社会彻底失败的一个真实缩影，因为中共治理社会也是全靠自己人支撑，哪怕无能，也要重用。比如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子，李鹏能当上总理不奇怪，因为天下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打天下”就要“坐天下”，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能当上省长也不奇怪，因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中共的元老陈云曾说红色江山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才放心，于是陈云的儿子当了银行行长，当上了政协副主席，薄一波的儿子，习仲勋的儿子，同样当上“革命接班人”，丝毫用不着奇怪。
上面如此，下面依然依葫芦画瓢，上行下效，中共政权上上下下有“接班”之说，以前有，现在也有，可能现在形式多了，不再那么显眼了。比如笔者曾认识某公社的主任（相当于乡长），他的一个儿子接班当上了邮政所所长，另一个儿子当了邮递员，那时到邮政所工作就是“公家人”了；还认识了一个电工，他的儿子接班进了镇供电所当所长，一个女儿进了乡政府工作。还有一个当官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接班了，现在当上了局长。笔者还曾查验过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某些成功人士出人头地的经历，发现其父母纯粹是两眼不识字的老农民几乎没有，那时能上大学的几乎家家都有背景，比如有的父亲是乡长，有的父亲是校长或老师，有的父亲是工厂职工，最差的，父亲起码是大队会计或家里有亲戚在政府工作。我还认识的一个乡政府组织委员，他的一个儿子当上了地区烟草公司经理，儿媳妇最初是民办教师后来转正，另外一个儿子参军后来转业到政府及事业单位；还认识某乡长，儿子、女儿没有一个回家种地当老农民的。笔者还曾调查过某中学的毕业生工作去向，有父亲在银行工作的，儿子也能进入银行工作，从临时工开始直到转正；有父亲在工商所工作的，儿子也要进入工商所工作；有父亲是干公安工作的，儿子多半是参军入党后转业到公安局工作。还有一个副县长的孩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却因学过普通话，就被安排到县电视台当播音员和主持人了。这种现象几乎成为当时“接班”的定律。笔者还认识一位17岁考入北大的现任国家部委厅局长的高官，父亲正是县政府机关事务局的干部，又曾当过乡长，他至少可以在县政府食堂里说了算，他儿子考上北大，谁敢顶替他的儿子的高分？笔者所知道的，某个村里能考上正规大学而不被顶替掉的，其父亲最差也是个民办教师，由此可见，有背景和没有背景，结果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纯粹老农民的孩子很难考上大学呢？一是没有关系，那个时代不但有顶替招工、顶替参军，还有顶替上大学的，即使那时老农民的孩子成绩优秀，如果父亲没有一点背景，没有一点亲戚关系，恐怕他的能够被大学录取的高考分数有可能会成为官员孩子的成绩，甚至有的官员不惜让自己的孩子改掉姓名而用别人的高分上大学。二是因为贫穷，一般情况下，老农民的孩子能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哪有钱让孩子上大学？这就是为什么农村中学生不愿意上大学，而是愿意上师范的原因，因为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只是中专学历，毕业了还必须当老师，官员和有背景家庭的孩子不愿意当清苦的老师。即使有老农民的孩子考上师范，也不大有人会顶替，录取的成功率就高，笔者认识的一个考上师范的学生，他父亲虽然也是农民，但也不是不识字，而且还曾在大队供销社当过营业员，不算一点背景都没有。根据以上笔者的所知所见，在上大学收费和不包分配之前，真正老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微乎其微，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更为普遍。
中共一党治下，不但垄断意识形态和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还垄断教育资源，其实质不过是“权”和“钱”：除了“一切向权看”，就是“一切向钱看”。当全国都是“穷光荣”时，只有干部的孩子才能参军成为“人民解放军”，才能进厂成为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如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参军当上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黄敬的儿子俞正声在“文革”时期就拥有了那时“金字招牌”的工人身份。这就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真实写照：当全民经商时，只有干部的孩子才能拿到政府的批文倒卖，他们特许经营，特权经营，并且多是“空手套白狼”，比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康华公司，彭真的儿子经营律师事务所，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经营高速公路，王震的儿子王军经营中信，王炳南的儿子王波明经营传媒（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周永康等人的子女如今或以往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当全民都可以报考公务员时，只有干部的孩子才能拿到“特招”的指标，学历、资历都不重要，甚至一张函授学历和党校学历远比北大毕业证书的“含金量”还要高。
