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的母亲在其子墓前。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手持一枚尖刀袭警。该事件导致6名警察死亡，4名警察和1名保安受伤。此即着名的杨佳袭警事件。
因为租用的自行车未挂车牌，杨佳被上海巡警拦截检查，并被带往派出所盘问。后来据杨佳称，在派出所，他曾遭到数名警察的殴打。最终，在证明自行车为合法租用之后，杨佳被予以放行。此后，杨佳曾多次向上海市有关部门投诉，并坚持要求警方出示调解公文。但警方坚持认为自身并无过错，拒绝书面调解。
在经过近一年的徒劳申诉之后，杨佳终於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一时间，中国的舆论如翻江倒海。批评者严厉指责杨佳的暴力行为，认为杨佳是极端的暴徒；而同情者则认为，杨佳明显受到了不公待遇，并且事后努力申诉却排解无门，事情到了这一步，有关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争执，永远不会有定论。但无论是褒是贬，杨佳都没有多少时间，来听取人们对他的评论。袭警一案，以极快的速度，通过一审和二审。在事件发生当天的4个多月之后，杨佳被执行死刑，是年满28岁.
而就在袭警事件的当天晚上，杨佳的母亲王静梅，被北京警方带走，并被安排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长达4个多月的强制治疗，从而造成“杨母蒸发”事件。在此期间，杨佳在一审时，被指定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上海市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
对於杨佳一案，本文并不打算置於过多评论。在中国，发生类似事件，真相总会缺席，而某些真相，也许永远无处可寻。人们只能通过无数的联想与推测，在自己的脑海中，试图还原事件的原始图景，然后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结论。
然而，杨佳事件的震撼性，并不仅仅在於它的血腥暴力结果。主人公对於声讨一个“说法”的执着追求，以及为这种执着，所付出的惨烈代价，像是长夜中的一道闪电，刺痛了众多昏昏欲睡者的眼睛。杨佳最着名的一句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犹如一记洪亮的钟声，在事件过去数年之后，依然余音回荡.
给自身的权利，讨一个说法，这不仅是在诉求权利，更是在呼唤保障权利的规则.如果法律不能保障自由，就会失去正义；而自由如果不被法律保障，就难以持续.在讨要说法的这一过程中，这位内向的青年，已经领悟到了自由与法律的共生关系.
如果杨佳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这一步，那还谈不上有多大的震撼力。毕竟多年以来，自由与法治，不但是中国自由派知识界的主流关键词，也是公共知识分子们，最锺意的启蒙字眼。
但自由的难题，并不在於看到自由本身。权利天然并且实在，认识权利，并不需要经过太多教化。真正的挑战，在於求自由而不可得时，又该如何去做。
这一难题，也曾在300多年前，困扰着英国学者翰？洛克（John Locke）。在经过长期思索之后，洛克认为，自由天然正当，它甚至先於社会而存在。为了捍衞自由，人们随时有陷入战争的风险；正因为这种风险代价太大，人们才寻求共识，以退出战争状态，诉诸法律保障自由，从而结成社会。
对於信奉基督教的洛克来说，只有上帝，才可作为对权利的最终仲裁。因此，如果於世间求自由而不可得，那么人们可以选择“向天呼籲”（Appeal to Heaven）——亦即通过革命，由上帝来仲裁权利的最终归属。洛克所阐述的这一理念，它的正式名称，叫做自由主义.而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革命者手中所挥舞的自由树旗帜上，所书写的，正是Appeal to Heaven这几个大字。
在洛克的观念之中，上帝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对於作为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而言，这种自由与战争的关系，才是这一理论最为核心的逻辑。人生而自由，这自由理应受到法律保障；但如果自由被剥夺，且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那么人有权重返战争状态，并以这种终极手段，来救济自身的权利。
自由主义，是剑与盾的平衡秩序。只有当法律之盾，能够实质保障自由之时，和平的契约，才应该被人们遵守；但如果法律被践踏，自由被剥夺，那么，人们就只有再次启用革命之剑，以打造法治之盾，如此，才能重建自由的秩序。
出於种种原因，自由主义这一完整的公式，被有意地切割曲解。人们今天所看见的，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已经被塑造成一幅温良的面孔；而在专制大行其道的同时，这种温良，已近媚态.
专制之所以支配社会，在於它垄断了对权利的定义与解释。而杨佳的这句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它的含意，恰恰在於让个体权利的裁量，摆脱体制的控制，而重归於个体的意志。而只有觉醒的个体意志，才有能力，重拾自由之剑，并最终重铸自由之盾，以构建自由社会。这与自由主义的经典叙述，其实是另一种殊途同归.
杨佳的所作所为，固然无法回避争议.但他在无意之间的这一句朴实表达，其实已经道出了自由主义的真谛.多年以来，中国的自诩为自由主义者，多不胜数，但这足以让其他空洞辞藻黯然失色的一句话，却出自於杨佳这样的一位青年之口。这其中的含意，耐人寻味。