如果有时间把现任省级、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谱系了解清楚，分门别类，不难发现，现任县委书记的，他父亲也曾任县级干部；父亲曾是省委领导的，儿子也能升任省委领导。比如曾任杭州市委书记的浙江省委常委王国平，其父亲曾任杭州市委书记；再如曾任宁波书记和天津书记的陈伟达，其儿子陈同海曾任宁波市长和中石化总经理和董事长。在中共官场上，特权高于一切，是否党员，是否大学学历并不太重要，他们一切都可以搞定，假干部、假学历也能“运作”成真干部、真学历，比如有很多政治局委员是博士学历，但其中又有几个是真才实学的？所以说，不要以为中国只有中央才有“太子党”，中共治下，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太子党”，中央有“太子党”，乡镇也有乡镇级别的“太子党”。整个中国，不再是表面上的中共在奴役中国，而是大大小小的“太子党”在奴役中国，他们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这样说来，中共还有什么好的呢？是的，中共确实是在赤裸裸地抢劫和分赃，中共政权也是惟利是图的暴力政权，其生来是靠暴力，其维持政权也是靠暴力，不会有丝毫变化。如今，当我们看到习近平拥有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安会主席、各领导小组组长等十来个头衔，就可想而知，这个政权也差不多快完蛋了，因为再多的头衔也不外乎胡平所言的“抢劫”和“分赃”——不过是如今已沦为“抢劫集团”和“分赃集团”了，因为其做法依然是靠枪杆子暴力来执政，来维稳，一旦枪杆子不听指挥，一旦经济溃败不能供应枪杆子的需要，一旦不能继续抢劫和分赃，再多的“领导小组”也领导不了中国了，因为中共的民心已经尽失，合法性无存，那时那刻便是真正“墙倒众人推”的末日了。
中共不是“解放”全中国，其实是奴役全中国
先举一个例子，中共治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其市委机关报名为《解放日报》，这是一份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所创办的“党的喉舌”，其名为“解放”，意在图谋武力推翻和窃取民国政权。此“解放”之名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迷惑了不少人，包括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也曾被迷惑了。1945年8月24日，胡适致信毛泽东说，“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甚至把中共比作已“成为绝大多数党”的英国工党，望其放弃武力，“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结果呢？不到五年，中共这一武装力量就成了改朝换代的新政权，胡适因此荣登中共通缉的战犯榜单，其本人也迅速逃离大陆，流落台湾。
所谓解放，实乃暴力推翻当时的合法政权，并不是解放全中国，而是奴役全中国。《解放日报》先是在延安创刊，后因中共战略重心转移而停刊。中共军队武装进入上海后，这个被中共控制的第一大城市、全球著名的通商口岸城市、国际大都市、中国的“纽约”，又拾起了这面“解放”的旗子，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遂变成上海市委机关报，意在“解放全世界”。结果呢？不是解放，而是祸害上海，看看1949年后的上海与香港差距到底有多大就可以知道。上海有个真实细节足以表明其中的区别，那时著名海派小说家张爱玲，原本是很春风得意的文人，但自共产党军队进城后，就从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中看到了红色恐怖，她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被“解放”的命运，时刻想逃出去，不久她便趁解放军还未对其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出境逃到香港，总算给自己留下一条活命。如果张爱玲留在上海，恐怕被“解放”的命运就是被“革命”；假如有幸能活过1957年“反右”，那么1966年的“文革”也会在劫难逃。彻底反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林昭于1968年在上海被枪杀，张爱玲岂能活过1968年？林昭若逃出大陆，就能活下来；张爱玲若留在上海，只能重复林昭的命运——包括曾为共产党唱过赞歌的鲁迅也肯定活不过“文革”。
正因为中共“解放”了大上海——中共成立地也是在上海，上海以“红色大本营”出名，上海的市委书记多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任，从上海市委提拔中共高官更是惯例，“文革”时期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提拔，“文革”后由军方人物接管一阵子，到了“六四”后，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习近平、俞正声、韩正历任书记，除了陈良宇因为权力斗争失势入狱外，几乎都是从上海得到提拔进入中央的，他们多是宁“左”勿“右”。假如上海不是向中共中央输出“打江山、坐江山”的“红色接班人”，而是输出建立以真正保障人权和自由为己任的普世价值制度的精英人才，恐怕中共早就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了，中国也能真正彻底地和平演变了。
记得胡平先生有句话非常精彩，他说，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以前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现在是以“革命”的名义分赃。如果换一个词，也比较形象，就是中共既以“解放”的名义抢劫，又以“解放”的名义分赃——既以“改革”的名义抢劫，又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前如此，现今也是如此，因为整个中国所有的资产、资源、财富，甚至全民都是中共的“囊中之物”，无论是以“解放”的名义，还是以“革命”、“改革”或“人民”的名义，结果都是随意挥霍，随意杀戮，不容异己。
此外，中共的“解放”还常常要求百姓怀着感恩的心，邓、江、胡时代，百姓用手指数点钞票的镜头常常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出现。习近平时代更甚，“感谢共产党”的公益广告，从报纸电视上走下来，被粉刷到城市大街小巷的墙上。它奴役你，你还有感谢它，因为它是“解放者”，它的枪口可以对准你，谁敢说“不”呢。
“解放全中国”恰恰是中共统治失败的象征，因为枪杆子成了惟一的真理，成了惟一的标准，法律、公正永远稀缺。笔者曾目睹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严打”时期公判大会的现场，被捕者站在汽车的车厢上，背后有武装警察和武装民兵用枪口指着，然后用高音喇叭宣判，在闹市游街。而那些审判者，却是一身军装，原来这些人都是军队转业干部，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审判，以“革命”的名义杀人。其中有一个细节，我曾见过一名县委县政府所在镇的镇委书记，不久调离了，新的位子是县法院院长。他可是一个不懂法的人，凭什么当法院院长？因为镇委书记和县法院院长是同一个级别，就好比副省级的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副省级的省高级法院院长是同一级别一样，各种人事任命不是以法律为准，而是以级别为准，铁路局长可以当检察长，宣传部长可以当公安局长，这正是中共政治及社会治理的彻底失败之处。在中共各级政权范围内，不光县级法院院长如此，最高法院也是如此，被称为“首席大法盲”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没有当过一条法官，却是全国“首席大法官”。接替王胜俊最高法院院长职务的周强，是从湖南省委书记位子调过来的，同样没有当过律师，也没有当过法官。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当最高法院院长、全国首席大法官，这不是中共政权失败的症结所在吗？法律是全社会的最后一道底线，最后一道底线都彻底输光了，中共还统治谁？中共执政只能靠强权，靠枪杆子，与民为敌，直到最后一刻。
中共不是中央才有“太子党”，各地各有大大小小的“太子党”
对于胡平先生那句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抢劫与分赃的结论，还有一个具体的细节可以作为细例证，中共早在地下党时期就在香港建立了“红色企业”华润，最初的经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陈云拿出的两块金条作为“本钱”，这钱并不是中共党库合法经营的钱，很有可能是“打土豪分田地”从地主老财家抢劫来的，因为陈云当时作为一个店员小伙计不可能家财万贯并拱手奉献金条，再说苏联共产国际资助的卢布也不可能很快转到陈云手里，但如今替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华润集团已成为庞大的跨国资本集团，可他的“掌门人”宋林最近却因贪腐被中纪委抓捕，这说明那“两块金条”打下的华润“红色江山”最后又葬送到自己人手里，华润的结局可能也是中共命运的缩影。因为中共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真正拆除专制、建造民主的制度，而是一个自己胡乱建造又自己胡乱拆毁的专制制度，说胡乱的依据中共上上下下惟利是图，惟利是图的政权免不了继续“抢劫”，继续“分赃”，直到完蛋那天。几十年前有句名言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苏联解体了，苏共垮台了，如今的中共依然免不了重蹈覆辙。
“文革”期间，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也是中共奴役中国社会彻底失败的一个真实缩影，因为中共治理社会也是全靠自己人支撑，哪怕无能，也要重用。比如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子，李鹏能当上总理不奇怪，因为天下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打天下”就要“坐天下”，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能当上省长也不奇怪，因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中共的元老陈云曾说红色江山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才放心，于是陈云的儿子当了银行行长，当上了政协副主席，薄一波的儿子，习仲勋的儿子，同样当上“革命接班人”，丝毫用不着奇怪。
上面如此，下面依然依葫芦画瓢，上行下效，中共政权上上下下有“接班”之说，以前有，现在也有，可能现在形式多了，不再那么显眼了。比如笔者曾认识某公社的主任（相当于乡长），他的一个儿子接班当上了邮政所所长，另一个儿子当了邮递员，那时到邮政所工作就是“公家人”了；还认识了一个电工，他的儿子接班进了镇供电所当所长，一个女儿进了乡政府工作。还有一个当官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接班了，现在当上了局长。笔者还曾查验过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某些成功人士出人头地的经历，发现其父母纯粹是两眼不识字的老农民几乎没有，那时能上大学的几乎家家都有背景，比如有的父亲是乡长，有的父亲是校长或老师，有的父亲是工厂职工，最差的，父亲起码是大队会计或家里有亲戚在政府工作。我还认识的一个乡政府组织委员，他的一个儿子当上了地区烟草公司经理，儿媳妇最初是民办教师后来转正，另外一个儿子参军后来转业到政府及事业单位；还认识某乡长，儿子、女儿没有一个回家种地当老农民的。笔者还曾调查过某中学的毕业生工作去向，有父亲在银行工作的，儿子也能进入银行工作，从临时工开始直到转正；有父亲在工商所工作的，儿子也要进入工商所工作；有父亲是干公安工作的，儿子多半是参军入党后转业到公安局工作。还有一个副县长的孩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却因学过普通话，就被安排到县电视台当播音员和主持人了。这种现象几乎成为当时“接班”的定律。笔者还认识一位17岁考入北大的现任国家部委厅局长的高官，父亲正是县政府机关事务局的干部，又曾当过乡长，他至少可以在县政府食堂里说了算，他儿子考上北大，谁敢顶替他的儿子的高分？笔者所知道的，某个村里能考上正规大学而不被顶替掉的，其父亲最差也是个民办教师，由此可见，有背景和没有背景，结果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纯粹老农民的孩子很难考上大学呢？一是没有关系，那个时代不但有顶替招工、顶替参军，还有顶替上大学的，即使那时老农民的孩子成绩优秀，如果父亲没有一点背景，没有一点亲戚关系，恐怕他的能够被大学录取的高考分数有可能会成为官员孩子的成绩，甚至有的官员不惜让自己的孩子改掉姓名而用别人的高分上大学。二是因为贫穷，一般情况下，老农民的孩子能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哪有钱让孩子上大学？这就是为什么农村中学生不愿意上大学，而是愿意上师范的原因，因为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只是中专学历，毕业了还必须当老师，官员和有背景家庭的孩子不愿意当清苦的老师。即使有老农民的孩子考上师范，也不大有人会顶替，录取的成功率就高，笔者认识的一个考上师范的学生，他父亲虽然也是农民，但也不是不识字，而且还曾在大队供销社当过营业员，不算一点背景都没有。根据以上笔者的所知所见，在上大学收费和不包分配之前，真正老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微乎其微，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更为普遍。
中共一党治下，不但垄断意识形态和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还垄断教育资源，其实质不过是“权”和“钱”：除了“一切向权看”，就是“一切向钱看”。当全国都是“穷光荣”时，只有干部的孩子才能参军成为“人民解放军”，才能进厂成为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如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参军当上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黄敬的儿子俞正声在“文革”时期就拥有了那时“金字招牌”的工人身份。这就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真实写照：当全民经商时，只有干部的孩子才能拿到政府的批文倒卖，他们特许经营，特权经营，并且多是“空手套白狼”，比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康华公司，彭真的儿子经营律师事务所，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经营高速公路，王震的儿子王军经营中信，王炳南的儿子王波明经营传媒（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周永康等人的子女如今或以往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当全民都可以报考公务员时，只有干部的孩子才能拿到“特招”的指标，学历、资历都不重要，甚至一张函授学历和党校学历远比北大毕业证书的“含金量”还要高。
如果有时间把现任省级、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谱系了解清楚，分门别类，不难发现，现任县委书记的，他父亲也曾任县级干部；父亲曾是省委领导的，儿子也能升任省委领导。比如曾任杭州市委书记的浙江省委常委王国平，其父亲曾任杭州市委书记；再如曾任宁波书记和天津书记的陈伟达，其儿子陈同海曾任宁波市长和中石化总经理和董事长。在中共官场上，特权高于一切，是否党员，是否大学学历并不太重要，他们一切都可以搞定，假干部、假学历也能“运作”成真干部、真学历，比如有很多政治局委员是博士学历，但其中又有几个是真才实学的？所以说，不要以为中国只有中央才有“太子党”，中共治下，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太子党”，中央有“太子党”，乡镇也有乡镇级别的“太子党”。整个中国，不再是表面上的中共在奴役中国，而是大大小小的“太子党”在奴役中国，他们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这样说来，中共还有什么好的呢？是的，中共确实是在赤裸裸地抢劫和分赃，中共政权也是惟利是图的暴力政权，其生来是靠暴力，其维持政权也是靠暴力，不会有丝毫变化。如今，当我们看到习近平拥有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安会主席、各领导小组组长等十来个头衔，就可想而知，这个政权也差不多快完蛋了，因为再多的头衔也不外乎胡平所言的“抢劫”和“分赃”——不过是如今已沦为“抢劫集团”和“分赃集团”了，因为其做法依然是靠枪杆子暴力来执政，来维稳，一旦枪杆子不听指挥，一旦经济溃败不能供应枪杆子的需要，一旦不能继续抢劫和分赃，再多的“领导小组”也领导不了中国了，因为中共的民心已经尽失，合法性无存，那时那刻便是真正“墙倒众人推”的末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